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報告0004：《論漢武帝》

恆之博士讀書報告0004：《論漢武帝》

張維華：《論漢武帝》，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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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張維華在《文史哲》上發文回憶了他的生活說：

二十多年來，我所向往長期過著的生活是：

有一間布置雅潔而完備的書房，穿著半舊半新的長袍，坐在太師椅上，守著一杯清茶，吸著紙煙，翻閱著線裝書；用工整的楷書，寫著脫離現實的考據文章。

因此，除了自己僅有的工作崗位上的工作外，不願同人來往，也不願過問人家的事。……在閑暇時間就想單人獨身跑到山水之間，寂靜地徜徉於自然之中。二十多年來，一直是停留在這個階段上。（《清除我的封建、買辦思想》）

這樣的理想不就是今天很多人所設想的麽？這不就是我們孜孜以求而不可得的麽？這樣的生活，今天叫作小資情調，是有品味的。過去嘛，那就是個麻煩。

五年之後，即1957年11月，他的專著《論漢武帝》出版了，定價0.55元，正文179頁。封面題字者范一辛。

全書共六章：包括小序、第1章漢武帝所處的時代、第2章漢武帝的生平事跡、第3章漢武帝時期的政治與政治思想、第4章漢武帝時期的社會問題和經濟問題及漢武帝對於這些問題的措施、第5章漢武帝時期的對外關係、第6章總論。

此書出版時，作者已經受到某種處分了。彼時，張氏即已光榮為右派，1962年摘帽。（趙捷《回憶張維華先生》）

如果不是西嶋定生《秦漢帝國》的參考書目中重複了兩次這本書，我是不會去找這個書看的。不研究秦漢史專業的人，大概不會去看這樣的書，畢竟是上個世紀五十年代末期的著作，那個時代屬於閉關期，大多數的學術著作都不值得一看。

如今，即便是搞這個專業的人也未必會去看他這個書，時間太早只是一個方面，更重要的是討論封建社會、奴隸社會之類的問題，沒什麽意義。說漢代是奴隸社會，誰信啊？

作者說，他推崇漢武帝，認為漢武帝“是一個英武有為的皇帝，他在解決政治問題、社會問題和經濟問題上，都有他的獨到之處。中國歷史上出現了這樣一個突出的時代，雖然有其他的條件，也應該說是與武帝個人有一定的關係的。”（《漢史論集》，第2頁）

這樣的論點，在今天還算合時宜，放在反右的時候是不太好的。當年即便是山呼萬歲也不能說漢武帝好，因為萬歲只能當下的好；今天則不同，說漢武帝好就是說皇帝好。張老先生的書，早出了半個世紀。當然要去掉前面關於什麽社會性質的討論。

總之，張維華《論漢武帝》的學術觀點，在今天看來似乎不是最一流的。我們翻翻辛德勇《製造漢武帝》一書就知道了：辛氏將張氏此書放在第23頁的注腳中了，是辛氏所謂的“很多人”中的一個，大概是無關緊要的。當然，這也不見得是學界的公論。

張維華（1902-1987）字西山，山東人。他曾祖父是被抱養的，雖然改了姓，可是這樣的子嗣是沒有繼承權，這個在北方比較正常。

後來，他們去打官司，總算有分到了一點田地，“分給的田宅又少又壞，不夠養活自己人口，生活成了問題。只是由於加倍的努力勞動，勤勤懇懇，早出晚歸，才沒有走向流亡或餓死的路線。但是，貧可以通過勞動去爭取衣食，賤卻沒法解決。”（《漢史論集》，第1頁）

後來，他伯父中了秀才，他們家算是有了點文化氣息了。他的祖父為了讓家裡的書香傳遞下去，即便是很窮，也要張維華上學讀書。所以，他自小在教會學校讀書，齊魯大學本科，燕京大學研究院，都是教會學校。

此後回報社會，到齊魯大學任教，做過系主任，直到學校被解散，他大概也就流浪到青島的山東大學去任教。不，是分配過去的。1957年反右，他不得上課了。

就在這個時候，他的《論漢武帝》一書出版了。如果再晚一點，估計這個書根本就出不來。他另外一部關於長城的書就拖了二十年才出版的。1963年，中華書局點校二十四史，顧頡剛招呼他來京做《陳書》。

1957年，張維華還是青島的山東大學教授。所以，這部《論漢武帝》的書稿寫完之後，他的同事——山東大學歷史學中國古代史教研室的張世篆——給他謄寫了一遍。讓同事抄書稿，這一看就是老派學者的做法，今天的大教授都不見得有這樣的待遇。

經過文化大爆炸的洗禮加上最近所謂的改弦更張數十年，純學術的研究已經不值錢了，搞老式和老實學問的教授們的地位也就那樣了。對一般家庭來說，也似乎沒有了當年張老先生家那種指望著讀書能改變家庭命運的想法了。

大爆炸時期結束後，張維華回到學校去教學，據說是山東大學中西交通研究室的主任，他寶刀未老，寫了不少書。1980年，齊魯書社出版他的《漢史論集》一書，收錄了張維華幾篇關於漢代史學研究的論文，包括《論漢武帝》一書的絕大部分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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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維華教授，窮人家出身，大概從小就在地裡乾農活的，談不上什麽學術家底，更別說什麽祖傳學問了，養家糊口都是問題，他讀書主要是要解決家庭的身份問題。在傳統社會裡，身份的改變也不是完全沒有法子，最直接的最能依靠的就是讀書。

“在舊社會裡，要撐持門戶，讀書是一條路。家貧如何能讀書？就只要咬定牙關節衣縮食勉強供孩子們讀書。讀書也不敢期求什麽功名，只求在春節能給人家寫春聯，喜喪公事，能為莊鄉幫個忙，就算能在人面前抬起頭來了。”（《漢史論集》，第2頁）如今這樣的想法是完全沒有了。

張氏的這個自敘給我們留下了一些考察古代底層文人家庭是如何向上流動的史料。

這一段可以和何炳棣（1917-2012）《讀史閱世六十年》相對照，能看出來很多有趣的故事來。

由於家庭條件有限，張氏搞學問的攤子鋪得很大，我們看看他的那些文章就可以看得出來，他勤奮地寫了很多文章，大概掙稿費是一個重要的原因吧。也可能他沒有這麽想過，他就是一個農家子弟，能在田地裡弄出一點莊稼就把它弄出來，玉米還是土豆，只要是有收成就行。這就是典型的農民學者的狀態。

何炳棣不同，他從小就立志要成為洋進士，立志要做第一流的學術，不是第一流的問題他絕對不做的。張氏沒有這樣的追求，他對一個出國讀博士的同學吳金鼎(1901—1948，字禹銘，倫敦大學考古人類學博士)表達了非常高的敬意：

我的同學也算我的師長吳金鼎先生留學英國回來，告訴我，說他在倫敦見到我寫的《齊長城考》，說寫的還不錯。

我得到很大的鼓舞，想著寫出一部研究中國長城的書。

前些時候在中華書局出版的《中國古代長城建置考》就是在這種情形寫成的。

從此得出一個經驗，對於有志於作學問的青年，前一輩的人，有責任引導和鼓勵他們，只有指責和抨擊是不行的。（《漢史論集》，第3頁）

張維華總結自己的學術研究時說，可以分為兩段，解放前是老路子，解放後是正確路子。他居然認為老路子不是完全沒有用處，還說如果沒有舊日的底子，新的方法進行研究是很困難的。這樣的論調，不成為光榮的右派都困難啊。好在這個說法是在1980年的《漢史論集》中說的，要是早些年的話，可能小命難保。

老先生八十歲的時候說，不知道研究漢通西域和漢語匈奴關係研究是不是“禁區”，因為他年輕的時候曾經花了點功夫去蒐集資料，寫了好幾篇論文，有心要弄出一部專書來，但是很可惜，之前是戰亂沒有給他那個機會；之後是亂戰，也沒有給他那個機會。

爆炸的世界，保命才是第一要務。

等到爆炸得差不多了，人也老了，沒有時間和精力去搞了。老人家想到這裡，“深覺惋惜和慚愧”。

我們不用糾纏他的個人心態史，看書。可是，張氏的書中談了不少心態的問題，當然，那是對歷史人物心態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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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漢武帝》是張維華在1956至1957年之間，應上海人民出版社之約寫的。稿費，又是稿費。據說，前人有這樣一句話，如果不是為了掙幾個臭錢，誰寫什麽鬼文章呢。

錢當然重要，更重要的是對得起那幾個臭錢。

張教授說他寫《論漢武帝》的想法是，他認為漢武帝時期在兩漢歷史中很重要；在全部中國歷史中，也很重要。漢武帝、唐太宗、清康熙等人可以相提並論是完全沒有問題的。“研究中國政治制度發展的歷史，決不可忽略武帝這個開端。”（《論漢武帝》，第60頁）

在寫這部書之前，他還寫過一些關於漢代史學的文字，他說感覺“全部中國歷史，從政治制度上看，很明顯的貫穿著一條心，即分封製（不是一般所說的封建制）與專製主義中央集權製相互矛盾又相互結合的演變。

……自景帝時七國之變後，直到清末，全部歷史都存在著如何應付或解決分封製而加強專製主義中央集權製的問題，這事一個中國走向統一或分裂的大問題，也必然影響到其他方面去。”（《漢史論集》，第6頁）

搞學術都是有時代特點的，比如《論漢武帝》一書一上來就用了十幾頁來討論當時的社會性質到底是奴隸社會還是封建社會，似乎確定了什麽社會就能確定什麽正確和什麽錯誤，確定了什麽社會性質就能說這個是進步，那個是落後。

這樣的討論，據說是搞了很多年。不知道寫了多少文章，其實太祖高皇帝已經有明確的結論了，扯了不是白扯麽。再說，扯了也沒啥用啊。但是，總需要那樣做，就像今天寫類似的著作，可能先要弄個什麽學術史回顧，才算學術著作，不如此不像樣。

弄完這個之後，再進入討論對象的分析。如何分析呢？

我們知道，近代史學中，一個非常重要的工具是精神分析，也就是所謂的性格分析。只要我們讀過余英時《朱熹的歷史世界》，還有其他一些類似的著作就會有比較直觀的感受。余英時在他的書中講了什麽呢？我又讀出過什麽呢？

余英時說，為什麽我們會認為朱熹被列入偽學名單就是政治權威的迫害？認為是儒家遭受了打擊？因為大家都這樣說。比如右派問題，大家都認為那是受了迫害了。

誰是施害者？誰是受害者？之間有什麽關係？誰的性格因素起作用了？

如果僅僅以所謂的“政治權威”或者“歷史原因”就等於正確的什麽都不知道，只是說瞎話罷了。余英時說：

“後世讀史者已不知孝宗晚年直是有志於天下的一段曲折，更忘卻了理學家群曾在權力世界作過六七年得君行道的艱苦奮鬥，因此對於慶元黨禁已往往不得其解。至於現代學者或在偽學二字上望文生義，逕視黨禁為政治權威迫害儒家思想之證，那更是離題萬裡了。”（《朱熹的歷史世界》，第528頁）

武帝的性格，《論漢武帝》一書是這樣說的：

武帝不僅喜愛文學，重視文獻，而且自身也具有較高的寫作技能。……武帝一世，時常出巡出遊，而在出巡出遊之時，或令隨臣作歌，或自己作歌，亦屬常事。武帝西巡是，作過《回中道歌》；東巡時，曾在黃河決口處作過《瓠子歌》二首；出遊河東時，曾作《秋風辭》一首，這是大家都知道的。（《論漢武帝》，第38頁）

什麽意思呢？就是說武帝自己寫論文，發文章，在出巡的國家發署名文章，到各地發表演說，都很有水準。“武帝不僅好獵狩，而且喜歡親自追逐野獸。這說明了他是一個好動的而且也喜歡逞能的人。”“象武帝這樣的統治者，在中國歷史上是不容易見到的。”

“就武帝個人來說，他不僅不滿意於竇太后擅權專政，並且反對她所主張的黃老政治，而傾向於儒家政治，只因祖孫的關係，不敢明白反抗。知道建元六年，竇太后死去，才掃去了推行儒家政治的障礙。”（《論漢武帝》，第40-41頁）

“武帝在位期間，在對內對外上，確實出現了許多新的事跡、新的設施和新的編個，使漢王朝成為空前未有的盛大局面。……在政治上的設施，首先是表現在用人方面。他雖然自幼接近儒士，但卻不拘一方。”（《論漢武帝》，第41頁）

“武帝在用人方面，也是十分專斷的。對於那些觸犯了他的禁令，和不效忠於他的人，也不惜採用極強暴的斷然手段。武帝時有許多大臣被殺被廢，處處表現出他是加強了對與官僚的控制，這就導致當時的官僚政治走向專製主義中央集權的政治。”（《論漢武帝》，第43頁）

漢武帝十六歲開始當皇帝，幹了54年，一生經歷很豐富。當然值得後世學者去研究了。他為學者們留下了很多可用研究的課題。比如他晚年是不是發生了什麽性格上的改變啊，是不是由此導致了政策的變化啊？還有，他的老婆、兒子死掉之後，對他的政策有什麽刺激啊？總之，能研究的東西很多。

辛德勇教授將這一現象稱之為“製造漢武帝”，也就是說，學者們用他們的案頭工作，把歷史上的漢武帝變成了一個話題，不僅是歷史的話題，也是現實的話題。

——4——

少年天子漢武帝，意氣風發，追求進步，喜歡搞搞學術，玩玩宮鬥，鬥雞走馬，總之是力比多比較旺盛。人不可能不老，所以人們總是希望有長生。

秦始皇曾經找過不老藥，被幾個老騙子和小騙子合夥給騙了，後來人們說這夥騙子是不是儒家是術士。

秦始皇不管那麽多，把一幫傻子給埋地裡當肥料了，而騙子早就不知所蹤了。始皇帝氣的要死，最後是不是因此而發了瘋也未可知。漢武帝的情況稍有不同，他和儒家、術士們的關係比較複雜。

一方面他和儒家的關係比較緊密，一方面和術士們也關係很不錯，像什麽長陵巫女神君、文成將軍少翁之類的，一看就是神神鬼鬼的，比較有意思。

當然，我們基本上會認為，在漢武帝之後，儒家才逐步做大。畢竟“焚書坑儒”這四個字的影響力很大，而“獨尊儒術”四個字也會讓人找不著北。

既然如此，我們就姑且認為漢武帝開啟了儒學的春天。“自此而後，歷代的統治主，無不樹立尊孔的招牌，即使外族統治中國的時期，也是如此，可見其意義的重大了。”（《論漢武帝》，第83頁）

等到晚年時候，漢武帝已經乾不動了，特別是當時出現的巫蠱案子，讓他很受傷，乾掉了一大堆人，包括他親兒子。“他晚年在對外關係上，抱著十分消極的態度，他不願再對匈奴用兵，也拒絕桑弘羊西域屯田的建議；在國內的問題上，又主張恢復西漢初年休養生息的局面，而提出富民的政策。這一切都說明武帝晚年對內對外的策略，是有所改變了。以後昭帝時的政治，一般說是要矯正武帝時好大喜功的那些措施，其實這種政治，在武帝末年已經出現了。”（《論漢武帝》，第54頁）

對於這一點，辛德勇是不讚同的。《製造漢武帝》（第23頁）在腳注中說，何茲全《秦漢史略》、張維華《論漢武帝》中根據《輪台之詔》來分析漢武帝晚年的轉變只是重複了市村瓚次郎、田余慶、呂思勉等人的觀點罷了。即，漢武帝晚年徹底轉變了其治國方針。

這是不可能的，僅僅用一份詔書能看出什麽東西來，況且一個報告往往是成於眾人之手，念稿子的未必就是寫稿子的，這樣的孤證難立，這麽簡單的道理還用再說麽。

因而，《製造漢武帝》（第27-28頁）一書就十分肯定地堅持說，從漢武帝臨終前的托孤諸臣像霍光、桑弘羊、上官桀、車千秋等人，都是繼續執行漢武帝一以貫之的政策的，沒有什麽晚年更張的動力，更談不上什麽徹底的改變了。

對於這個人事任命，張氏的說法是：“遺命立其少子弗陵為太子（此時弗陵年僅八歲），以侍中駙馬都尉金日磾，奉車都尉霍光，騎都尉上官桀輔政。弗陵就是以後的漢昭帝。在這件事的措施上，依然可以看出武帝有識人之明，並非完全是老而昏惑了。”（《論漢武帝》，第55頁）顯然一件事情可以用作不同的解說中，同樣的一件事情如何解說也是很有選擇的。

到底漢武帝當年是什麽情況呢？各有各的說法。愛信不信，反正繼續扯就行了。大家繼續“製造漢武帝”即可。

不管怎麽說，我們看到張維華《論漢武帝》一書中的原話是：

武帝晚年對內對外的策略，是有所改變了。（《論漢武帝》，第54頁）

有所改變才是對的，一以貫之並不能排除有所改變。所以，恆之覺得，張維華的說話更加靠譜一點。

值得注意的是，張教授在後文高職論漢武帝晚年社會問題是則說，“結合著對匈奴用兵的失敗以及巫蠱之變等，使武帝改變了他的政策。對外停止擴張，對內改行富民政策。武帝停止對外擴張，見其《輪台之詔》……；其富民政策，則見於《漢書·食貨志》。”（《論漢武帝》，第129-130頁）

也就是說，張教授說《輪台之詔》可以看出來漢武帝對外政策方面至少在用兵方面是停止了，但是並沒有說不用兵的對外政策也停止了。這當然不能算是徹底改變，只是策略上的與時俱進罷了。

張教授的遣詞造句是很講究的“聲明以後”“宣布了政策”等等，他並未宣稱漢武帝晚年徹底改變了他的方針，恰恰相反，武帝的方針是一以貫之的，都是為了漢家天下長治久安。這樣我們才不會說他老糊塗了。

“二十餘年來，我所學的，所研究的，和所欣賞的一方面是些封建東西，我雖不能作詩填詞，但卻最欣賞詩詞。我不懂古董書畫，卻最喜歡冒充風雅玩一玩古董書畫。我喜歡作散文，卻要以司馬遷的風格為極則。”張維華先生在開國之初如是說。後來，這些破爛玩意兒，都成了垃圾，退場了。

參考書目

張維華：《論漢武帝》，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

張維華：《漢史論集》，濟南：齊魯書社，1980年。

張維華：《晚學齋論文集》，濟南：齊魯書社，1986年。

辛德勇：《製造漢武帝：由漢武帝晚年政治形象的塑造看的歷史建構》，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