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九霖：營商環境的改善困難在哪？

　　文/專欄作家 陳九霖

　　營商環境的改善就那麽難嗎？為什麽總是聽見呼籲改善營商環境卻連一些最基本的問題都得不到解決呢？其實，企業要求的並不多，保障其經營與發展所需要的權利，提供必要條件即可。

　　經常碰到這樣的事情：一項政策來了，不分青紅皂白，都是“一刀切”，比如：要查互聯網金融的問題，涉及所有帶“投資”二字的企業都受到牽連，甚至帶“投資”二字的公司的網站也不能備案；企業法定代表人經常被“請到”稅務或工商部門當面簽字或錄像，有時排隊就要排上很長時間，這以往大多是主管人員就可以辦理或代為辦理的事情；有些技術型企業，法定代表人被不時地“請去”進行培訓，這其實可以由主管技術的副總裁去就行。這類的事情不勝枚舉。我曾在國外工作多年，現在還在國外有企業，以前和現在在國外都沒有遇到過這樣的情況。上述這些舉不勝舉的例子，反映出我國的營商環境還存在較大的改進空間。

　　那麽，營商環境的改善就那麽難嗎？為什麽總是聽見呼籲改善營商環境卻連一些最基本的問題都得不到解決呢？其實，企業要求的並不多，保障其經營與發展所需要的權利，提供必要條件即可。

　　實話說，我國早已重視營商環境的建設，也不斷地取得進展。台灣時間2018年10月31日，世界銀行發布的《2019年營商環境評估報告》（營商報告），將中國列為營商環境改善進步最大的前十個經濟體的第三位。中國營商環境總體評價在全球190個經濟體中位列第46位，較上一年度上升了32位。其中，開辦企業便利度排名第28位，較上一年度大幅上升了65位。

　　世行的營商報告肯定了我國營商環境的進步，也列明了進一步改進的空間，畢竟，我國總體營商環境還排在第46位，趕不上我國香港地區（第4位）和隔海相望的韓國（第5位）、美國（第8位），甚至還落後於我國北部鄰國俄羅斯（第31位）。那麽，我們的企業究竟需要一個什麽樣的營商環境呢？我國的營商環境還有哪些地方需要進一步地改進呢？

　　李克強總理在《2019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係，依靠改革開放激發市場主體活力。只要市場主體有活力，就能增強內生發展動力、頂住經濟下行壓力。要大力推進改革開放，加快建立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現代市場體系，放寬市場準入，加強公正監管，打造法治化、國際化、便利化的營商環境，讓各類市場主體更加活躍。” 李總理的政府工作報告已經指明了營商環境的方向；世界銀行的營商報告也已列出了重點和要點。圍繞這些重點和要點落實，就會事半功倍。

　　第一，企業需要一個寬鬆的營商環境，減少政府部門乾預市場和企業，讓市場真正發揮決定性作用，讓企業真正成為市場的主體。

　　《老子》講，治大國如烹小鮮，其中的核心意思就是不要過於倒騰、折騰、乾預和干擾，政府應主要做好宏觀經濟工作，把屬於市場自我調節和企業自我發展的微觀經濟交還給它們；即使是宏觀調控也不必過於頻繁，每項政策頒布都要系統思維，著眼長遠，統籌兼顧，抓大放小。政府部門不要具體地乾預企業的經營活動（包括國企），讓法人治理體系發揮自己的直接作用。BAT等互聯網巨頭能夠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便是國家給予了高度寬鬆和寬容的營商環境。一些金融類、房地產企業乃至製造業企業等，出現嚴重困難就與政策階段性的嚴控，尤其是政策缺乏連貫性不無關係。

　　比如，2018年全年，我國各地針對房地產的調控政策多達444次，刷新歷史調控記錄，成為歷史上房地產調控政策最密集的年份。如此調節，有些政策又前後不一致，必定影響發展。

　　世行營商報告在涉及政府與市場關係方面專門作出調查並指出，世界各地政府在消除自己國內私營部門面臨官僚主義的障礙方面取得了新的記錄，在過去的一年中總共實施了營商環境改革總計314項。營商報告稱，128個經濟體在減少政府對於企業的障礙方面所進行的改革，都在不同程度上，使中小企業和創業者受益，在創造了工作崗位的同時，也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私人投資的意願。營商報告指出，改革還在最需要改革的地方進行著，其中，低收入和中等偏低收入經濟體進行了總計172項改革。

　　世行的營商報告還把上海和北京作為樣本城市，其中，上海權重為55%，北京為45%。世行之所以認為上海的權重高於北京，是因為上海從去年開始，聚焦減時間、減環節、減費用，對標世界銀行營商環境指標，推出了一系列大力度的營商環境改革專項行動，大幅度地提高了市場主體的營商便利度。這些都受到了營商報告的充分肯定，更是受到企業的歡迎。

　　北京大學教授、著名經濟學家林毅夫創立的新結構經濟學始終強調，“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是經濟快速可持續發展的兩個最重要制度前提。我個人讚成這一觀點。但是，如何處理好二者之間的關係，尤其是把握一個什麽樣的度，則更加重要！我認為，能夠通過市場解決好的問題——尤其是微觀經濟問題，就不要動用行政手段。在這方面，同樣是北京大學教授的厲以寧早在上個世紀80年代提出的“小政府，大市場”理論，仍不過時，甚至是“有為政府”的一種體現，因為敢於“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的作用”體現了政府的勇氣、膽識和寬容。

　　第二，合理的稅賦對企業發展至關重要，政府在減稅降費方面的努力需要落地生根，讓受者享有持續的獲得感。

　　企業就是創造價值與財富的機器。國內外不少經濟學家認為，利潤本身就是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重要指標。而稅收對利潤具有直接影響。

　　美國紐約州，是美國僅次於加利福尼亞州和得克薩斯州的第三大州，其中的紐約市是全球最主要的國際金融和商業活動中心。紐約市最吸引人的地方是其稅收環境，紐約州也是稅收比較優惠的幾個大州之一，其大部分公司的州稅僅為淨收入的7.1%，或投資資本金的0.16%。

　　美國經濟增長數據靚麗。2018年，全年的GDP增長率為2.9%，創下了2015年以來的最高增長記錄；今年第一季度，美國又以超出市場預期的速度強勁增長：第一季度GDP增長3.2% ，市場預期2.3%，前值2.2%。這在很大程度上與川普總統的減稅政策有關係。

　　李克強總理的政府工作報告指出，我國要實施更大規模的減稅，將深化增值稅的改革，將製造業等行業現行的16%稅率降低至13%，並且，將交通運輸業、建築業等行業現行10%的稅率降至9%。此次減稅確實會幫助企業減輕負擔，且其增值稅率也與世界上其它很多國家的增值稅率保持一致。現在應該將注意力放在政策的落實層面，因為增值稅的減免要通過“以票抵稅”的形式進行。我們曾經遇到過的很多情況是，上邊的政策恰到好處，但是，具體落實時，越到地方阻力就越大。“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有時候政策在具體執行時，不僅沒有減負，反而可能通過“嚴格執法”、靈活解讀等而加大了企業的負擔。

　　為此，建議加大政策落實的督促與檢查力度。同時，為了讓人大通過的減稅政策落地，要充分考慮到並制定出相應配套政策，讓地方政府不受減稅政策而帶來難以承受的壓力和負擔。

　　第三，法制化建設是檢驗營商環境好壞的重要標準，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確保各種所有製的各類企業都在同一起跑線上公平競爭。

　　我在自己的著作《商業的邏輯》中，以大量的事實證明，商業是有規律的，順之者昌，逆之者亡。要把握這個規律，就需要營商環境的確定性和持久性，政策多變必然打破規律，讓企業無所適從。要確保這個確定性就需要法治的保障。因此，我國立法一定要考慮營商環境，尤其是要確保各種所有製享受同等待遇，包括貸款、稅收、工商、勞動用工和自然資源等。

　　目前，在銀行貸款方面，我國金融機構寧可把資金貸給劣質國企，也不願意貸給優質民企，因為貸給國企形成壞账可能不會形成追責，一旦貸給民營企業形成壞账就可能首先被懷疑存在腐敗問題，就會被追責。應從法律上保障對待國企民企一視同仁，貸款不分所有製，隻管企業是否優質。企業發債和上市也應如此。除此之外，還存在對投資類企業的種種歧視，也體現在借貸、發債與上市諸多方面。其實，投資類企業的資金使用效率最高，其資金都會用於優質實體企業。國家所應控制的是資金使用的效率和資金的用途，而非企業的種類。

　　在企業注冊、注銷、工商手續、破產重組和企業家權益保障、知識產權保護等方面，也都需要從法律上更加明確與優化。舉例說，有些企業出現危機後，企業家寧願選擇“跑路”，乃至自殺，卻不願意申請破產保護，這是因為這方面的法律還不太完善。一些公司，尤其是創新創業公司，由於經營不善或者還欠成熟等原因，在不同程度上負債累累，從而陷入嚴重的財務困難，甚至逼得一些企業家以個人名義舉債用於公司運營。這些陷入困境的企業，在其申請破產保護時，往往由於程序上的繁瑣而導致時間上的無限期延長，而企業家們以個人名義進行的貸款，又沒有時間去進行長時間的等候。因此，減少破產審核時間以及對企業家的破產保護，須從法律上優化和完善。

　　除了立法要有前瞻性和系統性之外，在適用法律和執法的層面上，也要確保依法治理。有法不依、行政乾預、從嚴執法、從輕量刑、運動性執法、編造罪名等等，都是不公平、不公正的表現，都是對營商環境的傷害。必須改正！

　　最後，營商環境具有系統性和生態性。其改善必須持之以恆，與時俱進。而且，難以一蹴而就，必須積跬步，且步步為營，以至千里。

　　巴菲特在2017年致股東函中分析了美國240多年來的成功經驗，指出：“我們國家所取得的成就，如果要用一個詞來概括，那就是——‘奇跡’。從大約240年前建國時開始——這段歷史的長度還不到我年紀的三倍——美國人民將人類的創造力、市場系統、富有聰明才智和雄心壯志的移民潮，以及法律原則等融為一體，創造出了我們的先輩們作夢都無法想像的豐饒。” 巴菲特在2018年至股東函中提及他的成功經驗時說，他是乘搭了“美國順風”車。

　　實際上，美國具有的成功因素，我國都具有，甚至美國不具有的因素我國也有，比如：我國具有5000多年的文化積澱與傳承，還有近14億人口的龐大市場。我國最為需要的是，將一切有利的因素有效地利用起來，將一切美妙的口號和夢想付諸實施，並持之以恆，一以貫之。

　　企業發展不外乎內因和外因兩個方面。內因是根本，外因是條件；內因是個性，外因是共性。就國家經濟而言，打造良好的營商環境，就是解決企業發展的外因、條件和共性問題。

　　走在公路上的車輛，只有各行其道，才會暢通無阻。政府和企業也應該分別在管理和運行兩股道上各司其職、各行其道。政府應從制定正確規則和執行規則方面努力；企業則應從遵守規則、誠信經營、創新發展方面著力。而從本文的角度出發，期待政府精準施策，與時俱進，從給予企業所需要的營商環境發力吧！

　　(本文作者介紹：清華大學法學博士，北京約瑟投資有限公司董事長，曾擔任兩個世界500強企業副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