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文｜深響，作者｜呂玥
以下為文章核心要點 ：
宏觀層面的成績，是個體持續努力與時代機遇共同造就的結果。
時代造就個人，個人也反過來推動時代。
鄉鎮企業家們的大膽嘗試，撞開了中國經濟發展的新縫隙。
84派把握了中國短缺經濟的特殊歷史時期，經過強勢擴張建立了商業帝國。
92派的成功離不開政策大環境改變造就的歷史機遇。
互聯網企業家們的最大貢獻是引入了創始人、估值、融資制度。
“當這個時代到來的時候，銳不可當。萬物肆意生長，塵埃與曙光升騰，江河匯聚成川，無名山丘崛起為峰，天地一時，無比開闊。”
在記錄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周年風雲變幻的《激蕩三十年》中，財經作家吳曉波用這樣的恢弘開場，提煉了一個時代的變革。
這句話同樣適用於新中國成立七十年來的發展歷程。
1949年以來，中國從一窮二白發展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普通人感知到的或許是街道更寬闊、家庭更富裕、城市更繁華，但更多的變革在超越普通人認知範疇外的地方發生，並深切影響著每一個人的生活：
農業從“靠天吃飯”發展為多種農產品產量持續位列“世界第一”；
工業從部門單一落後發展為“擁有聯合國產業分類中全部工業門類”；
服務業產值佔國民經濟的半壁江山，正帶動全國進入“服務經濟時代”。
宏觀層面的成績，是個體持續努力與時代機遇共同造就的結果。
身處歷史洪流之中，人們往往很難感知時代潮水的方向對個人命運的衝刷和洗禮，但回望起點，卻不難看到個體命運在時代大背景下的變遷。
商業經濟是觀察時代變遷的最佳窗口，它們不只是絢麗的富豪成長史，更重要的是在其中你能看到個人選擇對個體命運產生的影響，也能看到時代趨勢對普通個體造就的機遇與挑戰。
回溯過往，不難看出：時代造就個人，個人也反過來推動時代。
而身處這個時代，我們都是幸運兒。
農民企業家撞開裂縫
1969年7月，浙江省蕭山區寧圍鎮農民魯冠球，帶領6名農民集資4000元創辦寧圍公社農機廠時，大概不會預料到，這個鄉鎮作坊未來會成長為一個橫跨汽車、能源、房地產等多個產業、營收破千億的商業帝國；更不會預料到，由田間地頭成長起來的這個機構，會成為推動中國經濟走向的一支重要力量。
魯冠球創業的時代，中國的社會結構還是由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和知識分子階層組成的“兩階級，一階層”格局。由於“合作化”運動和“割資本主義尾巴”風潮，農民靠天吃飯的日子並不好過，吃不飽飯是常有的事。
彼時，住在城市、拿著固定工資、在政治意義上“代表先進社會生產力”的工人是社會最為羨慕的階級群體。在計劃經濟時代，城鄉因戶口所限被嚴格分離，留給農民進城成為工人的渠道並不多，令人豔羨的身份並不是人人都可以擁有，而農民更不可能自己去開廠做生意。
魯冠球是其中異類。
上世紀60年代初，出生於浙江蕭山區寧圍鎮的14歲輟學青年魯冠球，懷著要當工人的夢想去城裡當了一家鐵器社的學徒工。但運氣不佳，受“精兵簡政”影響，原本能轉正的他沒辦法留在工廠裡，只能再次回到農村。
魯冠球
回家後，他辦過米面加工廠、修過自行車、開過鐵匠鋪，一旦被村上查封，就換一個行當繼續乾。終於他被破準使用大隊農機修配所的招牌，並在1969年等到了準許大隊開農機修配廠的國家文件。
政府的支持終於讓魯冠球的事業具備合法性，但創業之路並不輕鬆。由於沒有原材料，也沒有買賣產品的指標，魯冠球只能從廢料站收廢鐵，從買煤站裡挑出來不要的“二煤”，沒有交通工具就用自行車帶。之後，魯冠球買到了碼頭上沒人要的一批軍工廢角料，曾經做大炮剩下的材料在魯冠球和幾個農民手中被製成了種地用的犁刀。
“沒有原料我們自己找，沒有市場我們在計劃經濟和商品經濟夾縫中找。”
魯冠球用鍥而不捨的精神，在新舊體制過渡的縫隙中找到了生存和發展的機會。八十年代，魯冠球的農機修配廠更名為杭州萬向節廠，主要業務從生產農用設備轉變為汽車零配件的萬向，創造了鄉鎮企業多個“第一”的記錄。
此時的魯冠球也成為了《半月談》評出的全國十大新聞人物之一，幾年後更是作為中國鄉鎮企業家代表成為了美國《新聞周刊》封面人物。
和魯冠球一樣想要把握時代脈搏的，還有地處內陸巴蜀之地的劉家四兄弟。
劉家四兄弟境況比魯冠球要好得多，父親是縣團級領導，陳育新(原名劉永美，兩歲時由於家庭生活困難被過繼後改名)、劉永言、劉永行、劉永好四兄弟都在政府部門、教育機構和國有企業工作，可以說他們事業的起點就是魯冠球從小想要實現的人生夢想。
只有縣團級以上級別才能訂閱的《參考消息》，讓劉永好和幾個兄弟很早就能看到世界的動向。在無線電技術剛出現不久時，他們就試著組裝收音機、電視機，後來僅靠兄弟四人就裝出了成都市第一台個人組裝電視機。
但有知識、有技術、有開闊眼界的劉家四兄弟，依然還是受限於體制。在組裝電子設備的想法被生產隊大隊書記拍著桌子定性為“走資本主義道路”後，他們天天關注媒體報導尋找那個時代的“風口”，劉永好當時訂閱報紙的數量幾乎和他工作所在的學校的訂閱量一樣多。
最終他們選定農業，劉永好的三哥陳育新(劉永美)畢業於四川農學院，有農業相關知識儲備，走上這條路水到渠成。
為了獲得當地政府支持，劉家四兄弟向縣委書記保證每年必須帶動十個專業戶讓他們富起來。從種蔬菜、養豬、養雞到養鵪鶉，他們逐漸探索出發展路徑，也成功實現了承諾——在他們四人的帶動下，周邊老百姓養鵪鶉的規模超過了一千萬隻，四川新津也成了全中國最大的鵪鶉養殖基地，之後又成為全世界第一的養殖基地。
劉永行與其兄弟在精心研究鵪鶉養殖
在八十年代後期，劉家四兄弟果斷投入數百萬科研經費和置地資金，用兩年多反覆試驗篩選，自行研發出可與泰國“正大”飼料相媲美的“希望牌”1號乳豬全價顆粒飼料，每噸價格還比泰國飼料低60元，打破了洋飼料壟斷市場的局面，新希望規模隨之快速壯大。
同一時期，出生於福建的曹德旺有一個很早就出國做買賣的父親和出身大宗族千金小姐的母親，但原本“富二代”的他在家庭經歷動蕩後並沒有過上富裕的生活，反而因為父母都不擅長耕田種地，他忍饑挨餓的概率比一般農村孩子更高。
但曾在日本、上海做生意的父親對曹德旺商業思維的培養大有幫助。
15歲起曹德旺就開始跟著父親做起了買賣，他賣過煙絲、販過水果、拉過板車、修過自行車、種過白木耳、當過廚師、做過果苗銷售員，各行各業底層生活的艱辛他都經歷了一遍。直到30歲時，他參與籌建福清市高山鎮異型玻璃廠，當起了採購員。
和魯冠球一樣看中了汽車產業發展機遇後，曹德旺承包下了自己所在的這家年年虧損的鄉鎮玻璃小廠，並將主業轉向生產汽車玻璃，徹底改變了中國汽車玻璃市場100%依賴進口的歷史。
九十年代，福耀玻璃正式登陸A股市場，在隨後的發展過程中福耀不僅拿下國內70%的市場份額，同時還成功進入國際汽車玻璃配套市場，成為世界第二大汽車玻璃廠商。
從江浙沿海到川渝內陸，魯冠球、劉永好、曹德旺這三位成長環境差異極大、生活習慣完全不同的人，在時代的潮水中，奮力拚搏、一馬當先、建立事業、打開局面。
由農入商，這是時代賦予有膽識、有想法、肯吃苦的農民階級的一次致富機遇。而前輩企業家們的大膽嘗試，也撞開了中國經濟發展的新縫隙。
從無到有的84派：走進黃金時代
鄉鎮企業家們拉開了中國民營經濟的序幕，在第一波浪潮湧起後，很快，時代為更多人提供了展示能力的機會，第二批企業家開始登上歷史舞台，更多普通人的命運被改變。
出身交通系統的王石，1983年通過倒賣玉米在深圳獲得了人生的第一桶金。1984年，當騎著自行車途經深圳國貿大廈並得知鄧小平到大廈頂層俯瞰特區全貌時，王石預感自己乾大事的時機來了。
用倒賣玉米的錢，王石辦起了深圳現代科教儀器展銷中心，他用和倒賣玉米同樣的思路迅速聚集起自己的原始積累。
1987年，深圳會堂舉行了一場國土有償使用權拍賣會，這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土地使用權的“第一拍”。第二年，王石就參與到了拍賣會中，並以2000萬元的價格拍得了深圳威登別墅地塊的土地，從此正式踏入房地產行業。
在王石看來，從做貿易轉變為房地產的邏輯非常簡單：當時最有前途的行業，一是快速走進普通人家的家電，二就是市場經濟環境下市場必定會非常大的房地產。因為拿不到家電進口指標，房地產就是最好的選擇。
價格雙軌制催生了“掮客”這一人群，但並不是誰去做都能和王石一樣順風順水。
從中國科學院計算所出走的柳傳志在一次彩色電視倒賣中碰到騙局，被騙14萬，彼時，以他每月105元的工資補上14萬的窟窿需要一百多年。
但所幸柳傳志有知識，也有中國科學院計算所作為堅實後盾。在經歷被騙、在中關村擺地攤等各種逆境後，柳傳志獲得了中科院的一筆電腦驗收、培訓、維護業務，賺到了總價值70萬元的第一桶金。
通過這項業務，柳傳志順利和IBM搭上了線，為IBM做銷售代理成為聯想很長一段時間裡最重要的營收來源。再後來，計算機專家倪光南的加盟為柳傳志和公司指明了新方向，他研發的聯想I型漢卡不僅賣出數百萬，也將聯想帶上了影響全國乃至全球的高速路。
倪光南與柳傳志
從事房地產行業的王石，與從事高科技產業的柳傳志，一南一北，他們的共同點是，都是受1984年鄧小平第一次南方談話影響“下海”創業的企業家。
84派企業家主要由政府機構、公有企業的工作人員以及掌握高新技術的科研人員組成。他們是改革開放初期的探索者，多具有草莽氣息，是政策還沒一路亮起綠燈就大膽走在路上的人。
他們大多受益於1977年恢復的高考制度，“知識改變命運”這句話，在八十年代畢業進入工作崗位的這代人身上體現的最為淋漓盡致。
家電三巨頭TCL、創維、康佳的總裁李東生、黃宏生和陳偉榮是知識改變命運的典型例子。
李東生、黃宏生、陳偉榮
1982年，李東生、黃宏生和陳偉榮從華南理工大學無線電技術專業畢業，三個人選擇了三條完全不同的路：李東生回到惠州老家成為了一名機關幹部；黃宏生進入電子工業部直屬的華南電子進出口公司，成為了一名助理工程師；陳偉榮則是被分配到了改革開放後誕生的第一家中外合資電子企業——廣東光明華僑電子工業公司（康佳的前身），成為了一名普通技術員。
然而，殊途同歸。從機關幹部走出的李東生和其他兩位一樣進入了企業，在二十世紀最後的幾年時間裡一路升級坐到總經理的位置上，昔日同窗開始在同一個行業裡比拚。
在84派中，以“砸冰箱”事件影響幾代人的張瑞敏是不得不提的代表人物。在1984年這個歷史節點上，青島家電公司副經理張瑞敏被委任為青島電冰箱總廠廠長。
他接手的不是什麽好差事，反而是個不折不扣的爛攤子——一家資不抵債、虧空147萬元的集體小廠，工人八點上班九點下班，走進廠內只有一條爛泥路，等到他接手時，這家工廠已在一年內連換四任廠長。
這位“大錘企業家”上任後，在企業管理和產品質量兩方面都制定了極其嚴苛的規章制度，以此來改變廠子裡人心渙散、烏煙瘴氣的狀態。而他對自己要求同樣嚴格，八十年代去北京跑批文，買不到火車票就所有人都花5分錢買一張站票從青島一路站到北京，到北京後所有人住的賓館價格絕對不能超過十塊錢一晚，一般就隻住五六塊錢的招待所。
上任四年後，張瑞敏用大錘砸出了中國電冰箱史上第一枚質量金牌。再後來，海爾建成了中國家電業第一個工業園——青島海爾工業園，張瑞敏成為了第一位登上哈佛講壇的中國企業家，“海爾文化激活休克魚”案例被選入哈佛商學院案例庫，海爾在美國南卡州建立了生產基地……當時用來砸冰箱的鐵錘，也已被中國國家博物館收藏。
抓住了改革開放初期的時代機遇，84派從無到有，很好地把握了中國短缺經濟這樣一個特殊的歷史時期，經過強勢擴張紛紛建立了自己的商業帝國。
儘管時代變幻，曾經引領中國商業發展的很多企業和企業家已經風光不再，但84派敢為人先的精神和做法，對於之後中國民營經濟的發展提供了很多借鑒。
幸運92：現代企業試水者
1992年1月18日，鄧小平第二次南巡。在拱北口岸的粵海大廈最高處的旋轉餐廳，他說道：“誰反對改革，就讓誰睡覺去好了。”
當時，“掮客”雲集、經濟過熱、物價失控、全民經商的大背景，讓所有人猶疑不安：經濟特區、改革開放是不是要被“收一收”？鄧小平的話給經濟特區、甚至是給全國吃下了一顆定心丸。
在徘徊不前的十字路口處，鄧小平喊出了繼續前進的號令。
受鄧小平第二次南方講話影響，武大畢業的陳東升，在這一年離開了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下轄的《管理世界》雜誌社，扔掉了享受副局級待遇的工作，一頭扎入商海。
如同84派，那一年，和陳東升一樣從體制內出來的人相當多，據《中華工商時報》統計，1992 年全國至少有10萬黨政幹部下海經商。
陳東升將自己和這一批人稱為“92派”。
下海後的陳東升在多個賽道快速布局：1993年創立第一個全國性的股份拍賣公司中國嘉德，1994年和弟弟陳平一起創立了中國最早的物流和快遞企業之一宅急送，1996年創立泰康保險，正式踏入保險業。
就在陳東升創辦嘉德的半年後，他的湖北老鄉、大學同學毛振華也從國務院政策研究室辭職，決定從事信用評估，他要做中國第一家像標準普爾和穆迪那樣的評級機構，於是創辦了中國誠信證券評估有限公司。
剛滿25歲的郭廣昌則和同學梁信軍一起，注冊了公司，做起了谘詢生意。多年之後，談到當初下海創業，郭廣昌說：“1992年市場改革以後，創業到現在的感受就是很忙很辛苦，但就像一團火焰，燃燒著，很痛快。”
92派的成功離不開政策大環境改變造就的歷史機遇。
1992年，《有限責任公司規範意見》和《股份有限公司規範意見》兩個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文件頒布，10月份“市場經濟”被寫入了黨章。在政策引領下，現代公司制度逐漸建立，這一年成為了中國公司的元年。
這一系列新政影響有多大？直到多年後，陳東升依然記得，“那兩個文件出來，我的眼睛瞪的大大的，像學習毛主席紅寶書一樣揣在我的皮兜裡。”
在2016年的一次對話中，陳東升回憶到，“光明日報的報紙。我今天敢吹牛說當時其實看不懂，什麽企業的分拆、關閉，稀裡糊塗，所以嘉德拍賣完全是抄的，自己沒搞懂抄上去，抄了就報，所以‘92派’為什麽叫現代企業的試水者。”
因為政府工作背景的作用，92派有著從大格局切入的“大視野”，以及推動改革不斷前進的動力和實力。
動力是指他們能夠最早摸清改革政策走向，實力則是指過去工作所累積的資源，讓他們一下海就能夠切入有一定門檻、屬於“政策密集型”的管制行業，其中很重要的一個方向是房地產。
1988年，海南脫離廣東獨立建省之後，數十萬人來海南淘金，海南房地產業進入瘋狂擴張期。在當時人口不過百萬的海南島上，房地產公司的數量高達2萬多家。於是王功權、馮侖等六個或從機關部門下海，或從體制內鐵飯碗出走，或大學剛剛畢業的年輕人用3萬塊錢創立起了公司，並加入了“炒房”行列。1992年時，他們各自都已經通過炒房賺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但三年後，職位差別、利益分配的制度帶來明顯的管理問題：六個人“誰說了都算”導致最後“誰說了都不算”。員工被迫站隊，組織運行效率低下，最終分手成為必然。但這恰好幫助他們在海南地產泡沫破滅前安全撤離，轉身來到北京繼續創業之路。
分手後，萬通六君子實現了各自的精彩。
2017年再聚首時，馮侖、潘石屹、易小迪依然還是地產界大鱷；王啟富將海帝木業變成了中國木地板業知名品牌；王功權加盟鼎暉投資，投資著多家最終要在國內或國際資本市場上市的企業；劉軍則是農業高科技有限公司執行董事、總經理，過著相對低調的生活。
經濟學家管友清曾認為，90年代初期，房地產迎來了一輪發展機遇，但是後來也釀成了一輪比較慘烈的資產泡沫，經過那一輪洗禮的企業家——84派或者92派，對金融風險都有著更深刻的體會。
而在84、92派之後，更年輕的一批企業家成長起來，與前輩們不同，他們賴以騰飛的基礎是一個新興事物——互聯網。
科技浪潮造就陽光富豪
1995年，一家名為“瀛海威”的信息通信公司在北京中關村南大街入口處豎起一塊大廣告牌：“中國人離信息高速公路還有多遠？向前1500米！"
一年前，中國通過一條64K的國際專線，全功能接入國際互聯網，這成為了中國互聯網時代的起始點，一個新的時代從此開啟。
瀛海威是彼時從互聯網基礎設施建設中淘金的代表，遺憾的是它並沒有成功。
但是在瀛海威之後，更多的企業不斷成立，他們抓住了20世紀末的互聯網浪潮，共同推動中國互聯網產業從無到有、從小眾到大眾、從荒涼到繁華，自身也從中獲取了巨大回報。
中關村是這一浪潮中的地標。
科研學者、海歸派、高校畢業生們紛紛湧向這個方圓一公里的地方。這是一個曾是一片荒地，後來發展為電子一條街，再後來又成為開發試驗區的地方。
聯想、金山在此地已經闖出了知名度，清華留美博士張朝陽在此地創立搜狐，在馬雲還沒打開局面之前，蘇啟強已經把連邦軟體的加盟商王峻濤請到中關村，搭建起了電子商務網站8848。
除了知識青年，下崗職工、進城農民、落魄市民都走進了中關村的電子商場，他們站在一個個櫃台後招待著來買配件、攢電腦、裝系統的人，夢想著能像愛國者總裁馮軍一樣，從乾“攢機”生意的小商販成長為下一個知名品牌的總裁。
曾經人潮洶湧的中關村電子賣場
高漲的創業熱情和人潮洶湧的電子賣場讓中關村成為“中國矽谷”的夢想似乎更近了。1999年，中關村不再是個“試驗區”，而成為受國家重視和支持的科技園。
同樣也是在這一時期，馬雲從北京回到杭州以50萬元人民幣創建起了阿里巴巴，馬化騰與同學張志東一起在深圳創立了騰訊，李彥宏帶著在海外融到的第一筆風險投資120萬美元在北京創立了百度。
如今，創投領域已是中國經濟中最活躍的部分之一，在這樣的創投環境下，除了初代互聯網巨頭BAT外，更多的新興公司不斷湧現。
抓住第二波移動互聯網興起紅利的TMD正在創造著新的傳奇故事：從阿里離職的程維創立滴滴，從無到有成為獨角獸，用7年時間改變了中國幾代人的出行習慣。連續創業者張一鳴以字節跳動旗下今日頭條、抖音等十多個產品在中國獲得超過15億的月活數量。曾經人人網、飯否網的創始人王興，用九年時間將美團打造成為半年餐飲外賣業務交易額高達931億元的平台。
在面向普通人的消費互聯網之外，中國的硬科技實力也在幾位科學家和企業家的努力推動下走向世界前沿。
2017年，中微半導體設備公司宣布將在年底正式敲定5nm刻蝕機。沒有刻蝕機就無法制造芯片，要知道中國大多數半導體公司僅掌握著生產40 nm和28 nm規格的技術，和世界上最高規格的10 nm半導體技術相差三代，因此中國所需芯片也一直需要從國外進口。
中微5 nm刻蝕機的出現意味著中國不僅有了自己製造芯片的能力，同時還彎道超車成為當下世界的最高規格。走在半導體技術前沿的中國，終於有了在核心技術上突破外企壟斷的機會。
中微這家公司背後的支撐者，是一位出生於四十年代的老人尹志堯。他在矽谷工作20年，個人在半導體行業擁有86項美國專利和200多項各國專利，被譽為“矽谷最有成就的華人之一”。歸國前，他已成為全球最大半導體設備百億公司——應用材料的副總裁，等離子體刻蝕事業群總經理。
在花甲之年，尹志堯決定回國創辦中微半導體，憑借自己的力量帶領中國“破局”。而他也確實做到了——因為中微十多年的努力，美國商業部在2015年去掉了對中國的出口控制，2018年在美國半導體產業市場分析公司 VLSI Research 對全球半導體設備公司客戶滿意度的評比中，中微位列全球第三。
而在即將開啟的5G時代，中國在標準制定、技術專利、基地台建設和設備開發等方面均佔據優勢。
根據德國專利數據公司IPlytics發布的最新5G專利報告，截至2019年3月，中國企業申請的5G通訊系統SEPs（標準必要專利）件數佔全球34.02%，位居第一。其中，華為更是以15.05%的佔比成為世界5G專利龍頭，另外中興通訊、中國電信科學技術研究院也進入了全球前十名。
對於華為的領先地位，《華爾街日報》曾評價道：“華為在5G領域的影響力，與前幾代無線網絡時代中國公司的影響力，不可同日而語。”
同樣的，中國人工智能的探索也已經實現世界領先水準。
截至2018年，中國人工智能專利數量以全球佔比37%的成績領先美國和日本，成為全球人工智能專利最領先的國家。從2013年到2018年上半年，中國人工智能領域累計融資金額全球佔比60%，超過美國的29%，世界排名第一。曾經的99派李彥宏還在帶領著“All in AI”的百度，推動中國人工智能技術進一步探索和滲透。
在前輩陳東升眼中，互聯網企業家們的最大貢獻是引入了創始人、估值、融資制度。
“海歸派的偉大在哪兒？比我們更進步，因為人家有founder，我有一個idea值一千萬，一下子5萬錢變成一千萬，你拿200萬，佔20%，我還剩80％呢。我出5萬塊錢佔80%，出200萬的隻佔20%。海歸派對中國改革開放最偉大的貢獻就是引進了創始人制度。還有一個是團隊的期權制度。後來看到馬雲、張朝陽氣死了，我創三個企業我是不是當時自己都可以不出錢，（隻出Idea）可以佔30%、40%，當然，歷史不能追溯。”
與世界接軌的創投制度給了科技新貴們憑借自身聰明才智開拓局面、邁向成功的可能性。遨遊在互聯網和科技浪潮中，他們中的佼佼者成為陽光富豪、知識英雄。
如今，日益完善的創投制度還在源源不斷的催生創新、創業的發展。甚至將資本和模式輸出到海外，去獲取更大市場的紅利。
越來越多的企業走在了全球的最前列，他們前面不再有樣本和案例，挑戰、壓力、機會並存。
與前輩們相比，這是真正站在世界領先水準的一代，而時代的腳步仍在前行，他們正在將中國帶向更壯闊的地方，每一個普通人的命運也將隨著時代浪花迎接更大的機遇與更豐富的選擇。
70年的發展給了無數企業成長的舞台，也給了無數人實現夢想的機遇。
回顧歷史，不難感受出，“逢山開路，遇水架橋”不是一句由領導人說出、由媒體宣傳的口號，它實實在在的藏著一個國家經歷的波折和傳奇，藏著一批企業尋求突破的努力方向，也藏著新一代人掘金致富的機遇。
吳曉波曾寫下“瞭望未來，洪波湧動，日月之行，若出其中。”
新的征途已經開始，而在湧動的歷史洪流中，我們每個人都是時代的幸運兒。
香港九龍灣馬來街興發大廈15樓D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