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這麽白，為什麽被稱為“黃種人”？

謝霆鋒唱過一首名叫《黃種人》的歌，裡面有這樣幾句歌詞：

“黃種人來到地上/挺起新的胸膛/黃種人走在路上/天下知我不一樣”。

我們從小就被告知，生活在亞洲的是黃種人，在歐洲的是白種人，在非洲的是黑種人。對我們中國人來說，能被稱為黃種人，是一件讓人開心的事，因為在中國文化中，“黃色”不僅代表了黃帝、黃河、黃土地，還是被帝王們長期壟斷的高貴顏色——我們從電視劇裡也能看到，明清時代的龍袍都是黃色的。

於是，我們從來都不會看著自己的膚色，懷疑一下——這怎麽能算是黃色呢？

美國學者奇邁可的著作《成為黃種人》，解釋了亞洲人，尤其是東亞人，被稱為黃種人的原因。他在書中指出，西方人定義人種時，只有白色才是高貴的象徵，至於分配給東亞人的黃色，其實意味著疾病，甚至死亡。

由此，我們不得不接受一個殘酷的事實——黃種人這個概念的出現，充滿了西方人的種族偏見。更加鮮為人知的是，在七八百年前，西方旅行家剛剛登陸東方時，東亞人一度被他們稱為“白人”，只是在後來的歷史發展中，東方日益落後於西方，我們才一步步被醜化成所謂的“黃種人”。

和黃種人所指幾乎相同的“蒙古人種”一詞，包含了更多的歧視意味。在西方人眼中，蒙古人種不僅有著醜陋的外表、殘暴的本性，還會出現“蒙古褶”“蒙古斑”等人類返祖現象。

讓人驚奇的是，這種完全沒有科學依據的種族劃分，卻讓近代中、日兩國精英深信不疑。很多時候，這種劃分甚至成為他們發起救亡運動的驅動力之一。

誕生於種族歧視下的“黃種人”

本書簡體版的副標題是“亞洲種族思維簡史”，顯然是借鑒了前些年在羅永浩推薦下，風行一時的《美國種族簡史》，但其實台版副標題更切合主題，就是“一部東亞人由白變黃的歷史”。

在《成為黃種人》中，作者首先就舉了很多例子，說明在早期西方旅行家的觀察中，東亞人是“白皮膚”的。比如13世紀，意大利人馬可·波羅在他著名的遊記中，稱中國人和日本人是“白色的”；14世紀，另一位意大利人鄂多立克也來到中國，記錄下，中國人整體是“貌美”的，中國南方人的膚色是“蒼白的”。

一直到16世紀，葡萄牙藥劑師多默·皮列士，依舊是說，中國人“像我們一樣白”，日本人和琉球人也同樣是“白人”。那時，東亞人被看作唯一能和歐洲人相媲美的人群。

單純從膚色看，東亞人的皮膚雖然不是黃色，但也完全不同於歐洲人的白色，那西方人為什麽要稱東亞人為“白人”呢？事實上，這種描述針對的不單單是膚色，也表現了一種歐洲中心主義的價值觀。西方人對自己白皙的皮膚感到自豪，在他們看來，歐洲是“被上帝祝福過的地方，是人類文明的中心”，只有信奉基督的人才會被賜予白皮膚。

而曾經有一段時間，生活在東亞的人們，被認為是傳說中的東方基督徒。早期的西方旅行家們，都希望能找到這些基督教友。後來事情的發展，也讓歐洲人滿懷信心——16世紀末的時候，成千上萬的日本人開始信奉基督教，日本人成為西方人眼中“被發現的最好的人”，以及比中國人更“白”的人。

此外，如奇邁克解釋的那樣，當時中國和日本的發展，還處在世界前列，兩國人被稱為“白人”，也代表了西方人對東方財富的讚揚和羨慕。

但是，我們知道，隨著時間的發展，上面這兩點原因很快就都消失了，東亞人失去了作為“白人”的資格。先是西方人的傳教活動遇到重重阻力。

明朝萬歷二十四年，也就是公元1596年，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發現，經過整整15年的努力，廣東全省還是只有100名中國基督徒，他對中國人膚色的看法，發生了改變，他失望地寫道，中國的小孩兒剛生下來時都是白色的，但是他們長大後，膚色會越來越暗，同時變得醜陋、肥胖。

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日本，1614年，德川幕府對基督教發出禁令後，日本人的膚色也和中國人一樣被改寫，成為橄欖色和黃褐色。至於文化和財富，東亞很快就完全落後於西方，不可能再得到什麽稱讚了。

17世紀後，東亞人的膚色在西方人筆下，變得多種多樣，但無一不是又暗又深的顏色，比如棕色、紅色、黃褐色、古銅色、深綠色，甚至黝黑色。華盛頓的一名助手，在看到中國水手後，覺得他們在膚色、外貌、頭髮，以及身體特徵上，都很像北美的印第安人，而印第安人是所謂的“紅種人”。

這些表示顏色的形容詞，通過英文、法文、意大利文等不同語言的相互翻譯，更是多了一半以上含義，以至於東亞人的膚色，成了一個沒人能說清的視覺難題。西方人需要一個統一的顏色，來為東亞人的膚色定性。

完成這一使命的人，是瑞典植物學家林奈，他最重要的貢獻，是發明了通行的動植物命名法——“雙名製命名法”，就是給每種植物起兩個名字，一個種名，一個屬名。18世紀中期，林奈在他幾經修正，從13頁擴充至1300多頁的名著《自然系統》裡，形容亞洲人膚色時，用了一個表示黃色的拉丁單詞，代表醜陋、死亡和幽靈。

同時在西方醫學中，黃色皮膚還通常被看作是黃疸病的病狀。顯然，黃色在這裡不再僅僅是對膚色的描繪，還包含了對東亞人精神面貌的不良印象。

德國人類學家布魯門巴哈完善了人種學說，率先使用“黃種人”名稱，而且毫無科學依據地發明了一個名詞——“蒙古人種”，中國人和日本人都被歸在裡面。他宣稱，白人是“最高等級、最為文明開化、最完美的人類”，東亞人和非洲人則被認為是“退化得最嚴重的種族”，和白人分別處在進化坐標的兩端。

西方人對東亞人膚色的記錄空前一致起來，德國傳教士郭士立在1834年出版的《簡明中國史》裡，就毫不客氣地將中國人定性為“眼睛很小，鼻子扁平，膚色蠟黃”，一點都不好看。

幾種被西方人胡亂命名的疾病

在討論了東亞人是怎麽從“白”變“黃”後，奇邁可還對“蒙古人種”的概念發展進行了梳理。除了我們前面說到的魯門巴哈，法國生物學家喬治·居維葉也提出一個人種劃分法，即白種人是高加索人種，黃種人是蒙古人種，黑種人是埃塞俄比亞人種。

此外，有關人種數量的說法還有很多，有人說有2種，也有人說是11種，最多的有人劃出了37種。不過大家知道，只有居維葉這個人種三分法被長期保留下來，至今還被津津樂道。

在這裡，大多數中國人都忽略了“蒙古”一詞在西方的特殊含義。西方人印象中的蒙古，包括了所有曾經侵入歐洲的東方遊牧民族，他們席卷歐洲，帶來巨大災難。重創東、西羅馬帝國的“上帝之鞭”阿拉提、締造蒙古帝國的成吉思汗，以及大敗奧斯曼帝國的帖木兒，都是歐洲人最為懼怕的蒙古人領袖。當東亞人被和他們劃上等號時，形象自然變為醜陋和殘暴的。

或許唯一讓人欣慰的就是，居維葉把黃種人的文明程度向上提了一等，使之成為白人和黑人間的“中間”種族。在他看來，黃種人雖然沒有白人那麽文明，但也不像黑人那樣野蠻，最大的問題是文明長期停滯。

一種標準解釋是，中國和日本曾在基督教地區發展之前，建立起較為完善的社會制度，但他們“在很多個世紀中都處於停滯狀態”，這種狀況表明，無論是在智力，還是能力上，黃種人和白種人相比，都有很大差距。

當時的西方人認為，在三個主要人種中，只有白種人是“真正勇敢、自由、慈悲和仁慈的”，受到上帝祝福。按照這個人種邏輯，不同地區、不同膚色的人，既然生來就在智力、能力上有著種種不可改變的差別，那麽他們地位不平等，有的做奴隸，有的做奴隸主，也就理所當然了。

為了證明黃種人，或者說蒙古人種進化不完全，身體上存有缺陷，西方人通過一些有限地觀察，命名了三種有著歧視含義的病症：“蒙古褶”、“蒙古斑”和“蒙古症”。大家可能不太熟悉這幾個名詞，我來簡單介紹一下，看看西方人曾有過怎樣的種族偏見。

先說“蒙古褶”，它又被稱為“蒙古褶皺”或“蒙古眼”，指一個人眼角皮膚生有褶皺，長著一雙小眼睛。西方人很早就在各種旅行筆記中，提到東亞人的眼睛都是“又小又黑”，是狹窄或者凹陷的。

比如1687年，曾有中國人來到倫敦，他們被形容為“眨巴著狹窄眼睛的家夥”。葡萄牙傳教士克魯斯寫有《中國志》一書，他乾脆斷言，如果在中國看見有長著一雙大眼睛的人，那麽這個人的祖先一定來自外國。最後，醫學家們拿出了符合那個時代需要的“科學”解釋：作為東亞人特徵的小眼睛，是由頭骨形狀決定的，他們下陷的鼻子和突出的顴骨，使面部皮膚出現了多餘的褶皺，這些褶皺從上眼皮垂下來，覆蓋了內眼角。

對於歐洲人來說，只有在童年時期，或者患上眼部疾病後，才會出現這種褶皺。於是，西方人的“大膽假設”好像被證實了：蒙古人種的進化程度僅僅相當於高加索人種的“童年階段”。

至於“蒙古斑”，是指一個人出生時臀部帶有的斑點，提出者是德國醫師貝爾茲。貝爾茲長期在東京帝國大學任教，還當過明治天皇一家的“禦醫”。他在日本工作期間，通過大量觀察，發現所有日本新生兒臀部上都長有深藍色的斑點。

索爾茲認為，歐洲白人是不會受到任何顏色汙點影響的，於是發表論文，將這種斑點的意義無限拔高，作為蒙古人種和其他人種最重要的區別。不久，有人發現一些歐洲新生兒身上也有斑點。

為了維護有關“蒙古斑”的種族歧視理論，索爾茲等人立刻修正說：當年蒙古人西征，使部分歐洲人的血液受到汙染，所以在這些人及其後代身上，也留下了“蒙古斑”這種返租現象。在一些西方學者看來，“蒙古斑”是非白人血液中多餘的色素，是猴子尾巴退化後，殘存的一點痕跡。

然而，最具侮辱性的不是“蒙古褶”，也不是“蒙古斑”，而是“蒙古症”。1866年，英國醫師唐首次將先天癡呆病稱為“蒙古症”，其患者被認為具有東亞人的典型特徵：說著孩子般的語言，或者去模仿他人。中國人所說的漢語，確實被當時西方人看作是“缺乏語法形式”“像孩童或聾啞人的語言”。《成為黃種人》裡特別引用了一個當時的流行說法，

“一些癡呆者也是黃色的，面如土色……而許多中國人和日本人都確確實實是黃色的”。

於是，在幾乎一百年時間裡，“蒙古症”都被視為一種只有高加索人種，或者說歐洲白人，才會患上的“貴族病”——得病後，返租成為人類進化的上一階段，即蒙古人種階段。也許大家都已經猜到了，當年所謂“蒙古症”，其實就是我們今天常說的“唐氏綜合症”。

通過醫學發展，現在我們已經知道，在4種所謂“內眥皺襞”中，只有1種在東亞人身上是常見的；“蒙古斑”也不僅僅是出現在東亞嬰兒身上，印第安人、黑人、白人都會有，在中國被俗稱為“兒痣”；更不用說，所謂“蒙古症”不可能是白人“獨享”的病症，只是一直要到20世紀前半葉，唐氏綜合症和人種、膚色無關的觀點，才被人接受。

但是，這些說法經過數十年、上百年的討論，進入了包括教科書在內的各種書籍，早已深入人心，不再是科學結論所能改變的了。

簡單搜索就能發現，中文互聯網上，還有大量文章在討論，諸如自己孩子身上有“蒙古斑”，是否意味著有蒙古血統這樣的問題；以及求問自己是不是長著“蒙古眼”的人們。由此可見，當年人種歧視理論的影響之大。

被汙名為“黃禍”的黃種人、蒙古人種

奇邁可《成為黃種人》的最後一章名為“黃禍”，討論近代西方對黃種人的恐懼，及中、日兩國由此產生的反應。這一章意義重大，內容卻有些單薄，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不妨參考前面提到的那本《病夫、黃禍與睡獅》。

簡單來說，在“黃種人”和“蒙古人種”這兩個概念出現後，歐洲人被蒙古人侵略的歷史記憶就被復活了，發展出流行一時的“黃禍論”。

1895年，就是東亞發生了甲午戰爭的那一年，德國皇帝威廉二世讓畫師畫了一幅“黃禍圖”。在這幅畫上，代表英、法、德、俄等歐洲主要國家的女神，頭頂十字架，在天使的指引下，和來自東方的敵人對峙。這些東方敵人，就是騎著龍的佛陀，龍代表中國，佛陀代表日本。“黃禍圖”上面還寫著一句很富煽動性的話：“歐洲各民族，保衛你們的信仰和家園”。

這幅畫被威廉二世遍送歐洲各國君主，提醒他們要時刻防範東方黃種人的侵略。

近代歐洲人對於黃種人的恐懼，一是由於日本的極速強大，先後戰勝中、俄兩個領土廣闊的鄰國，其中俄國還是一個歐洲白人國家；二是義和團運動的興起，讓歐洲人看到了中國人在反對洋人時的爆發力；三是當時中、日兩國都有勞工較大規模地向外移民，被認為擠佔白種人的生存太空，造成人口上的威脅。在他們看來，如果不阻止東亞人的移民活動，那麽蒙古人侵略歐洲的歷史就要在19世紀重演。美國才長期實行排華、排日政策，也和“黃禍”理論的流行有關。

對於突然流行起來的“黃禍論”，中國知識分子一方面大力駁斥，指出這種說法的荒謬；另一方面也嘗試加以利用，希望能借此提升中國人的自信。

梁啟超在1897年時說，黑色、紅色、棕色等人種，他們血管中的微生物，以及腦容量，和白人相比，都相差懸殊。只有黃種人和白種人的差別最小，白種人能做的事，黃種人也都能做。至於所謂“黃禍”，梁啟超更別出心裁地積極解釋說，西方人很害怕中國人，以至他們經常要用“黃禍”兩個字來相互提醒。梁啟超將“黃禍論”解釋為一種西方對中國實力的變相肯定。

同中國人的訴求不同，在變法後發展起來的日本，希望得到白種人的平等對待，而不甘於和中國人一起被劃為低等的黃種人。

日本學者田口卯吉在《日本人種論》中聲稱，西方人將日本人和中國人都歸為蒙古人種和黃色人種，是一個極大的錯誤。事實上，大和民族和中國人是不同人種，而和印度、波斯、希臘、拉丁等地的白人同種。歐洲各國對日本人一廂情願的說法並不認同。

十幾年後，到了“二戰”時，日本改以黃種人對抗白種人的領袖自居，充分利用“同種論”，宣揚要建立“大東亞共榮圈”，解放被奴役的黃種人，為侵略戰爭尋求合理性。

由奇邁可《成為黃種人》，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黃種人”“蒙古人種”概念的出現，極大地影響了現代東亞人的思想觀念。直至21世紀的今天，我們身邊大多數中國人還是以黃種人自居，並感到自豪。

其實所謂“黃種人”概念，完全是建立在想象基礎之上的，如奇邁可反問的那樣，“難道現在不該是停止使用這個名詞的時候嗎？為什麽我們還要稱呼某些人為‘黃種人’呢？”

不只“黃種人”、“白種人”不存在，就是“人種”“種族”概念都並不真實。大家可能還記得，在國博講解員河森堡的著名演講《進擊的智人》中，他曾說到，全球各地膚色不同的人，都是同一種人。因為他們不存在“生殖隔離”，個體之間都能繁衍後代。

那為什麽會有“種族”概念的出現呢？英國歷史學家馮客在《近代中國之種族觀念》一書中的結論，很值得分享給大家。他說，“種族”是一種與客觀事實無關的文化構造，一些人可能會關注皮膚的顏色，而另一部分人則關心眼睛的顏色。事實上，基於生理特徵所作的區分，並沒有科學依據。因此

“種族並不存在，它們是被虛構出來的。種族範疇的所指隨著社會文化環境的變化而變化。”

這一說法正同和奇邁可關於“黃種人”的研究前後呼應。

隨著科學發展和政治觀念的進步，現在西方人已經不太使用“人種”及其衍生概念了，那我們自己更沒必要再去使用“白種人”“黃種人”這種偽科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