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嶽健勇
來源=《長官者》
1914年6月28日，奧匈帝國皇儲費迪南大公在波斯尼亞首府薩拉熱窩被塞爾維亞民族主義者刺殺，這一事件引發了以德奧意（同盟國）為一方、英法俄（協約國）為另一方的歐洲大國之間的全面戰爭，並迅速波及歐洲列強在海外的殖民地。這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戰。
第一次世界大戰是人類歷史上全方位工業化戰爭，各種最新式的現代化武器被陸續投入戰場，戰爭之慘烈規模空前，造成的人員傷亡和物質損失之大更是前所未有。交戰各國為贏得勝利，紛紛通過國家力量動員一切經濟、金融以及文化等資源，進行總體戰。
在西線，由於雙方勢均力敵，戰爭開始不久便陷入膠著狀態。1918年初，東線的俄國在簽署了《布列斯特和約》後退出戰爭，德國得以擺脫兩線作戰之窘境，在西線連續發起大規模攻勢。到1918年6月，德國幾乎打贏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但是，美國援軍的及時抵達以及對協約國提供的巨大物資援助，從根本上扭轉了戰局；在德軍攻勢瓦解、被迫轉入防禦的同時，英國海軍對德國的有效封鎖導致德國後方戰線崩潰，德國終於無力將戰爭繼續下去。1918年11月11日，德國接受英法提出的停戰條件，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
一戰結束前後，歐洲三大帝國相繼垮台。戰後，美國國力空前加強，但英法依然主宰著歐洲和世界事務。1919年，國際聯盟成立，試圖通過“集體安全”維持歐洲和平。然而，對重建歐洲均勢的不同看法很快導致了英法對立。英國的衰落、美國固守孤立主義以及1929年的大蕭條，令金本位製和全球經濟無法再建，各國為擺脫經濟危機，紛紛采取了以鄰為壑的極端經濟民族主義政策，這令國際關係空前緊張。奉行極端主義意識形態的德國和蘇聯以現代帝國形式再度登場。納粹德國的崛起及其擴張政策再次打破了歐洲的均勢，極端年代的歐洲和平危若累卵，“二十年危機”（E.H. Carr以此形容兩戰期間的國際形勢）為下一場大國間的廝殺準備了一切條件。1939年9月1日，德國閃擊波蘭，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世界陷入了更大的災難。
一戰的發生是歷史的必然嗎？為何戰後成立的國際組織未能阻止新的世界大戰？歷史的悲劇還會在全球化的今天重演嗎？
一戰爆發：偶然還是必然？
一戰的發生究竟是偶然還是必然，國際史學界至今仍眾說紛紜。持“偶然論”的歷史學家認為，雖然在戰前，兩大同盟劍拔弩張，但每個國家都有各自的盤算，同盟內部的團結並非無懈可擊，德國支持奧匈帝國對俄國的盟友塞爾維亞宣戰，事後證明不過是一張用來警告俄國的“空頭支票”。其次，雙方都力圖分化對方陣營，為此並不排斥單獨與敵對同盟內的國家進行合作和妥協，如英德關係在1912年德國放棄與英國的海軍軍備競賽後出現緩和。再者，維也納會議（Congress of Vienna）體制雖已式微，但有關國家直到戰爭爆發前的最後一刻，仍希望通過召開新的國際會議來避免戰爭。
1914年的“七月危機”無疑是一戰前數次外交危機中最嚴重的一次，也是一戰的引爆點。但假如俄國在奧匈帝國向塞爾維亞宣戰後，接受德國的警告而暫不實施總動員，假如法國沒有緊隨俄國之後，德國就沒有理由向法俄兩國宣戰；即便德奧與法俄進入了戰爭狀態，如果德國有所克制，沒有強行穿越中立國比利時的國土，英國就很可能會恪守中立，至少不會立刻對德宣戰。
問題是，即便上述假設成立，也至多是延緩了歐洲大戰的爆發，因為敵對雙方均有更大的動力追求戰爭而不是和平，來建立自己在歐洲的主導地位或維持歐洲的均勢。所有大國都有主動發起軍事進攻的明確意圖，除英國外，其他的大國無論是專製還是民主政體，其內部對外交政策起決定或主導作用的都是軍方和有軍國主義傾向的政治家，後者出於追求國家生存的權力政治的本能，都有強烈的戰爭意願，都認為自己是出於愛國主義而進行戰爭準備，這恰恰得到了當時輿論的廣泛支持。
對敵國能力和意圖的誤判以及對戰爭全局的誤算，也促進了有關國家迅速進行戰爭的決心。受到法俄包圍的德國在戰前就過高估計了俄國的經濟前景和工業潛力，認定早打比晚打更有利於德國擺脫未來的戰略困境。俄國雖然認為推遲戰爭有利於進行更充分的戰備，但認為，若屈從於德國的威脅必將損害俄國的大國地位。
此外，認知上的缺陷也助長了軍事冒險心理，德國參謀本部深受克勞塞維茨《戰爭論》的陸戰思想的影響，對於海戰以及未來總體戰衍生出的經濟戰知之甚少，以至於對未來戰爭局勢的發展過於樂觀。
由此可見，敵對雙方的政治和心理因素為戰爭的爆發提供了巨大動能。1912年前後，雙方紛紛制定戰爭計劃，雖然制定計劃本身與戰爭是否必然發生沒有直接關聯，但雙方幾乎不約而同選擇在此刻制定戰爭計劃則完全是情勢所致。英德海軍軍備競賽和德奧－法俄的陸軍軍備競賽，都在推動外交危機不斷激化和擴大，因此，雖然七月危機未必一定會引發世界大戰，但大戰的爆發只是個時間問題。事實上，和平之脆弱和戰爭的一觸即發早在10年前就已露崢嶸。1904~1905年發生在遠東的日俄戰爭，幾乎將所有已締結同盟條約的歐洲大國卷入其中，演變為一場世界大戰。
國際體系與世界體系的衝突
如果說戰爭動能提供了戰爭隨時爆發的可能性，那麽，引起戰爭動能的勢能就是一戰前歐洲均勢遭到破壞而引起的國際關係的全面緊張。均勢的改變是國家間實力消長的結果。在歐洲六個大國（great power）（英法俄德奧意）中，英德關係至為關鍵，因為英德是歐洲最強的工業化國家，德國作為歐洲大陸的頭號強國，最有能力打破歐洲均勢，稱霸歐洲大陸。英國的優勢在於海上霸權，故而維持歐洲均勢歷來是英國的基本國策。19世紀末，英國實行了相當靈活的聯盟政策，這種離岸平衡（offshore balancing）外交被稱為“光輝孤立”（splendid isolation）政策。
英德衝突的根源在於雙方實力地位的改變。1815年拿破侖戰爭結束後，均勢外交構成了國際體系的基礎。歐洲列強在維也納舉行國際會議，就實現歐洲長久和平達成共識，即一旦某個強國崛起，破壞了歐洲勢力均衡，其他國家自動組成反對該國的聯盟。這個被稱為“歐洲協調”（Concert of Europe）或“維也納解決”（Vienna settlement）的國際會議制度維持了歐洲近40年的和平。1854~1871年，歐洲內戰頻發，所有大國都卷入了廝殺。1871年德國通過普法戰爭擊敗法國，建立了統一的民族國家。從此，維持歐洲均勢的基礎不再是國際外交會議，而是大國建立的聯盟體系。
1879年和1894年，德奧和法俄先後結成同盟。1904年和1907年，英國與法俄分別締結同盟。自1871年普法戰爭結束直到1914年一戰爆發，歐洲經歷了漫長的和平。這種和平的基礎十分脆弱，因為聯盟對峙所形成的均勢並不穩定。在工業革命時代，工業擴張和對外貿易引起的國家實力的消長要快於以往任何時代。在工業革命的意義尚未被充分認識之前，自由貿易理念一度（1850~1860年代）通行於整個歐洲，雖然彼時的歐洲尚處在戰爭的動蕩之中。1871~1914年的“漫長和平”迎來了人類歷史上第一波全球化浪潮。歐洲內部及其與外部世界的商品、資本和人員流動大大增加，而歐洲大國之間經濟的相互依存程度之深，即使與今日相比也毫不遜色。1871年，德國在普法戰爭結束後加入了金本位製；1895年，俄國也加入其中。到一戰爆發前夕，所有大國都加入了金本位製，這對於穩定國際貨幣關係、促進各國經濟合作起到了積極作用。
但是，在民族國家體系裡，權力政治始終是國際關係的主題。在19世紀工業革命時代，權力的基礎就是建立強大的現代工業，這就必然與自由貿易的原則產生衝突。事實上，英國直到1847年才開始推行自由貿易。從1870年代起，工業化起步較晚的德國和法國先後拋棄了自由貿易體制，轉而推行保護主義，大幅提高關稅水準。不過，這種旨在保護本國幼稚工業的經濟民族主義並不拒絕對外貿易，因而與全球化並行不悖。在19世紀的最後30年，除了英國繼續實行自由貿易政策外，所有工業化進程中的大國都對本國產業實行了高關稅保護。到1914年，隨著工業化水準的提高，主要大國的關稅水準都開始下降。
關稅保護對於德國崛起成為經濟巨人功不可沒，而經濟民族主義與地緣政治（現實主義）的邏輯是完全吻合的。普法戰爭結束後，隨著德國工業實力的迅速增長，英國霸權開始衰落。1890年，首相俾斯麥（Otto von Bismarck）去職，德國轉而推行世界政策（Weltpolitik），大舉向海外擴張。這絕非偶然，雖然俾斯麥本人對於開拓殖民地毫無興趣，但德國走向世界政策恐怕很難避免，因為這在相當程度上是由資本主義工業化的內在邏輯決定的。
資本主義是個世界體系，與作為政治概念的國際體系（international system）不同的是，世界體系（world system）是個經濟概念，指的是經濟發達的宗主國與不發達的殖民地之間建立的一種相互依存的垂直分工關係。按照1950年代的著名左翼理論--“依附論”的解釋，世界體系是由核心（發達國家）和外圍（不發達國家或殖民地）組成的，前者通過國際分工與後者進行不平等交換，使財富大量流向自己，從而使後者長期處於不發達（underdevelopment）狀態。在二戰結束前的帝國主義時代，歐洲宗主國和其殖民地之間大體就是這樣一種關係。對於後起的資本主義國家來說，雖然歐洲內部的全球化（經濟相互依存）提供了其產品輸出的通道，但要實現利潤的最大化，則必須依靠國家強權奪取殖民地，建立海外帝國（overseas empire）。
問題是，國際體系的基本特徵是權力政治，帝國存在的理由不可能單單是為了便利宗主國的剝削，還有國際體系帶來的國家生存的壓力。這就使“帝國構建”（empire building）具有了經濟和政治的雙重含義，帝國的經濟含義是為其宗主國提供原料和市場，其政治含義則是確保宗主國的戰略自給（strategic autarky），也就是保障宗主國一旦在戰時被敵國切斷貿易聯繫，仍擁有充裕的食品來源以及工業和軍備生產所需的一切或絕大部分工業原料。
從1880年代開始，世界進入了新帝國主義時代，爭奪殖民地、建立帝國成為了歐洲大國的“文明使命”（civilizing mission）。德國的世界政策對大英帝國“不列顛治下的和平”（Pax Britannica）構成了挑戰。一方面，德國工業實力（以鋼產量衡量）從1870年只有英國的一半，上升到1914年兩倍於英國，在這樣的實力背景下，德國外交政策的走向，特別是其野心勃勃的建造“無畏艦”的計劃令英國深感不安；另一方面，德國向南部非洲的擴張直接威脅到英國通向印度的“帝國生命線”的安全。
德國的殖民擴張最終沒能撼動英國的海上霸主地位。英國通過1899~1902年第二次英布戰爭控制了南非，從而消除了德國的威脅。在軍備競賽方面，英國不惜動員其海外帝國的資源，最終以數量上的壓倒性優勢，迫使德國放棄了海軍軍備競賽。
在帝國主義時代，戰略自給的重要性使帝國變成了絕不容他國染指的宗主國的“私產”，這就意味著宗主國和其殖民地共同構成了相對封閉的區域貿易集團。作為“帝國構建”的後來者，沒有海上優勢的德國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已無法像英國那樣攫取到資源豐富且能夠將各處海軍基地在全球連成一片的廣大殖民地；德國在非洲和太平洋佔有的少量殖民地無論在經濟還是戰略意義上，都無法與英帝國相提並論。在這樣的形勢下，鑒於工業化對原料的巨大需求，以及對俄國工業潛力和軍事上可能陷入兩線作戰的恐懼，德國的唯一選擇就是在歐洲內部擴張勢力範圍，以建立國家生存乃至爭奪未來歐洲霸權的經濟基礎。
很顯然，德國的選擇是國際體系與世界體系的衝突產生的壓力所引致，但這一選擇給德國造成了極大的道義和戰略困境。其他歐洲列強通過征服落後民族建立海外帝國並不會或至少短期內不會影響歐洲均勢，儘管其帝國的“非開放性”令德國無法在海外原料的獲取（access to materials）上“利益均沾”，最終必將影響到歐洲均勢，但這畢竟是遠景。而德國一旦轉向歐洲內部擴張，無論是通過脅迫還是利誘其鄰國加入德國支配下的中歐關稅同盟（Mitteleuropa），都將立即破壞歐洲均勢，引起其他列強，包括其盟國奧匈帝國的強烈反應。
在戰爭爆發前夕，英國對於德國在歐洲的擴張意圖早已了然於胸。大戰爆發後不久，隨著《施裡芬計劃》（Schlieffen Plan）的實施，德國的戰爭意圖暴露無遺。德國內閣顧問制定的《九月方案》建議，直接吞並德國東部和西部邊界的一些地區，如低地國家比利時的列日、盧森堡、法國的隆維－勃利耶（Longwy-Briey）鐵礦盆地以及波蘭的邊界地帶；比利時的殘余國土、俄屬波蘭以及俄羅斯帝國波羅的海三省保持形式上的獨立，但必須與德意志帝國結成關稅和貨幣同盟，德國將向其派駐軍隊，並控制其鐵路。這份方案清晰地表明，德國的目標是通過對這些地區（包括其盟國和緩衝國在內）資源的控制，將其變成足以與英帝國相抗衡的“經濟後院”（economic backyard）。
在英國看來，德國的戰爭目標不啻於重建拿破侖帝國，這是英國無論如何不能接受的。為此，英國針鋒相對地提出了自己的戰爭目標：通過摧毀德國艦隊及其海外帝國，恢復比利時的獨立和中立，重建歐洲均勢。事實上，英國朝野在戰前已清醒地認識到德國挑戰歐洲秩序的嚴重後果，那就是，如果法國不保，俄國必然立即屈服，彼時，歐洲均勢將不複存在；一旦出現那樣的結果，英國勢必會像百年前的拿破侖戰爭時那樣，被徹底逐出歐洲。因此，法國的生存事關英國的命運，英國必須做出反應。有歷史學家認為，戰爭爆發後，即使德國沒有破壞比利時中立，英國也必將參戰。
“二十年危機”：漫長的休戰
1918年11月11日，德國接受了英法提出的停戰條件，一戰正式宣告結束。美國參戰對於協約國取得最後的勝利發揮了關鍵性作用，因而理所當然地取得了關於如何構建戰後歐洲秩序的發言權。建立戰後新秩序的核心是如何處置德國。美國總統威爾遜對於歐洲列強熱衷的均勢頗為反感，認為應當建立一個全新的國際體系以取代均勢結構，也就是通過創建國際組織--國際聯盟，來實現“集體安全”。威爾遜認為，德國應當被重新接納進世界自由貿易體系，成為歐洲經濟的火車頭。一俟德國轉變為一個民主國家，戰爭賠償問題可重新協商解決。
美國的主張受到了英法聯合抵製，兩國認為，戰後和平應當是“歐洲的和平”，而不是“美國的和平”，戰後國際體系仍應建立在均勢的基礎上。於是，英法聯合主導了1919年的巴黎和會。在法國的力主下，德國受到了嚴厲製裁，不但喪失了全部海外殖民地，還被強加了巨額戰爭賠款；德國的軍備水準也受到了嚴格限制。但是，德國既沒有被肢解，更沒有被全部佔領，德國的工業能力完好無損，這為其日後東山再起埋下了伏筆。
一戰結束後，由於共同敵人的消失，盟國之間的團結開始出現裂痕。英法雖然都堅持以均勢原則作為重建戰後和平的基礎，卻因不同的地緣政治利益發生了衝突。法國十分畏懼德國的工業潛力，千方百計地利用《和約》條款來削弱德國，並延緩其戰後複興。英國由於戰爭目標（摧毀德國殖民地、收編德國艦隊）已經實現，因而反對過分壓榨德國；英國認為應鼓勵德國重返歐洲協調，以牽製法國稱霸歐洲的企圖。
英法在戰爭賠償問題上的分歧，為德國日後提出修改乃至推翻《凡爾賽和約》提供了理由。由於參議院反對，美國最終沒有參加國聯，並拒絕與英國一道為法國提供安全保障。美國的淡出對歐洲的穩定十分不利，因為在1925年德國恢復大國地位之前，歐洲大國的數量已經由6個減少到3個（英法意），這使得大國更容易自行其是，從而使歐洲均勢更加不穩定。沒有美國作為歐洲穩定的保障者，國聯不過是一個更為制度化的“歐洲協調”機構，其能否作為，完全取決於英法兩國采取協調行動的意願和能力。
巴黎和會後，英法圍繞德國賠款以及法國佔領德國魯爾工業區等問題產生的衝突進一步擴大。為爭奪對歐洲事務的主導權，英國甚至一度（1920年代）準備訴諸戰爭。在歐洲之外，美國國力不斷上升，尤其是在1921~1922年華盛頓會議後，美國海軍實力迅速增強。雖然歐洲時代尚未終結，美國世紀剛漸露曙光，“不列顛治下的和平”已越來越岌岌可危。為此，英美都制定了針對對方的秘密戰爭計劃。兩大民主國家為爭奪和捍衛世界霸主地位幾乎兵戎相見，這是對半個多世紀後的“民主和平論”的莫大諷刺。所幸，不久之後，納粹德國的興起對英國構成了更強大的挑戰，英國遂不得不“慨然”接受美國“和平崛起”。
大國之間無處不在的權力政治為國聯建立“集體安全”蒙上了陰影。美國既不願意承擔穩定歐洲的政治責任，也不願意利用其經濟和金融實力，來構建一個全球性自由貿易體制。它感興趣的僅僅是重回一戰前的自由放任和門戶開放。美國固守孤立主義並非沒有緣由，雖然美國的經濟和金融實力最為雄厚，但美國經濟對國際市場的依賴非常小，其內部大市場足以消化本國大部分工業品，這就是為什麽多數工業資本家強烈反對美國在海外“多管閑事”（自由國際主義）。沒有足夠大的全球經濟利益的存在，美國受國內政治的牽製，在外交政策上的選擇余地就非常有限。對於美國來說，在其受邀介入歐洲事務之前，歐洲人首先需要管好自己。
問題是，除了美國之外，其他大國均無實力構建一個全新的自由主義國際經濟秩序。這就造成了一種危險的局面，即在歐洲的多極化政治“叢林”中，權力政治與經濟民族主義的結合導致國家間的互不信任和對立加劇。1929年世界經濟陷入大蕭條，各國為擺脫危機，紛紛采取極端化的以鄰為壑的經濟民族主義方針，導致世界貿易進一步收縮和國際關係的嚴重惡化，這被公認是引起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經濟根源。
從權力政治的角度來看，一戰前國際體系與世界體系的衝突造成的結構性矛盾不但沒有緩解，反而因世界經濟大蕭條進一步擴大了。德國在一戰後被剝奪了全部海外殖民地。在1929~1933年大蕭條期間，戰勝國的帝國體系得到強化。1932年，英國實施“帝國特惠製”，通過把其帝國與世界市場隔斷，阻止其他國家向其傾銷產品和獲取原料。這就刺激了其他大國特別是沒有或缺少殖民地的德國和日本的帝國擴張欲望。
一戰結束後，魏瑪共和國的帝國國防軍（Reichswehr）軍官告知來訪的日本代表團，德國戰敗的根本原因既非軍事效能低下，也非戰略戰術失當，而在於德國從海外獲得食品和原料的通道被封鎖。這一結論對日本震動很大。對於日本這樣的資源匱乏的國家來說，在帝國主義多極化時代，“帝國構建”事關日本的存亡。1931年日本關東軍策劃“9·18事變”，建立偽滿洲國，就是受此思想的啟發。
希特勒在其上台前所著的《我的奮鬥》（Mein Kampf）一書裡，明確提出要為日耳曼民族奪取龐大的生存太空。其背後的邏輯，就是要獲取能夠保證德國戰略自給的全部物資所需，作為德國稱霸歐洲乃至世界的基礎。既然海外帝國已無從建立--這是比一戰前更為嚴峻的現實，其他大國的殖民帝國又對德國封閉，那麽，通過戰爭建立一個歐洲大陸帝國（continental empire）順理成章。英國20世紀的歷史學家泰勒（A.J.P. Taylor）認為，希特勒的帝國夢想並不新奇，控制中歐是德國自腓特烈大帝（1712~1786）以來即孜孜追求的地緣政治目標。
面對第三帝國崛起對歐洲均勢構成的嚴重挑戰，英法統治精英采取了極端短視的綏靖政策。一戰帶來的巨大破壞和人員傷亡，在英法等國家的統治者和人民心中造成了深深的恐懼，這一心理恰恰被希特勒看透並加以利用，希特勒通過外交恐嚇和小規模軍事行動不斷突破英法的底線。到1939年8月31日《蘇德互不侵犯條約》簽訂，德國得以在戰略上避免兩線作戰。9月1日，德國入侵波蘭，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波蘭在德國和蘇聯的夾擊下迅速亡國，而英法在西線的“奇怪戰爭”（Sitzkrieg）則使歐洲和平失去了最後的機會。
在兩戰期間的20年，國際體系的權力政治本質沒有絲毫改變，國際體系與世界體系的衝突非但沒有隨著戰後和平的到來而減弱，反而比一戰前更加激烈。但此時，國際秩序的挑戰者則是一個比帝製德國更加危險、戰爭意志和動員能力強大百倍的現代極權主義國家。
美國戰略家約瑟夫·奈（Joseph Nye）曾這樣總結兩戰發生的教訓：民主國家的政治精英們在一戰前應適當綏靖德國，二戰前則必須堅決遏製德國。或許如此！問題是，如果沒有對國際體系和世界體系進行相應的變革，綏靖抑或遏製，真的能夠消除戰爭嗎？還是僅僅推遲了戰爭？
戰爭與和平：未盡的話題
一戰爆發距今已整整一百年了，世界已經進入新的全球化時代。西方資本主義演化至今，其控制世界的方式已不再是通過殖民征服進行“帝國構建”，而是為世界建立規則。二戰結束後，美國利用其超強國力，精心構建了一個以規則為基礎（rule-based）的資本主義世界體系。這是一個自由主義的國際經濟秩序，世界各國通過自由貿易獲取原料的途徑得到了國際制度的有力保障；同時，美國通過向其盟國提供廣泛的安全保障，徹底改變了西方陣營內部的國際關係，實現了“美利堅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
1991年蘇聯解體後，基於意識形態和地緣政治爭奪的新的全球冷戰難以再現。實現人的發展、人的尊嚴以及人類安全的理念已成為全世界共同接受的價值，這與現代化本身是完全相容的。但是，在西方與非西方的關係中，權力政治的陰影猶在；在發展問題已成為國際關係重要組成部分的今天，全球化雖然促進了全球經濟繁榮，但也造成了規模空前的全球失衡，並導致主要大國為獲取不可再生資源而展開激烈的爭奪，這些都給世界和平蒙上了陰影。如果說一戰前的第一波經濟全球化未能阻止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那麽，當前的第三波全球化能夠避免“修昔底德陷阱”的大國政治悲劇，給世界帶來持久和平嗎？人們拭目以待！
經濟觀察報書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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