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東紅太陽

　　京東紅太陽

　　虎嗅原創組作品

　　作者丨樓台

　　編輯丨李拓

　　這不是劉強東第一次喝醉了。

　　四個月前的4月8日，他在湖南湘潭也醉了一次。他和姚勁波，林依輪還有步步高王填四個中年男人酒足飯飽之後，勾肩搭背面紅耳赤地靠在一起唱 《步步高》。

世間自有公道，付出總有回報，說道不如做到，要做就做最好，步步高~~~

　　封閉的包廂裡，燈光昏暗。姚勁波和林依輪站在中間，高大的林依輪一隻手拿著手機看歌詞，一隻手摟著面色發紅、但身體有些僵硬的姚勁波，倆人興致高昂，但中氣不足； 步步高的董事長王填穿著白襯衫湊在林的身旁，由於身材矮小，他踮著腳努力跟著歌聲旋律，搖著身體，伸長脖子，扭頭側身查看歌詞，同時不斷揮舞手臂；劉強東套裝黑色的短袖，鬆鬆垮垮地將一隻胳膊打在姚的肩上，他沒有跟著唱，另一隻胳膊在空中亂舞，迷亂而沉醉。

　　即使劉強東沒有張嘴，他依然是四人的核心，唱完之後他輪流跟三人擊掌，最後擁抱在一起。四具中年男人肉身相互碰撞的力，並沒有催出任何夢想的花，反而生生扭出一種沉重而刺鼻的絕望，彌漫在空氣中，在劉強東盯著姚勁波所說的兩聲“愛你愛你”中達到了窒息般的高潮，像是往人眼耳鼻中強灌酒精。

　　這首勵志的歌被酒氣熏得有些絕望。或許因為他們本身就是失意而絕望的。

　　劉強東是有過夢想的，關於財富，關於榮耀，關於改變世界的冒險，他相信歌聲中所唱的， 付出總有回報，熱血總要燃燒。

　　2017年，一路高歌猛進的京東快要趕上“掉隊”的百度，晉升互聯網三巨頭之列。劉強東眼中只有阿里和騰訊，他不是騰訊對抗阿里的棋子，而是與馬雲、馬化騰比肩而立的人物，是馬化騰平等的盟友。甚至在他不在時，京東輕而易舉地化解了騰訊的進攻，雖然張磊透露劉強東也在為流量而感到焦慮。 對於阿里，他始終不斷地向媒體強調不久就能超越，雖然時間被逐漸拉長。在私下流出的影片中，他說得更為直接，“為騙子感到不好意思”。

　　但是2018年，京東就已“掉隊”，股價從一月份最高50美元，跌到了4月的35美元，大概三個月的時間裡股價跌了30%。 GMV增速進一步放緩，不僅趕超阿里的希望渺茫，GMV 的絕對值也被成立不到三年的拚多多趕超，估值更被TMD全面反超。要知道，京東創立的時間比TMD中成立最早的美團還早12年。

　　如今，他們深夜飲酒，杯子碰在一起，都是夢破碎的聲音。

　　1 

　　中國人相信酒的神力，酒量往往和膽識、勇氣聯繫在一起，人們似乎相信這些混雜的英雄氣概能澆築出偉業。

　　劉強東尤愛喝酒，京東的酒文化亦相當凶猛，白酒如水，胃液翻滾。以銷售為導向的京東起家時，所謂“拚搏”就是大碗吃肉，大碗喝酒。那時候的京東，講究用啤酒的量來喝白酒，還形成用果凍殼代替酒杯的獨特傳統。劉強東在京東早期就有句名言：“你連喝酒都乾不了，還能幹什麽呢？”酒是羞澀內向的中國人的潤滑劑，它讓人百無禁忌，迅速打成一片，京東樂見白天工作上的矛盾，在酒桌上被發泄出來，隨著酒氣消於無形。劉強東喜歡在酒桌上指點員工，安排任務，往往在酒酣耳熱之時，刺激員工主動請纓，加碼任務。

　　但那多少都是表象，酒桌之上推杯換盞並不是非理性和無序混亂的，恰恰相反，它赤裸裸地展現和強化權力的等級秩序，人員座次、敬酒勸酒、喝多喝少……所有這些都在不斷地提醒、強化參與者的權力關係。正如米勒·福柯敏銳地觀察到的：“權力具有各種不同的形態，使用各種不同的技術。”（《規矩與懲罰》）

　　喝不喝酒和工作能力無關，唯一有關的是“服從”，我要你喝酒你都不喝，你都不聽我的，你還能幹什麽？這是一種確立權力等級秩序最直接的形式。

　　馬克斯·韋伯給過權力下過一個經典的定義：“權力意味著在一定社會關係裡哪怕是遇到反對也能貫徹自己意志的任何機會，不管這種機會是建立在什麽基礎之上。”

　　簡而言之，權力本質就是壓製異議，貫徹意志的能力。所以，劉強東的那句“如果連喝酒都不會，那你還能幹什麽”，翻譯一下就是，如果我讓你喝酒你都不喝，你就是不承認我的權威，這是對權力的挑釁。

　　酒桌上，喝酒是一種確認權力的儀式：你必須接受規則，自我矮化，從而接受權利的規訓和改造，確立在權利格局之中的從屬地位。這是屬於劉強東的儀式，在一次又一次的捧杯中確認和強化他的權威。每喝下一杯，也是收獲一次服從，也是一次交換，恩威和忠誠的交換，“一種虛構的關係自動地產生出一種真實的征服。”

　　這種以喝酒的方式來構建權力關係在中國是得到普遍認同，特別是在貧窮的地區已經演繹到了荒誕的程度。

　　2015年8月，四川涼州彝族一位小學生的一篇《飯做好了，去叫媽媽，媽媽已經死了》的作文轟動網絡，文字悲戚動人，揭開一個無知關注的、被遺棄的世界。可是當人們進一步審視則發現，悲劇背後是深深的無奈：此地可以說是志願者的聖地，國家轉移支付的扶貧款如潮水湧入，但大量的捐款都被學生父親揮霍在請客和喝酒之上，而是不是生產積累，輿論從哀其不幸轉為怒其不爭。

　　但其實喝酒和宴請是在積累社會資本。在涼山這種窮鄉僻壤，依靠自身的經濟積累來抵禦生活風險並不現實，必須依靠社會關係網絡，在關鍵時機調動社會資本轉化為經濟資本來渡過難關。布迪厄曾經說過，關係網絡是投資策略的結果，想要獲得社會資本，必須要在社交中不斷的投入精力予以維護，時間、情感或者其他形式。在鄉村，宴請上的喝酒就是最直接的人情投資和社會資本積累。

　　這種社會資本積累的方式無論從財富、時間和健康上來講，都極具殺傷力。 但他們不得不做，而且必須大張旗鼓地宴請，頻繁參與酒局 ，形成惡性競爭。正如布迪厄所說：“社會成員和社會團體因佔有不同的位置而獲得不同的社會資源和權力。”所以，他們要想獲得等多的社會資本，必須更加頻繁地多喝酒。除此之外，社會資本只會以網絡的形式存在，而每一次關係網絡的維護，都是在確定關係網絡的邊界，為了保持已有的社會資本，他們也必須投入。一旦被排擠，將會成為農村的隱形人。

　　賀雪峰在《最後一公里村莊》中寫道：

“在這個過程中，人數很少的富人群體獲得了體面、尊嚴和美好的感受，大多數村民卻疲於奔命，最弱勢群體則被排斥出去，產生強烈的無力感和自卑感，徹底成為村莊中的失敗者，甚至自暴自棄，被富人所主導的文化和價值自我論證為失敗者。最為重要的是，這個過程是自然而然進行的，是所有人認同的，是從最弱勢的群體也參與其合法性的構建中來的。”

　　同為貧窮地區的蘇北宿遷，所謂“麻雀也能喝半斤”，其實不過是多少弱勢群體面對權力的壓迫、排斥和剝削的失語和自我欺騙罷了。

　　但劉強東在骨子是認可和渴望權力的。他分享過兒時看到豬肉的故事：

“看到我們村長屋簷底下掛著的很多豬肉。那個時候全村村民沒有什麽可吃的，我們村長家裡面的豬肉吃不完，所以那個年代我最大的夢想就是做個村長。做村長並不是想自己吃到豬肉，我在想我做一名村長的時候能不能把所有的豬肉分給村民，讓大家都能夠吃上豬肉。”

　　劉強東嘗過權力濫用的苦果，他的太爺爺本有自己的船隊，建國之後，由於公私合營，國有化改造，家道中落；文革中，爺爺被受迫害致死，父親被迫高中輟學，家境一落千丈。但他從不質疑權利的正當性，他的反應樸素而直接：權力能改變這一切，而改變的方法就是權力歸於正確人之手。

　　他對權力沒有懷疑。在他的心中，最為正確和合適的人便是他自己，這也是他權力世界觀的核心。高中時期，劉強東遇到過一位為人正直的戚老師，他勸劉強東學而優則仕：

“如果好人不去做這個縣長，壞人做了縣長，縣裡的老百姓會更苦。所以他希望這些成績好的學生，都考上人大，走從政的路線 。”

　　他出身農村，親身體驗過基層治理的腐敗。例如，村民為了村長賄選；基層官員光明正大的數著匯款，國家下撥的救濟品被公開拍賣等等。他對基層民眾有著天然的同情，所以，他要掌握權力，事情會不一樣的。他從未懷疑過他自己，也不在意其他人的懷疑，這是他樸素的正義感和自我期許。

　　他對權力的內在認同在人生早期的成長經驗中不斷的得到肯定。大學時期創業，以誠待人的劉強東虧得血本無歸。畢業後，在日企打工的經歷讓他意識到管理的重要，宣傳材料的數量也是需要根據不同的發貨量來規定，誤差就是錯誤，減少誤差的根本就是精細化的管理——所以，人是需要管的。

　　個人對權力的渴望和認同和日式的經營效率競爭開始結合起來，構成了京東管理的根本哲學。劉強東持之以恆的發力點都在運營效率上，所謂倒三角戰略（資訊、物流和財務系統建設）、啃甘蔗理論和積木戰略都是建立在持續改進效率，降低物流成本之上。京東的第一個副總裁就是他在這家日企的上司嚴曉青，雖然有媒體報導這家日本企業——日寶萊福是一家賣磁療床墊的假貨傳銷公司，而劉強東後來創業也似乎與這家日企公司遭遇嚴打有關。

　　複製日企經驗帶給京東巨大的成功，讓他在血腥競爭中勝出。這也愈發讓劉強東陷入自我肯定和迷戀之中。

　　但是這種日式經營效率競爭是有缺陷的。

　　邁克·波特在《日本還有競爭力嗎？》中，對比了美日兩國企業競爭優勢。他發現日本公司是通過一系列方法，如全面品質管理、實時存貨管理，精益生產、縮短周期等方式，重新推動了生產率邊界的擴展，也就是在部門成本下的提供的最大購買價值。這種流程化的改造，其本質就是經營效率的競爭。

　　但是，通過單純的經營效率競爭所獲得的競爭優勢，極容易的在對手的追趕中喪失，而且由於存在邊際遞減效應，通過維持經營效率的持續投入必然增大，然而收益卻要逐漸縮小，特別是在整體市場太空逐漸穩定的情況下。

　　然而，美國公司在模仿日本之後，生產率的差距開始縮小，“尤其是在資訊技術的採用上。新的套裝軟體、掌上電腦、移動通信和因特網是美國公司所使用的一些方法……並大 大推動了生產率邊界的擴展。另外，美國公司接受了供應鏈管理和外部採購的概念，IT業的發展為此提供了方便，使效率快速提高。”

　　在這種情況下，戰略競爭的優勢開始顯現，“戰略競爭要求有真正的創新。公司必須擁有新的產品概念、新的服務和開展商業活動的新方法，以把自己與競爭對手區分開。在戰略競爭的意義上，沿著已有路線的不斷提高是不夠的 ”。 

　　現在京東同樣面臨著日式企業相似的困境：競爭者在物流系統上的持續投入，讓京東在物流上積累的優勢逐漸縮短，而且市場增量已經逐漸穩定，天花板逐漸顯現，京東從追趕者，成為被追趕者，它所面臨的競爭壓力會越來越大。

　　雖然劉強東無數次嘗試改變：改變自己的性格，或者通過遊學拉開與企業的距離，讓企業獲得自主成長的太空，但他從來沒有成功地開辟新賽道。

　　而他也從不把“戰略交到別人手上”，因為他認為那意味著放棄。其實，日企經營效率的核心就在於強勢領袖用超強的意志不斷地向官僚集團施壓，一邊推動官僚集團前進改善效率，一邊不斷地打壓官僚集團防止其失控，這是東亞政治的變體。當強勢的領袖當真選擇離去，權力結構就呈現鎖死狀態，相互的基本協調都難以做到，組織出現惰性和失控。

　　2

　　2007年接受投資之後，在張磊、徐新等資本方的幫助下，劉強東開始擺脫草台班子，職業經理開始入駐，各項制度逐漸建立，京東開始走向正規化。劉強東開始反反覆複的赴美學習，伴隨的是不斷調整人事——跟著自己打天下的老臣，資方派來的職業經理人，還有親手培養出來的管培生。劉強東在不斷的調整上層的構建，鞭策管理層奮力向前，保持企業的活力。

　　這時候的劉強東仍然喜歡喝酒，不過最大的特點便是繞過中間管理層，直接和基層員工在酒桌上互訴衷腸，一醉方休。在酒桌上，他屏蔽管理層，直接對話快遞員，毫無拘謹，暢所欲言。

　　他表現的是關心和柔軟，時常看不得兄弟們受苦。他會當場要求提升基層員工的福利，要給基層員工裝冷氣機，調整員工宿舍人數，給員工上社保，要讓兄弟們能在縣城買上房子。雖然做不到有求必應，但多數時候他也會毫不客氣地打破HR的規定，任性地滿足兄弟們並不過分的要求，面對兄弟們的鼓掌叫好，剛剛豪情萬丈的臉頰上也立馬浮現不好意思的嬌紅。

　　這可能是劉強東出於直覺的同情使然，但客觀效果卻讓人玩味。在基層員工眼中，公司作為一個抽象的法律實體已不存在，管理層作為公司的中間甚至成為可疑的壓迫者，而只有劉強東一個人是真正的救世主。

　　在電視劇《走向共和》中，袁世凱小站練兵，清廷腐敗嚴重，軍中足餉竟然成為最為奢侈的事情，袁世凱隻做一件事，親手給官兵發銀子，不僅變發銀子，還要問這是誰的銀子，要為誰辦事情，官兵必須在眾目睽睽之下，喊出這是袁的銀子，為袁世凱效勞才肯罷休。也正是因此，在袁世凱離開之後，沒有任何一個人指揮得動北洋六鎮。

　　劉強東對於中高層員工似乎有著天然的不信任感。甚至在央視的鏡頭面前，劉強東和中層吃飯時，也沒有表現出對底層員工的一樣親和力。當他得知副總裁杜爽懷孕時，他也只是不鹹不淡地說了恭喜，語調陰冷地囑咐道，“像你現在這種情況的話，應該請假休息一下。你們休假也是給其他兄弟們一個機會，不要覺得公司離開了你就不行了”。

　　這段話在網上引發網友無數種解讀。無論如何，劉強東對於中高層的不信任感是出奇地明顯，反貪腐、反山頭和反官僚是懸在京東中高層頭上的三支達摩克利斯之劍，仿佛是對腐敗分子憎恨的代入。土派和洋派之爭也是一場的激烈權力平衡術，還有之後對於管培生的三天熱度，高層內部崗位輪換也是“八大軍區對調”的味道。

　　韋伯將權力的合法性分為三類，卡裡斯瑪式、法理式和傳統式。傳統和法律的合法性都是非人格化的合法性，要麽來源於歷史中漫長形成的傳統，要麽來源於理性制定的法律，對人都一種正式或非正式的約束機制，但是卡裡斯瑪氏的法律則是人格化的，它不來自於制度或是傳統，而來源如神跡般的個人成就。它是凌駕於傳統和法律之上，這意味著卡裡斯瑪式的領袖也必須通過越過法律和傳統來證明自己之高無上的地位。

　　恩不可知，則威不可測。這是企業領袖本能地踐踏規則的重要原因，即使他們本人就是規則建立的主要推手。管理層也成為依附在劉強東權威之下，這是一種極其深度的捆綁——朕即天下。

　　劉強東看到了自己不足， 三番五次去美國學習，希望能彌補缺陷。《財經》曾寫過《劉強東回來了，京東就回來了》，感歎劉強東的回歸再造了京東。但劉強東從來都沒有離開過，他只是在沉默地注視京東，天下安危仍舊全系於一人。離開時，劉強東也給高管定下了任務，賽道已經鎖死，執行層權力的下發沒有實際意義，無非是將一切問題行政化。

　　將此歸結為“職業經理人的懈怠，企業官僚主義殺死創造性”毫無意義。其實死結就在於劉強東離開時，權力結構本身就是相對平衡的結果，他並不想打破企業的現狀，也沒有作出相應人事權力的安排，這樣的遊離無意義。 

　　不獨京東如此，萬科的真正改變也是在王石真正出局之後才完成。王石曾經說放權的根本就是以前做90分，容忍其他人做80分，言下之意便是自己高人一等，分身乏術，不得已放權。結果到了寶萬之爭時，才發現公司治理結構中最大的缺陷就是來源於自己的傲慢與偏見，怠慢大股東華潤，低估野蠻人寶能，如果不是董明珠的呼籲驚動決策層，萬科早就成了寶能的囊中之物。

　　但王石之下，鬱亮是有存在感的。王石在遊學和爬山時，鬱亮一直是一個相對穩定而突出的核心，而且在不緊不慢的謀求向金融地產轉型。這也是萬科公司治理合理的價值體現，也是有人願意在王石進退失據，口不擇言之後，依然支持萬科管理層的原因所在。萬科在中國公司現代化治理進程中太過珍貴，有識之士願意守候，冒險發聲。

　　但京東沒有所謂的公司治理。所以，即使在公司出現劉強東涉嫌強奸的性醜聞，身陷輿論風暴的和巨大的司法風險時，才發現原來公司根本沒有候選人，根本也不能也無法進行有效切割，只能被劉強東裹挾；在董事會層面，京東居然有“除非劉強東主動回避，否則不得舉行董事會”的條款，而劉強東掌握80%以上的投票權，也使得員工、管理層、董事會和股東對他的製約完全形同虛設，公司治理完全被劉強東癱瘓掉了。

　　面對著巨大的法律風險，京東的股東、投資人和員工束手無策，只能聽天由命，眼睜睜看著百億市值灰飛煙滅

　　3

　　2014年，京東上市前夕，劉強東和柳傳志、雷軍等人舉行閉門會議（也就是股票推介會），他在回答企業最大的風險時談到：

“企業規模大了最大的風險，我覺得來自創始人。京東在戰略上由我獨裁，我們的戰略能不能及時到位，或者說戰略錯誤都可能導致企業的失敗，我認為這是最大的風險。”

　　但現在看起來，劉強東確實意識到獨裁的風險，不過他仍舊認為那是能力問題，他簡單地認為風險只是戰略上的獨裁，而非權力上的壟斷。這種絕對的權力壟斷不僅帶來體制的僵化和獨斷，也導致個體的道德墮落和認知失調。 

　　10歲時，身為班長的劉強東曾帶領全班同學，去鎮政府的公社大院看電燈，他們好奇地討論什麽是電，但也只能遠遠地望著，心潮澎湃；初中畢業，劉強東負氣出走到南京，這次出鄉關，終於讓他看到了一個更大的世界，這個世界高樓林立，37層的金陵飯店燈火輝煌，當年鄉下遙望的燈泡，渺小而可笑；時代的潮流湧動，憑借個人的奮鬥，他終於考到了北京人大讀書，為了賺錢，他只能在深夜不停地抄信，能陪伴他的只有走廊上的燈；後來，劉強東恰逢其會，進入互聯網，趕上了歷史的進程，終於站在浪潮之巔。自此之後，他不再是歷史的旁觀者，而是歷史進程的一部分，成為閃光燈捕捉的主角。舞台也漸漸變大，在紐交所敲鍾，在哈佛的演講，在媒體面前談笑風生，面對閃光燈開始逐漸變得習慣，變得放鬆。

　　直到2018年9月1日，在明尼蘇達， 身穿橙色囚衣的劉強東，一定會對警局的閃光燈印象深刻。不知道，在警方按下快門，閃光燈亮起時，不知道是否回想10歲遙望過的鎮政府門口的那盞燈，是否如此肯定告訴少時的自己，當了村長就真會把豬肉分給大家；是否當了宿遷的縣長，就真的能夠成為劉“青天”？

　　還是，對他自己說，從沒就沒有救世主，也沒有神仙皇帝？

責任編輯：李彥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