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小V
來源：第一財經周刊
北京冬季的夜晚寒冷刺骨，11月23日下午5點，海澱黃莊已經迎來了黑夜。家長們帶著穿校服的孩子三三兩兩地奔赴K12教育集中的銀網中心。他們很多還來不及吃晚飯，拎著附近麥當勞的紙袋，神色匆匆。
銀網中心裡有些冷清，自從《瘋狂的黃莊》刷屏後，補習班又一次遭到清查。教育部開發的全國中小學生校外培訓機構管理服務平台也將上線了，要實現聯網查詢。
《瘋狂的黃莊》所講的，是在被譽為北京“學霸中心”的黃莊，家長們扎堆送低年級的孩子去教育機構接受超前教育的現象。
文中提到的，在這股超前教育熱下“中產家庭百分之三四十的年收入都要用於子女教育”，孩子們則被剝奪了所有的課余時光並提早接觸了更高年級的學習壓力。
很多人在看這篇文章時心態很糾結。一邊對超前教育是否必要做著爭議，一邊又開始盤算如果不送孩子接受超前教育，是否在起跑線就失去了競爭機會。
周五的下午原本是孩子們去培訓機構上課的高峰，但文章發出後的這個周五下午，一家機構已經在門上掛上了鎖，關了屋裡的燈，家長們帶著孩子出現時，前台才會冒出幾個人抽出門鎖，打開玻璃門，而旁邊的教室裡，隱約能聽到講課的聲音。
這些培訓機構表面上的“關門”是暫時性的，主要是為了躲避由那篇文章引發的教委檢查。出了關門這一對策，還有一些機構用了更取巧的方式——改課程名，語文班改名為國學鑒賞課，數學課改名為思維訓練班，“改了名就不算超綱”一位內部人士說，事實上教學內容並沒改變。
說起奧數，家長推薦的是它樓下的補習學校。只是，明明是周五，今天這裡卻沒人上班，前台警惕地看著來人，所有的谘詢都暫停了。進門的牆上掛著名師的照片，鑲在玻璃框裡的老師們，無一例外出身北大、人大這樣的名校，初高中時，都是數學的傑出人士生，不少都拿過競賽獎。這家學校的校長是一個1987年生的北大學生，他自己就是拿著競賽獎保送進的北大，後來以培訓奧數見長，他教授的孩子不少都直升了人大附中、四中這樣的名校。
如果本身學校的課程就跟不上，還有專門補課內課程的班級。他們的大班20個人，一次課就是200多元，一對一則是500多元。
海澱黃莊的補習學校中，很多都是有資本有資源的大機構。如今的教師資格證考試名額有限，也越發集中到它們手裡了。“未來就是大機構壟斷，它們實力強、資質全。”一位教育界人士告訴《第一財經周刊》。
很明顯，大機構們已經經歷了無數次的磋磨，而已經做了很多年的檢查根本無法降低家長們的熱情。雖然很多班暫停了，但家長們自有辦法，他們不去現場，而是直接在群裡開始團購，線上授課。
清查很明顯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做法，說到底，這種焦慮不安的來源，還是優質教育資源太過缺乏。好學校資源數量有限，而且越來越呈現馬太效應，資源都往頭部集中。
最終，供遠遠大於求，學校當然需要一些規則來做篩選。奧數、考試這些看似死板的方式，確是相對最直接和公平的辦法。所謂的素質教育，在優質教育跟不上的時候，只能是空中樓閣，這也是奧數在國內幾十年不衰最重要的原因。沒有人希望自己孩子的童年是在補習班中度過的，但如果不這樣做，在叢林式的升學環境中，誰也不願意自己的孩子被拒之門外。
所謂的素質教育，在優質教育跟不上的時候，只能是空中樓閣。
為什麽中產家長都逃不過補習班？
本文刊載於2017年12月4日出版的
No.482期《第一財經周刊》
在北京，中關村的繁華從周末開始。
交通的擁堵程度就是佐證：以海澱黃莊為圓心，5公里為半徑的區域裡，仿佛潮汐的漲退，早中晚時段至少會出現3次高峰。
很大一部分“引力”是來自於聚集於此的各類課外補習機構。當大大小小的電腦商城不再是中關村的代名詞的時候，教育產業充當了替代者，學而思培優、高思教育、精銳教育、學大教育……各色的教育培訓機構搬進了一度空置的辦公大樓，並盤活了周邊的一系列商業——快餐、便利店可能是最直接的受益者。
9歲的壯壯和妹妹柔柔就是隨著“潮汐”出行的孩子。每個周六周日，從早上8點到晚上9點半，他們除了睡覺和吃飯，所有時間都放在各種課外補習班裡。由於不同課程有不同的上課地點，兩個孩子需要各自被家長帶著輾轉若乾個地方。
作為他們的父母，張捷和妻子在周末的分工很明確：各自負責一個孩子，從早護送到晚。“時間安排都是非常緊張的，孩子吃飯時間都得提前算好，提前定好外賣送到培訓機構前台。”張捷說。
他的描述並不誇張，周六晚上6點半是壯壯參加學而思針對小學四年級學生奧數集訓隊的時間，由於各個培訓機構的上課時間和課時長度幾乎一致，在這棟位於海澱黃莊、滿是各類補習機構的舊辦公大樓裡，想在下午6點到7點的這段時間擠上電梯就成了一件極其困難的事。壯壯上課的教室在6層，這對父子往往會選擇爬樓梯。
壯壯上課的這間教室，學生和家長的比例幾乎各佔一半，家長和孩子一樣認真做著筆記，有的還會使用iPad和小型數位攝影機錄下老師授課的影片，以便回家輔導。
黑板上，補習老師已經在教授原則上要到中學階段才會學到的數列，而在壯壯就讀的一所北京市重點小學，課本的進度是剛剛講完乘法交換律。
對於這種“搶跑”式的學習，張捷持百分之百支持的態度。“學校裡現在教的東西太簡單了，”他說，“對有學習余力的孩子來說，是早教拔苗助長還是公立學校誤人子弟？我們傳統裡講的因材施教到哪裡去了？”
張捷選擇的教育方式是給孩子報課外班。作為一名已經實現財務自由的人士，他給兩個孩子報了每周40學時的課外補習班，內容涵蓋了語數外以及藝術和體能，其中僅數學一科，兩個孩子就各自在學而思和高思報了3門不同年級的課程。這些校外課程每年為這個家庭帶來近50萬元的開銷，但張捷不認為自己是一名“狼爸”。
“我要砍掉兩門課他們自己還不同意呢。”說到這裡，張捷向《第一財經周刊》展示了兩段小影片，一段是女兒哭著鬧著要寫作業不要睡覺，另一段是女兒在下課間隙吃飯的狀態。因為熱愛學習，這個小女孩吃飯時的利落和自律令人歎為觀止。
讓張捷津津樂道的，還有在這種教育方式下他的兩個孩子所取得的一系列成就——女兒幼稚園一畢業就被選拔進了人大附中的“拔尖創新人才早期培養項目”（也就是北京家長圈都知道的“早培班”），國畫作品還屢屢獲獎；兒子也在由學而思承辦的迎春杯等各類數學競賽裡獲得多個跨年級的一等獎，這無疑加大了進入重點初中的砝碼。
對很多面對小升初抉擇的家長來說，這顯然是現代版“別人家孩子”的範本。
不過在當下，令人羨慕的“別人家孩子”正在變得可以複製。因為市面上各種各樣圍繞K-12教育設定的培訓機構仿佛是一個個優等生加工廠，它們通過標準化的教學產品，正在源源不斷地批量輸出成績優秀的學生。他們面向的“市場”是每個城市裡數量有限的重點中學。
K-12是英文kindergarten through twelfth grade的簡寫，是國際上對基礎教育的統稱，在中國，K-12往往被狹義地指代小學、初中和高中3個階段的教育。
作為K-12教育階段的第一次選拔，小升初被賦予了重大意義，由於重點校和普通校之間在師資、硬體等方面的差異，很多家長認為進入重點初中對孩子未來的教育走向會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
從1998年起，北京市教委為實現義務教育均衡化、縮小各區和校際差異而取消了小升初統一考試，改為免試就近入學。這為渴望招收優質生源的重點初中和渴求獲得更好教育資源的學生（及其家長）造成了互選障礙。於是，兩者間雙向選擇的管道由公開的入學招生考試，演化為另一種“暗戰”形式——奧數競賽（全稱奧林匹克數學競賽，最早它是由蘇聯在1930年代舉辦的中學生數學競賽，後來成為一種國際賽事）。即便在小升初仍保留考試的其他城市，奧數競賽獲獎成績也是考取重點中學的加分砝碼。
時至今日，已經很難說清究竟是數學競賽這種篩選機制給課外補習產業帶來了巨大的商機，還是補習機構一手推動了數學競賽如今的繁榮局面，又或者是二者的一種合謀。總之，我們可以看到，以好未來為代表的課外補習機構由此迅速崛起。
時至今日，我們已經很難說清究竟是數學競賽這種篩選機制給課外補習產業帶來了商機，還是補習機制一手推動了競賽的繁榮局?面。
好未來全稱北京世紀好未來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創建於2003年，是國內最早從奧數切入K-12教育領域的課外培訓機構之一。2010年10月20日，該公司在美國紐交所正式掛牌交易，成為國內首家在美股上市的中小學教育機構。
2013年以前這家公司曾用名“學而思”，再早，它的前身是創始人張邦鑫作為兼職開設的一對一補習班，當時他給4個即將面臨小升初考試的六年級小學生補課，每節課掙70元，結果4個孩子都考上了“區重點”，從此張邦鑫的補課生意在家長的口口相傳中擴大了規模。那時就已經看到奧數市場前景的張邦鑫還創立了奧數網，2003年“非典”時期北京的學校全面停課，奧數網這一線上學習論壇因此人氣飛漲。此時的張邦鑫，還只是一個在北京大學讀研的23歲學生。
接下來的故事很像電影《中國合夥人》的情節，張邦鑫和幾個大學同學決定創業，東拚西湊10萬元注冊了一家公司。他們在北京海澱區知春路22號知音商務辦公大樓裡租了個不足20平方米的房間，花費350元買下一個不知道密碼的鐵皮密碼櫃、兩張桌子、兩把椅子以及一個坐下去就陷一個坑的沙發。
“學而思”就此誕生。
根據澎湃新聞的報導，2004年，學而思培訓的學員中有42人考取了中國人民大學附屬中學實驗班，95%的學員進入了重點中學，小學奧數培訓漸成氣候，2005年，公司的營收已突破千萬元。
但直到2007年以前，學而思的生意並沒有出現井噴式的增長。
與彼時早已擴張迅速、名聲在外的英語培訓機構新東方不同，學而思初期走的是“小而美”的路線，專注教研體系標準化的建設，也鮮有廣告行銷——該公司第一次投放的廣告是《北京晚報》上的一個“豆腐塊”，這則針對“迎春杯”數學競賽輔導的廣告為他們吸引了首批的100多名學生。
成立之初，這家教育培訓機構一度提供語數外3門學科的輔導，但2005年它砍掉了語文和英語，專注於數學競賽輔導。彼時奧數成績有助於升學加分，因此形成培訓剛需。學而思決定專注單一學科，與其他機構形成差異化競爭，快速樹立品牌。
另一位創始人曹允東在一篇回憶文章裡提及，學而思當年就是主要圍繞北京的幾項數學競賽來開發產品，早期北大有“資源杯”，清華有“同方杯”，當時他靠“死磕”才拿到同方杯競賽的代理權，幫助學而思形成“一邊辦競賽、一邊做培訓”的產業閉環。
從1993年到2008年，北京市教委針對小升初的政策經歷了3輪演變。這其中，取消聯考後，擇校生、特長生、特色實驗班、企業子弟入學、共建入學等多種優先入學途徑曾輪番上演。在這個過程中，越來越多的小學生家長都認清了形勢，培訓機構針對小升初的“家長會”以及他們身邊的無數前車之鑒都證明：想要獲得進入重點初中的機會，最簡單粗暴也最公平的方式就是讓孩子在各類數學競賽中拿名次。
提及數學競賽，家長們大多都能如數家珍：迎春杯、希望杯、華羅庚金杯賽、美國數學大聯盟賽……不一而足。已經為奧數競爭和培訓市場精心準備數年的學而思，最終也成為家長給孩子選擇培訓課程時的“必選項”。
和身邊大多數家長相比，張為學在陪孩子一起補課這條路上並沒有“掉隊”，但他並不完全認可這種培養孩子的主流模式。除了要集中攻克奧數競賽，他的孩子還同時在課外學習劍橋英語、青華園語文、英語和大提琴，時間表被排得滿滿當當。
“我覺得課外班的一個最大問題就是扼殺了孩子的個性，本來每個孩子都應該是不一樣的，但是通過這些補習班，大家都去上奧數、英語，鋼琴，芭蕾，孩子們變得千篇一律了，”他說，“這跟衡水中學、毛坦廠這類的考試工廠沒什麽本質區別，在我看來就是應試教育2.0版。”
但在大環境的裹挾下，他也只能像大多數的家長那樣遵從遊戲規則而絕不敢賭上孩子未來的命運。北京的情況更像一種預演，全國範圍內加入到這一行列的家長和孩子將越來越多。
2014年教育部辦公廳發布了《關於進一步做好重點大城市義務教育免試就近入學工作的通知》，明確聚焦19個重大城市（4個直轄市、5個單列市和10個省會城市），要求90%以上的初中實現劃片入學；每所劃片入學的初中90%以上生源由就近入學方式確定。
強勁的市場需求讓學而思在資本市場也表現優異。上市8年來，公司市值相比IPO時上漲了十幾倍，目前公司市值超153億美元，在2017年更是超越了在教育培訓領域深耕二十幾年的新東方教育集團。根據好未來的財報，2017財年公司新增144個教學中心，目前已覆蓋全國35個城市，針對中小學生實行小班授課製的“學而思培優”項目為公司貢獻了超過80%的營收。
強大的教研體系和流水線式的教師培養是該機構得以在加速擴張的同時保持較好口碑的原因。一位親歷過報名現場的家長告訴《第一財經周刊》，火熱程度堪比房產過戶，且名額緊張，一位難求。
同時，學而思提供的教師待遇非常有競爭力。一名新老師的月收入平均可以過萬元，這個薪酬水準已經可以和北京海澱區重點中學的資深教師持平。在北京海澱區一所重點中學任教的劉丹告訴《第一財經周刊》，公立學校的班主任稅後月薪通常只有1.1萬到1.2萬元，科任老師在1萬元左右，寒暑假期間則只有一兩千元的保底工資。
王進平算得上補習圈子裡頗有名氣的明星老師，頗受學生和家長歡迎。他本人的履歷也足夠漂亮——本碩博均畢業於北京大學物理系，小學和中學期間在數理化的各類杯賽中獲獎無數。他講課善於遷移類比，總能把晦澀難懂的知識用日常生活內容做類比。
由於帶出來的學生成績斐然，他現在教的班級已經是水準最高的奧賽集訓隊，用他的話講，進入這種班級的學生全部都能升入牛校重點班，“差別只在於是特殊學製的班級還是正常學製的班級”。
但談到現在輔導機構對老師的標準化培訓流程，王進平的評價是“速度是快，但整體上依舊薄弱，老師能夠駕馭課堂，但要駕馭一個學科體系還需要下很大功夫”。說白了，儘管老師也成了流水線上的產物，但補習行業對“人”的依賴依然非常重。像王進平這樣的名師，每年平均可以給機構帶來1200萬到1500萬元的營收，其個人的年薪也可以達到200萬到300萬元。
目前王進平已經遞交了辭呈。如果去到規模小一點的機構，或者自立門戶，他的收入都有可觀增長。但他還沒有透露未來的去向。
謝俊彪也在幾年前離職。“一般老師大多做不到3年。做到一定程度，積累了一定資源，很多老師就單幹了。這種行業沒有什麽核心技術，你知道它的體系，有一定資源就可以在外面做小機構了。”謝俊彪說。
課外培訓機構的搶跑式教學，如今已經讓公立學校的教育變得有些被動。當了十多年英語老師的劉丹明顯感覺現在的學生越來越難教。
她所在的這所海澱區的重點初中裡，一個年級會按照學生的學習成績分為層次不同的3種班型，其中教傑出人士班是壓力最大的。“這種班級的很多學生都在課外學了很多，或者隨父母在國外待過幾年，語言能力很強，如果覺得你講的內容太簡單，或者發音沒那麽好，學生和家長會把你掀翻的。”劉丹對《第一財經周刊》說。
據說數學老師們的日子更難過。不少參加過課外補習的孩子在課堂上已經不再聽課，一些奧數班的同學甚至喜歡拿很難的奧數題戲弄學校的老師。對張捷而言，課外教育是孩子獲取知識的主要途徑，而學校的意義更多是為孩子提供社交的場所。
“如果你的孩子不能進入到社會的前20%，根據二八效應，他的未來是要普普通通勞作過一生的，收入也不會很高，以後都要為生活而算計；反之，如果你的孩子能進入前5%，他就可以過得很好，況且真要競爭下來，5％也不過是個小升初的區重點。”理工科出身的張捷喜歡拿數據說話，按照他的邏輯再向上推導——千分之五的精英不過是考上985高校的比例，萬分之五的高級人才，也不過是清華、北大及常青藤聯盟畢業生的水準。
張為學也覺得學校教育佔用了大部分的時間，但知識密度卻十分有限，“取消了升學聯考，小學老師的動力也隨之減少了，反正教好教壞都體現不出什麽差別。”他覺得當下問題的症結在於，教委既想要讓教育走“計劃經濟”，卻又給一些重點中學留下了“市場經濟”的口子。
林昱是為數不多的堅持不給孩子報補習班的家長。他曾在網上看過包括學而思、四中網校在內的一些補習機構的課程影片，感覺水準參差不齊。
林昱本人畢業於清華大學，讀書的時候也曾接觸過奧數，在他看來，奧數是思維的鍛煉，也是一個試錯的過程，能夠了解數學的很多可能性，只是現在的奧數班學習方向更偏向於應試。而林昱女兒的成績也一直很好，即使沒學過奧數，初中入學的分班考試數學單科成績仍排在年級前十。女兒成績好的事實，在一定程度上也會幫助父母增強抵抗學而思的信心。不過林昱說，他平時也會給女兒買課外參考書和學而思的習題，讓孩子自學。
“我們比較重視孩子的三觀教育，更多從過程評價行為，強調努力而不是結果。”林昱仍記得，女兒在小學遇到做PPT的作業全都是自己獨立完成，但每次拿到學校去，她的作業永遠是做得醜的，但家長對此並不介意。巧的是後來有一次，老師要求學生當堂完成一個PPT，全班只有林昱的女兒順利地獨立完成了。
“家長焦慮孩子的學習可以理解，但跟風就說明考慮問題的方式出了問題。很多機構的補習 核心就是讓孩子提前學，但學習是一個階段性過程，真要判斷輔導機構好壞，最終只有高考可能是個檢驗標準。”長期從事教育行業工作的褚招生覺得一些媒體譴責家長們盲目跟風或者培訓機構是有失偏頗的，畢竟，在可選的升學通道極其有限的情況下，勤奮和努力是沒有錯的。
“如果家長是權貴老闆，或許有特殊途徑幫孩子升學，再或者是農民，上萬元的補習費用讓他承擔不起。所以實際上支持補習行業的正是絕大部分中間階層，”褚招生說，“我們作為父母自己不也是通過應試考到北京然後努力留下來的嗎？”在他看來，北京市教委提倡資源均衡的初衷沒有錯，如果能執行到底，當下這種白熱化的競爭在未來會有所緩解。
回頭看，儘管各級教育部門本著為中小學生減負而不斷修訂升學政策，但階段性應試教育的主戰場只不過是轉移到了校外各種補習機構，最終促進了這一產業的繁榮。
而望著眼下中國各地中小學校的“校外補課大軍”，他們與過去幾十年生活在日韓、中國香港和台灣那一代又一代“向教育要出路”的年輕人，並沒有什麽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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