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學家茅海建：康有為的大同三世說

2018年5月28日晚，“北大文研講座”第八十四期在北京大學第二體育館B101報告廳舉行，主題為“康有為的大同三世說”。澳門大學歷史系特聘教授茅海建主講，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王奇生主持並作評議。

戊戌變法前，康有為完成了《新學偽經考》《孔子改製考》兩部理論著作。該著作體現了康有為思考“大同”的過程，而本場講座所講述的“大同三世說”與其後來的《大同書》有較大的區別。以茅海建教授的話來說，是用二十年時間來研究100天的“戊戌變法”，並由此來看康有為的“大同”思想軌跡。

一、思考的起點——“偽說”與“中體西用”

較早時期，茅海建教授曾進行過有關“戊戌變法”的多項研究，並在思考其性質為何的時候遇到了兩個難題。其一，康有為曾在1898年之前完成《新學偽經考》《孔子改製考》兩部書，提出了“新學偽經說”和“孔子改製說”，以一種極端、激進的方式對中國傳統經典和早期歷史進行否定；其二，1891年，康有為在一場論證中提出“以身心義理為先，待其將成學，然後許其讀西書也”，這是最早的“中體西用”的說法。然而，康有為所理解的西學並非西方思想與制度，而僅為數學中的“幾何公理”。因此，接下來的問題就浮出水面：康是如何用特殊的中學知識（“新學偽經”、“孔子改製”）與有限的西學知識來推動中國改革的呢？作為一名晚近進士，其官位僅是工部候補主事，康有為如果不能進入政治舞台的話，他的政治抱負又是什麽呢？一次偶然的機會，茅海建教授發現了梁啟超《變法通議》的進呈本，並在著述中看到了康有為在戊戌時期的“大同三世說”。

二、時間的錯位——《大同書》應該如何解釋？

茅海建教授提到，之前，有學者已論證康有為《戊戌奏稿》作偽，另一大作偽是在《大同書》寫作時期上“倒填日期”。康有為自稱“吾年二十七，居西樵山北、銀塘鄉之七檜園澹如樓……著《大同書》”，而上海歷史所的湯志鈞教授表明該書其實是康有為在檳榔嶼、大吉嶺寫成的。由此，學界不再將“大同”作為康戊戌時的政治思想。

較有意思的是梁啟超的說法。梁啟超分別在1901年《南海康先生傳》、1911年《大同書成題詞·注》與1921年出版的《清代學術概論》三著作中論述了三種關於《大同書》寫作時間的說法，分別為：“傳授門生”時、1901-1902年與“秘不示人”著書時。此三種說法均有相互抵牾的一面，但根據具體的文獻資料，茅海建教授認為較為合理的解釋是：康有為已將“大同學說”的部分內容傳授給梁啟超，且前者在戊戌時已有著書（《春秋三世義》與《大同學說》），但絕不是我們後來看到的《大同書》。

三、“大同三世說”的主要內容

湯志鈞教授經研究發現，戊戌時康已經形成了“大同三世說”。而茅海建教授則認為，當再次檢視《孔子改製考》、《春秋董氏學》，康有為確實提到了“大同三世說”，但內容十分簡略。在《孔子改製考》中，康有為稱“堯、舜為民主，為太平世，為人道之至，儒者舉以為極者也……孔子撥亂升平，托文王以行君主之仁政，尤注意太平，托堯、舜以行民主之太平……”，談及“大同”的內容僅僅有六條；在《春秋董氏學》中，康有為稱“太平者，大同之世，遠近大小如一，文教全備也。大義多屬小康，微言多屬太平。”，相關“大同之世”的內容僅有五條。上述十一條文字難窺全豹，更無法全面說明“大同三世說”。

茅海建教授認為，康有為的“大同三世說”是對人類社會發展進程的一種普世性解說。這一學說由孔子創製，口傳其弟子，藏於儒家諸經典和相關史傳之中。如果用最為簡約的方式來說明“大同三世說”的基本概念，即：一、據亂世，多君世，尚無文明；二、升平世，一君世，小康之道，行禮運，削臣權；三、太平世，民主世，大同之道，行仁運，削君權。“大同”雖是孔子創造出來的理想世界，但其時並不可行，只能以“小康”來治世，要待後人來實現。

如果從思想史的角度分析，可以將戊戌前後時期“大同三世說”的思想作為一個整體來看待；但從政治史的角度來看，若不加以嚴格的區別，會有致命的缺陷——以康有為在檳榔嶼、大吉嶺時的著述來說明其在戊戌時的思想，是不精確、不具有說服力的。茅海建教授表示，他當時找不到更多的材料來說明戊戌時期康有為的“大同三世說”，而“由梁渡康”則成為了一種可能的方式。

四、“由梁渡康”——貼近“大同”核心的方式

茅海建教授認為，雖然梁啟超在談及康有為的“大同學”說時說法不盡相同，但有一點是相同的，即：康有為在萬木草堂向梁啟超傳授過“大同學”。那麽在梁啟超入學的1891-1896年，康有為的思想有沒有影響到梁啟超呢？茅海建教授發現，1896年11月，梁啟超在與嚴複進行“議院”論戰時用“大同三世說”的思想來做自我辯護，並於1897年10月在《時務報》發表《論君政民政相嬗之理》。該文起首便直接、明確地闡述康有為的“大同三世說”：

博矣哉！《春秋》張三世之義也。治天下者有三世：一曰多君為政之世，二曰一君為政之世，三曰民為政之世。多君世之別又有二：一曰酋長之世，二曰封建及世卿之世。一君世之別又有二：一曰君主之世，二曰君民共主之世。民政世之別亦有二：一曰有總統之世，二曰無總統之世。多君者，據亂世之政也；一君者，升平世之政也；民者，太平世之政也。此三世六別者，與地球始有人類以來之年限有相關之理。未及其世，不能躐之；既及其世，不能閼之。

這是“大同三世說”在報刊上第一次被完整表述出來。寫完這篇文章後，梁啟超啟程去長沙擔任湖南時務學堂中文總教習。其時，梁啟超大力宣傳康有為思想——1989年與學生合刊的《湖南時務學堂初集》便涉及有多處“大同三世說”。其中，湖南時務學堂學生李炳寰以《孟子》中“仁義”一義作劄記，推及世界“大同”。梁啟超則從“仁、義”出發，談大同、小康。梁啟超認為，康有為對“救全球”的大同道、法已經進行了深刻的思考，對其條理也進行了詳細的闡述。然而，世人沒有完全聽聞康有為的學說不是因為“秘不示人”，而是要“窮思力索，觸類旁通，自修自證，然後其所得始真”，於是要求李炳寰通過自修來自證，再“熟讀精思”《禮運篇》中“大同”一段，即“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而這正是“大同三世說”的核心內容。李炳寰“一字不放過”的“窮思力索，觸類旁通”，所得出的結論只能是西方學術為“大同三世說”提供了佐證。於此，由梁渡康，恰好合璧。

五、“多言大同”——康門與梁鼎芬的評論

茅海建教授提出，不僅是梁啟超，康有為門下其他弟子對“大同三世說”也有所了解，“多言大同”。其一為康有為大弟子徐勤。他在《知新報》上發表《地球大勢公論》，言“故天下之勢，始於散而終於合……始於異而終於同。”其二為弟子劉楨麟。他在《知新報》發表《地運運趨於亞東說》，多處涉及“大同三世說”，呼喚“大同世界”的到來，並表示“後古千年，仁之世也。力之世，治據亂；智之世，治太平；仁之世，治大同。”茅海建教授認為，這兩個人之外，其它弟子關於“大同三世說”的言論還有許多，然而若從總體來看，深度遠遠比不上梁啟超。同時，與之決裂的昔日好友梁鼎芬，在康有為逃亡日本後以“中國士民公啟”之名作《康有為事實》，其中第三條便稱“康有為之教……其宗旨以‘大同’二字為主，創為化三界之說”。文中雖有政敵的誣詞，卻也間接印證了康有為的“大同”之說。

以上，從康有為在《孔子改製考》等書中的簡說，到梁啟超的多種著述，再到門下其他弟子的言說以及政敵的評論，可以清楚地看出，康氏在戊戌時確有“大同三世說”的思想。

六、“創製立教”——康有為的“大同”之志

在完成了對康有為“大同三世說”的論述後，茅海建教授表示，對於康有為來說，從“新學偽經說”到“孔子改製說”是一個思考的過程，其最終的結論應當是“大同三世說”。而從“大同三世說”再到《大同書》，是康有為思想發展的又一個階段。這兩者之間的最大差別是：康有為不再宣稱該學說由孔子原創，藏於經、傳、史之中。

只是，在清朝，康有為的理論不可能被應用在政治上，他的目的是“創製立教”，他認為“聖人之意一層，猶待今日學者推補之”。而“今日學者”即為康有為本人。他也曾在《孔子改製考》中提到“天既哀大地生人之多艱，黑帝乃降精而救民患”。“黑帝乃降精”其實是稱孔子母親夢中與黑帝相交而生孔子。康有為否認孔子的人間生父，有意模仿了基督教“聖誕說”，辦《強學報》時使用孔子紀年也是模仿基督教的。由此，茅海建教授認為，康有為此時有意於“創製立教”，是想當教主，若有可能的話也想做帝師。因此，當康有為談及戊戌政變前自己從北京到天津、煙台至上海，一路上多次逢救、大難不死，必有其因——“此四十年乎，當地球文明之運、中外相通之時，諸教並出，新理大發之日，吾以一身備中原師友之傳，當中國政變之事，為四千年未有之會，而窮理創義，立事變法，吾皆遭逢其會，而自為之。學道愛人，足為一世，生本無涯，道終未濟……”對此，茅海建教授感觸頗深，康有為的“大同”之志並非“造作”，或許真的是有“天降大任，使命在身”的力量。

責任編輯：國曦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