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首發於南方人物周刊2019年第19期
文 | 本刊記者 鄧鬱 發自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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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空了。魂兒丟了。”
2019年6月27日上午，翻譯家、劇評家和劇作家童道明與世長辭。在戲劇圈和文學圈的集合裡，少有訃聞能像這次這樣，激起如此大的漣漪，如此深的陣痛。
上世紀80年代，童道明以戲劇翻譯和評論立身，鼓勵戲劇革新和小劇場；他推介梅耶荷德不遺余力，影響了內地和香港兩代戲劇人；花甲之年才開始創作，且產量很高，風格鮮明。
而最廣為人知的，還是“最懂契訶夫的那個人”之名。如今國內上演的契訶夫四大戲劇和其他作品，幾乎採用的都是童道明的譯本。他一輩子的翻譯、研究和晚年創作，都是對契訶夫的致敬、消化與傳播。
但他身上從無光環之耀。朋友們念起童道明，永遠是那個在劇場門口會和你打招呼、笑呵呵的親切老頭兒：帶點蘇南口音，嗓音如老唱片般微微沙啞，卻又清晰耐聽。
“他是個真君子，情感細膩、強烈，卻總是表現得很溫和。”劇評人林克歡、李靜和詩人戴濰娜都如是說。“你好像從來感覺不到空氣的存在。其實那種最柔軟的東西，最襲擊人。有一天突然就沒了，好難接受。”採訪時，李靜幾度說道。
從十年前至今，童道明創作的11部戲劇都在蓬蒿劇場上演。劇場創始人王翔說，童先生至少去了蓬蒿兩三百回。“二十天前我們還電話過，談童老師創作的戲劇《演員於是之》，很快就要上演了。沒想到，再也見不到他了！原以為，他至少還能多活十多年啊。心裡像被挖了個窟窿……”
童道明說過，他喜歡布爾加科夫小說《白衛軍》的那個結尾：“一切都會過去的——磨難，痛苦，鮮血，饑餓和疾病，寶劍也會消失，而星星會長存不滅。那麽我們為什麽不抬起頭來看看星星？為什麽？”
而今，他也化為了天上的那顆星。
微弱的光亮
在潘家園童道明家書房的牆上，一直並排懸掛著普希金和契訶夫的畫像。什麽時候掛起的？他曾回憶，是讀小說《日瓦戈醫生》時，讀到主角劄記上有這樣一句：“我愛普希金和契訶夫的俄羅斯式的質樸。”他從此對這兩人偏愛有加，特別是後者，成為他一生牽掛，並可與之隔空對話的人。
22歲，在莫斯科大學文學系讀三年級的童道明，遇到了人生的第一個重要機遇。契訶夫話劇《海鷗》裡的心理象徵主義手法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在他看來，劇中有兩個“海鷗”，女主角妮娜是為了藝術理想而飛翔的海鷗，自殺的特列波列夫是夭折了的海鷗。他以這種象徵含義的探索為主題寫成了第一篇論文《論契訶夫戲劇的現實主義象徵》。論文指導教師拉克申評價該文“獨立思考，饒有趣味”，並留下一句贈言：“童，我希望你今後不要放棄對於契訶夫和戲劇的興趣。”
他的精神世界於是就此鎖定，不再輾轉騰挪心有旁騖。
在他之前，少有人會反覆、熨帖地從良善的角度去解讀契訶夫。“他啟發我們這些進入21世紀的人，和各種各樣複雜的、冷冰冰的電腦打交道的現代人，要懂得多情善感，要懂得在複雜的、熱乎乎的感情世界中徜徉，要惜別櫻桃園。”成就於19世紀的契訶夫，在童道明眼裡，有著跨時代的意義。
戲劇製作人袁鴻說，原本契訶夫在國內是豐碑式的大師形象，大家都對排他的戲心懷敬畏，生怕把握不好，不舒服，不如意，不那麽好看。但童道明傳遞出了一個親切的形象，讓人覺得原來沒有那麽“可怕”。“我也是從童版的《櫻桃園》裡悟出了契訶夫，學會怎麽從日常生活中去發現典型意義的人和事，（去發現）為什麽他們是那樣的人。”
契訶夫酷愛寫信。前蘇聯出版的30冊《契訶夫全集》裡，收錄了他留下的4000多封書信。十餘年前，童道明第一次閱讀契訶夫書信，立刻熱血沸騰。他重讀並翻譯了其中最有代表性的240多封書信，並加上自己的批注，集結成《可愛的契訶夫》一書。
契訶夫談寫作：
簡潔是天才的姐妹。
應該這樣描寫女人，讓讀者感覺到您是敞開了背心，解掉了領帶在寫作的。描寫大自然也應如此。請把自由交給自己。
談做人：
把自己身上的奴性一滴一滴地擠掉。
再沒有比世俗的生存競爭更乏味和缺乏詩意的了，它剝奪了生活的快樂，而讓灰暗的俗氣彌漫開來。
寧做刀下鬼，也不做劊子手。
致阿維洛娃的信：
您說我非常會生活，可能是的，但愛頂撞的牛，上帝不讓它長角。我浪跡天涯，簡直像個流放犯人。我在豌豆街上行走，但撿不到一粒豌豆。我曾是個自由的人，但不知自由為何物。
一位豆瓣讀者感慨，原本覺得自己的生活太簡單而無煙火，缺乏一些應對現實的技巧與勇氣。契訶夫卻有。讀了這些信，忍不住想“回到夏天，一個人，坐在大書桌前，去想，去寫，一坐就是一整天”。
在李靜看來，契訶夫輕柔、敏感，但也有毒舌、冷酷的一面——唯有如此的小說家才能刻畫俄羅斯人的靈魂。“但童先生永遠強調他的人道主義，奉獻，這其實是契訶夫最重要的一面。他所有的冷豔、諷刺、無情的修辭，還是來自於溫暖的核能。其實就是愛。”她感歎，中國人對黑暗的體驗太熟悉。很多人會覺得，藝術創作和評論裡，那些否定性的，醜陋、凶悍的，往往也是深刻的、真實的，更能得到關注和肯定。“而那些微弱的光亮，越來越缺少信念和共鳴。人們不相信它的存在。覺得它次要，或者是假的，好像是懦弱的另一個名詞。但童先生用整個的生命和心靈擁抱‘溫柔美好善良’這些詞語。”
而童道明自己，何嘗不是一個至善、至情、至趣之人？
從上世紀80年代中期起，童道明每年大年初三下午兩點都會去於是之家拜年。後期身患阿爾茲海默症的於是之已完全對外界無感。但童道明和《中國戲劇》主編王育生深信，作為一個老朋友，於老是能聽到他們說話的。所以，他們就坐在他床前，說一些與戲劇有關的事情，就像三個人在聊天一般。
2013年，於是之逝世。靈柩運到八寶山火化之前，先在首都劇場門前停留了一會兒，讓於是之跟和其藝術生命緊緊相連的劇場作最後的告別。這，也是童道明提出的建議。
童道明寫的書長年放在蓬蒿劇場售賣，所得皆捐給劇場。“他自己的劇，他總是說，誰願意排就排吧。寫文章、出書，也從不焦慮東西好不好賣，稿費都不問。”他的忘年交、副刊編輯孫小寧回憶，“他說，有人因為他的書愛上契訶夫，他就很高興。他樂意做一個通道。”
童道明說過，他喜歡契訶夫由內到外的矜持與羞澀。他認為，知識分子不僅應有深沉的家國情懷和獨立思考的精神，還應該有“矜而不爭”的修養。“如果連不好意思都沒有，多半是一個傻瓜。”
寧可追求詩意
上世紀80年代，童道明和杜清源、林克歡被稱為戲劇評論界的“杜林童”。“我們二人文章和為人風格很不相似，但是外力把我們拉在了一起。”林克歡告訴記者，“杜林童”稱謂的由來，本是某些保守力量視他們為對主流意識的叛逆和批判者。事實上，他們的確在那十年間熱情地為有創新意識的話劇發聲助威，令彼時的戲劇創作者和批評者形成了某種緊密的同盟關係。
像高行健的《絕對信號》問世時引起爭議，童道明認為這部作品既有布萊希特式的間離效果，也有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式的體驗藝術，立馬寫了劇評《站住了》，對這種創新給予支持。
導演李六乙回憶，自己是讀了童道明的《重讀〈空的空間〉》後，認識了彼得·布魯克和現代戲劇，同時了解了中國學者的哲學，和他們對戲劇美學的態度。“還有他的《論北京人藝演劇學派》，有歷史，還有那個時代一批藝術家自我的獨立思想。”
戲劇導演王曉鷹排《雷雨》，童道明在研討會上說，“這出《雷雨》的成功，已經超出了戲本身，標誌著我們的導演藝術又一個成熟期的來臨。”王曉鷹覺得，童是把對於經典劇作內涵的藝術的再解釋，視為導演創作的基本立足點。“現在來看，大家認為這些都是理所當然的事，但是在當時，卻殊為不易。”
從不說人壞話，劇評也多以肯定為主。這是所有採訪對象對童道明的共同印象。
“他是出於天性，希望自己對他人有所幫助，不要傷害任何人——而不是要遮掩自己的真實意見。他深知很多創作者內心的敏感和脆弱。若是批評者看不透創作者的真實意圖，借著地位聲望對某些作品妄下批評，往往會傷害剛剛起步的作者們。所以他從不會去做那種所謂的酷評、毒評。”李靜由此覺得，童道明正是一個拔了刺的契訶夫。
在戲劇評論界共事幾十載，林克歡看著童道明如何從年輕時的激昂慢慢轉變成後來的平緩、寬容。“我們都曾經是歷史的受害者，也是施害者。童先生也經歷了種種痛苦與不堪，但他如何完成這樣的內心轉換的，他從來不說，沒有人知道。”
他說童道明相信詩意的現實主義，也樂於和長於對現實的歌頌。對後現代的那些荒誕、反諷作品，則接觸得很少。“你看他創作的劇本裡，也沒有惡的形象。包括他平時和我們，從來都是談契訶夫的作品，談俄羅斯文學，少言及其他——他寧可追求詩，而不是面對嚴酷的現實。”
會因此失去深刻和複雜嗎？
“那些真善美是人類心靈裡頭的幻想。我不覺得這是回避。他也早就說過嘛，別人跟我不同。你們不要強人所難。”林克歡答。
更多回應和表達，包含在童道明的作品裡。
醞釀多年，童道明原創的第一部戲《塞納河少女的面模》，獻給他尊敬和至愛的中國詩人馮至。
劇本起源於1936年，馮至在柏林留學的一段故事。當時他無意中在音樂書店買到一幅面模，下面用法語標注：“19歲的法國少女，因不幸遭遇，在塞納河投河自盡。”屍體打撈上來，還面含微笑，又有一絲憂愁，好事者把她做成面模，“像是涵蓋了人世間所有的笑和愁。”馮至把它買下，回國到西南聯大任教，又在北大任西語系主任，直至1960年代，面模被人砸碎。
多年後，在和社科院的時任副院長汝信對話時，馮至曾有深痛的感悟。童道明將馮至當時的話放在了劇本快結尾處，並加入了新詞：“再也不批判人道主義了！再也不燒毀青春的書信了！再也不砸碎少女的面模了！”
他的作品被稱為“人文戲劇”，其中的知識分子多為孤獨而有尊嚴的理想主義者；台詞裡充滿詩句和原典，像散文詩和文獻。這與有些觀眾的觀劇習慣和審美不合，“未免難以領教”。編劇萬方卻呼籲戲劇舞台需要這樣的“陽春白雪”。
在童道明，這種堅持既是他的執念，也是在兌現一份內心的承諾。20多年前，在紫竹院公園的湖邊，他最為崇敬的於是之先生與他說起了中國知識分子的命運，感歎“作為一個戲劇人，最大的遺憾，是中國很少有真正為知識分子說話的戲”。驚訝又心痛之餘，童道明立志要書寫知識分子，書寫那些“他們自我回歸，找回自我之後的生命風光”。
晚年始終筆耕不輟的童道明，如若再繼續創作，興許還會有視角和表達的變化與革新。“從他第一個作品至今，無非十年。然而十分可惜，這段時間太短。我們再也難看到他可能的變化了。”林克歡歎道。
往複
1990年代末，十八九歲的石家莊人顧雷來到北京。那是一段被壓抑又有朝氣，還會吟詩弄賦的日子。
據北青報報導，學院劇社的社長請他看話劇——首都劇場演出的大導林兆華的《三姊妹·等待戈多》。顧雷蹬著自己最好的一雙皮鞋，裹了一身中山裝就去看了。
“（眼見）濮存昕和陳建斌演的弗拉季米爾和艾斯特拉岡，踏著水跑過來，看著一棵地上的小樹枝，在等待著他們等不到的人。朗讀者吳文光把契訶夫的《三姊妹》和貝克特的《等待戈多》這兩部戲給串起來。他把一塊表扔進了水裡，就像時間被投擲在水中。水花四濺，地上的水，倒映在舞台的頂部。幾個人在這個地方等待著，惆悵著，孤獨著，呐喊著。”
那時正是北京的春天三月，坐在公共汽車上，顧雷感覺自己整個人都要化到夜色裡面去了，“什麽都沒了，只有美和那種詩意的、飄飄忽忽的東西……”後來他讀到高爾基筆下的契訶夫，“作者的心靈跟秋天的太陽一樣，用一種殘酷無情的光明照亮了那些熱鬧的路……”頓時覺得和自己剛來北京的心境差不多：有些陰鬱和殘酷，但還是有些許的光。
年輕時的顧雷偏愛焦菊隱版的契訶夫劇本，有民國遺風和“戲劇腔調”。到了如今的年紀，方覺還是童道明的版本更符合現代人的視聽，適合演出。
那之後不久，顧雷成了林兆華的助理。在北劇場排練林兆華版《櫻桃園》，一樓的座位全拆，觀眾席變成了舞台的景。十幾米寬的扁的空間，層層疊疊，全是麻布，烏雲壓頭。幾十盞燈往上打，排演時，顧雷都要顧忌著千萬別有啥東西掉下來，砸著燈。
“童老師來看戲時，連連感謝我們做了這個戲。我說，這是大導的作品。但他說，如果沒有這樣的劇場，就很難有這樣特別的呈現。”當時北劇場的藝術總監袁鴻感懷。
在袁鴻印象裡，輕易不發表否定意見的童道明，也曾表達過，如今舞台效果處理越來越高精尖，但演員表演卻有弱化的趨勢。“所以他特別讚賞和鼓勵像濮存昕這種演員的追求。他和年輕演員提過，莫斯科藝術劇院的演員都是知識分子，素養很深。我當時聽了想，這些小孩怎麽聽得懂呢。”
素來含蓄的童道明會贈一些戲劇方面的工具書給演員們。袁鴻很理解童道明的心意：進入契訶夫是很漫長的旅程，一些人從演技、外在形象找支撐，但往往流於表面，很難進入到契訶夫筆下的年代，需要多做功課。於是他也學會了這招，問到地址，就給一些認識的演員遞過去。
“有些就收了。有的人（還是成熟演員）反應則是，what？意思是，你還嫌我不懂文化？呵呵。”
孫小寧則是在看了童創作的《我是海鷗》以後，才走近了契訶夫。《我是海鷗》既提到了“潛規則”等現象，也是作者對當下中國戲劇生態和精神的內心表達。
年輕時，孫小寧並不太懂契訶夫。因為供職的《北京晚報》向童道明約稿，她常常去其家中取稿，漸漸便耳濡目染：“在他家樓下的藤架下交接。怕我認不清字，他總要把手寫稿讀一遍，即興發揮，再講點契訶夫的迷人軼事。我由此知道了契訶夫與托爾斯泰、高爾基之間的友誼，也知道他深愛的兩個女人：米齊諾娃、克尼碧爾，一個成為《海鷗》中妮娜的原型，一個在舞台上參演了這個劇目……”
看的戲多了，她漸漸看出些門道。而且發現，一個演員接了契訶夫的角色，那角色就好像住進了他的身體。“扮演索尼亞的孔維，排練時的感覺要比舞台上好。或許因為不穿戲服，不打燈光，我始終能感到她那種因為年輕，因為缺乏歷練而有的怯生生的勁兒——而這又是很合這個角色的。至於濮存昕飾演的萬尼亞舅舅，用一位老觀眾看完後詼諧的說法，他就是在舞台地板上睡了幾覺，然後激烈地朝怨恨的人開了一槍。”
不論是《海鷗》還是《櫻桃園》，或是《萬尼亞舅舅》，其中總有類似“生命就要過去了，我好像還沒有生活過”的台詞。雖然這些台詞回旋往複，卻並不讓孫小寧覺得重複、無意義。她漸漸確認，人們和一顆偉大心靈的相遇，並不從知道他、閱讀他開始，而是在我們內心也滋長出痛苦的時候。“如此，彌漫在戲中的痛苦才能和我們接通，並讓我們體認，這個活在19世紀的人，就是現在代我們說出痛苦的那一個。”
比起孤零零的劇本閱讀，孫小寧更願意在生活中與契訶夫不期而遇。她曾一連幾天跑小西天電影資料館，去看土耳其導演錫蘭的電影，“說不出的喜歡，後來找到原因，在他心底，拍每一部作品都是在向契訶夫致敬。”而她心儀的另一位導演新藤兼人，晚年曾拍過《午後的遺言》，他讓兩位演過《三姐妹》的老演員重聚，在一起念“我們的生命還沒有完結，我們還要活下去”的台詞，這是老年人的勵志，但也體現出如童道明所說的，契訶夫式的樂觀主義。
和童道明待久了，孫小寧時常感覺自己好像是他的編外學生。漸漸地，她也確和童道明的學生蘇玲等人越來越近。他們這群“童粉”好像成了一個親密小團。這幾天，孫小寧在想，當年，童道明也是這樣坐在於是之身邊吧。有趣的是，在童道明生命最後的幾年裡，孫小寧看到，他身邊又圍攏了一群新的年輕人，一條跨越時空的精神之鏈就此形成。
典雅
無論人前，亦或照片裡，童道明從來腰板挺得筆直。“這仿佛是一個隱喻，他是那種永遠挺直腰杆的文人，其實也有他不為人知的痛苦和堅持。”在社科院外文所工作的詩人戴濰娜說。
實情是，童道明身患強直性脊椎炎多年。每次轉身回頭，他都需要慢慢地，將整個身子轉過去。“但精神強大的人，不會在你面前萎靡。他坐在那兒，坐姿總是好極了。笑得也那麽好看。”孫小寧嘖嘖言道。
因為家隔得不遠，很多次看完戲後，孫小寧會用車載著童道明回家。“他身體不好，不能坐副駕室。每次進後座的門，低頭也有點費勁，他總是把自己一點點放進去，出來時，又一點點挪出來。這個時候，我們扶他，似乎也不太合適。其實童老師和他的身體處得很好了。他從不把這件事當成讓別人特別關注的部分。”
晚年他開的公號“童道明劄記”中，有一半的內容是圍繞著契訶夫展開的。懂得契訶夫的妙處之後，他下了決心：一定要簡短，不超過400字。他一般都用手機寫好，交給女兒或者朋友姬小琴電腦錄入，再由外孫編輯發到公號。這些如珍珠般短小精悍的文字，在今年4月13日之後，再沒有更新過。
採訪時，孫小寧想起“三八婦女節”那天，在地鐵上接到的一通電話。
“童老師打過來說，我可能以後不會再像以前那樣祝你節日快樂了。以前每年的這天，他都會祝福他認識的女性朋友快樂。這是他的禮數。我說沒關係，您怎麽樣？他說不太好。我說我去看您。他說不用了。你們來，我雖然高興，但也會累，還要面對你們。於是我也沒想太多，之後沒再打擾他。到6月19日，看到楚塵文化公號發的推薦書目裡，有童老師翻譯的《梅耶荷德談話錄》。很自然地轉給他，他還回了，‘高興’。所以一聽說他走了，我真不知是個真消息，還是假消息……”
幾年前，看完立陶宛戲劇《海鷗》之後，孫小寧去了龍潭湖，拍了一張書封與湖水的照片，連同《海鷗》演出單，短信發給了童道明。他回得很有意思：“在龍潭湖讀《海鷗》是別有一番情趣的。劇中的那個湖就讓人產生遐想，記得1991年俄羅斯導演來人藝排《海鷗》，把湖邊的那場戲排得特有詩意，在醫生說了‘一個天使飛過去了’這句台詞後，所有的劇中人物都凝視著觀眾席，營造了一個長達一分鐘的靜場。”
孫小寧浮想聯翩：“舞台上的《海鷗》，那聲槍響絕對讓人震顫，但醫生卻輕輕說：是我的乙醚瓶爆炸了。而在眼前的劇本中，槍響與醫生道出這個事實中間，也是隔了幾行敘述文字。這令我想到，死亡有時多麽駭人，有時又多麽不經意。最主要還是，不管它當時帶給人多大創傷，活著的人，好像總在想辦法，把這餘震扛過去。”
與李六乙聯繫採訪時，他短信回復：“這幾天實難言說，心緒極壞。”但仍對記者表示，“會切實地做些什麽事情。”
王翔告訴記者，除了會組織在蓬蒿劇場演出過童道明作品的演職人員和觀眾參加追悼會和遺體告別活動，半月後《演員於是之》演出當日，也會舉辦追思童道明的紀念研討活動。
《世界文學》主編高興心情仍在震蕩中。他的新媒體同事們連夜趕製了三篇紀念文章，並附上了柴可夫斯基的《六月船歌》：“童先生是六月離開的，柴可夫斯基的《六月船歌》沒有那麽淒婉，有種恬淡的憂傷。我們以這首曲子送別童先生，或許他會喜歡的。”
（參考資料：《塞納河少女的面模》《他的幸福來源於契訶夫》《您走好呀，可愛的童道明先生》《湖上的海鷗》《顧雷：我的風格就是一個石家莊青年來到北京的風格》。感謝所有受訪者，及奚牧涼、姬小琴、王翔、叢曉眉等對本文的幫助）
香港九龍灣馬來街興發大廈15樓D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