中國歷史人物為何多產生於衰亂世？

歷史是人事的記錄，必是先有了人才有歷史的。但不一定有人必會有歷史，定要在人中有少數人能來創造歷史。又且創造了歷史，也不一定能繼續綿延的，定要不斷有人來維持這歷史，使他承續不絕。因此歷史雖說是屬於人，但重要的只在比較少數人身上。歷史是關於全人群的，但在此人群中，能參加創造歷史與持續歷史者，則總屬少數。

似乎中國人最懂得此道理，因此中國歷史記載最主要的在人物。向來被認為正史的二十四史的體例，特別重要是列傳。可見中國人一向以人物為歷史中心。故要研究歷史，首先要懂為什麽得人，尤其需要懂得少數的歷史人物。如其不懂得人，不懂得歷史人物，亦即無法研究歷史。固然也有人脫離了人和人物中心而來研究歷史的，但其研究所得，將總不會接觸到歷史之主要中心，這是決然可知的。

我們研究歷史的主要目的，或主要功能，是在希望人能成為一歷史人物。一歷史人物，比一專門史學家更重要。人群所需要者，乃是在此人群中，能不斷有歷史人物出現，才能持續舊傳統，開創新歷史。這比不斷有史學家出現更需要。我此講如何研究歷史人物，也可說主要用意即在此。

但空說歷史人物，勢難從頭列數，這究將何從說起呢？我此下將試把中國歷史人物分作幾類來加以述說：

第一類：先說關於治世盛世的人物與衰世亂世的人物。

有人幸而生於治平盛世，但亦有人不幸而生於衰亂之世。若說歷史以人為主，要人物來創造持續，則似乎在治平盛世所出人物必較多，又較勝。在衰亂之世所出人物必會較少，又較劣。惟其所出人物多又勝，因此才成其為治平隆盛之世。惟其所出人物少又劣，所以才成其為衰亂世。我想普通一般想法應如此，但根據中國歷史看，卻並不然。

中國歷史人物，似乎衰亂世更多過了治盛世，又且強過了治盛世。我此所謂歷史人物，乃指其能對此下歷史發生作用和影響言。而此等人物，在中國歷史上，顯然是生在亂世衰世的，更多勝過生在治平盛世的。此有歷史事實為證，不容否認。

譬如孔子，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大人物。但他生於春秋末期的衰亂世，霸業已盡，時代將變。可說此一時代，已瀕臨舊歷史傳統崩潰消失的末路，勢已不可收拾，誰也挽回不過此一頹運來。孔子以後，如孟、荀、莊、老諸子生於戰國，論其時代，更不如孔子。那時天下大亂，殘局日破日壞，更是無可收拾了。然論開創此後歷史新局面，能在中國此後歷史上具有無比的大作用大影響的人物，我們總不免要數說到先秦。試問先秦人物，豈不全是些衰亂世的人物嗎？

繼此再說到兩漢。兩漢之治盛，勝過先秦。但論人物，其在歷史上作用之大，影響之深，則決不能比先秦。又就一般言，東漢之治盛，不如西漢。但論人物對此下歷史之作用與影響，似乎更勝過西漢。因此後代人對東漢人物，也似乎較對西漢人物更重視、更敬仰。即就經學言，兩漢經學首推鄭玄。但鄭氏已生在東漢末期。他身經黨錮，下接黃巾之亂，而死在獻帝建安五年。他的一生，開始在東漢末的最衰世，而淹沒在三國初標準的大亂世。但在中國學術史上，他是何等有作用有影響的一位大儒呀！

說到唐代，自然可說是治盛世。但唐代人物，開元以前轉似不如天寶以後。宋代雖非亂世，亦可稱衰世。但宋代人物，卻超過了唐代。尤其在南宋末年，國家將亡，出一朱子。論其在學術史上之地位，尤應越出在鄭玄之上。就其在宋以後中國歷史上之作用與影響言，殆可埒上孔子。孔子與朱子，是中國史上前後兩位最偉大的人物，卻均出在衰亂世。

我們再講到元代，可說是中國歷史上之黑暗時代。任何衰亂世，均不能與此時期相比。元人統治中國，前後不到八十年，但在此時期中，仍出了不少人物。如元初有王應麟、胡三省與馬端臨三大史學家，他們的著作，直到今日，在中國學術史上仍有其不朽的地位。此三人對於此下歷史上之作用與影響，可謂迄今依然。下到明初，一輩開國人物如劉基、宋濂等，也都在元代黑暗時期中養成。

明代之盛，堪與唐比。但明代人物更不如唐。王陽明出世時的明代，已是衰象呈露，大亂將起。下迨明亡，大儒輩出，比宋末元初更像樣。如顧亭林、黃梨洲、王船山。近人稱為明末三大儒，亦都堪稱為中國歷史上的偉大人物。

綜上所陳，可見在中國歷史上，凡逢盛世治世，如漢、如唐、如明、如清，所出人物反而比較少，他們對此下歷史之作用與影響也往往比較小。至於衰世亂世，如戰國、如漢末、三國、如宋、如明末，所出人物反而比較多，其對中國歷史此下之作用與影響也比較大。我們若從二十四史中，把各時代人物作一全面的統計，便可知我前面述說之不虛。

諸位當知，此處實為中國歷史文化傳統中一項偉大精義所在。諸位如欲了解此中精義，可自試讀《論》、《孟》、《莊》、《老》諸書。凡此諸書中所陳述，何一非人生最高理想，何一非人類歷史之偉大展望。但在他們書中，卻不見他們時代的衰亂實況來。諸位如欲認識他們的時代，當另讀《左傳》、《戰國策》等史籍。諸位把此兩方面會合看，便知他們之偉大處。他們雖生存在此時代之中，而他們的精神意氣，則無不超越乎此時代之外之上，而又能心不忘此時代。他們都是我所謂能主持一時代，而又能開創一時代之大人物。

歷史只是人事記載，衰亂世自然多記載了些衰亂事。這些大人物，反而很少得記載上他們當時的歷史，然而他們卻轉成為此下最偉大的歷史人物。這道理也很明白，一人物生於治世盛世，他在當時某一事功上有所表現，他所表現的即成為歷史了。但在事業上表現出其為一人物，而人物本身，則決非事業可盡。因此，隻憑事業來烘托來照映出一人物，此人物之真之全之深處，則決不能表現出。人生衰亂世，更無事業表現，此人乃能超越乎事業之外，好像那時的歷史輪不到他身上，但他正能在事業之外表現出他自己。他所表現者，只是赤裸裸地表現了一人。那種赤裸裸地只是一個人的表現，則是更完全、更偉大、更可貴，更能在歷史上引起大作用與大影響。

此項理論，實應為歷史哲學上一大問題。我們固可說，所謂歷史人物，則必須該在歷史上表現出其事業來，才見其人歷史性之偉大。人若不在歷史上有表現，個何從見其在歷史上之地位與價值。如此說來，衰世亂世人物，自然比不上治世和盛世。普通就一般歷史言，似乎人物總該多出在治世和盛世，一到衰世亂世，就再沒有人物或沒有更偉大的人物出現。但在中國歷史上則不然。惟有中國，卻能在衰亂世生出更多人物，生出更多更具偉大意義與價值的人物，由他們來持續上面傳統，來開創下面新歷史。他們的歷史性價值，雖不表現在其當身，而表現在其身後。此即中國歷史文化傳統精神真價值所在，亦即是中國歷史上一項最有意義的特殊性。

第二類：關於得志成功的人物與不得志失敗的人物。

所謂得志，指其在當時活動上或說在當時歷史舞台上有所表現。不得志者，則當時身跑不上歷史舞台，或跑上了而其事業終歸於失敗。誠然，歷史乃是成功者的舞台，失敗者只能在歷史中作陪襯。但就中國以往歷史看，則有時失敗不得志的，反而會比得志而成功的更偉大。此處所謂偉大，即指其對此下歷史將會發生大作用與大影響言，而得志與成功的，在其身後反而會比較差。

且看中國古代歷史上兩大聖人周公與孔子。周公得志在上，奠定了周代八百餘年的天下。孔子不得志，他嘗說：“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複夢見周公。”孔子自歎其不能如周公，而道終不行。但孔子對此後歷史上的作用與影響，反而比周公大。唐以前的中國人多推尊周公。故從歷史眼光來說，周公反而不能與孔子比，這亦因周公在當時是得志而成功的人物。周公的全心與全人格，反而給他的得志與成功全代表去了，也可說全掩蓋住了。孔子則是一位不得志而失敗的人物，因此孔子的全心與人格，反而更彰顯地照耀在後世。

中國人又多愛崇拜歷史上失敗的英雄。對於在歷史上成大功立大業的英雄，如漢代的衛青、霍去病，唐代之李靖、李勣等諸名將，反而比較不重視。如嶽飛、文天祥、袁崇煥、史可法等，雖然他們在事業上失敗了，反而更受後人敬仰崇拜。此又是中國人的傳統史心與中國文化的傳統精神所在。他們在當時雖失敗了，但對後來歷史言，卻是成功的，而且是大成功。歷史上每一時代的人物，必有成功與失敗之分。但人能在失敗時代中有其成功，這才始是大成功。在失敗時代中有其成功，故能引起將來歷史上之更成功。這一番道理，又是中國文化精義所在。

從另一方面說，衛青、霍去病、李靖、李勣諸人之成功，隻表現在事業上，事業表現即代表了其人。我們可以說，衛、霍、二李，其人與其事業，價值若相等。但嶽飛、史可法諸人，因為他們的事業失敗了，故其事業不能代表其人，最多隻代表了其人之一部分，而此等人物之整體性，則遠超乎其事業之外。我們看衛、霍、二李，只見他們擊匈奴、敗突厥，覺得他們的事到此而止了。因而其人物之本身價值，反不見有什麽突出性。但我們看那些失敗英雄時，此等人物乃被其所努力之事業拋棄在外，因而其全心全人格反而感得特別突出。宋儒陸象山曾說：“人不可依草附木。”一有依附，其人格價值便不會出色。縱使依附於事業，也一樣如此。失敗英雄，因無事業可依附，而更見出色。

當知歷史只是認識記載，人事則此起彼落，隨表現，隨消失。只有人，始是歷史之主，始可事態之流變，而有其不朽之存在。歷史不斷在變，故一切歷史事態必然一去而不複。後一事不能即是前一事，但此一人物則永遠是此一人物。只有人物模樣，人物典型，可以永存不朽。事業到底由人物而演出。歷史雖是人事之記載，但並非人事之堆積。事之背後有人，把事業來裝點人，反把人之偉大真性減色了。正由此人在事業上不圓滿，倒反把他那個真人顯出來。

這並不是說，在歷史上凡屬成功的人物，皆是無價值。乃是說，遭遇失敗的人物，在其深厚的歷史上，反而更顯得突出。此因人物之偉大，並不能專以其事業作代表。但此也須人物自心能識得此理，又須有史學家能為此闡發。因此我說這是中國的史心，亦正是中國歷史文化傳統之真精神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