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盛松成：中美貿易逆差實際上沒那麽大

美國是中國服務貿易逆差的最大來源國。僅從中國的大量貨物貿易順差和美國的逆差來討論中美貿易失衡，而忽略了兩國貨物貿易和服務貿易的全貌，是有失偏頗的。

盛松成、龍玉，作者為中國人民銀行參事

美國總統川普於當地時間3月22日簽署總統備忘錄，將對涉及金額約達600億美元的中國商品大規模徵收關稅，中美貿易摩擦引發市場高度關注。有觀點認為，中美貿易失衡嚴重，是貿易戰無可避免的根本原因。這一分析不夠全面和準確。實際上，國際貿易不僅包括貨物貿易，也包括服務貿易。多年來，中國對美國積累了大量貿易順差，但主要是在貨物貿易領域；而在服務貿易領域，我國服務貿易逆差呈逐年擴大之勢，是世界上僅次於美國的第二大服務貿易進口國[1]，而美國是我國服務貿易逆差的最大來源國。所以，應全面看待中美貿易關係，並通過擴大對外開放和服務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進一步提升我國在服務貿易領域的競爭力。

一、美國是中國服務貿易逆差的最大來源國

從經常账戶整體看我國國際收支，可以發現，我國經常账戶順差在2008年達到4206億美元的峰值後回落，其中，貨物貿易順差在2015年達到歷史高點（5670億美元），而服務貿易逆差仍然呈逐年擴大之勢。國家外匯管理局數據顯示，2017年全年，我國經常账戶順差1720億美元，其中貨物貿易順差4761億美元，較上年下降179.8億美元；服務貿易逆差2612億美元，較上年擴大170.4億美元（見表1）。而美國是中國服務貿易逆差最大來源國。從中美服務貿易差額總規模來看，中國的服務貿易逆差幾乎與美國在國際貿易中獲得的全部服務貿易順差相當（見表2）。

如果從中美雙邊貿易的視角重新計算兩國對彼此國際收支差額的貢獻，2016年中美貿易逆差實際上不到2000億美元（見表2），相當於我國貨物貿易順差的39.4%，美國貨物貿易逆差的25.9%。從貨物貿易看，在美國高達7500多億美元的貿易逆差中，向中國購買的貨物僅佔三分之一。從服務貿易看，據我國商務部統計，2016年，中國對美服務貿易逆差高達557億美元，佔中國服務貿易逆差總額的23%，佔美國服務貿易順差總額的22%。2006年至2016年，美對華服務出口額由144億美元擴大到869億美元，增長5倍[2]。

因而，僅從中國的大量貨物貿易順差和美國的逆差來討論中美貿易失衡，而忽略了兩國貨物貿易和服務貿易的全貌，是有失偏頗的。

二、隱藏在服務貿易裡的中美貨物貿易

國際收支平衡表中，我國居民出境旅行的商品購買也計入了服務貿易的旅行項中。這意味著一部分貨物貿易隱藏在服務貿易中，中美貨物貿易順差事實上被高估了。而旅行項下的逆差恰恰是對我國服務貿易逆差貢獻最大的。2017年，我國2612億美元的服務貿易逆差中，旅行項為2209億美元，佔服務貿易逆差總額84.6%

旅行服務貿易不只是旅遊，而是包含了更加廣義的活動。國際收支平衡表中，旅行服務貿易支出包括“我國居民境外旅行、留學或就醫期間購買的非居民貨物和服務”。根據外匯管理局對國際收支平衡表的數據詮釋，自編制2016年全年國際收支平衡表正式數起，國家外匯管理局全面採用旅行收付管道數據來編制旅行收入和支出數據。旅行收付管道涵蓋銀行卡（含信用卡和借記卡）、匯款和現鈔花費，其中，銀行卡和匯款數據均為全數統計；現鈔花費數據通過年度個人調查獲得的銀行卡與現鈔花費比例進行估算[3]。這一估算方法意味著，居民出境旅行的各項花費均被計入旅行服務貿易項下，包括購買商品。

眾所周知，我國居民出境旅行在高端消費品購買等方面的支出較大。這部分高端商品的購買，實際上應包括在我國對外貨物貿易逆差的來源中，因為，如果沒有這些高端商品的攜入，就需要通過我國貨物進口來彌補。2016年四季度，我國旅行項下服務貿易借方金額同比增長21.6%，而出境遊客人次同比僅增長4.7%。我國出境旅行支出的增速遠高於出境人次的增速，我國居民人均境外消費在不斷增加；在出境遊人次中，赴美旅行人次同比增速為6.6%，較出境遊人次總數的增速高1.9個百分點。2016年全年，我國旅行社組織出境遊客人次達5587.9萬，旅行服務貿易借方金額2611.3億美元，按此計算得到人均花費為4673美元。在出境遊人次中，赴美旅行達到30.3萬人次。假設我國居民出境旅行中30%的支出用於購物，那麽2016年旅行服務貿易項下的對美貨物貿易逆差可達145,163萬美元。而這很可能是一個低估的數據。比數據本身更重要的是，數據背後反映出中國國內市場高端消費品領域有效供給不足。

三、中國通過服務貿易對美國收入、就業和經濟增長的貢獻

美國長期保持對我國保持服務貿易順差，這不僅增加了美國的收入，也促進了美國的就業。

從收入的角度舉例一二。據中國商務部測算，2016年中國遊客在美人均花費約1.3萬美元，遠超其他國家遊客在美花費，當年旅遊支出高達352.2億美元，平均每天為美創造約9700萬美元收入。此外，美國為中國學生出境留學第一大目的國。中國在美留學生2016年人均花費約4.5萬美元，為美貢獻約159億美元收入。美國聯邦移民執法局的報告顯示，中國在美留學生數量約35.3萬人，佔在美國際學生總數34%。此外，美國是目前中國技術進口第一大來源國。2016年，中國自美國技術進口合約1189份，合約金額涉及96.38億美元，佔中國技術進口合約總金額的31.36%。這些收入顯然也支撐了美國服務業較高的勞動生產率。從絕對數值看，美國服務業勞動生產率大約是我國服務業勞動生產率的4倍左右。

從就業的角度，無論是旅行、教育還是醫療服務，都促進了當地勞動力市場的繁榮。服務業本身是勞動密集型行業，所創造的就業崗位遠超製造業創造的就業崗位，尤其是在如今高科技時代。美國是典型的消費驅動增長的經濟體，服務業佔其GDP的比重高達80%左右，而服務業的就業佔比更是高達82.5%。

在我國服務貿易逆差較大的領域中，除旅行外，運輸服務、知識產權使用費、保險服務也存在較大逆差，逆差額分別為561億美元、239億美元和74億美元。隨著中國新興產業快速發展，知識產權使用費逆差仍有擴大太空。美方對華高技術出口管制實際上降低了我國對美國的貿易逆差。如果美方不對中方實施這些管制，從經常账戶整體看，中國對美國的貿易順差會小得多。

事實上，這些數據反映出的更多是中美貿易的互利共贏，而不是相互剝奪。在服務貿易領域，中國對美國的大量逆差也符合當前兩國的比較優勢。比較優勢理論從絕對發展到相對，已經證明有貿易會好過無貿易，而貿易的方向由雙方稟賦的差異決定。由於一方的生產力水準發展而帶來的雙方相對優勢的改變，是可以通過改變貿易方向而使雙方受益的。中國更加需要的，是進一步深化改革，提高自身在服務貿易領域的競爭力。

四、貿易摩擦可能反而是產業更新的契機

中美貿易摩擦使曾經美國對日本發起貿易戰的歷史再度進入公眾的視野。事實上，日本在貿易領域並沒有被當年日美之間的貿易戰打垮。

從上世紀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日美間的大型貿易戰就有多次，涉及鋼鐵、紡織、彩色電視、汽車、半導體和電信等多個行業。從汽車業和半導體行業看，直到上世紀九十年代，這兩大行業依然一直保持較強的貿易盈余能力。電子行業直到2000年後才開始由於台韓電子產業的崛起而式微[4]，而日本汽車在美國市場的份額，即便是在貿易戰期間，也在不斷提升，美國本土汽車公司在美國汽車市場的份額則是下降的。

以1987年到1991年的日美半導體戰為例。在半導體行業早期，日本憑借低價芯片對美國產業造成重大衝擊，從1984年到1989年，日本半導體在美國的市場份額從14.3%提高到26.6%，而美國在日本市場的份額一直徘徊在10%上下。美國以反傾銷、反投資、反並購等手段進行貿易保護，最高時對相關產品加收100%關稅[5]，最終，日本接受了美方的要求，對美出口產品進行價格管制，提高了日本產品在美國的價格。在這個過程中，日本在半導體工業發力，實施了超大規模集成電路的共同組合技術創新行動項目（VLSI），投資720億日元，最終實現了半導體產業核心共性技術的突破。日本在微電子領域的技術水準很快趕上美國，日本公司也借此搶佔了芯片市場的先機。

回顧這段歷史，值得玩味的是日本尋求突破的路徑：

首先，低價不能賣了，要賣出高價，就要提供更好的商品。這裡的含義是，當價格被限制在高位的時候，低價低質的產品就被拒絕了。一如當年美國對香港的服裝實行進口配額，劣質品就沒有了出口優勢，香港向美國出口服裝轉而走高端路線，優質品迎來了騰飛，造就了香港服裝業的繁榮。也就是說，高價產品不僅僅是價格定得高，而且要有足夠的內涵以支撐這個價格。高限價為產品提供了一個高租值太空，使高內涵得以充實到產品中去。

其次，日本花大力氣在技術上尋求突破，也是與美方在美國市場上競爭倒逼的結果。在努力提供更好商品的過程中，也為其搶佔技術先機提供了機會，一旦成功，就可以完全不受製於貿易製裁了，因為我能提供的你沒有能力提供，而不僅僅是我的比你的便宜的問題。正是因為搶佔了芯片市場先機，日本才得以在全球大型電腦市場快速發展（催生了對DRAM芯片的大量需求）的過程中，憑借VLSI項目的技術成果，在世界範圍內迅速取代美國成為DRAM芯片的主要供應國。

在“貿易戰”層面上，中國的贏面在於，美國對中國越限制，中國出口到美國的產品就越優質，這將推升中國的產業更新。

五、擴大服務業對外開放、深化服務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在同樣的匯率水準下，競爭力強的產業，往往順差就會多。兩國經濟結構、產業競爭力和國際分工都是貿易平衡的重要決定因素。在服務貿易領域，我國除部分行業（如電腦、建築等）服務貿易為順差，其他服務貿易領域的國際收支多為逆差。目前，我國服務貿易出口以運輸、旅遊、谘詢、電腦、建築為主，進口以運輸、旅遊、保險、谘詢、知識產權使用費為主。

我們計算了我國服務業各細分行業相對於製造業的勞動生產率，其中教育、衛生、社會保障和社會服務業、科學研究、技術服務業，以及文化、體育和娛樂業的勞動生產率都不及製造業。這些行業同時也是我國在服務貿易中逆差較大的。提升我國服務貿易競爭力需要通過進一步推動服務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來實現。

歷史和實踐表明，擴大對外開放，往往有利於通過競爭和示範效應促進我國相關產業整體效率的提高。服務領域也是如此。可喜的是，我們看到近日銀行間市場交易商協會發布實施細則，正式接受境外評級機構以獨資企業的身份進入我國債券評級市場，長期看，這將有助於我國債券評級服務的完善，推動國內外評級體系標準趨於一致，提高評級結果的可比性和參考性，有利於評級行業整體水準的提升。

此外，為應對可能的貿易摩擦對經濟的衝擊，也需要推進服務業改革，滿足居民多層次的生活需要，釋放內需，增強對貿易衝擊的應對能力。

總而言之，如果全面考慮貨物貿易和服務貿易，即從經常账戶看，中美貿易失衡並沒有一般統計的那麽大。此外，中美在國際收支上的失衡也有美方對中方專利技術購買進行限制、以及國際貿易統計中對中美貨物貿易順差的高估等原因。中美貿易關係，應從經常账戶整體和更加全面的視角來看待。對我國來說，應更重視我國服務業對外開放和推進服務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高我國在貿易領域的競爭力。

當然，在這個過程中，中美的相對比較優勢也可能會變化，也不可避免會迎來新的摩擦，這是因為中美比較優勢的變化會衝擊美國國內相關產業部門的利益。除了生產率決定的比較優勢之外，匯率的變化會也通過價格直接影響兩國的比較優勢。對此，我國在巨集觀層面需要有審慎的應對。

本文作者盛松成系中國人民銀行參事、中歐陸家嘴國際金融研究院常務副院長，龍玉為中歐陸家嘴國際金融研究院研究員（本文僅反映作者觀點，不代表所供職機構意見）

[1]商務部《中國服務貿易統計2015》

[2]數據來源：《商務部關於中美經貿關係的研究報告》

[3]對於通過旅行收付管道進行的其他項目交易，如境外購房和購買境外投資性保險產品等交易，在可獲得的數據範圍內進行了還原處理。

[4][日]西村吉雄《日本電子產業興衰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