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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書記:我的胡先驌手跡收藏

胡先驌(1894~1968)像

文︱徐自豪

胡先驌先生是中國近現代享有國際聲譽的植物學家,中國近代植物分類學的奠基者之一。上世紀初,他與梅光迪、吳宓等人一道創辦了《學衡》雜誌。作為傳統文化的捍衛者,他極力反對新文化運動,與胡適展開激烈論戰。留美學習植物學後回國,先後任教於南高師范、東南大學等多所大學,四十年代初還曾任國立中正大學第一任校長。他參與創建了北平靜生生物調查所,創建了廬山森林植物園、雲南農林植物研究所,因為在植物學領域的巨大成就而為國民政府矚目。胡先驌積極為中央政府出謀劃策,與蔣介石暢談政治、經濟、教育、建設等事業的改革。抗戰勝利後,和同事一起發現並命名活化石水杉新種。1948年當選為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院士。為了中國的植物學事業,在時局巨變之時,他選擇留在新中國。1950年,他提出的被子植物多元系統,至今仍為世界所公認。

然而,在上世紀五十年代評選學部委員之時,胡先驌卻最終落選。他指出了紅極一時的李森科物種學說中的錯誤,蘇聯專家為此提出嚴重抗議,中科院迫於壓力,也對胡先驌進行了批判。謝泳教授評價說:“對一九五五年學部委員的選舉來說,胡先驌的落選,不是他個人的恥辱,而是這種體制的恥辱。”

這以後,胡先驌真的被人“遺忘”了,1983年中國植物學會的五十周年紀念會上,會長在緬懷篳路藍縷的前賢之時,壓根沒有提及學會創始人之一,曾任第二任會長胡先驌的名字。

2016年,幸運女神眷顧,使我在一年內接連收獲多件胡先驌先生的珍貴資料。今年的7月16日是他離世五十周年的日子。這裡記錄下這幾次邂逅,以作紀念。

《中華民族之改造》手稿

《中華民族之改造》手稿第二章

一組殘缺不全的稿件,每個章節開頭幾頁要麽破爛不堪,要麽缺失,不見書名,也沒有落款,又是陌生的筆跡。作者是誰?線索難尋。或許對資深賣家來說,這只是經手資料中一份再普通不過的民國稿子罷了——實際上,賣家也是這麽籠統描述的,不過附上了幾個章節的標題照片。事後看,還是有幾位嗅覺靈敏的書友仔細閱讀了手稿內容,並考證出來了作者,雖然答案就在搜索引擎的第十七頁上。

這份手稿的作者,正是胡先驌先生,而文章的名字,則為氣魄極大的《中華民族之改造》。對照著錄與手稿的筆跡完全一致,毫無疑問,這是一部胡先驌的政論手稿。接下來,比的無非就是財力、耐心、勇氣和運氣了。

這場本應晚九點二十一分結束的拍賣,因為有舊書網大Boss的競爭,有多位識貨書友“咬定青山不放鬆”,整整加時了四個小時才告結束。我抽了整整一包煙,咬牙出價到一百二十餘回,最終僥幸勝出。

籌款支付後,開始焦急地等待收貨。誠信的賣家迅速履約寄出。隔天收到快遞後,仔細整理,發現這份一百二十餘頁的稿子其實一共有六個章節,其中第五章因修改較多,還另附有一份他人抄寫的謄清件。稿子的前四章發表於黃萍蓀創刊的1945年第二期《龍鳳》雜誌上,後據研究胡先驌的專家胡宗剛先生查證,第五、第六兩章,其實也已發表在張道藩主編的《文化先鋒》1948年7月第九卷第二期上。

比對內容可知,競得的這份文稿應為當年文章的底稿,與出版物的內容幾乎一致,個別不同的字詞,或許是排印時的誤植。這裡試舉幾例,二者之差異,則以()括出:

一、出版物:“另創更優越更燦爛之新世界文化以長官世界?”手稿:“另創(一)更優越更燦爛之新世界文化以長官世界?”

二、出版物:“每一民族皆有其特具之形貌及其所創之文化”,手稿:每一民族皆有其特具之形貌及其所創(造)之文化”。

三、出版物:“血統既(已)複雜,文化亦屬多元。此種民族與文化混合之結果,(為)有利乎?有害乎?”手稿:“血統既(極)複雜,文化亦屬多元。此種民族與文化混合之結果,有利乎?有害乎?”

《龍鳳》雜誌載《中華民族之改造》緒論

這組手稿的各章標題如下:

(二)中華民族之形成與其特性及成就

(三)中華民族之盛世及其衰弱與複興

(四)民族混合對於中華民族之影響

(五)封建制度與郡縣制度之政治經濟對於中華民族之影響

(六)選舉制度與考試制度對於中華民族之影響

1944年春,耿直的胡先驌拒絕將中正大學遷往贛州,拂了蔣經國的面子,於是蔣經國向蔣介石進讒言,說學校辦得極壞。胡先驌被迫辭去首任國立中正大學校長之職,因戰亂由泰和避居永豐。《中華民族之改造》這一數十萬字的巨製,即完成於這一時期。在緒論中,胡先驌寫道:“吾族皆飽受成功與失敗之教訓,宜條分而縷析之,使其得失盡明,而求有以保存其優點,揚棄其劣點,然後以卓越之科學哲學眼光、用冷靜之頭腦、大無畏之精神、熱誠之努力,以謀吾族身體之改造、思想之改造、政治經濟之改造、教育之改造、社會之改造。”他也鼓勵國人說:“西方之文藝複興時代,不過與有明中葉相當。距今隻四百五十年耳。.......安知再過四百五十年,中華民族不能長官世界走上更高尚更優美之文明之路乎?此則吾人所以不可自餒而改造中華民族所以不可緩也。”對此,黃萍蓀評價道:“作者以生物學家的眼光來解剖這一民族,......如醫家之切脈,優劣具表,而處之以方。”

此文發表之時,正是風雨飄搖之季,最終全文未連載結束,稿子有無完成也不可知。胡宗剛說“原稿亦不知去向”,其實這份手稿(至少是部分)或許就藏於植物所中,同期拍賣的舊物均為該所舊藏資料。繼續關注這家的拍賣,再也沒有見到這部手稿的後續章節,僅存於世的或許也就那幾個章節了。據胡宗剛著《胡先驌先生年譜長編》記錄:“1968年5月,植物所停發工資,開批鬥會,讓其身披國民黨旗。將生平收藏的書籍、字畫運至植物所。”幾十年後,這批“滿紙灰塵,大多已遭蟲蛀”的胡先驌舊藏中西文舊書、資料,在“不久前清理植物研究所標本館地下室雜物時發現,當時正要用卡車當廢品拉走。拉走者不知凡幾”。如此行為,真是“不知本所大師遺物之珍貴,視文物圖籍如敝履”。

《高等植物分類學》批校本

競得《中華民族之改造》以後,過了四個月,一天早上正準備外出辦事,臨出門前,習慣性地看了一眼舊書網,邁出去的腳步又停了下來。網上居然新出現了一冊描述為“胡先驌大量親筆批校修改”的植物學圖書,看照片資訊,書是老書,且批校累累,赫然還有胡先驌的簽名。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反覆比對筆跡後,立即下單購買。

《高等植物分類學》

這冊書應該是天津盧弼家的舊藏,賣家也是天津的,原本不理解如若家中東西散出,為何只有孤零零的一件?沒過多久,看見藏書家韋力微博上曬了一本胡先驌送給盧弼的《懺庵詩稿》自印本,以及次年春拍中多件盧家舊藏的胡先驌信劄,證實了我的判斷。

這本《高等植物分類學》印刷於民國二十三年(1934年),是正式出版前的作者自印本,由北平琉璃廠斌興印書局代印,布面精裝本鉛印。因為還是胡先驌親筆批校本,記錄了胡先驌對此書的修正和校訂意見,尤為珍貴。書的作者盧開運是湖北沔陽人,曾遠赴日美學習生物學,時任燕京大學生物系講師。

胡先驌簽名頁

扉頁編者姓名上方,有胡先驌親筆簽名題記 “新建胡先驌校”字樣。據《胡先驌先生年譜長編》記載:“1934年12月,盧開運著《高等植物分類學》由中華書局出版,胡先驌為之校閱,並作序推薦。”年譜中所說的《高等植物分類學》正是這本書。當年盧開運完成此書後,請身為植物學界權威的胡先驌審閱此書,他仔細校閱,並作序推薦。更有意思的是,通過盧開運的介紹,胡先驌結識了其父盧慎之先生,1939年,盧慎之還為胡先驌詩集《懺庵詩稿》作序。

此書歷經八十餘載世事變遷,書外已盡顯斑駁,但書內扉頁的題字與滿滿的批校仍清晰可見,殊為不易。全書三百八十八頁,胡先驌的批校墨跡修改達七百多處,另有刪節一百二十處,質疑十五處,修改圖注八幅。校改處多為專業用語,原文表達不當的字句也做了修改。如此巨量批校,實屬罕見。對晚生後學,胡先驌隻字不提自己的校改,褒獎盧開運“用功甚勤,其嘉惠學子者甚大,致可嘉也”。

正式出版物中的胡先驌序言

從書中試舉幾例:

一、文中出現的所有“組織”一詞,均被替換為“構造”。“組織”原是日文外來語,胡先驌修改的中文應更妥當。原本寫成“族史”的地方,也都被改成意思更簡單明了的“血統”。

二、26頁原文為:“據上所列舉,則進化之義,理論與事實,昭然若揭。用之作分類學之背景,豈更有較佳者哉!”

批校為:“據上所列舉,則進化之義,理論與事實,昭然若揭。用之作分類學之根據,尤為可信。”

三、32頁原文為:“……,頗生新論:其最重要者,乃承認古昔分植物為木本植物與草本之說。惟彼不僅用此唯一之區分作分類,而更益以其他之組織”。

批校為:“……,頗有新論:其最重要者,乃承認古昔植物木本與草本出於二源”。

四、32頁原文為:“……,與愛可樂Eichler以柔荑花為雙子葉中之原始組織並稱單子葉植物生雙子前,而雙子葉植物乃由單性之裸子植物子囊穗所演成”。

批校為:“……,與愛希樂Eichler以柔荑花為雙子葉中之原始構造並稱單子葉植物生雙子前,而雙子葉植物之花乃由單性之裸子植物子葉球所演成”。

胡先驌批校

不難看出,相比原文,修改後的文字更為簡明扼要,一目了然,足以見出胡先驌的敬業精神和負責態度。

胡先驌定名的植物標本

半年之內的兩次收獲讓我驚喜不已,讓我沒想到的是,與胡先生的緣分還在繼續。

暑假裡的一天下午,一個微信書友群裡,忽然有書友討論起胡蘭成與胡先驌的成就孰高孰低,爭得熱火朝天。一位認識的賣家朋友默默地曬了一些中科院植物所流出的植物標本,其中兩株植物標本上,有胡先驌親筆定名和署名。

抱著試試看的心理,我私洽了賣家,對方爽氣地答應讓給我。包裹到手後,“很傻很天真”的我本想捐給胡先驌等人創建的廬山植物園。胡先驌先生故世以後,葉落歸根於此。原保管部門的長官旋即打來電話,聽我說到流散的資料不是他們所的舊物時,大松了一口氣,這讓我很是懷疑資料捐出後能否得到妥善保管。胡先驌晚年身心受到極大的折磨,從原來三百平米的住所被迫遷到只有十平方米的鬥室,畢生所藏圖書、資料與尚未發表的研究成果,均散失殆盡。劫後余存的這些珍貴資料,天曉得會不會再次被當作垃圾扔出來。捐贈之想,就此作罷。

胡先驌定名植物標本

1934年3月出版的《中國植物學雜誌》第一卷第一期上,頭兩篇文章就是胡先驌所寫的《發刊詞》《中國近年植物學進步之概況》。

這些記錄著胡先驌手跡的稿件、批校書和植物標本,或許旁人看來就是廢紙破書,一無是處。在我,卻感覺縮短了與自己敬仰的先生之間的距離,並為自己與胡先驌有著的這麽一點點交集而欣喜不已。在《如何獲得豐富快樂之人生》演講中,胡先驌就曾說過:“我們一生的精力不應該限於職業,在從事職業之餘,應善於利用時間,去追求真美善,去追求世上無窮的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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