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設計互聯近日發起了一系列線上論壇，集合世界各地的設計師、建築師、博物館館長、策展人等，探討疫情前後，設計對社會、城市、文化、科技、製造等維度的影響與潛力。在近日舉行的第一場論壇“社交疏離下的設計”中，《紐約時報》設計專欄作家愛麗絲·勞斯瑟恩分享了她所征集的疫情設計案例；國際設計事務所“設計何為”的聯合創始人理查德·范·德·拉肯提出了平面設計在回應社會議題時的力量，他引用平面設計師布魯斯·茅的話總結道，“設計把我們帶入這場危機，也將帶著我們走出它。”
“澎湃新聞·藝術評論”特刊發論壇的部分發言摘要。
愛麗絲·勞斯瑟恩（Alice Rawsthorn，紐約時報專欄作家、《設計是一種態度》作者）：
Alice Rawsthorn
我受邀來談談疫情危機對價值觀的影響，以及設計如何回應社交距離，還有從更廣泛的意義上，設計對疫情的回應將如何影響未來我們的價值取捨。首先我要強調的是，我是從英國、從歐洲的角度出發，我在倫敦度過了隔離期，這裡的疫情比中國晚幾個月出現，此後遵循了一個非常不同的軌跡。
從歐洲逐漸封鎖開始，我就一直在收集人們對疫情做出的設計反應。一開始，我花了一周的時間，每天在Instagram上發布關於回應疫情的設計案例。一周結束後，我發現還有很多不可思議的項目要發布，現在已經有70多個了，並且還在不斷增加中。當然，最理想的情況是能夠收到醫學和科學界對於疫情治療的突破性成果。但由於我們對這種疾病知之甚少，真正的科學創新、疫苗的研發可能需要數月或數年的時間。在這種情況下，媒體對呼吸機、個人防護設備等的報導令人欣慰，這些報導暗示我們正在取得進展，正在控制這一流行病，並能最終遏製它。
愛麗絲·勞斯瑟恩在Ins上發起的疫情設計計劃
對於像我這樣的人來說，正如奧雷所指出的那樣，（我們）多年來一直認為，在生活中，設計應該扮演更有雄心且兼收並蓄的角色，來回應和應對緊急且複雜的社會、政治、經濟和生態問題。而我的朋友、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建築和設計高級策展人保拉·安特那利同意疫情可以改變公眾和政治對設計的看法，她建議我們應該一起做些什麽，所以我和保拉在Instagram上推出了“緊急設計”項目。我們的計劃是去研究和調研設計對疫情的回應，並首先與設計師、設計行業的領軍人物等每周做一次直播。當然，緊急設計也伴隨著疫情的變化而變化，我們現在關注的，是那些我們認為，會在重新設計和重新構建後疫情生活中，成為設計行業領軍人物的人。我們的發言人有人道主義建築師和MASS設計集團的創始人邁克爾·墨菲（Michael Murphy）、亞特蘭大疾病控制和保護中心的醫學插圖師阿麗莎·埃克特（Alissa Eckert）等等。
中國杭州一小學，結束疫情後回校上課，老師為每個人設計的帽子。每一頂帽子的兩側有長長的帽翅，以表示一種安全的社交距離。有趣的是，早在中國宋代就有相似的帽子（長翅帽），避免朝臣們在朝堂上交頭接耳。
小女孩打碎“冠狀病毒彩陶罐”
通過組織這些活動，我們學到了什麽設計的價值呢？讓我們從設計應對中最明顯和爭議最大的領域開始——呼吸機設計競賽開始，在西方，數以百計的設計師、工程師、製造商和企業家都加入了這場呼吸機設計競賽。甚至傳出了這樣的宣戰口號：我們會比最好的設計得還要更好、更快。實際上，這些吹噓幾乎都失敗了。因為設計符合嚴格醫療標準的重症監護呼吸機，難度是非常大的，而最成功的嘗試都是謙虛和務實的，通常來自不同領域專家的合作，他們采取了一些現有系統上能直接使用的東西，而不是從頭開始設計新的系統，並盡可能使用標準化組件，與其他設計團隊共享信息。最為聰明的一些想法並不是來自於設計師，而是來自於醫療專家，比如馬爾科·拉涅利，他是博洛尼亞一家醫院的麻醉科和重症監護科主任，意大利和歐洲最權威的專家之一，他意識到，每台呼吸機都有足夠的能力同時治療兩個病人，而不僅是一個。於是他與當地的一個工業設計和列印公司合作開發了雙頭呼吸機，並已經在全世界複製生產。
我也特別敬佩那些來自非洲、南亞和拉丁美洲的設計師們作品。他們的呼吸機數量緊缺，在世界衛生組織4月的一項調查中顯示非洲個國家，數億人，總共卻只有2000台呼吸機，其中10個國家根本沒有呼吸機。在這些設計團隊中，我最喜歡的一組，是五名14到17歲的女孩，她們都是阿富汗夢想家機器人隊的成員，在阿富汗第三大城市赫拉特，她們花了好幾個月，設計了兩台緊急呼吸機，大部分使用的是回收部件，包括豐田卡羅拉汽車的零組件。她們是在難以置信的壓力下完成的，面臨著隔離、供應短缺、新冠病毒感染率的激增、以及在當地重新抬頭的塔利班武裝勢力。但她們表現出了難以置信的勇氣和決心，堅持不懈，並贏得了政府的支持。
此外，看到設計師們採用開源的設計流程，並將成果發布到網上供免費下載，這是非常令人鼓舞和欣慰的。所以在這次危機下，在整個全球範圍內，想法和具體的設計得以自由交流，讓世界各地的設計師能夠接觸到這些信息。同理也用於口罩，長袍，手套，工作服和其他一線衛生護理工作者的個人防護用品，其中，最成功的項目與呼吸機設計競賽中的獲勝者有著相似的價值觀。他們往往傾向於務實、合作，開放地分享他們的設計成果，而不是為了炫耀自己。
美國官方的新冠病毒可視化圖像
新冠病毒的醫學插圖是另一個例子。兩位醫學插畫師阿莉莎·埃克特和丹·希金斯被任命負責設計美國官方的新冠病毒可視化圖像。多虧了中國醫務人員、科研人員以及科學家們，兩位插畫師才有了足夠的信息進行研究。像這樣的醫學插圖，必須在科學上比較精準，但除了符合特定的標準外，設計師也可以表現得很有視覺張力。在這種情況下，兩位插畫家被告知，此次繪製插圖的主要目標是確保公眾意識到冠狀病毒的危害，並認真對待。因此，他們誇大了病毒最可怕的部分——刺突或稱蛋白，這些病毒將自己粘附在人類細胞上，插畫師們通過插圖凸顯了病毒的危險程度，他們將蛋白畫成可怕的紅色，並比實際顯得更大。病毒的全稱對普通大眾來說難以理解，但如今我們都知道它長什麽樣子了，或者說，更重要的是，我們認為我們知道。這都多虧了兩位插畫家的生動作品。從設計價值的角度看，同樣有趣的是我們將自己的情感投射到他們的設計上，這是一個真正有力量的圖像的關鍵元素。
《經紀學人》封面
約瑟夫·格利馬（Joseph Grima，荷蘭埃因霍溫設計學院的創意總監、米蘭三年展首席策展人）：
約瑟夫·格利馬
我認為現實環境為設計提供了非常肥沃的土壤。因為當下是急速變化的時代，是充滿不確定性的時代，是愈加複雜的時代。作為設計師，我們在某種程度上被召喚去面對和解決這種情況。幾周前，我給凱勒·伊斯特林（美國建築師、城市規劃師、作家、耶魯大學教授）發郵件，詢問她紐約的現狀。她給我的回復中有這樣一句話：“對現行體制的衝擊是好事。”這一看法讓我們意識到或許事情也有好的一面，可能會帶來一點積極的結果。我認為，這正是設計需要介入的地方，畢竟對現行體制的衝擊可以是好的，例如，1918年發生了大流感，20世紀30年代，理查德·肖普（Richard Shope）醫生發現了造成感染的病毒，並推動了疫苗的研究和製造。現代醫學的這一轉折點誕生於危急的需要，這讓醫學科學資源集中在重大的社會問題上。與之相反的一個例子是14世紀著名的“卡法城”事件：1346年，卡法城外，攻城軍用石弩車把因感染黑死病致死的韃靼士兵的屍體投擲到卡法城牆內，這成了人類有記載的最早的生化武器。這場最原始的生物戰無疑是最恐怖的發明，而它的變體與演化造就了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更多悲劇。
歐洲等地大氣清潔度變化
這是一張很有趣的圖片。有數據表明，這次疫情改變了歐洲和其他地區的大氣清潔度。這些其實表現了我們是有另一種存在方式的，我們在疫情期間的集體性改變有著立竿見影的效果。在這之前，我們設想的向善改變是循序漸進的，但總體而言，大多數人都認為我們對氣候是無能為力的。而這次疫情為我們帶來了機會，讓我們意識到實際上有太多在不同層面上可以實現的事情。人們可以被這種危急時刻動員起來。在這種語境下，很重要的一點是去回顧歷史上相似的危機時刻，比如黑死病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歐洲人文主義思想的複興，推動了歐洲文藝複興運動的發展。
《地出》
1968年12月24號“阿波羅8號”宇航員拍攝的《地出》照片帶來了根本性的改變。這張照片的實際拍攝者威廉·安德斯（William Alison Anders）曾經說過，“我們來登月探險，發現的卻是地球。”這是一種覺醒。我們突然意識到地球的脆弱、力量、美，以及萬物互聯的生態網絡。這樣的圖像，以及其他很多所謂的超載的圖像，都會在我們腦海中揮之不去。現在，世界各地都要封城，或許這會是我們無法回避的最終結局。 所以不只有一幅圖像、而是許多張圖像讓我們覺醒並意識到自身的處境。我們被隔離在家，但我們可以通過圖像看到外面的城市。
空蕩蕩的城市街頭
我們可以把空蕩蕩的城市看作一張純白的畫布。好像缺了什麽，這種缺失迫使我們重新思考什麽才是我們最需要的。隨之而來的問題是，我們有什麽新的可以媲美“地出”（從月球上看地球，地球從月球的地平線上升起）的圖像？我們如何才能創造新的時代宣言？
“地緣設計”中的作品
為了找到答案，我覺得設計和設計師都在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我認為設計學校有責任去考慮變動不居的現實，同時從長期和短期的角度思考我們的處境。我們可以嘗試培養新一代的設計師，他們能夠理解極端的複雜性與不可預見性。他們能夠理解21世紀時刻加速的生活本質，以及這種本質將在未來幾百年中如何演化。所以這兩三年來，我在埃因霍溫設計學院打造了一個新的學科，叫做“地緣設計”。我們在做的是重新構建我們與特定變化、特定習慣與特定材料之間的關係。最近的一個“地緣設計”項目是關於新冠疫情，它讓我們意識到很多我們習以為常的事物正在經歷徹底的轉變。
劉曉都（坪山美術館館長、都市實踐建築設計事務所創建合夥人）：
劉曉都
我今天的演講題目是 "反思高密度城市生活"。
2020年1月23日，我飛來深圳，當時大家都知道什麽發生了。那幾天正好是春節。我出門的時候是下午兩點半，以前非常熱鬧。但是那個時候所有機場都關閉了，整個城市封鎖，人們自願或者被迫隔離在家，你看不到私家車，也看不到任何正在運營的巴士和地鐵。所以，這意味著城市裡所有的交通工具都停運了。
所以整個城市如何運作成為一個大問題。當我回到位於華僑城創意園裡的辦公室。你完全看不到任何人，所有的餐廳都關閉了，園區只允許幾個人進來拿東西出去。本來春節的時候是最熱鬧的時候，但隔離之後，基本上所有東西都停止了運作。這是我們所付出的代價，我自己就在家裡待了快兩個月。
疫情下的深圳
那個時候開始整個城市系統已經改變了，例如大家覺得電梯是不安全的，人們不想碰電梯按鈕，甚至不想在電梯裡呼吸。有人會告訴你應該在電梯上屏住呼吸。這個時期從二月開始，持續到三月、四月。很多事情發生了變化，有時你甚至能看見車廂空蕩蕩的，或者只有幾個人同時在一節車廂。
但在新年後的第一個假期，你突然看到很多很多人爭著去各個景點觀光，這是一種非常怪異的景象。然後在五月和六月初，你可以看見當北京蘋果店重新開張時，有上千人排隊。當時的狀況非常“混亂”，有些地方的公共交通還沒有恢復，但不知為何，有很多人會上街或者去其他城市，不同的狀態並存。這樣的狀態讓我開始思考，疫情之後，我們應該準備些什麽？
愛德華·霍普的作品在今天再次找到了共鳴
所以，我用了美國畫家愛德華·霍普（Edward Hopper）的畫，他是一位美國畫家。這幅畫對我來說這似乎是一種預言，或對當下的比喻，告訴我們現在發生的事情，雖然這幅畫是他在20世紀30年代畫的。但是它和當下是比較相似的，這也提醒了我，什麽是社交疏離？城市應該是什麽樣子？我們在面對著什麽？很多人問我，疫情結束後，你認為這種高密度的城市發展是否仍然是有價值的？我們是否應該換種城市設計的想法？所以我花了很多時間認真思考這些問題。我在這裡列出三點：
第一點是替代性的公共交通系統，因為你可以看到，當疫情爆發的時候，公共交通系統其實已經暫停了，它的完全癱瘓是因為它根本不安全。所以，我們應該如何處理這種情況與新技術呢？
第二點是靈活地劃分區塊，如果我們有更靈活的社區區塊劃分，我們可以更容易地進行調配。現在我們會用臨時柵欄、鋪位以及各種各樣的東西來封閉區域，設施檢查點，那我們和設計師應該如何讓這些東西適應緊急情況呢？這也是一個很大的設計問題。
第三點，就是建築的通風系統。建築通風系統的運轉良好才能保證大家在建築內不會受到感染。所以針對以上問題，我們最近做了一個城市規劃方案，設計了一個獨立的無人駕駛系統，它可以在現有道路系統上運行。道路系統中的連接點很多，在這些點上設置了坡梯與直梯，為未來的無人駕駛汽車和系統做準備。這種道路系統的實現將成為一個很好的替代方案。公交系統方便人們外出通勤，我覺得這也是未來城市的趨勢，特別是對城市的中心區域。而且，我們認為這種交疊的“產居研綜合體”模式很有效，在同一空間下共生也是一種趨勢，在疫情後這種趨勢仍然很有效。
深證新洲村，高度混合的居住和商業街區，都市實踐建築設計事務所
我們以前是怎麽做的呢？我們做了一個高度靈活性的城市街區，在超級結構中設置了多個通風空間。我們可以實現這些高度靈活的城市街區與空地，借以解決公共交通的問題。我們已經與社交疏離共處了很長一段時間，所以已經相對比較適應這種狀況了。大家不握手，工作的時候也不會靠得太近。而且在這種特殊情況下，無論是否有社交距離，我們都在試圖維持正常的生活，這是我們試圖生存的方式。
迪耶·薩迪奇（Deyan Sudjic，英國倫敦設計博物館榮譽館長、建築與設計雜誌《Domus》前主編）：
迪耶·薩迪奇
我認為這次疫情提醒了我們，雖然像愛麗絲說的那樣，我們因禍得福地收獲了如同情心和體恤之心這些積極的東西，我們同時也不能忘記，我們生活在一個有激進人士認為疫苗會對人體造成巨大傷害，戴口罩是把觀念強加於人的時代。我覺得我們可以以史為鑒。
20世紀初的戶外教學解決方案
20世紀初的戶外教學解決方案
回顧20世紀初，當時的問題是肺結核。人們想出了很多巧妙的低技術方法來讓年輕人保持健康。這兩張圖片就體現了一種技術配置最低的戶外教學解決方案。夏天戴上帽子，冬天裹上被子，就能在室外上課了。這也是一種對抗肺結核的辦法。當時霍亂非常嚴重，巴黎總人口還不到一百萬，一年之內因霍亂死去的就有1.9萬人。那次疫情給巴黎這座城市造成了巨大的影響，最終導致整座城市被徹底改變、重建。在1850年代和60年代，拿破侖三世手下最優秀的城市規劃師豪斯曼拆毀了舊城，寬闊的大道隨著新城一起誕生。城市地下也建起了規範的現代排水系統，從而以驚人的速度解決了霍亂這個難題。這次重建的成果成就了今天巴黎的城市肌理。
再次回到結核病。1920年，在當時人口只有約1000萬的荷蘭，僅一年就有11600人死於結核病。對應到今天，你能想象那次疫情在當時有多危險。這場災難讓許多傑出的創新解決方案應運而生。這是約翰內斯·杜伊克的作品，阿姆斯特丹一所著名的開放式學校。這是一個很棒的解決方案，露天開放的空間能夠幫助解決傳染病和類似的問題。疫情也讓芬蘭誕生了許多現代化運動中的地標性建築，例如阿爾瓦·阿爾托的代表作，赫爾辛基城外的療養院，這體現了在自然環境中建立療養院的烏托邦設計理念。
阿爾瓦·阿爾托設計的帕伊米奧療養院
我的最後一個例子是倫敦霧霾。在英國、美國和德國，人們對口罩的抵製實在令人詫異。這也許是因為他們無法用肉眼看見危險所在，相比之下，霧霾則是種可視性很強的健康危害。1952年，當時還是大白天，但倫敦的天黑得幾乎伸手不見五指。最後這個問題由英國議會頒布法案解決了，他們禁止在倫敦城內燃煤炭取暖。 在這之後五年內，霧霾問題就被解決了。
反思過去的疫情是非常重要的。我們需要了解它們對我們的建築和設計產生了怎樣的影響。我們不知道我們對城市的設想是不是會一直保持不變。現在，汽車忽然又變成了人們保護自身安全的終極配備。無論在公共交通工具上還是在人群中，大家都覺得沒有安全感了。還有一切對人類來說再自然不過的活動，比如身處人群中、與人共享面對面的體驗、去參觀博物館、去聽音樂，這些活動忽然間就不能舉辦了。
疫情期間商店面臨關閉
物流運輸中心在城市中變得愈發重要
可以看出，城市中心及其背後的動力和支柱都面臨著威脅。我認為設計對我來說不是一個東西，而是一種態度，是對各個相互連接的網絡的理解。它既體現在細節中，比如戴口罩的方式，又關乎我們如何理解自己正在經歷的變化對現實世界的影響，以及潛藏在它們背後的變化和態度。
理查德·范·德·拉肯（Richard van der Laken，國際設計事務所“設計何為”與De Designpolitie的聯合創始人）：
理查德·范·德·拉肯
作為一名設計師，我也將展示在疫情期間我所做的事情。
作為設計師，《Gorilla》是我近10年來與荷蘭媒體合作的專欄，《Gorilla》專欄會用圖像的方式回應當天的新聞，這些內容由我和其他平面設計師共同提供。十年來，我們幾乎每天都在這樣回應新聞。我們創造了各種各樣的圖像，同時，我們在雜誌、報紙上反思、回應當下的新聞。我們有網站、T恤，甚至出版了書籍。比如這是《Gorilla》集體評選的100個最佳時政視覺欄目，我們還做了海報。我們做了海報、展覽，以及所有作為平面設計師可以探索的事物。
《Gorilla》專欄用圖像回應新聞
毫不誇張地說，平面設計師們並不把這個作為任務來完成，而是以專欄作家的身份來創作。我們希望通過《Gorilla》圖像化的形式，對世界上的新聞、社會事件進行反思，傳達出我們自己的觀點。
在《Gorilla》專欄裡，我們義不容辭地覺得，要為疫情做些什麽。我無需再次解釋這一次疫情的災難性影響，愛麗絲前面已經展示了。
這一次的新冠疫情，無論是對於圖形設計師、信息設計師或是平面設計師來說，都是一次契機，將想法付諸實踐，這也是我們一直在做的。
當然，我們也從另一個角度去思考疫情，比如這個例子，全世界都在談論這場危機，主要通過社交網絡。疫情不會區別性地對待任何國度。世界上沒人能獨善其身，所以我們把它映射到每個國家的國旗當中 。同時它也影響了經濟，尤其在歐盟，每個國家都突然封閉了邊界，保護自己國民的利益，揭示了民族主義者的一些立場。另一個例子是，在疫情的影響下，各式各樣的觀點逐步浮現出來，比如政府可以去跟蹤、監視每個市民。這就是我們對疫情進行的一些反思，這些圖片被刊登在一些報章雜誌的專欄當中，並且在社交媒體上被廣為傳播。這就是我作為平面設計師的實踐。
《Gorilla》上以新冠病毒為主題的平面海報
除了為客戶服務外，我也希望進行自我創作，《Gorilla》就是自我創作的一個很好的案例。另一個很好的案例是，在十年前我創建了一個項目——“設計何為”，它是一個專注於設計積極影響力的項目，這是一個很大的話題。設計的積極影響力極為重要，作為一名設計師，我認為很多創造性的人，還有參與到這種設計和創造實踐中的人，並不都具備一種外在的、美學的特徵。像愛麗絲說的一樣，這次疫情確實讓我們看到設計除了能創造美好的實物外，還有很多可為之處。我始終堅信，如果你想真正解決問題，你必須要合作，尤其與企業、政府、所有的消費者以及公民，包括其他任何與你共同工作的群體合作。所以，對於我們來說，舉辦讓人們聚在一起激發靈感、交流想法的活動是非常重要的。我們在阿姆斯特丹、墨西哥城的活動，讓跨界人士真正地聚首一堂，相互啟發。
“設計何為”有關浪費與消費主義的海報
那麽，“設計何為”項目在疫情之間做了些什麽？
疫情剛開始的時候，我們也被影響了，我們原本計劃的活動只能被取消。所以我們立即對我們的網站進行了巨大的改造，集中展示疫情期間的設計，並公開發布。就像愛麗絲分享的那樣，展示全球各地正在發生的事情。我們與世界各地的人線上聯繫，從設計和創意的角度，了解他們是如何應對疫情的。
“設計何為”在疫情期間發布的內容
大家可以在圖中看到一些我們已經發布的內容，同時，我認為很重要的一點是去思考這場危機會如何影響未來。我們多年來一直掙扎著還沒解決的問題，現在都浮出了水面。不平等、消費主義、基於化石燃料的能耗生活，這些都是現代生活所面對的問題。從這個意義上說，我也很興奮可以發布這個關於浪費和消費主義的新挑戰。
正如布魯斯·茅（Bruce Mau，平面設計師）很精辟地指出，設計把我們帶入這場危機，也將帶著我們走出它。
香港九龍灣馬來街興發大廈15樓D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