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策軍裡的胡人將領

胡人成為唐朝禁軍的高級將領

大唐盛世到了中晚期之後，亂象叢生，逐漸呈現衰敗的征兆，甚至連皇宮也不安寧，不時發生騷亂和政變事件。

公元824年，唐敬宗李湛即位第四年，長安大明宮內發生了一次工匠暴亂。官營的染署（染坊）裡的染織役夫張韶與長安街頭以占卜為生的蘇玄明勾結，煽動一百餘名工匠發動暴亂意圖篡位，一路攻進大明宮內廷清思殿，侍奉敬宗的宦官看見一夥不明身份的武裝人員一路呼嘯著殺了過來，急忙退入清思殿院中，關緊院門。可是外面打殺之聲不絕於耳，敬宗驚慌不已，連下口喻：速去神策軍營！

這時拱衛皇帝的神策軍急速趕到，身為左神策大將軍的何文哲親自率領一支敢死隊清剿暴動的工匠，最終以抓獲八十餘暴徒大獲全勝，叛亂首領張韶和蘇玄明被當場殺死。事後何文哲因表現勇猛且護駕有功，不僅得到敬宗的召見還被賞賜了大批金銀器和彩錦，並且晉升為禦史大夫。

兩年之後，唐敬宗再次遭遇不測，當夜去獵狐狸的敬宗回宮後歡飲醉酒，宦官劉克明等人趁機弑君，唐敬宗不幸身亡。在如此混亂的局面下，何文哲沉著冷靜，率領神策軍與護駕的其他大臣協同作戰，迅速剿滅叛亂的宦官，為首的劉克明投井而死。之後為了穩定唐朝政局又和眾大臣一起擁立敬宗的弟弟文宗稱帝。

神策軍是唐朝中晚期建立並發展起來的一支宮廷禁衛軍，神策軍實力雄厚、驍勇善戰，構成了晚唐朝廷依賴的主要力量。從這些事例中不難看出，神策軍作為宮廷禁衛軍發揮了重要的作用。李唐王朝能在安史之亂以後即使腐敗衰落，卻尚能苟延一百五十餘年，並多次在宮廷叛亂轉運站危為安，神策軍立下了汗馬功勞。

在如此重要的神策軍中擔任軍事首長的何文哲，不僅自身作戰勇猛而且對唐朝忠心耿耿，其地位、威望舉足輕重。不過，令人稱奇的是，這位貼身保衛皇帝的何文哲將軍竟然不是漢人，而是胡人——他是出生在唐朝長安的粟特族胡人，是中亞何國 (今烏茲別克共和國撒馬爾罕)貴族入唐後的第五代後裔。不過他的胡人身份不但沒有阻礙他在唐朝建功立業、升官發財，而且還是唐朝中期著名的大臣和將領，文宗稱讚他“有莫大之功，社傻今存是卿之力”。

其實，以胡人身份在唐朝入仕為官、還一路風生水起的，遠不止何文哲一人，神策軍中有許多粟特人出身的高級將領，如左神策大將軍康藝全、右神策大將軍康志睦、左神策軍正將康日華等。

禁軍為什麽重用胡人將領

縱觀唐朝歷史，東西交往頻繁，胡人在唐朝一直扮演著重要的角色。胡人以善於經商、能歌善舞出名，自漢代起就活躍在絲綢之路上，胡樂胡舞對中原文化的影響也頗深。長安之胡化也盛極一時，胡店雲集長安東西兩市，經營範圍包括金融、香料、藥品、珠寶以及餐飲業，胡商十分富庶，其經濟地位在唐朝是很高的。

隨著胡人更多融入中原社會，他們開始進入更多領域。唐朝的胡人並非才一兩代，他們的祖先多是在北朝時期就進入了中原定居，在北魏、北齊、北周時期就進入了仕途，等到隋唐時期更甚，不過胡人多是遊牧部落，身強體壯、精於騎射，而且性格直爽，侍主忠誠，故而他們入仕多是武職。

但是，神策軍是皇帝最親近的禁軍，按照常理來說，禁軍或宮廷侍衛應該是皇帝最為親信依賴的武士集團，基本上都以發家時期的嫡系軍隊或者有親屬關係的隊伍作為禁軍的主體，在禁軍中大量加入胡人並不符合誓死護衛皇帝安全的準則，因為外族的忠誠度最不值得信賴。但是神策軍裡卻有那麽多胡人出身的高級將領，唐朝統治者難道對外族人就格外放心嗎？

原來，唐朝的統治階層總喜歡拉幫結派、培植小集團力量，不同派別之間勾心鬥角、互相傾軋，如果皇帝的禁軍不小心也卷進了上層權鬥，那皇帝隨時都會被禁軍控制利用，這風險也太大了。在這種情況下，沒有任何背景的胡人將領更容易為朝廷所用，也更容易得到統治者的信任。

從唐玄宗時期開始，隨著邊地形勢的穩定和邊防體系的形成，唐朝不再鼓勵將士立邊功，為了維護中原統治開始削弱邊關勢力，於是皇帝出於平衡和緩解當時朝廷黨派鬥爭的需要，就從胡人中提拔“善戰有勇”又“無黨援”的將領代替朝中的將相，而他的這種做法不但沒有受到內外批判，反而形成了一種趨勢，延續下來。

安史之亂後，唐朝廷決定擴展神策軍加強中央的軍事力量，新成員除了從各地方軍隊抽調的精英人員外，還有招收了更多勇猛忠誠的胡人。這樣一來，神策軍中不僅胡人將領人數倍增，而且就連普通侍衛中也有幾千名胡人。

胡人獲得武職的社會背景

事實上，唐朝大量任用胡人擔任中央和地方的要職，唐朝共369位宰相，分布在98個民族中；節度使更是多由胡人擔任，如安祿山、史思明、李光弼、哥舒翰、仆固懷恩等等，他們在政治上享受和漢族官員同樣的權利。除了胡人之外，也有其他外國人進入唐朝的統治機構，如日本人晁衡(阿倍仲麻呂)官至安南節度使、新羅人金文蔚官至工部員外郎、波斯人李元諒官至尚書左仆射等等，唐朝的科舉考試中還特設了由外國人參加的“賓貢科”，為他們進入唐統治機構提供便利。

唐朝一向信奉“兼容並包”，對少數民族不但沒有歧視的態度，而且唐朝的皇帝為了顯示國威，以向外族人和外國人開放仕途為無上的榮耀。這種開明的態度一直貫穿唐朝始終。

不過，胡人多擔任武職也和唐朝另一個風氣息息相關：唐朝在文化上最燦爛光輝的成績就是詩歌，尤其是盛唐以後，人人習文作詩，紛紛以憑借好詩求取功名為傲。據記載，薛雲超雖然官至中書，依然以“不以進士擢第”為平生的一大憾事，因為當時的社會風氣已經開始崇尚文職、蔑視武職了，武職不但被士大夫階層輕視，就連普通百姓也開始鄙視武職了，以至於在社會中形成了“子弟為武官，父兄不齒”的風氣。於是，關係到國家安全、社會穩定的武職就被從小尚武的胡人包攬了，因為漢人崇文使得他們獲得武職變得更容易了。

另外到了唐玄宗時期，開始實行募兵製，募兵製士兵長期服役，軍器衣糧均由朝廷供給。當兵成了一種職業，使士兵的戰鬥力得到了提升。而胡人在唐朝生活了好幾代，多已入了唐籍，所以驍勇善戰的胡人與崇文賤武的漢人比起來，在募兵時也佔據了絕對優勢，所以胡人獲取武職的路線又拓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