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美妮
（一組關中傳統女子圖片）
（一）再遇平凹
初次讀到的賈平凹的作品是他的長篇小說《秦腔》，屬於農村題材，情節的整體安排類似於魯迅小說的“回鄉模式”，語言方面呈現出鮮明的方言俗語的個性化風格。雖說語言自有其生動逼真之處，但總覺得有粗俗之感。有些場景和人物語言的敘寫，甚或“原生態”得讓我有跳讀之念。故此，也就對賈平凹的小說沒有了喜歡。
我所代課的班級學生之間圖書交流，一學生為我抱來了賈平凹的三本小說，分別是《高老莊》《帶燈》和《高興》，並告知我賈平凹的小說他家都有，這三本看完了他再拿給我。我近來手上也沒書可讀，便將這三本沉甸甸的小說帶回了家。
先讀《高老莊》。讀罷的感覺與《秦腔》相似，依然是方言俗語，依然是回鄉模式，依然是不以情節見長，而以家長裡短的瑣事來推動情節的發展。在讀《高老莊》的中途，我已有了還要不要讀下兩本的猶豫，但將《高老莊》看完，竟然感覺一頭霧水！於是反覆的“百度”，似略有所悟，但又覺得並非三言兩語所能言語。賈平凹到底想要表達什麽呢？帶著一種霧裡看花的朦朧之感，帶著一種一探究竟的好奇心理，我開始了第二本，《帶燈》。
（二）《帶燈》之悟
《帶燈》講述了秦嶺山中櫻鎮鎮政府一位名叫帶燈的綜改辦主任的工作和生活。帶燈長相秀美，心地善良，智慧決斷，熱愛生活。她原本叫“螢”，整天被身邊的同事“螢火蟲”“蟲兒”的叫著，又讀到一本古典詩詞裡有“螢蟲生腐草”的詩句，於是改名為帶燈，取螢火蟲夜行自帶了一盞燈之意。
“鎮政府的工作像是一輛馬拉車，車子很破，車廂很大，什麽都往裡裝，帶燈也就被裹在了車幫上。”
天旱了就抗旱，發水災了就抗洪。走村串寨為特困戶辦低保，發放救濟物資，安排布置村幹部選舉，迎接上級檢查，堵截和訓斥上訪人員，解決村裡大大小小不斷上演的矛盾糾紛甚至於殺人放火，家族械鬥……
上級的任何政策、任務、指示全集中在鄉鎮一級完成，完不成就受責罰，各個系統的上級部門都說他們要抓的事情重要，文件、通知雪片似的飛來。帶燈的身影便出現在櫻鎮的各個村莊，田間地頭，山頂溝底。然而鄉鎮一級的他們又能解決什麽實質的問題呢？他們面對的，是生活水準最為低下，最忍辱負重而文化修養最差的鄉民。
一方面鄉民有事就找鄉政府，離不開鎮政府，一方面又把怨恨像汙水一樣潑向他們，所以帶燈活得很累很焦慮，在一次大規模的家族械鬥導致一死多傷的事件之中，帶燈和她的同事竹子拚盡了全力阻止械鬥，但終因寡不敵眾而無法阻止你死我活的群眾鬥毆，帶燈身體受傷還挨了處分。
帶燈由此精神失常成了瘋子！
賈平凹借帶燈的眼睛展示了櫻鎮各具形象的市井人生以及鄉民的或善良單純或愚昧自私或精明凶狠的精神狀態，也展示了鄉鎮政府的蠅營狗苟的基層管理以及弄虛作假、瞞上欺下、追求功利的蓋面子作風。而帶燈正是夾在政府與群眾之間兩頭受氣的風箱裡的老鼠。
讀罷《帶燈》，我的心情一連幾天都是沉悶悶的，我悲憐帶燈的遭遇，我感喟農村民眾精神的窮困落後，我深味賈平凹的深沉憂思，正所謂小醫醫患，大醫醫國。賈平凹憂思的是農民、是農村，是社會最底層的小人物的生存窘境，並由此折射出整個中國現代文明與傳統文化的交鋒而帶來的社會發展走向。所以賈平凹的作品才流連於自己熟悉的農村題材，擺出底層社會的現狀，揭露問題，這也類似於魯迅的寫作宗旨，“我寫小說，是為了揭出病痛，以引起療救的注意”。
對於賈平凹的作品在情節方面大多不以完整跌宕見長，而以生活中的瑣碎小事來推動發展這一特點，李遇春在小說前的《序》中如此點評：
“中國明清時期以《金瓶梅》和《紅樓夢》為代表的世情小說標誌著中國古典寫實主義敘事藝術的高度成就。賈平凹對明清世情小說的傳承與創化可謂由來已久，……《帶燈》佔據文本中心的依舊還是《秦腔》以來的日常生活細節流的寫法，這是一種高度精密細致、深刻幽微的寫實主義形態，作者力圖以此對當代中國鄉村日常生活進行全息式的關照、洞幽燭微、刻骨銘心，直抵日常生活和世道人心的紋路和肌理。”
賈平凹本人對這種寫法又做如是解釋。“在終於開筆寫起《帶燈》，逢著了歐冠杯賽，當我一場又一場欣賞著巴塞隆納隊的足球，突然有一天想：哈，他們的踢法是不是和我的《秦腔》《古爐》的寫法近似呢？……巴塞隆納隊所有人都是防守者和進攻者，進攻時就不停地傳球倒腳，繁瑣、細密而眼花繚亂地華麗，一切都在耐煩著顯得毫不經意了，突然球就踢入網中。這樣的消解了傳統的陣型和戰術的踢法，不就是不倚重故事和情節的寫作嗎，那繁瑣細密的傳球倒腳不就是寫作中靠細節推進嗎？”
由此可見，這種以瑣碎情節見長的敘事方式既有深厚的文學傳統，又含有作者獨特的生活體驗。作者以一種冷峻的審視的眼光在尋找識辨，希冀用一種個性化的敘事方式來表達自己的所思所想，就是想在敘事與作品內涵之間建立一種和諧匹配的聯結，從而達到相輔相成的效果，畢竟形式，在某種程度上也屬於內容。賈平凹找到了自己滿意的形式！
賈平凹號稱當代鬼才，其小說當然是現實主義風格，但又深受中國古代志怪小說的影響。在某些細小情節的處理上，賈平凹採用了一種超現實的情節設計，拓展了小說的內容和手法，也給作品染上了一些神秘色彩。如《帶燈》中帶燈的身上長滿了皮虱，卻又如何都去不了，櫻鎮的河灣裡出現了螢火蟲團等，這些都屬於神奇靈異之筆。《高老莊》中的石頭的畫，西夏的幻覺，還有神秘的白雲湫也是如此筆法。
從語言風格來看，《帶燈》依然是寫實的，樸實的，帶著明顯的地域方言特色，沒有華美亮麗的色彩。
賈平凹在《高老莊》的《後記》裡寫下這樣的話：
“我以前讀《紅樓夢》和《楚辭》，閱讀《老人與海》和《尤利西斯》，我欣賞的是他們的情調和文筆，是它們的奇思妙想與優美，但我並不能理解他們怎麽就寫出了這樣的作品。而今重新檢視起來讀，我再也沒有興趣在其中摘錄精彩的句子和段落，感動我的已不在文字的表面，而是那作品之外的或者說隱於文字背後的作家的靈魂”
原來如此！
這段話足以解釋他的語言緣何會呈現出現有的面貌。唯大家才不為外在的形式所困，而更追求內在的核心的東西，手隨心走，隨心所欲，遊刃有余。這讓我想起在師范時的文學課上，我的現代文學課老師在講解晚年巴金的幾部作品時，在黑板上寫下了“老蚌吐珠”四個大字。
讀者讀起來，似乎巴金的語言並無過多雕琢的痕跡，但又無不流暢並恰到好處，猶如蚌殼中孕育出的珍珠，每一次的孕育都圓潤光亮。曾有人問沈從文，小說中如何才能把人物寫活，沈從文說，“貼著人物來寫”。
沈從文對他筆下的每一個小人物都充滿真情，那些人是一個個的真實存在。讓人物說自己的話，做自己的事，帶上了自己的個性特色，接上了地氣，人物才是他自己。所以，粗俗的方言俚語，那是小說中人物自己的話語，無論讀者喜不喜歡，生活中的他們就是如此說話，若換了紅樓夢裡的古典與高雅，豈不失了農村題材該有的味道。《宋史.蘇軾傳》中評價蘇軾“雖嬉笑怒罵之辭，皆可書而誦之。”
賈平凹也是如此。
（三）星子微光
走近賈平凹的作品，並在文學前輩的引領指點下，深入整體閱讀，才發現這裡別有洞天，風光無限。我為我原來的一葉障目與淺薄而羞愧，也為走近了賈平凹的內心而慶幸。
之所以對一位年齡與自己的父親幾乎相當的長者舍去姓而直呼其名，也緣起於班上的一位學生。本學期作文課，這位學生在半命題作文“與在一起的日子”的空格處，填寫了“平凹”二字。他在作文中以樸實的文筆動情抒寫了他與賈平凹在心理上的親近之感，儼然一位近旁的師友。
我想，他必定是在賈平凹的文字裡發現了和自己心靈相通的真摯情愫。我借用學生的稱呼，來表達那份同樣的親切，這種親近情愫，借給我書的這位學生也定然有之。我決定繼續閱讀第三本——《高興》，題目雖顯喜慶，但我推測，賈平凹的作品應該不會讓讀者內心輕盈。
因為《帶燈》的色彩是灰色的，讓人讀罷無法輕鬆。櫻鎮上的民眾物質生活貧苦，心靈上同樣貧瘠，帶燈自然也活的焦慮疲憊。有時也免不了疑惑，人類如此快節奏的做事情，以一種激進的狀態來一味地追求結果，卻又沒有處理好方方面面的牽絆，反而讓事情拖著人踉蹌追趕，這算不算是“以人為本”？或許應該是“劇場效應”吧。
小說中的帶燈瘋掉了，還好，生活中真實的帶燈並沒有瘋掉，她還贏得了許多的“老夥計”。她自帶了一盞燈，給自己照亮，給身邊的人照亮。現實生活中各行各業裡也有許許多多的帶燈，微弱的光點亮了黑夜，將黑夜燃燒出一個又一個大洞。
所以，平凹的作品並不悲觀絕望，而是暗含著力量。無論是小說中的帶燈，還是作家賈平凹，都在傳遞著生命中的微光。每一個生命個體都是歷史的一份子，時代潮流的一份子，儘管個體的力量微乎其微，但光線多了，就組成一片光明，空氣流動，就形成了風。
想起沈從文的一則日記：“晨起，見天邊一星子，極感動。”
【作者簡介】王美妮，陝西人，中學語文教師。喜歡獨處時的安靜，喜歡文字裡的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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