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事此靜坐，春來草自青，”此詩句中所描繪的那種自然、靜謐之境，常引起人們無限的遐思。“靜坐”似乎是詩人們的共同嚮往——王維詩曰：“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李太白詩雲：“相看兩不厭，只有敬亭山。”蘇東坡詩言：“無事此靜坐，一日似兩日。”其實，“靜坐”並非只是詩人的專利，從儒釋道各家對其的態度中，我們可品出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
道家之靜坐：坐忘、體道
雖然道家創始人老子未直接使用過“靜坐”一詞，但《道德經》中關於“靜”的論述卻不在少數，如“致虛極，守靜篤”“歸根曰靜，靜曰複命”“重為輕根，靜為躁根”“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等等。及至莊子，“靜坐”真正朗顯出來。莊子在《齊物論》開首處描述了南郭子綦“隱機而坐”的場面——“隱機而坐”即是“靜坐”。子綦靜坐後，對天長噓。侍候子綦的子遊看到子綦靜坐後“形如枯木”的變化而問其原因，子綦答道：“吾喪我。”意思是，在靜坐中，我把“我”忘掉了。“忘我”的境界是道家追求的“道”的境界，按莊子說法，只有“忘我”，才能心無執著，心無執著、無分辨，方可齊是非、齊生死，乃至最終與萬物融為一體。《齊物論》以“莊周夢蝶”結尾：莊周夢中變蝶，醒後卻不知是莊周變蝴蝶，還是蝴蝶變莊周，此即為“與萬物融為一體”的境界——“渾沌”之道的境界。
莊子的“靜坐”，當然不是如木偶般傻坐，而是隱機而坐。隱機可謂一語雙關，隱機者，既可解釋為坐在幾之側，更可理解為隱去機心之義。隱去機心、人心，便可得道心。隱者，忘也。恰如莊子所言，“其耆欲深者，其天機淺，”當人在靜坐中，忘卻身外事，乃至忘卻“自我”之時，“人欲”則自然被“擱置”，自可得天機一片。由此可知，道家靜坐之核心在於“忘”。
在“隱機靜坐”的操作層面上，莊子除簡略地提及“真人之息以踵，眾人之息以喉”外，並無更為詳盡的敘述。對此，後世的道教作了豐富和拓展。
道教之“靜坐”，尤注重養生之術，在“呼吸”上大做文章。唐人司馬承禎作長文《坐忘論》，專門探討“靜坐”之要津，對後世影響頗大。他們追求“胎息”乃至辟谷，即杜絕飲食，通過微弱的呼吸將身體的能量消耗降到最低限度，以達到長生久視之功效。
當然，道家之“靜坐”在後世不僅僅作為養生、修道之用，亦成為士大夫階層追求的生活情調。譬如清道人馬大年在《怡情小錄》中言：“倪正父鋤經堂述五事。靜坐第一，觀書第二，看山水花木第三，與良朋講論第四，教弟子讀書第五。”其儼然將“靜坐”視為生活藝術的一部分。
佛家之靜坐：去執、修慧
佛家與靜坐關係亦密切。雖然佛家多以“禪坐”“打坐”命名之，其實一也。如果說道家的靜坐要訣在於“忘”，佛家的靜坐要訣則在於“空”。只有“空”化外物，才可獲得宇宙之大智、全智，進入“佛”的涅槃狀態。
我們知道，“佛”之義有三：自覺、覺他、覺行圓滿。自覺為智慧，覺他為慈悲，覺行圓滿為悲智雙運、圓融無礙。由此可知，佛家修行必須要有智慧，即“開悟”。離開了智慧的引領，則難成正果。開悟的關鍵，就是“靜坐”。
佛家對“靜坐”的形式頗講究。以盤腿為例，有散盤、單盤、雙盤，其中單盤又分金剛盤、如意盤等等。但其要旨乃是通過坐姿調整呼吸，輔以“數息”，以求進入“無念”的狀態。無念，就是把雜念、因緣、諸種“造作”等通通“空”化，做到“屏息諸緣”“自淨其意，恆念如一”。“屏息諸緣”意為“不隨身體軀殼起念”。明代詩僧蒼雪大師有詩雲：“南台靜坐一爐香，終日凝然萬慮亡；不是息心除妄想，隻緣無事可思量。”可謂寫出了禪家對“空”的理解。
驅除妄念、雜念是非常困難的事。為此，佛家又生出多種方便法門，譬如禪宗的“參話頭”。他們通過讓“靜坐”的禪僧思考諸如“念佛的是誰”“狗子佛性還有無”等問題，借“機”熄掉其他的“妄念”，這種以楔（話頭）去楔（妄念、雜念）的做法無疑有助於禪僧“入定”。進入禪定，意味著距離“大智慧”不遠了。因為以佛家之見，只有在“禪定”中，人們方可“熄滅諸緣”，“空”掉形質乃至妄念，見得“自家本來面目”，見得宇宙的真相。以佛家觀之，此種關於“自我”、關於宇宙的“真相”，乃意味著大智慧的開啟與誕生。
不過，佛家的“靜坐”僅是“開悟”之契機，智慧的落實還要靠“行願大千”來完成。在這點上，佛家和道家不同，道家追求“忘掉”後的“逍遙”之境，而佛家在“空掉”一切後，還要返回人間，切實實踐。無論怎樣，“靜坐”確為佛家修煉、開悟的重要法門。
儒家之靜坐：內省、致中和
以剛健有為、自強不息著稱的儒家亦重視“靜坐”，只是其目的在於成就聖賢人格：一是內省而有得；二是體味中和之道。
關於內省，曾子有言：“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儒學本質上是成人、為己之學，即成就君子人格、提高個人修養。這就要求人們在具體的事務中提高自己，在“靜坐”中省察自己的行為。只有在靜坐中，才可能讓心停下來，回歸其“定”“止”之處。俗語雲：“靜坐常思自己過，閑談莫論他人非。”
關於體悟中和之道，儒家經典《中庸》首章雲，“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中和”之道乃儒家追求之至高境界，在具體的倫常中化為“中庸”之道，乃是君子所應遵循的準則。
然而，實行“中庸”之道何其難矣！以至於孔老夫子發出“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矣”（《中庸》）的感慨。如此看來，推行“中庸”之道如此艱難，體驗“中和”之境則自然更加難矣！不過，儒家並沒有完全否定那種“鳶飛戾天、魚躍於淵”的中和之境，而是認為此須在“喜怒哀樂之未發”的“靜坐”中體驗。按宋明儒家的看法，“喜怒哀樂”屬情，情有善惡之分；而“喜怒哀樂之未發”則屬“性”，性無善惡，王陽明認為“無善無惡心之體”。這個“心之體”或曰良知，或曰儒家的中和之境，無疑可在“靜坐”中體悟。以宋儒觀之，其“靜坐”之目的並非在於“養靜”，而在於去人欲、存天理，體悟“喜怒哀樂之未發”的未被汙染的“純性”狀態。事實上，宋明儒家多喜靜坐，程頤、程顥、朱熹、王陽明等人皆有“靜坐”的功夫。
今天的生活節奏日益加快，讓心在忙碌中得到片刻寧靜，乃是多數人的盼望。片刻的靜坐給人們提供了靜心的“法門”。也許我們難以達到儒、釋、道所追求的至高之境，難以體悟到中國古典文化的哲學意蘊，但靜坐至少可以讓我們調養身心、放鬆緊繃的神經，以更平和的態度面對生活，又何樂而不為呢？
本文原載於《光明日報》（作者郭繼民，海軍陸戰學院政工系），圖源網絡，圖文版權歸原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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