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價格體制的改革為中心 帶動整個經濟體制的改革

文/張維迎

編者按：關於價格雙軌制發明權的爭論，本報2019年6月28日刊登了張學軍和邊勇所寫的文章後，張維迎發來他1984年寫成的《以價格體制改革為中心，帶動整個經濟體制的改革》一文（最初刊印於國務院技術經濟研究中心能源組 “內部資料”《專家建議》（三）（1984年6月出），隨後入選“中青年經濟改革理論研討會”（俗稱“莫乾山會議”）會議論文）。本報一並刊登，以饗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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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要找到體制改革本身的機制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基本目標應該是：通過改革，把計劃建立在價值規律的基礎上．導入市場機制，建立—個具有自動調節功能的計劃經濟的新體制，以保證經濟系統在正常的軌道上正常地運行。舊體制存在的根本問題就在於缺乏—個保證經濟系統正常運行的機制。儘管我們的經濟系統也是一個有機體，但維持這個有機體生命的不是其本身的機能，而是藥物。世界上沒有包醫百病的靈丹妙藥，更何況，生命不能永遠靠藥物來維持。

改革的目的是創造機制。這是許多人都已看到的。但改革本身也需要機制，這卻是多數人所沒有注意到的。經濟改革的實踐已經證明，能否找到改革本身的機制，關係到改革能否順利進行，從而關係到能否為經濟系統提供機制。首先找到改革本身的機制，再通過機制創造機制，這應該是我們的著眼點。

改革本身需要機制，這也是農村改革給我們的啟示。農村改革給農村經濟帶來了奇跡，關鍵是農村改革找到了本身的機制，專業戶的出現，分工分業的發展，新的經濟聯合體的形成，鄉鎮經濟的繁榮，勞動力的大規模轉移，生產要素的重新組合，……，這一切，並不是我們事先設想出來的，而是改革的機制創造出來的。機制的威力是我們無法想象的。

我們曾試圖把農村改革的經驗應用於城市，但迄今為止，我們乾的並不很成功。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對農村改革的機制沒有—個很清晰的認識，恐怕是—個重要的原因。我們把注意力集中於一個“包”字上，而沒確看到更深刻的東西是在“活”字上。大包乾責任製產生了巨大的威力，但這種威力只有通過放活市場才能充分顯示出來。如果隻包不放，充其量只能使農民吃的好些，穿的好些，不挨餓免寒襲，而絕不可能使農村出現由自然經濟向商品經濟轉化這樣一個歷史的轉變時期。另一方面，只要放活市場，責任製就是不言而喻的要求。簡單地說．農村改革的機制就是放活市場。

相比之下，城市工業體制改革卻要遜色得多．城市經濟改革要比農村改革複雜的多，這無疑使改革更為艱巨。但這種遜色恐怕很大程度上應歸於我們沒有把注意力放在找到改革本身的機制上來。我們組織了大批人力，耗費了大量財力，企圖設計—個理想的新體制，從計劃體制、財政體制、物資體制、商業體制、價格體系，到勞動工資體制、社會福利體制，等等，可以說是無所不包，無處不及，但始終沒有很好地注意研究改革本身的機制。我們乾得不很成功，——始終拿不出一個令人滿意的改革方案。這是必然的。因為．我們把著眼點始終放在人上，而不是放在體制上。我們只想到用人來改造體制，而沒有想到用體制來改造體制，這種苦乾的精神是可嘉的，但缺乏巧乾的意識卻是不可取的。當然，城市改革的實踐還是令人振奮的．但振奮的原因本身就包含著改革的機制在發揮作用．可惜的是我們許多人並沒有自覺地意識到這一點。

我們不少研究城市改革的同志，往往捨棄了農村這個經濟系統。這是—個錯誤。必須看到，隨著鄉鎮經濟的興起，農村人開始進城，農業勞動資源開始向工業擠壓，農村正興起—個工業化浪潮，農村經濟系統和城市經濟系統正在日趨融合。商品經濟的發展是農村經濟的主流，但商品經濟要求有—個統—的市場，它不可能局限於農村，它必然要覆蓋整個社會。農村經濟機體正在—個內在機制的作用下蓬勃發育，以一種勢不可擋的氣派向城市襲來。如果我們看不到這一點，就城市論城市．又不找到城市改革本身的機制，原來的城市經濟系統就有在新的經濟系統的衝擊下崩潰的危險。除非我們現在就當機立斷地把農村改革扼殺在搖籃之中。

中國己開始走向世界。當代世界，是一個經濟競爭的世界。要走向世界，就得適應世界。如果不適應世界，我們就會落後。能不能適應世界，很大程度上依賴於我們的經濟系統有沒有一個良好的運行機制。我們辦經濟特區，開放沿海十四個大中城市，這也給中國境內引進了一種新的運行機制。這是我們進行城市體制改革時不能不考慮的一個重要方面。

總之，找到經濟改革本身的機制，已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一項迫不急待的任務。為了找到這樣一個機制，我們就得對舊體制運行的基本規則有一個清晰的認識。

二、舊體制運行的基本規則

先談點理論問題。

社會經濟的基本矛盾就是供給與需求的矛盾。計劃經濟是這—基本矛盾的一種歷史表現形態。

在—定的技術條件下，社會可供生產的資源總是有限的。經濟活動的一個基本問題就是在各種可能的生產中作出選擇：生產什麽，生產多少，以及用什麽樣的要素組合方式進行生產。要增加某種產品的生產，就得相應降低他種產品的生產。增加的謂之所得，減少的謂之所失。所謂選擇，就是在所得與所失之間進行比較，擇其優者，這就是我們平時講的經濟效益。沒有選擇，就沒有經濟。所謂經濟，就是在滿足資源有限這個約束條件下，使得目標函數——經濟效益達到最大的選擇過程。

選擇的結果通過經濟結構這樣一個實體表現出來。所謂經濟結構，就是由一定的要素結構（供給）和社會需求結構所決定的產業分布狀態。這樣，需求與供給的矛盾，就表現為經濟結構的矛盾。一種經濟結構，如果能使各種產品的供給與需求保持平衡，我們就說它是一種平衡的結構．這就是我們平時講的綜合平衡的基本含義。由此可見，綜合平衡和經濟效益是一對形影不離的孿生弟兄，—方面，平衡是以效益為標準的選擇的結果；另—方面，效益又只有在平衡的條件下取得。二者的區分只有借助於理論思維才能做到。

無論資源也好，產品也好，就其實物形態而言，是無法比較的。而比較是選擇的前提，沒有比較，就沒有選擇可言。為了比較，就得有一種可用於比較的共同語言。這種語言應滿足以下條件：真實地反映資源的稀缺程度，保證有限的資源用於效益最大的生產；協調各產業之間的關係，保證經濟結構的平衡。這種共同語言就是價格。

因此，價格是選擇的標準，是把經濟效益和綜合平衡統—起來的工具。它的基本功能就在於協調供求關係。如果沒有價格，我們就無法在眾多可供選擇的可能中作出取捨，既沒有經濟效益可言，也沒有綜合平衡可言。

在現實社會，技術在進步，資源結構在變化，社會需求結構在改變。因此，經濟的發展過程，實際上就是經濟結構的演化過程。經濟結構的靜態平衡是不存在的。選擇是一個不停頓的過程，經濟結構的調正也就是一個不停頓的過程。價格作為一種選擇標準，正是以它的易變性引起生產替代和消費替代，從而保證經濟的動態平衡。除非一個社會處於絕對靜止狀態，否則，價格的凝固化必將使選擇標準失靈從而使經濟結構失去動態平衡的可能。

因此，價格又是一種信號，它傳遞情報、引導資源按經濟合理的原則進行轉移，以保證經濟結構的動態合理化和經濟效益的極大化。

現在來談現實問題。

在舊的體制下，我們曾試圖擺脫價格的束縛，但它卻一直象幽靈一樣地支配著我們，對我們進行了無情的報復。

僵化的價格制度導致不合理的價格體系，不合理的價格體系提供給我們一種錯誤的信號和錯誤的選擇標準，引起經濟結構的扭曲，使得綜合平衡和經濟效益這對形影不離的孿生兄弟成了兩個同歸於盡的冤家對頭，並由此造成了宏觀與微觀的對立，計劃與市場的對立，集中與分散的對立，整體與局部的對立，長遠與眼前的對立，速度與效益的對立，速度與比例的對立。這些對立又進—步上升為中央與地方的對立，行政與經濟的對立，國家與農民的對立，工人與農民的對立，城市與鄉村的對立等等。經濟系統正是在這種極端矛盾的狀態中強行運轉的。這應該是我們理解中國經濟問題的主線。

首先，錯誤的價格信號使得經濟核算失真，企業按這種價格做出的效益最大化選擇必然破壞宏觀計劃平衡。而宏觀計劃是以計劃者心目中的“核算價格”為依據作出的，這種“核算價格”不同於傳達給生產者的現實價格。這樣，或者允許企業按經濟效益的原則進行選擇破壞計劃平衡；或者強迫企業按計劃生產，剝奪企業選擇的權利（也就是剝奪企業進行經濟活動的權利），二者必居其一。這就是所謂“一統就死，一放就亂”的根本原因所在。提出所謂“經濟帳”與“政治帳”，“低級盈利”與“高級盈利”等等的對偶概念，把完成計劃說成是社會主義，講求盈利說成是資本主義，等等，與其說是理論家們的主觀臆造，不如說是實際工作者擺脫窘境的客觀要求。當然絕對不講盈利是不可想象的，國家還要積累，人民還要生活，財政總不能憑口支付，浪費也得先有可供浪費的東西的存在。這就出現了所謂“適當的盈利”的概念。孫冶方同志曾猛烈抨擊這個含糊不清的概念，但他不知道，這個概念具有高度的辯證思想，正是它提供給我們一種理論依據，使我們在保證完成計劃的前提下又不致使財政破產。

其次，價格失真，使綜合平衡失去了客觀依據，因為計劃者心目中的“核算價格”畢竟是沒有客觀標準的想象。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無法確知，究竟那些產品是供不應求，那些產品是供過於求，計劃完全成了主觀的東西。這樣，長線與短線這個暫時性的問題就得以永久存在，短缺與過剩同時並存。儘管我們把綜合平衡作為計劃的基本內容，但我們往往是在有計劃地破壞綜合平衡。

第三、價格的歪曲使得實物指標和價值指標相對立，宏觀評價和微觀評價相對立。為了使扭曲的經濟結構得以強製平衡，計劃只能以實物的形式來下達。計劃的實現只能靠行政命令的辦法來保證。這就客觀上要求有一個從上到下的行政系統來控制經濟。要求企業不講效益、不講利益。要求有“鐵飯碗”、“大鍋飯’的分配制度。結果，企業既沒有活力。又沒有動力，不關心經營狀況，不關心技術進步，阻礙了經濟的發展。

第四、歪曲而僵化的價格體系使得經濟結構無法合理演化，造成經濟結構的畸形，使國民經濟出現周期性的比例失調，每次失調都使經濟瀕臨於崩潰的境地。

總之，僵化的價格制度必然對應於高度集中的、以行政命令為主的，不講物質利益原則的管理體制。這種管理體制又必然導致政治對經濟的不適當乾預，妨礙經濟系統的正常運轉。

正確認識舊體制的運行規則，明白它的症結所在。我們就可以找到體制改革本身的機制。這個機制就是價格制度的改革。不改革現行的價格制度，就解不開舊體制的紐結點，整個改革就不能順利進行，就達不到“宏觀控制、微觀搞活；管而不死，活而不亂”的目的。

在進一步討論價格體制改革以前，我們先談談有關價格調整的問題。

三、不要把寶押在價格調整上

舊的價格體系類似這樣一個溫度計，這個溫度計裡裝的不是水銀，而是不脹鋼。現在，大家都感到這個溫度計所指溫度與實際溫度極不相符，該換一個溫度計了。

這是一個可喜的進步，它說明幽靈已經開始顯露原形。但換—個什麽樣的溫度計呢？

價格體系的不合理，使得整個國民經濟體制的改革無法順利進行。許多人認為，當前的迫切任務是調整價格，打掉體制改革的“攔路虎”。但調整價格不僅遇到許多經濟上的困難，而且要冒相當的政治風險。所以都認為價格應該調整，但就是不敢調整。

我們認為，調整價格並不解決根本問題。它只是以新的不脹鋼溫度計代替了舊的不脹鋼溫度。我們要的是水銀溫度計。

調整價格並不是價格改革，它只是舊體制解決問題的辦法。價格改革是要解決價格制度的弊病。價格體系不合理只是其表現形式，價格制度的不合理才是其根本原因。價格的問題在於僵化的價格制度切斷了供給與需求的關係，使得價格不成其為價格。在這種價格體制下，即便初始價格完全合理，也會很快變锝不合理，除非經濟處於絕對靜止狀態。

我們曾把物價穩定理解為固定價格。這是一個極大的錯誤。物價穩定是指物價總指數的穩定。物價指數不穩定，價格的變化就不反映供求關係的真實變化．這就破壞了價格的功能。物價穩定的目的就類似讓溫度計具有一定的準確性：相同的指數總代表相同的實際溫度。但固定價格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價格一旦固定，就不反映供求關係，也就不成其為價格了。價格之所以叫價格，就因為它是變化的。因此，固定價格和物價穩定是背道而弛的，它的結果倒是與通貨膨脹更為相似：二者都使價格失靈，只不過程度不同，方式有異罷了。固定價格類似—個指數不變的溫度計，通貨膨脹類似溫度計的指數變化沒有規則。

把調價作為解決問題的辦法之所以不可取，還基於以下理由：

第一、價格是一個體系，這個體系具有無窮多個參數。如果我們不能知道每一種產品的供給函數和需求函數，我們就無法知道這些參數的值。我們只知道價格變化具有連鎖反應，但無法把握連鎖反應的具體程度。如果我們現在認為有兩種產品的價格都偏低，都應該提高，但事實上，很可能第—種產品提價後，第二種產品反倒要降價了。如果我們把兩種產品都提價，那麽，新的價格很可能更不合理。

第二、不合理的價格體系對應於不合理的經濟結構。在不合理的經濟結構下，能使資金利潤率達到均等的生產價格不同於能使供求平衡的市場價格，按生產價格定價會造成市場不平衡，而按市場平衡價格定價又引起利潤率的不均等。因此，既使我們算出了所有價格參數，我們仍然不知道該如何定價。而且，在舊的體制下，無論成本資料，還是市場需求資料，都具有很大的虛假性，因為生產和消費都不是經濟活動參預者選擇的結果。即使有選擇，也是按照不合理的價格所作的選擇，如果我們按這些資料調整價格，我們很可能受騙上當了。這就類似讓敵人指揮我們打仗，不失敗的可能性很少。

第三、價格改革的目的是促使經濟結構的合理化。經濟結構的合理化是—個不停頓選擇的動態過程，但價格調整卻是一種間斷的行動。把注意力放在價格調整上，實際上是把經濟看成是一種靜止狀態，企圖用靜態的辦法解決動態問題，這不僅無助於問題的解決，而且會引起經濟的階段性振蕩。特別是，如果新的價格體系仍然是不合理的，必將使經濟結構出現新的扭曲。

第四、調整價格的辦法，實際上是國家拿錢的辦法。這就使一些人出於對財政問趣的恐懼而反對調價，價格問題就遲遲得不到解決。

第五、老百姓對調價異常敏感，任何微小的上漲都會牢騷滿腹，而對調價帶給他的好處（有些產品降價）卻往往熟視無睹。這樣，即便人人都沾了調價的光，也會個個都感到吃了調價的虧，結果是家家怨聲載道，戶戶叫罵不絕。國家是“賠了夫人又折兵”，花錢買得挨罵。不要說出現大的政治亂子，即便僅僅反感情緒的增長也會對改革造成很大的障礙。

第六、把寶押在調價上，如若調價不成功。就延誤了改革的戰機，堵塞了改革的有利途徑。

我們並不一般地否定價格調整，而只是說，價格調整不是解決問題的根本辦法。對一個餓漢來說，宴會之前吃點零食也不是沒有好處的。

四、抓住價格體制改革這個中心環節

所謂改革價格體制，就是有計劃地放活價格管制，逐步形成靈活反映市場供求關係的平衡的價格體系，以充分發揮價格在計劃經濟中的功能作用。

為什麽說價格體制的改革是整個體制改革的中心和機制呢？

第一、體制改革的總原則是：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宏觀控制，微觀搞活。所謂宏觀控制，就是經常地、自覺地保持國民經濟的總體平衡。這是計劃經濟為主的基本內容。所謂微觀搞活，就是允許企業根據效益最大的原則選擇生產經營活動。在企業有了選擇權後，要做到“管而不死、活而不亂”，就必須有一個合理的價格制度。

第二、體制改革的目的是要在計劃經濟內導入市場機制，市場機制的核心是價格，價格體制的改革過程實際上就是市場機制的形成過程。

第三、舊的計劃體制、物資供應體制、商業體制、財政體制、勞動工資體制等等都是與舊的價格體制相對應的。價格體制不改，其他體制就不可能有根本性的改變。另一方面，只要價格體制松動了，整個市場關係就會發生變化，迫使其他體制也跟著松動。從這個意義上講，價格體制的改革就是整個體制的改革。抓住了價格體制，就是抓住了改革的“牛鼻子”。

第四、伴隨價格體制的改革，計劃管理體制將發生根本性的變化。計劃指標由以實物為主、指令性為主轉向價值為主、指導性為主，計劃工作的重心轉向制定中長期性戰略計劃，轉向宏觀控制。國家只要控制住宏觀經濟變量（如：總供給與總需求，總投資規模，利率水準，貨幣供應量、工資增長幅度、物價水準等），就可以保證國民經濟的有計劃按比例發展，而無需直接控制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整個微觀徹底搞活了。

第五、利改稅的工作已經開始，但合理的稅制只能建立在合理的價格制度上。在價格不合理條件下實行利改稅，就類似在一個莊稼長的參差不齊的田裡使用收割機，很難奏效。目前，我們不得不以稅率的多樣化（不同企業不同稅率）來對付僵化的價格，這是違背稅收的經濟法則的。只有把僵化的價格變為靈活的價格．多樣化的稅率才能變成統—的稅率。

第六、價格體制的改革將帶動經濟結構的合理化，合理的管理體制和合理的經濟結構就同時形成，改革和調整就統—起來了。

第七、隨著價格的合理化，各地區的優勢就可以充分地顯示出來，競爭的浪潮將衝破地方割據的防堤，合理的地域分工體系就會形成，中心城市的威力就可得到充分發揮。

第八、價格體系改革後，城市經濟系統和農村經濟系統就融合起來了，在—個共同的機制作用下有條不紊地動行。新的經濟系統就形成了。

價格體系改革的具體辦法，可以參照農副產品價格改革的辦法，實行雙軌制價格，舊價格用舊辦法管理，新價格用新辦法管理，最後，建立全新的替代價格制度。與價格調整相比，價格體制的改革是一個連續的逼近過程。問題不在於第一步是否達到合理，問題在於它是不是趨向於合理。

我們初步設想可采取以下步驟：

(一)核定原牌價定量供應範圍，把這個範圍按基期年度水準固定下來不再擴大，並強迫供應企業按舊價格保證供應。這裡既包括產品品種，也包括定量指標。一切新品種以及對原品種的新增需求不再保證牌價供應。不限量牌價供應的產品，說明牌價符合市場平衡價，牌價自行廢除。

(二)凍結牌價定量供應的生活資料價格，嚴肅價格政策，安定民心。這部分商品的倒掛虧損繼續由財政補貼。在正式改為市場價格以前．可以考慮適當程度的調價。但調價的目的是為改價創造條件，而不是堵塞改價的道路。某些只有少數人享受的物品應取消牌價。

(三)開放所有產品的議價市場，作為探索平衡價格的先驅市場。允許個人和企業對牌價供應的商品進行再交易，但對國營企業再交易的收入，應通過稅收杠杆將其一部分上繳國家。

(四)劃定行統一價格，協議價格和自由價格的範圍。非競爭性商品和公共物品及勞務由國家統一定價，其他商品一律實行供求雙方協議價格或自由市場價格。

(五)參照議價市場所形成的價格調整非競爭性產品的價格。允許議價市場長期存在以作為調價的反饋機制。對生產這類產品的大型企業實行國家經營。

(六)逐步放開實行協議價和自由價的生產資料產品市場。對原牌價與市場議價相差過大的產品可以實行分階段放，或先調後放。

(七)在經濟結構有所調整後，市場供求關係將發生變化，一部分定量供應的消費品牌價可能失去意義（如紡織品），牌價就自行取消。隨著人們收入的增加，消費結構將發生顯著變化，現牌價定量供應的消費品在總支出中所佔比重將逐步下降，這樣，在適當的時候就采取適當的辦法取消全部消費品的牌價供應。這樣做並不會引起大的不滿情緒，因為人富了是不會計較小小得失的。

(八)在價格制度的改革過程中，國家應該進行靈活的市場經營：低價市場買進高價市場賣出，低價時期買進高價時期賣出。也應該鼓勵商業企業和個體經商者進行類似的經營活動。總的目的是抑平價格波動。但同時應采取有效措施製止欺行霸市行為的發生和聯合瓜分市場等壟斷行為的出現。

價格體制的改革事實上已經在進行，只是很大程度是一種自發的行為。目前市場上各種商品價格的管理很混亂．這種混亂表明了舊的價格制度的危機。企圖用舊的價格管理辦法來解決這種混亂是不會成功的。我們認為，這種混亂本身並不是壞事。關鍵在於我們對體制改革采取什麽態度。如果我們能把價格體制的改革作為整個改革的—個機制，自覺地利用目前市場上出現的多頭價格的局面，壞事就變成了好事。事實上，這種所謂的混亂給我們一個下台的機會，為我們有計劃地改革價格制度創造了良好的條件，就是說，價格改革的前期工程已經開始，先遣部隊已經出發，現在該是我們因勢利導，乘勝前進的時候了。

長期流行著這樣一種觀點，這種觀點認為，若放活價格，必然引起互相哄抬物價，價格全面上漲。這種觀點既沒有經濟學道理也沒有事實根據。它把價格作為完全由人主觀確定的東西，似乎賣者想要多少價，就可以得到多少價。如果這種觀點正確的話，那八億農民早就成為百萬富翁了。事實上，價格決定有其客觀的規律，絕不是人為可以改變的。過去我們運用政權的力量強行規定價格，但並沒能取消市場價格的存在，設想某個供應者可以任意規定價格，就更是幼稚了。當然，不可否認，有些壟斷性產品，生產者可以根據利潤極大化原則規定一種不利於社會資源合理配置的價格，也正是考慮到這一點，我們才主張對這類產品采取國家統一定價的政策。

價格改革會不會引起物價總水準的上升呢？我們認為是不會的。如果我們采取正確的宏觀政策的話。理由是：第一，物價總水準取決於貨幣總供應量和商品供應量的比率。在貨幣流通速度不變的條件下，只要貨幣供應量的增長率不超過商品供應量的增長率，物價水準就不會上升。在連鎖反應的作用下，發生變化的只是價格體系，而不是物價水準。第二，隨著價格體系的合理化，供過於求的產品價格下降，而供不應求的產品一方面由於浪費性需求的消失，另一方面由於供給的增加，價格不會上升太多，估計會落在現牌價與現市價的中間地帶，總的物價水準基本上會保持穩定；第三，隨著價格的合理化，要素和商品的流動性加大，統一的全國市場就會形成。市場越大，價格就越穩定，這是經濟學的一個基本常識。還應該看到，牌價價格體系可以說是任意給定的，由此計算的物價水準並不反映真實物價水準，用這種不真實的物價水準來衡量價格體系合理化的物價水準是沒有道理的。

五、不要被財政問題嚇破了膽

我們知道，價格的功能在於調節供求關係，合理分配資源。但在舊體制下，價格很大程度上是被當作稅收杠杆（低價統購的所謂“暗拿”）和福利杠杆（低價供應、免費供應）來使用的，即被當作收入再分配的工具來使用的。我們賦予價格過多的責任，結果就破壞了它本身的職能。現在要把價格召回來，讓它安安心心地完成本職工作。但它過去的工作由誰來接管呢？這就提出了個財政問題。

財政問題是我們不得不考慮的問題。但它真得像我們有些同志想象的那麽嚴重嗎？我們的回答是否定的。相反，我們認為，只有改革價格體制，財政狀況才會有根本好轉。

先從財政收入看。

第一、在不合理的價格體制下。經濟結構嚴重扭曲，造成資源配置的不合理。使得社會總生產停留在生產可行性邊際之內。價格改革的根本意義就在於促成經濟結構的合理化，把社會生產推到生產可行性邊際上。這種僅由價格改革而來的國民收入的增長就是我們難以估計的。這雖然僅是一種想象，但如果我們看一看農村近幾年的發展情況，就不難看出，這是一種非常科學的想象。國民收入總額增加了，財源就擴大了，只要我們及時改革稅收體制、財政收入怎麽能不增加呢？

第二、伴隨價格制度改革而來的“大鍋飯”制度的廢除，會極大地調動企業和職工發展生產增加收入的積極性。這種收入的責任製效應也是巨大的。原材料、能源漲價後，加工企業和耗能企業的收入並不一定有相應幅度的減少，這已有經驗為證。如果我們的稅制是健全的，怎麽會出現企業多收財政反而少收呢?

第三、伴隨價格的改革，一大批“投入大於產出”的企業將會被淘汰，國家甩掉了虧損補貼這個包袱，等於財政收入增加。

第四、隨著人民收入的提高，社會閑散資金聚多，居民儲蓄劇增，國家可以適量發行公債．將—部分資金集中到手。

第五、開辟農村財源。農民富了，理應對國家多繳。事實上，許多富起來的農民對征稅是有思想準備的。

總的講，我們對財政收入抱樂觀的態度。

再來看看財政支出。

第一，由於限定了消費品的牌價定量供應範圍，國家用於這方面的支出不會有多大增加。

第二，價格改革後，基本建設是按效益的標準選擇的，這就可以避免一些盲目建設、重複建設項目的出現。這樣，國家生產建設支出就限於一些重點項目，其他項目統統讓地方和企業自已去辦，即便造成浪費，國家也不承擔責任。誰釀的苦酒誰喝。

第三、鼓勵個人辦學，企業辦學，鼓勵企業和個人向學校投資，鼓勵科研部門與生產部門掛鉤，促使科研部門的企業化。這樣，國家用於教育科研的經費就不必增加很多。

第四、農村經濟發展了，國家用於支援農業的款項可以相對縮小。許多事可以讓農民自己辦。城鎮公共工程建設讓地方辦。

總之。我們認為，在價格體制的改革中，保持財政收支的基本平衡是可以做到的。如國家仍感不放心，可將原財政收入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來，強迫地方和企業繳納。現在許多企業和地方並不害怕繳不上利稅，只是苦於綁的太死。只要放開手腳，就會出現“眾人拾柴火蹈高”的局面。

不僅如此，我們還認為，在改革時期，有適當的赤字並不一定是壞事，這己為近幾年的實踐所證實。有些主張搞赤字財政的同志引用西方國家的例證，而反對者則認為，西方社會是需求不足．而我們是供給不足，搞赤字等於火上加油。我們認為，這兩種觀點都過於簡單化。應該看到，我們國家經濟正處於結構性轉變時期，如果搞赤字有利於結構調整，有利於動員閑散的資源，其結果正是增加供給而不是簡單地擴大需求。在這個時期，出現某種程度的結構性通貨膨脹是不可避免的，與財政赤字並沒有必然的聯繫。另外，現在城鄉居民個人儲蓄增加很快，這些資金大多沒有用於投資，國家向銀行貸款並沒有什麽不可以的。如果財政的不平衡有利於總體經濟的平衡，搞赤字就是值得的。這叫舍車保帥。把財政問題看得過於嚴重實際上是自已嚇唬自己。

對財政收入與國民收入同步增長的觀點也不可絕對化。財政的目的無非有二：一是控制宏觀經濟，促進資源的合理配置；二是實現收入的再分配。前者奉行的是效率原則，後者奉行的是公平原則。財政收入究竟應該佔國民收入的多大比例，應以滿足這二個目的為限。實踐證明，收入過於集中使用，往往不利於資源的合理配置。

六、體制改革的幾個障礙因素

在經濟體制改革中，有以下幾個障礙因素應加以注意：

第一、中國經濟系統仍處於形成過程之中，許多運行功能不健全，既妨礙了市場機制作用的發揮，也給計劃控制帶來一定的困難。這包括：大量自給性生產的存在，資源缺少流動性，信貸制度不發達，統計系統不健全，稅務管理不嚴，信息傳遞不靈，司法制度不完善，人們的法治觀念淡漠，等等。新體制下的宏觀控制，是一種神經性控制，而運行功能的不健全使許多經濟組成部分成為一塊塊“死肉”，對神經中樞的信息指令沒有反應，這就使許多經濟手段不能奏效。

第二、企業不適應市場，缺乏一代企業家。我們過去實行的是“國家本位論”，企業是行政機關的奴仆，隻從事生產不從事經營。現在放活市場，企業要由生產型轉變為生產經營型，這就類似要讓一個從來沒有離開過父母的孩子獨立生活，總得有個適應過程，開始時難免會出現一些問題．這就加大了改革的摩擦系數。但應該把市場本身的缺陷和由於我們的企業不懂市場機制而造成的混亂區分開來。市場本身的缺陷要由計劃來解決，但企業不適應市場的問題就只能由市場本身來解決。

企業家是企業的靈魂。企業素質的核心是企業家的素質。伴隨企業的轉型，企業家的功能愈益重要。從某種意義上講，未來的時代是企業家的時代。企業家要具有獲取新情報、發現新的投資機會、籌集資金、組織生產，引進新技術，開拓新市場的能力。這就要求企業家必須具備開拓精神和冒險精神。但舊的體制窒息了這樣的企業家集團的形成，領導我們企業的大多是一些“安全第一”的行政官員，而不是一批勇於探索的企業家。很難設想，一個導入市場機制的計劃經濟體制可以在沒有一大批企業家的條件下順利運行。可以預料，如果我們有像步鑫生這樣一大批新時代的企業家，我們的體制改革就會順利得多。

第三、經濟管理部門的不適應。舊體制下，上級管理部門是依靠直接的行政命令來實現對經濟的管理的，新體制要求經濟管理無論從指導思想上還是具體方法上都來一個根本性的轉變。這無異於讓一個作戰指揮部去接管—個跨國公司。許多同志搞經濟，可以說是“管死有方、搞活無法”。新體制下，要做到“管而不死，活而不亂”，他們就束手無策了。

第四、人們的價值觀念不適應。我們過去總是習慣於用道德標準衡量經濟活動，把經濟與道德混為一談。歷史已經證明，道德的統治在經濟上已經行不通，但現實又告訴我們，經濟的統治又在道德上受到鄙視。對先富起來的農民的看法就突出地反映了這一點。看來，人們的價值觀念的不適應是體制改革的一個嚴重障礙。

1984.4.21　初稿

張維迎簡介（據人民網資料，本報稍有更新）：1959年生於陝西省吳堡縣；1982年獲西北大學經濟系學士學位；1984年獲碩士學位，同年進入國家體改委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從事改革理論和政策研究；1990年9月入牛津大學讀書；1992年獲經濟學碩士學位(M. Phil.)；1994年獲博士學位(D. Phil.)；1994年8月回國到北京大學工作；後曾任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副院長、北京大學工商管理研究所所長,同時兼任牛津大學現代中國研究中心研究員；現為北京大學經濟學教授。1984年-1990年在體改委工作期間，在國家級雜誌上發表數十篇有廣泛影響的論文，是國內最早提出並系統論證雙軌制價格改革思路的學者。

責任編輯：秦嶺 主編：商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