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微信公眾號kopleader）專欄作家 管濤
謹慎地看，鑒於中國初次收入和二次收入項目2015年起開始逆差，因此，在貨物和服務貿易總體逆差之前經常項目很可能就已變為赤字，進而可能增加中國國際收支總體平衡的脆弱性。有必要多措並舉以延緩中國貨物和服務逆差的到來。
01 中國服務貿易逆差繼續增加，卻無礙全年經常項目重回順差。
2018年，國際收支口徑的服務貿易逆差額達2913億美元，較上年增加259億美元，相當於同期貨物和服務貿易順差降幅1004億美元的25.8%，佔比較上年回落了45.9個百分點；服務貿易逆差額較上年增長9.8%，增速較上年回落了4.0個百分點。其中，第四季度，服務貿易逆差632億美元，環比下降22%，緩解了2017年第四季度以來該項逆差持續上升的勢頭（見圖1）；貢獻了當季貨物和服務貿易順差環比增加額624億美元的28.3%。貨物和服務貿易收支狀況雙雙改善，令當季貨物和服務貿易順差823億美元，遠超過前三季度累計順差280億美元的規模，全年經常項目由前三季度逆差轉為順差已成定局。
圖1：2014年初至2018年底季度服務貿易差額（部門：億美元）
資料來源：國家外匯管理局；WIND；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
注：2018年第三季度以前為季度國際收支正式數據，2018年第四季度為月度服務貿易差額初步數據合計（下同）。
02 從項目來源看，服務貿易逆差擴大主要是因為“運輸”、“旅行”和“知識產權使用費”項下淨支出增加。
根據國際收支手冊第六版（BMP6）的編制口徑，2018年，中國服務貿易的12個子項中，“加工服務”、“維護和維修服務”、“建設”、“金融服務”、“電信、電腦和資訊服務”，以及“其他商業服務”6個子項為順差，“運輸”、“旅行”、“保險和養老金服務”、“知識產權使用費”、“個人、文化和娛樂服務”，以及“別處未提及的政府服務”6個子項為逆差。在6個逆差項中，“旅行”、“運輸”和“知識產權使用費”逆差額排在前三位，分別佔到當期服務貿易逆差的81.4%、22.6%和10.4%，合計達114.3%。這3個子項的逆差額較上年均有所擴大，分別相當於服務貿易逆差增加額的46.2%、37.4%和24.4%，合計為108.0%（見圖2）。
圖2：2018年服務貿易主要項目差額及變動額佔比
數據來源：國家外匯管理局；WIND；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
注：如果差額佔比為正，表明該子項為逆差；佔比為負，表明該子項為順差。
03 “旅行”項目逆差增加主要反映了國內居民個人可支配收入上漲、消費更新背景下，出境旅遊、留學和就醫等支出的增長。
據國家移民管理局統計，2018年，中國內地居民出入境3.4億人次，同比增長約16%，其中95%以上是因私出入境（含內地邊民1133.7萬人次）；檢查出入境交通運輸工具3504.5萬輛（架、列、艘）次，同比增長13.1%。同期，國際收支口徑的旅行支出較上年增長7.6%。儘管旅行收入增長23.1%，但由於基數原因，“旅行”項目連續第10年逆差且連續第7年高居服務貿易逆差項榜首，逆差額2371億美元，較上年擴大了120億美元（見圖3），增長5.3%，增速較上年回落4.1個百分點。
圖3：1994至2018年中國旅行項目收支及差額變化（部門：億美元）
資料來源：國家外匯管理局；WIND；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
注：此為國際收支口徑，收入（貸方）為正值，支出（借方）為負值；由於統計口徑的調整，2014年前後的旅行收支數據不可比。
04 “運輸”項目逆差增加主要反映了進口較快增長帶來的運輸支出增加。
據中國海關統計，2018年，出口增長9.9%，進口增長16.0%，進出口增速均大大超乎預期，但因為進口增速快於出口導致進出口順差減少16.8%（見圖4）。海關統計中，出口是離岸價格（FOB），進口是到岸價格（CIF），後者含國際保險和運輸（貨運）費。按照國際收支的統計口徑，保費和運費均屬於服務貿易，其中保費通常按進口額的1%，運費按進口額的4%，計算國際保險和運輸費用的支出。僅此一項，2018年，國際收支口徑的運費支出就增加了約118億美元，相當於當期運費支出增加額147億美元的近80%。
圖4：2007至2018年中國外貿進出口情況（部門：億美元）
資料來源：海關總署；WIND；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
注：對於進出口額的計價方式不同，是海關口徑與國際收支口徑的貨物貿易統計的最大差異。
05 “知識產權使用費”項目逆差增加主要反映了國內知識產權保護意識和力度的增強，對外知識產權使用費支出的增長。
2018年，國際收支口徑的知識產權使用費支出358億美元，增長24.8%，收入56億美元，增長16.5%，由於支出增速快於收入，“知識產權使用費”連續第5年成為服務貿易逆差項榜眼，逆差額達302億美元，較上年擴大了63億美元（見圖5），增長26.5%，增速較上年上升了21.8個百分點。近年來，我國知識產權使用費支出的持續大幅增加，證明了國外關於中國竊取知識產權、強製知識產權轉讓指控的不實之詞。作為世界PCT專利申請量的前三甲，中國自2013年起知識產權使用費支出額就超過了日本，到2017年已相當於美國的55.9%，而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初僅相當於美國的11.6%（見圖6）。
圖5：1997至2018年中國知識產權使用費收支及差額變化（部門：億美元）
資料來源：國家外匯管理局；WIND；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
注：此為國際收支口徑，收入（貸方）為正值，支出（借方）為負值。
圖6：2000至2018年中國和日本知識產權使用費支出與美國之比（部門：%）
數據來源：國家外匯管理局；美國經濟分析局；日本貿易振興機構；WIND；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
06 關注服務貿易逆差持續擴大帶來的影響。
中國服務貿易自1998年起持續逆差，且近年來有加速擴大趨勢。貨物和服務順差與GDP之比於2007年8.7%見頂回落，到2018年降至1994年以來的最低值0.8%；順差規模減少1977億美元，其中服務貿易逆差擴大貢獻了145%（見圖7）。長此以往，中國貨物和服務貿易不久將轉為逆差。
積極地看，這顯示了中國多年來致力於擴大內需尤其是最終消費需求，實現經濟再平衡的積極成果，同時也反映了國內服務業整體國際競爭力偏弱的基本事實。謹慎地看，鑒於中國初次收入和二次收入項目2015年起開始逆差，因此，在貨物和服務貿易總體逆差之前經常項目很可能就已變為赤字，進而可能增加中國國際收支總體平衡的脆弱性。因為經常項目結構性逆差需要依靠資本流入來彌補，而無論是引進外商直接投資還是間接投資（如以對外股票、債券、外債等方式籌資），都會有利潤匯出、分紅派息、還本付息的需要。但經常項目持續逆差，意味著本國缺乏內生的債務償還能力，進而容易受製於人。
從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國際收支危機的教訓看，證券投資和其他投資都是波動性較大的短期資本流動，且任何資本流動衝擊都是從資本流入開始的，之後才會有資本流入枯竭（sudden stop of capital inflow）或資本流向逆轉（capital flow reversal）的風險。新加坡上世紀七八十年代，貨物貿易逆差達到GDP的20-30%，經常項目逆差相當於GDP的10%左右，卻沒有爆發典型的國際收支危機（即貨幣危機疊加債務危機），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新加坡通過吸引較為穩定的外來直接投資流入來彌補，並形成了後期的國內生產能力和國際競爭能力，到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經常項目和貨物貿易先後轉為持續順差且佔GDP之比不斷上升（見圖8）。
圖7：1993至2018年中國貨物和服務差額變動（部門：億美元；%）
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國家外匯管理局；WIND；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
圖8：1972至2017年新加坡經常項目與直接投資差額與GDP之比（部門：%）
數據來源：新加坡統計局；新加坡金融管理局；環亞經濟數據庫（CEIC）；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
07 應對服務貿易逆差持續擴大的潛在衝擊需要未雨綢繆。
一是借中國經濟加快結構調整、轉型更新之際，大力發展國內服務業，提升服務業的國際競爭力，減少對服務業進口的過度依賴，增強服務業出口創匯的能力。如通過發展國內教育、醫療、航運業，減少境外留學、就醫及國際貨運支出；通過不斷改善國內旅遊市場環境，提高簽證通關便利，促進入境旅行，增加國際旅遊收入。
二是加快國內創新發展，減少對境外知識產權引進的過度依賴，特別是要擺脫關鍵核心技術被境外卡脖子的情況，同時增加知識產權使用費收入。
三是在鼓勵積極、合理、有效利用外資的同時，繼續支持有條件的國內企業對外投資，提高外匯資源使用效率。2011到2015年間，日本出現了階段性的貨物貿易逆差，貨物和服務總體逆差，但因為前期日本通過“黑字還流”計劃擴大對外直接投資，投資收益項下持續較大盈余，因此，日本經常項目整體依然保持了順差（見圖9）。
四是繼續深化匯率市場化改革，發揮匯率調節的穩定器作用。在匯率機制僵化的情景下，容易形成國際收支經常項目與資本項目“雙順差”或者“雙逆差”的情形；而在匯率機制靈活的情景下，則必然是國際收支經常項目與資本項目一順一逆或者一逆一順，互為鏡像關係的自主平衡格局。
總之，通過前述第一、二項措施，延緩中國貨物和服務逆差的到來；通過第三項措施，延緩中國經常項目整體逆差的出現；通過第四項措施，增強中國國際收支的自我調節能力。
圖9：1996至2017年日本經常項目和直接投資差額與GDP之比（部門： %）
數據來源：日本財務省；日本內閣府；WIND；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
(本文作者介紹：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高級研究員、國家外匯管理局國際收支司原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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