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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下的日本醫療:想去大醫院看病 必須有小診所醫生開介紹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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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疫情大考·日本篇】

作者|關珺冉 編輯|段文

日本是中國之外最早發現新冠肺炎確診病例的國家之一。今年1月15日晚,日本確診了首例感染病例,患者是一名居住在神奈川縣的30多歲男子,曾經到過中國武漢,因出現發燒症狀,回國立即就診。而當時,中國武漢仍在宣傳新冠肺炎“未出現人傳人”。

此後日本的確診病例在一段時間內也大幅增加。尤其隨著載有感染者的“鑽石公主”號郵輪停靠並隔離於橫濱港,日本也一度成為中國之外最被關注的疫情國家。

但經過兩個多月的疫情考驗,截至3月23日,除去“鑽石公主”號郵輪的712名確診患者之外,包含撤僑歸國人員在內的日本累計本土確診感染病例僅為1140人,死亡病例 52人。

回顧一個月前日本政府公布的防疫指導方針:“今後應對新冠病毒的最大目標是,抑製感染擴大的速度,盡可能減少重症患者和死亡的人數。”可以說,日本完全實現了防疫目標。世界衛生組組(WHO)秘書長譚德塞3月13日曾專門稱讚日本的防疫工作與效率“相當完善”。

不過,日本民眾居安思危,對於外界的肯定和讚揚並不接受,對政府的防疫政策仍提出諸多批評,認為日本防疫的交卷時間尚未到來。

小診所衝在防疫第一線

北海道是目前日本新冠肺炎確診人數最多的地區,累計病例162人。居住在北海道劄幌市的早川先生,雖然擔心到醫院會有感染新冠病毒的風險,但依舊按照預約的時間,來到他家附近的內科診所複診。在日本,如果出現發燒、感冒、咳嗽等常見病症,首先不會想到先去大醫院開藥,而是會選擇前往家附近的小診所就醫。

日本根據人口、地理、交通等各種因素,設定層級錯位、共同協作的三級醫療圈,已合理化醫療資源配置。早川經常去看病的“診所”屬於一級醫療圈,以小診所為主,一般以市町村為部門,為民眾提供方便的門診服務;二級醫療圈以普通醫院為主,會根據人口密度、交通、患者流動比例等要素設立,醫院主要提供住院服務;三級醫療圈則以日本各都道府縣區域中心的大醫院為主,提供器官移植、罕見疾病或急診等高精尖住院服務,除了轉診基本沒有門診服務。可以說,如果沒有醫生的“介紹信”,病人到大醫院是會被拒收的。

日本醫患的信賴關係以及口口相傳的口碑,讓日常生活中的日本人不太會因發燒、咳嗽等症狀就跑去大醫院就醫。所以,此次疫情出現,小診所也理所當然地成為接觸新冠病毒的第一線。

“我經常去的是劄幌中央區的一家內科診所。主要的醫生是一位70多歲的老大夫。我感冒就會去開藥,身體狀態不好還會去打維生素D的點滴。嚴重一點的病,大夫會給我開轉院的介紹信。”早川告訴《鳳凰周刊》,他信賴診所的醫生,診所的醫生和護士認識每一位前來就診的患者,了解他們的病情。早川從家出發只需3分鐘就可以到達診所,平時的感冒、咳嗽、發燒、頭疼都可以來就醫開藥。

日本的“診所”是有別於公立或私立醫院的存在。在日本《醫療法》第一條第五項中,病床數在20張以上的是“醫院”,19張以下或者沒有床位設施的是“診所”。當診所遇到難以應對的病情時,患者可以拿著診所開具的介紹信到大醫院就診。根據日本厚生勞動省2019年5月的統計,日本共有8353家醫院,而診所的數量達到10.2115萬家。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統計,日本每一千人當中,擁有的病床數為13.7張,遠遠高於世界平均的3.7張病床數,高居世界第一。但這並不意味著應對新冠肺炎感染就有足夠的床位。根據日本厚生勞動省2019年4月的統計,日本傳染病床位數量只有351個醫療機構的1758張床位。

“平時就診也會先檢測體溫,看是否發燒,如果是感冒會先做流感檢測。”但新冠疫情期間,早川看診歸來,還是有點後怕,“其實冷靜地想想,如果在就診過程中,我的周圍出現新冠患者,確實是挺危險的事情。”

新冠疫情以來,很多死亡病例都是老年人。因為老年人免疫力弱,多患有基礎疾病,一旦感染容易引發併發症迅速發展為重症甚至致死。

基於以上原因,一些老人會回避就診。東京的新田診所是專門面向老年人就醫的診所。據院長新田國夫透露,日前該診所曾發現一位78歲的男性普通老年病患者,因為擔心感染新冠病毒而選擇不來就診開藥,身體狀態很糟糕,已經兩周沒有吃抑製高血壓和糖尿病的藥物了。

為了解決患者的擔憂,位於北海道劄幌市豊平區的一家內科診所,將所有有發熱、咳嗽、呼吸困難症狀的病人預約在下午4點以後就診。醫生藤本晶子說:“很多病人共處一室,有一些病人沒有預約直接來到診所。我們的患者多是老年人,還請大家分時間段前來就診吧。”

新冠檢測是否充分存爭議 已有藥物進入臨床研究

陽光在東京的IT公司上班。3月5日,與他同一樓層的一名日本員工確診新冠肺炎。他於3月6日出現發燒症狀,3月10日高燒不退,決定請半天假去就診。他來到診所,告知了醫生自己曾與確診患者在同一樓層上班。醫生先拿出一個70升的大垃圾袋從中間剪開,做成臨時防護衣。然後帶陽光進入單獨的房間,並安排他做了一系列檢查,包括血常規、流感檢測以及肺部CT等。這是陽光今年第二次檢測,上一次是因為流感呈陽性。

但他最終因不夠資格未能接受新冠病毒的試劑檢測。陽光向記者抱怨:“要想作新冠病毒肺炎檢測,發燒、乾咳、呼吸困難,少一條都不行。我除了發燒,沒有其他症狀,所以不夠檢測資格。”根據日本政府2月25日給出的建議:感冒、發燒的輕症患者,不要外出、在家自我隔離;只有出現感冒症狀、連續4日以上體溫在37.5度、有很強的疲憊感、呼吸困難的症狀(老年人或有基礎病的人可縮短到2日),才需要及時就診。

北海道對新冠肺炎的檢測同樣有著嚴格的門檻。劄幌保健所健康企畫科科長告訴《鳳凰周刊》:“在劄幌,並不是申請做新冠檢測的人就能按順序接受檢測,需要達到檢測的條件。需要醫療機構的醫生作出判斷,比如病人出現原因不明的肺炎,伴有新冠肺炎的症狀,以及與確診患者密切接觸等條件。”

而且現在劄幌的診所、普通醫院等醫療機構是不能做新冠檢測的。北海道劄幌中央區的一家內科診所的醫生說:“我們是一個很小的診所,我們沒有辦法做新冠檢查,還是要去劄幌保健所谘詢。”但劄幌保健所健康企畫科科長則解釋稱:“一般診所和醫院的醫生如果認為患者需要做新冠檢查,會聯繫(我們)劄幌保健所,但我們實際是將病人統一送到劄幌衛生研究所做進一步檢查。”

截至3月22日,劄幌市已經有超過450人接受過新冠檢測,其中71人呈陽性。在劄幌市役所網站上,公布了71名確診患者的確診日期、年齡段、性別、居住城市、周圍是否有確診患者出現、其密切接觸者的狀況、職業、出現症狀過程以及大致行動軌跡。

“輕度症狀患者可以有對症療法的,再做檢查是沒有意義的。”國際福祉大學醫院傳染病學教授松本哲哉表示,在問診時應注意詢問是否有出國經歷、密切感染者接觸史。有必要對原因不明的重度肺炎患者進行新冠檢測,因為出現了很多肺炎患者在原因不明的情況下死亡的案例。

從日本新冠肺炎檢測的現狀來看,很難判斷現在的檢測是否充分。根據日本厚生勞動省3月23日12時的統計,除撤僑歸國人員,日本國內有1.8322萬人進行了新冠檢測,其中陽性為944人,確診比率約5.1%。檢測對象均是醫生判斷確診風險較高的患者。

松本哲哉認為,把握可能的檢測數量、隔離病房的數量、負責治療檢測的醫務人員人數以及傳染現狀後,讓不同時間節點的各方資源處於平衡,隨時調整應對策略是必要的。

日本前厚生勞動大臣舛添要一則稱:“日本新冠檢測過少,雖然政府承諾要有所改善,但是診所、醫院等現場仍然持續混亂。認為最好不進行新冠檢測的主要原因,是擔心檢測後呈現陽性人數增加,醫院被擠爆。”3月6日日本發布新冠檢測納入醫療保險之後,很多民眾誤以為“只要申請都可以立刻接受檢查”,導致醫院難以應對。

而一線的醫務人員同樣面臨著檢測過程中防護設備短缺的情況。東京的內科診所醫生藤本晶子表示:“我們戴自己的眼鏡防護。因為買不到面罩,所以貼上透明文件夾,再買來膠帶,自製了面罩。然後再加上防護衣、手套、浴帽,才算做好防護給患者做檢查。”北海道旭川醫科大學醫院為防止感染擴大,在一層玄關將發熱門診和普通門診之間隔離出2.5米的高牆,避免患者交叉感染。院長古川博之表示,在檢測新冠病毒時,必要的護目鏡依舊短缺。

日本正在積極研究已有藥物對新冠病毒的治療效果。 3月19日,東京大學醫科研究所在其官網上宣布,用於治療胰髒炎的藥物甲磺酸奈莫司他(Nafamostat)可能對新冠病毒有效果。研究所教授井上純一郎公布,甲磺酸奈莫司他可透過抑製病毒進入人體細胞進行複製,達到治療效果,最快將在本月與日本國立國際醫療研究中心等部門進行臨床研究。另外在臨床研究中確認了日本富士膠片控股的下屬企業開發的抗流感藥物法匹拉韋(Favipiravir)的有效性。其良好的臨床效果得到中方的肯定。中國科技部生物中心主任張新民3月17日在記者會上表示:“鑒於法匹拉韋安全性好、療效明確、藥品可及,經過科研突破組組織專家充分論證,已正式向醫療救治組推薦,建議盡快納入診療方案”。

經濟受到嚴重衝擊 國民“不安倍增”

早川的朋友石原由於買不到口罩,和家人也沒等來政府派發的口罩,現在每天戴著自己縫製的口罩。

日本民眾在過去的日常生活中就有著良好的洗手、戴口罩的習慣。平時在超市、圖書館等公共場所,都會在入口處擺放免洗洗手液消毒。而每年3月也正是日本人需要戴口罩防禦花粉症的季節。另外日本人的禮節是見面鞠躬而不是握手。

所以,相比於其他國家因為疫情暴發才呼籲民眾勤洗手、少握手接觸,對日本人來說幾乎不是問題。這些習慣,也可能是日本疫情穩定沒有特別擴散的原因之一。

石原每天打開電視、翻開報紙,天天都是疫情的報導。“有說新冠疫情很嚴重;也有說勤洗手、戴口罩就行。電視上的醫學專家每天都在不停地討論。我聽了太多的建議,哪個建議都感覺沒什麽錯誤,確實有點蒙,但我需要做出對自己負責的判斷。”

石原即使在北海道進入新冠疫情緊急狀態下,依然沒有完全不出門。他會盡量每周三中午去劄幌市中心的一家自己很喜歡的牛排店吃一頓,餐廳會一直開著窗,人和人隔開坐。石原說:“這次才知道原來劄幌人這麽少,現在只剩下劄幌人了,比2018年9月北海道地震大面積停電的衝擊還大。我去吃飯是因為怕自己喜歡的牛排店倒閉,我會早去一小時,避開人多的風險。”

石原的擔憂不無道理。近年大力發展旅遊業,提倡“觀光立國”的日本目前已沒有了海外遊客,3月以來衝繩已有四家商店因沒有觀光客而關門;神戶牛肉1千克的價格也直降20%;東京新宿的大型免稅店為了省電將燈光調暗;奈良的小鹿因沒有遊客投喂而四處亂竄。

據裡索那綜合研究所3月11日最新報告預估,二至六月間,便利店、藥妝店、超市的銷售額將削減3976億日元;住宿方面將削減2596億日元;餐飲和交通業將分別損失1997億和905億日元。

截至3月13日,日本全國的相關谘詢窗口受理了近5萬件來自中小企業的谘詢。日本經濟產業大臣梶山弘志在3月13日表示,其中關於資金周轉問題的谘詢佔九成以上,日本政府計劃采取措施對受影響的中小企業等進行支持。

而對於政府在疫情中表現出的領導力,日本國民多數持批評態度。在日本暴發新冠疫情期間,網上的一張照片流傳許久:一個上班族在電車上背著一個斜挎包,上面寫著四個大字“不安倍增”,中間與現任日本首相名字重合的“安倍”兩字被標成紅色字體。這個特別設計的標語,充分反映了日本民眾對於政客的不信任。

日本首相安倍曾於2月27日向全國中小學、高校和圖書教育學校提出從3月2日到春假期間臨時停課的要求。但這一決定先是招致愛知縣知事和千葉市市長的反對,隨後京都市教委臨時召集該市各學校校長開會討論,最終決定3月2日照常上課。

這也引發日本全民大討論,其中討論重點是“誰來管放假的孩子”。放假的孩子果不其然沒能在家閉門不出。不少在家無事可做的學生湧上街頭逛街、唱歌、到遊戲廳玩。一名中學生對日媒表示:“學校跟我們說要盡量避免不必要的出門,但要一直在家待著也很奇怪。所以稍微出個門,但也不知道會不會就感染了。”無奈之下,不少娛樂設施不得不采取限制學生入內的措施。

一位日本家長氣憤地告訴《鳳凰周刊》:“當時政府突然宣布全國中小學停課,我們的生活就麻煩大了。周四突然宣布,老師只有周五一天上班,就匆匆和學生告別,根本沒有準備的時間。我女兒就高高興興回家開始漫長的春假了。日本的優勢是較為完善的醫療體系,缺點則是政客的腦子。”3月16日,日本政府決定對因照顧孩子而無法上班的家長給予休假補助,一人一日給予8330日元(大約533元人民幣)。但在社交媒體上仍然招來批評聲:“這樣做就夠了嗎?”

考慮到疫情對民眾生活的影響,日本政府正在積極提出相應的支援政策。3月19日日本內閣會議決定,擴大針對個人貸款制度的特例,對受疫情影響收入減少、需要貸款資金的個體經營者給予10萬到20萬不等的貸款。呼籲公共部門暫緩讓民眾繳納水電費,對難以繳納社會保險的人員可以推遲一年支付,並減免滯納違約金。同時,從3月19日零時起禁止入境對象國家增加了意大利、瑞士、西班牙的部分地區及冰島全境。

上智大學國際教養學部教授中野晃一認為,日本政府做事缺乏法律或科學依據,也沒有在政權內部進行協商,只是重視首相親自發表講話的過程,表演出一副“正在做事”的樣子。

日本《現代商業》雜誌更是發表評論稱,每年3月都在總結當年“3·11”大地震及核事故的教訓,但今年面對新冠病毒肺炎疫情,日本政府尤其是厚生勞動省所作所為,和當年核電事故處理一樣讓人失望。

(早川、石原、陽光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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