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不相信科技公司了

人民被科技公司啟蒙了

人民不相信科技公司了

一旦失去了人民的信任

人民是不怕麻煩的

2011年11月的一天，我在矽谷的一家Walgreens買了點兒吃的喝的和感冒藥，轉眼看見貨架上還放著本封面是喬布斯頭像的雜誌（我記不清是TIME還是什麽了），就順帶手拿了本，去前台結帳。收款的是一個臃腫的白人中年大媽，一邊給我結帳一邊指著雜誌的封面嘟嘟囔囔：“最近到處都是這個人的消息，為什麽他死了還有那麽多人覺得可惜，他明明都已經那麽有錢了”。

當時我覺得真不可思議。一個那麽偉大的創新發明家，改變了人們溝通的方式，也是美國的驕傲，為什麽你們這些原裝美國人對他是這個態度呢？後來我發現，美國的大多數人，包括在舊金山灣區受過很好教育的美國人，對待科技人物、科技公司和科技創新的態度，大抵如此。《聖何塞水星報》接長不短就會報導一個很酷的小夥子戴著Google Glass走在街上被打了的消息。我有一次裝腔作勢地戴著Google Glass在舊金山Caltrain車站買可樂，剛走過去櫃台裡的姑娘就眼睛裡面放著火地看著我：“Firstly take off your Google Glass please!”

還有一次在朋友家吃飯，來的很多人都是矽谷的遊戲界大拿。作為一個不開車的人，我在矽谷通勤都是靠Uber。那天我順帶手說起Uber有多方便，在灣區的地理位置定位和預測時間有多準，以及Uber傳說中要進行的自動駕駛實驗。桌上一個做遊戲運營的白人老頭兒用懷疑的眼神盯著我問：那你怎麽看前不久Pando Daily爆出來的Uber的一個副總裁在後台監控到訪的記者出行路線的事？這種機器的“上帝視角”你也喜歡？

看呐，這個據說是聚集了全球科技創新活力的地方，人們對科技的態度真是太不友善、太保守了。

我當時覺得這是因為矽谷的富人太有錢了導致貧富差距太大，以至於很多仇視科技公司和科技領袖。而我們中國，大多數人都受惠於科技創新的好處，比如支付寶和微信、滴滴計程車和美團外賣，再加上鼓勵“雙創”，不斷地渲染科技企業家成功通往財富自由的故事……所以我們中國的普通人對科技的態度更熱情、更願意嘗試，也更友善。

我也能感受到這種來自普通人的熱情。2016年11月世界互聯網大會烏鎮峰會結束後，我坐一輛計程車從烏鎮趕往桐鄉火車站。司機主動問我這兩天烏鎮裡面發生了什麽，我說有很多有意思的展覽，比如機器人和人工智能，還有百度的自動駕駛技術。司機問我自動駕駛能有多自動？是連人都可以徹底不用了嗎？我說就我的體驗來說，裡面有操作員，但他真的什麽也不用做，車就是自己在路上行駛的。那個司機臉上露出很興奮的表情：“真的！那可太有意思了！”

我當時就在想：自動駕駛那麽有意思的話，以後誰還需要計程車司機呢？你興奮個毛線啊？

不過這確實可以表明：中國和美國的普通人，對科技的態度確實是很不同的，一個計程車司機都能為自動駕駛那麽興奮，在美國是不可想象的，司機早上街罷工了，還是咱們中國人熱愛未來。

然而接下來的一年多，事情似乎起了變化：美國人對科技的態度越來越警惕甚至厭惡了，而中國的普通消費者——那些曾經覺得支付寶美團微信和滴滴改變了自己生活的人，也開始萌生出對科技公司的產品越來越強烈的不信任。

美國的情況在惡化。自從川普出人意料地當選美利堅合眾國第45任總統，有關俄羅斯黑客干擾美國大選的消息就連綿不絕，受雇於共和黨的數字行銷公司通過大數據分析，真對不同的人群的心理和價值取向特徵，精準推送不同類型競選廣告的案例被曝光；這讓人們除了對科技公司的安全產生懷疑之外，更多了一種被數據奴役了思維的恥辱感和不安感。Facebook也成了眾矢之的，秉持“技術中立”導致大量流言和假新聞被推送；最近被徹底暴露的大事件是英國數據行銷公司Cambridge Analytics通過Facebook的數據接口竊取了大量用戶數據，專門用於以支持川普當選為目的的廣告和內容分發。這件事讓Facebook名譽掃地，祖克柏不得不在歐美幾大主流報刊上登報導歉。而且看上去，人們對Facebook的信任感，短期內很難修複。

這件事有多嚴重？它甚至會在動搖數字和人工智能時代的民主政治基礎，從而帶來嚴重的科技信任危機和社會危機。而同樣一貫飽受道德指摘的Uber在這一時期自動駕駛測試鬧出了人命，毫無疑問也加深了普通民眾、知識分子乃至科技精英界對無人駕駛技術的質疑。現在唯一能置身事外的科技公司可能就是特斯拉了，馬斯克（Elon Musk）還在“刪除Facebook账號”的民間自發運動當中背後捅了祖克柏一刀。但可以想象的是，一旦特斯拉脆弱的資金鏈出了哪怕是一點點問題，或者它的自動駕駛實驗稍有失手，對科技公司、科技產品和科技精英的嚴重不信任情緒，也不會讓特斯拉和馬斯克本人幸免。

為什麽會這樣？川普黑天鵝事件背後的數據黑洞只是一個導火索。美國社會普遍對科技公司的質疑，其實來自1990年代末開始的《黑客帝國》“三部曲”洗禮。在一個思考相對較少禁忌的社會，人們普遍接受了反烏托邦、人類自由意志與機器意志的對抗、電腦程式對人類思維乃至生存方式的異化相關的思想啟蒙，從而對科技智能本能地從文化上有所警惕。去年關於“人工智能到底會不會奴役人類”的矽谷大論戰，馬斯克和祖克柏站到了論戰的前線。現在來看，不擔心人工智能對人類異化的祖克柏，自己的公司Facebook被證明成了數據隱私泄露和“數據奴役”的黑洞，這種社會的不信任感、不安全感和憤怒情緒，就瞬間爆發了。馬斯克刪了特斯拉和SpaceX的Facebook账號，毫無疑問是在宣示：我贏了。

但整個科技界都輸了，他怎麽可能贏。

在中國，事情也在往令人不安的方向發展。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中國的數據隱私和人們對科技的不信任與政治無關，更與反烏托邦的文化啟蒙無關。中國普通消費者對科技公司和科技產品的態度在2017年開始“變臉”，跟官方主流輿論的態度、“人工智能”話題進入公共領域，以及科技公司普遍對數據和隱私的濫用，關係甚莫大焉。

挨了頭炮的是今日頭條。2017年開始，上億日活躍用戶的今日頭條開始飽受內容“低俗”質疑。官方媒體將“低俗”的原因歸咎於無節製的算法驅動迎合了人們普遍對低俗內容獵奇心理。在主流媒體話語權不斷擴張的今天，這種大張撻伐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公眾的判斷和情緒。面對這種壓力，今日頭條開出的藥方仍然是“算法”——用更聰明的算法過濾和清除低俗資訊，治理迎合低俗趣味的標題黨，並推送符合不同用戶不同趣味的高價值內容，這麽做了有一年多，也頗有成效，但讓公眾和社會徹底消除“低俗”的刻板印象，仍有很長的路要走。

今日頭條也在強調“算法”的同時，強調了人工乾預的重要性和社會責任。可見，“算法”已經從兩年前的正面詞匯變得面目可疑，“算法”的背後是大數據，而“大數據”在很多普通用戶看來也正變得面目可憎。

前一段有不少人指控包括百度和今日頭條等app推送的廣告太“精準”了，這邊剛跟家裡人聊著裝修的事，那邊裝修廣告就推送過來了。你說這些app是不是用我授權給它的麥克風權限偷聽了我們說話？然後用大數據給我推的廣告？老實說，這種指責挺可笑的。語音識別如果這麽強大，現在市面上的翻譯工具也不會錯誤百出了，幾家卷進去的公司也都辟謠了。但為什麽公眾會質疑？僅僅因為他們無知和過度反應麽？其實不是，而是因為公眾對“調取數據權限”這件事變得比過去敏感了，有這個常識了，儘管常識還很不完善。

這說明什麽呢？我們的人民群眾在數據隱私這個問題上，比過去進步了。

人民越是進步了，那些做大數據生意的、算法推送的、機器學習和人工智能的人和公司，就得承認和順應公眾的這種進步，更嚴格地要求自己。最近關於“大數據殺熟”的事兒也撞到了群眾的槍口上。都是用攜程app訂酒店和機票，為什麽我訂得就比你貴呢？可能因為我之前訂過更貴的房間，可能我的坐標在北京而你在三線城市，結果可能就是不一樣的。算法“聰明”到這個程度，人民群眾是不高興的，因為它既損害了利益，也妨礙了公平。

當然人民群眾有的時候也會犯錯誤，比如把滴滴隨時隨地的“動態調價”當成了“殺熟”，公司百口莫辯，人民群眾也不買账不答應。這個過程很痛苦，但科技公司在數據的問題上，稍微節製一點兒，除了被監管機構要求必須收集的數據和資訊之外，在讓用戶點授權“同意”那個按鈕之前，少勾選一些可有可無的選項，在使用這些數據搞“算法”推薦的時候，把聰明用對地方兒。要想讓人民放鬆警惕，得先取得人民的信任。別的領域不說，對科技公司缺乏了信任，他們還是可以投票選擇用或不用的。

可人民是什麽時候開始懷疑科技公司的呢？這件事跟“算法”被主流媒體質疑有關，也跟各種欺詐案件有關，但其實人民恰恰是被科技公司啟蒙的。2016年的AlphaGo大戰李世石、2017年的AhplaGo烏鎮大戰柯潔讓人們見識了機器的厲害，也讓“人工智能”變成了社會公共話題。人民群眾討論“人工智能”的時候不太可能去探究什麽是深度學習什麽是機器學習，也不太能搞得懂自然神經網絡和自然語義處理，但“人工智能會不會殺死人類”、“未來我們會不會被機器人控制”這樣的話題還是每個人都能聊上兩句的。

當人民對“人工智能跟自己未來誰更厲害”產生濃厚興趣之後，有一兩家號稱用“大數據”解決問題的公司，幹了一兩件讓人民不太爽的事兒，這種對人工智能很“厲害”的印象就很容易轉化為似是而非的恐懼，進而產生懷疑和不信任，甚至抵觸。

說白了，正是科技公司和科技精英，給人民群眾啟的蒙。我們的人民沒有經歷過Matrix反烏托邦的啟蒙，但阿法狗和機器人給他們啟了蒙，讓人民有了數據隱私和免於被機器過度控制的意識。這個過程中，人民可能會過度反應，但面對自己的隱私和利益，人民是不怕麻煩的。

最近一位“all-in”人工智能的大佬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上說：“中國人可以更加開放，對隱私問題沒有那麽敏感，如果他們願意用隱私交換便捷性，很多情況下他們是願意的，那我們就可以用數據做一些事情。但我們要遵循一定的原則，如果數據會使用者收益，他也願意，我們就會去做，這是我們的基本原則，這就是什麽該做的，什麽不該做。”

這句話邏輯上沒大錯，也體現了一家科技公司對用戶的數據“有所為有所不為”的整體原則，但這仍是一句禁不起推敲的話。中國的互聯網用戶知道便捷性是靠隱私換來的，而且越來越清楚。在這個過程中，中國互聯網用戶對隱私的保護意識只會越來越強，而不會越來越弱，在把隱私用作等價交換的過程當中會越來越謹慎，而越來越少做無原則的讓步。一句“中國人對隱私沒那麽敏感”，顯然是低估了技術的發展、數據的爆發和“人工智能”作為一個公共話題，帶給人民數據產權和數據隱私保護意識的進步。

人民在進步，人民不是傻子。哪家科技公司試圖以“人民對數據隱私不敏感”當前提，人民就會感覺被愚弄，就會不信任這樣的科技公司。一旦失去了人民的信任，人民是不怕麻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