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匈帝國何以不斷走向衰落？

有為對奧匈帝國的研究興趣有兩方面的來源。第一是從歐洲歷史編纂的角度，認為自古希臘與古羅馬之後，日耳曼文明對於近代歐洲的貢獻最大，而奧地利則是日耳曼帝統所在，不可不加以研究。第二，其德國考察更進一步激發了深入研究奧匈帝國的興趣。在1906年所作《日耳曼沿革考》中，康有為指出，奧地利與德國同種同俗，但近幾十年的發展軌跡卻大相徑庭，德國蒸蒸日上，而奧地利裹足不前。

在1908年5月所作《補奧遊記》中，康有為進一步指出：“夫奧，昔奄德、意、比、荷、瑞，為日耳曼一統共主也。”奧匈帝國領土大於英、德、法，人口僅次於德國與俄國，但宮室精美，工廠繁多，國家經濟實力與意大利相近，當為德、英、美、法之外的強國。然而在漫遊奧地利的時候，康有為卻聽到奧地利民眾哀歎：吾奧將亡矣，分裂矣，命不永矣。一個昔日的大國，何以日落斜陽？

這並不是因為奧地利缺乏人才，在康有為看來，奧地利皇帝弗朗茨·約瑟夫一世（Franz Josef I，1830年8月18日－1916年11月21日）可謂“仁明惠慈”，在位多年，見多識廣，“凡新世進化之序皆目睹之”。奧地利不能對外拓殖，也不是因為其海岸線過短，缺乏漢堡這樣的大海港，因而難以發展海軍。如果奧地利在這兩個方面條件與德國相差不大，那就需要從其他方面去尋找其失敗的原因。

中國國內新政的推進，牽引著康有為對奧匈帝國的思考。1908年，清政府開始在全國範圍內推行地方自治。由此產生的一個爭論，就是究竟在哪個行政層級進行自治。康有為對以省為部門進行自治始終報以懷疑的態度。在他看來，在中國這樣一個民族宗教情況複雜的大國之中，省自治極其容易造成國家的分裂。如果說德國從各邦並立走向中央集權的過程是一種成功經驗，奧匈帝國的憲製，恰恰提供了一個反例。

康有為數次遊歷奧匈帝國。1908年，當其訪問維也納的時候，正逢奧地利皇帝弗朗茨·約瑟夫一世即位六十周年大慶。德皇威廉二世親自率領二十五邦王侯，於4月7日到維也納祝賀。奧皇親自前往迎接。康有為觀察當時的場景“千乘萬騎，清道而行，嚴裝盛飾，雲屯道旁，體制幾近中國矣……”康有為感歎，弗朗茨·約瑟夫一世即位於1848年，“乃第三次大革命時，躬當大難”，當時已經八十多歲（實為78歲——作者注），“大地萬國帝王彼最長老矣”。然而國際局勢已經發生極大變化，奧地利已經不再是德意志共主。

而德國統一之後，德奧兩國也多年交惡（康有為所述並不準確。普奧戰爭之後，俾斯麥迅速改善與奧地利的關係，以便為接下來的普法戰爭提供良好的國際環境。贏得普法戰爭之後，俾斯麥籌劃了德、俄、奧“三皇同盟”，在在其中德奧關係更為密切），德皇此次來訪，自是有“欲懷奧人”之意。

弗朗茨·約瑟夫一世究竟經歷了什麽樣的世情劇變呢？1908年《補奧遊記》中所附的《日耳曼國土離合表》中回顧了拿破侖戰爭以來德意志世界的變化。1806年拿破侖攻破維也納，弗朗茨二世捨棄神聖羅馬帝國皇帝帝號，僅自居奧地利皇帝，“此為奧帝偏安自立之始，亦為日耳曼一統絕系，分為列國之始”。1815年，“奧與聯軍流拿破侖，於是日耳曼列國與自立城邑三十九，立聯盟會，推奧為主盟。一曰各邦有自主權，二曰無相侵犯，三曰不得引外國宗同盟，四聯邦事公議。是為聯邦會之始。中間雖普、奧迭爭盟主，而至普勝推立為帝時，聯邦會凡五十五年。”

康有為在此說的並不是梅特涅主持的維也納會議，而是維也納會議之後，奧地利與日耳曼各邦國在法蘭克福召開的會議，當時成立了德意志邦聯。但最終是普魯士日益壯大，排除奧地利，而實現了德國統一。在1815年，奧地利曾經權傾一時，“奧相梅特涅佐奧主飛蝶南，聯各國以力行專製，而小國則無力矣”。但到了1908年，奧地利的國際影響力顯然已經大大跌落。

奧匈帝國何以不斷走向衰落？康有為首先將目光投向了帝國內部的多樣性以及政治整合程度的低下。

奧地利“合十四邦為一”，語言、文字、風俗均存在極大差異。波西米亞被吞並已久，因此受到同化。最大的差異，存在於奧地利與匈牙利之間，後者保持著極大的自主性。康有為考證匈牙利國土面積超過奧地利、意大利與普魯士，但仍然屈從於奧地利，“以奧借千年帝者之位號權力，而匈為異種，與意、普殊故也”。康有為認為匈牙利人是歷史上匈奴人的後裔，原本來自東方，目前已經逐漸被同化為白人，但終究是異種，如果獨立，在周邊都是雅利安人國家的環境中，恐怕很難自立。但“匈人見吾敘同種之情，握手勤勤，頗優摯也。”

在1901年9月1日的一份密折中，晚清滿族大臣端方曾將滿漢關係比作奧地利人和匈牙利人的關係，兩族之間的爭鬥危及哈布斯堡王朝的統一。康有為對奧匈關係的考察比端方更加深入。他注意到，匈牙利雖然屈服於奧地利，但“匈人自為國體，迥非藩屬之比也。”其獨立性甚至超過了澳大利亞與加拿大這樣的“自治領”，後二者畢竟還有英王任命的總督，但匈牙利差不多是完全自治，奧地利皇帝雖然兼任匈牙利國王，但基本上無法乾預其內政。能夠影響的，只是外交、軍事和財政三項，而財政之中實際上又只能影響到關係國防的部分。

如此來看，匈牙利與奧地利差不多就是聯盟國的關係。但即便如此，匈牙利人仍然謀求獨立。康有為指出，“他諸大國利奧之削也，必將助之，則匈與奧可一日而分矣。”意即，在萬國競爭中，其他大國完全可利用奧匈之間的矛盾，推動匈牙利獨立。在康有為看來，匈牙利的民族主義情緒絕不僅僅源於種族差異。可作參照的是，即便挪威和瑞典屬於同一種族，挪威最終也尋求離瑞自立。根本原因還在於匈牙利“自有國體”，就像發育完全的孩子，終將離開母親而獨立。他總結歐美從列國並立走向統一，共有三條途徑，美國、瑞士是“以德服人”，意大利、荷蘭是“以功服人”，而普魯士統一德國則是“以力服人”。但這些國家最後都實現了更高的整合程度，意大利已經實行郡縣製，美國則是“混於一統”，德相當於“侯服”，都已經不再是真正意義上的聯邦。挪威原來臣服於瑞典，類似匈牙利臣服於奧地利，但既然挪威已經獨立，那麽真正意義上的聯邦體制，只存在於奧匈帝國。

這種事實上的聯盟關係，尤其體現在奧匈帝國的議會體系中。康有為觀察到，奧地利與匈牙利議會相互獨立，並不存在一個奧、匈兩國共享的聯邦院，而是由各自的議會選出六十名公共議員，上議院20人，下議院40人，每年由君主召集分別在維也納與布達佩斯開會，交流共同事務的方法是分別討論之後“各筆之於書而後會合互易”，如果發現決議不同而難以斷定，則重新開會投票決定。康有為認為這種議事方式與德、美兩國差異極大，他猜測這麽做是因為匈牙利人不願前往維也納，受奧地利的牽製。這一見解從今天看來是正確的。

在康有為看來，奧地利皇帝的權力原本很大，但經過1848年“君民大爭”，“王有權而不敢稍用”，民間也有“虛無黨”伺機等待革命。而皇位繼承也存在著風險，康有為說，奧皇長子早死，次子寧可居住在巴黎與妓女結婚，也不願意回到奧地利——康有為說的奧皇長子，其實是其獨子魯道夫（Rudolf），1889年自殺。

而所謂“次子”，實際上是奧皇的侄子弗朗茨·斐迪南大公，他在堂兄自殺後成為皇儲，但其夫人蘇菲（Sophie Chotek）並不是康有為說的妓女，而是一位女伯爵，隻不過根據皇室的規矩，皇儲必須從統治（或曾統治）歐洲國家的王室中挑選女子為妻，女伯爵達不到這個門檻，但其貴族女子身份是無疑的。康有為預測，當弗朗茨·約瑟夫一世去世時，奧地利將會有一場繼位危機。在此，弗朗茨·約瑟夫一世在很大程度上成為德皇威廉二世的反面鏡像，後者是一位有為君主，不斷集中全力，而前者則不敢使用手中的權力，由此也導致奧地利的離心力日益增強。

奧地利的政教關係，也在很大程度上製約了皇帝的權力。康有為在1912年所作的《奧政黨考》中進一步指出，奧地利政教合而不分，羅馬天主教仍為國教。而這樣帶來的後果是：“奧帝欲有所改革，而教長阻之，人民從教士之說而惡帝，帝甚危之，不敢少動，大臣有司亦略同。”康有為甚至將這一觀察擴展到所有信奉羅馬天主教的國家身上：“凡舊教之國，皆為大僧所束縛，難於變法更新，守舊之俗甚盛，故致強之效為難。”

在1906年所作的《日耳曼沿革考》中，康有為曾經尖銳地指出，奧匈帝國之所以落後，核心原因恰恰在於其內部整合程度太低，有14種語言，10種文字，而德國通行德語，有四種地方口音，但普魯士口音得到了普及。奧匈帝國語言文字不通，大大增加了國家的運作成本。皇帝和官吏不得不學多種語言。在軍隊裡面，官與兵，兵與兵之間經常無法溝通，導致戰鬥力低下。但是，由於“民權大盛”，哈布斯堡皇帝不敢在帝國境內推行統一的語言文字，而德國皇權比奧匈帝國皇帝更強，所以在全國推行了普魯士口音，普魯士之外的其他邦國縱有不滿，也無法對抗。

何以“民權大盛”導致哈布斯堡皇帝無法推行統一政策？康有為1908年《補奧遊記》在議會政治中發現了中間的傳導機制：“其在議院也，十四州各自為政黨，各日月傾軋爭政權。於是奧政府無能數月者，於是奧政治無一能舉者，於是坐視其強鄰故藩之德日新月盛而已，則袖手待亡。蓋國主無權，而數十黨劇爭，雖百兆俾斯麥無所用其力。於是宮室之偉麗，作廠之繁多，國富之財力，只為亡國之具而已。”1912年的《奧政黨考》進一步重申了《補奧遊記》中的發現，康有為指出，奧國有18個政黨，“各私其州人”，而各州“風俗不親，語言不合”，各州之“私”，無法通過議會政治的平台，成功轉化成為國家的“公”。

康有為在1908年所目睹的，實際上是1907年奧地利憲政改革的結果。1907年，奧地利引入成年男性普選制度，但選舉制度進一步強化了民族對立。所有的政黨在事實上都以民族和區域忠誠為基礎，在議會中的政黨又以民族為界組成黨團。甚至在議會中力量最強的社會主義黨團內部也存在民族衝突，比如說，奧地利社會民主黨中的捷克成員就在1911年脫離該黨，自立新黨。

兩個民族政黨往往為對抗共同的不喜歡的民族政黨而結盟，但在議會中不可能形成一個多數，推進奧地利的共同利益。匈牙利政府一直要求維也納給予更多權力，哈布斯堡皇室在1905年威脅要在匈牙利建立成年男性普選制度，嚇退了匈牙利政府的要求。因為這意味著匈牙利政府必須給予佔匈牙利人口一半的其他民族以政治權利，從而稀釋馬扎爾人的統治。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民主憲政並不能解決帝國內的民族問題，反而進一步強化了帝國內原本就存在的地方主義。

在1912年寫作《奧政黨考》時，康有為正面臨著新生的中華民國政黨蜂擁而起的局面。晚清廢除科舉制度之後，大批人欲晉身仕途而不能，到了民初，都將組黨、入黨作為謀取仕途的捷徑。一時政黨遍地開花，“大黨並立割據，小黨星羅棋布”。

政黨多以暫時利益合，而不以政綱合，紀律松散，跨黨現象盛行，甚至國會中的政黨也對本黨議員缺乏實質控制力。而康有為憂慮的是政黨與地方主義結合起來，導致中國的碎片化。正如他在《奧政黨考》中指出的：“吾國滿、蒙、漢既顯分矣，若夫省界之嚴，幾若不同國者。同省則認同鄉，自京師各省服官皆然；同鄉則通往來，相扶助，凡某省人為大官，則其省之鄉人狂喜而得意矣……若照此而論之，則廿二省為廿二黨，合滿、蒙、漢軍為廿五黨矣。”當政黨傾向於認同地方或特殊族群的時候，中國的政治整合，也就變得更加困難。

因此，打造一個強有力的、有政治整合力的政黨，對於中國來說非常重要。康有為很早就具有了這樣的自覺。在1907年3月2日致楊度的書信中，康有為就曾指出：“方今既預備立憲，政黨不能不開。鑒於奧國十八黨之亂而危弱其國，統一尤不可不謀”。而在1912年4月份發表的《共和建設討論會雜誌發刊詞》中，康有為虛擬了一位“大夫”與“學士”之間的對話。大夫問：共和建設若何而可安全中國乎？學士回答：必自統一之。

必自中央集權，得強有力之政府始矣；必自各省勿分立，軍民分權始矣；必自合五族，保遼、蒙、回、藏始矣；必自廢軍政，除強暴，遣冗兵，複民業始矣；必自定金幣，拓銀行，善其公債紙幣，獎實業始矣；必自獎教育，崇教化始矣；必自定良憲法，成大政黨，得國會內閣之合一政黨始矣；外之能適於萬國之情形，內之能起國民之道德。

“得國會內閣之合一政黨”，那就是議會製政體下的執政黨。那麽，康有為自己在政黨建設方面又做了什麽努力呢？康有為於1899年在加拿大成立保皇會。在清廷宣布“預備立憲”之後，1906年10月10日，康有為計劃改“保皇會”為“國民憲政會”，在一些活動中，他甚至將“國民憲政會”稱為“國民黨”。從1907年康有為致楊度的信來看，此時的康有為已經有強烈的打造未來的執政黨的自覺。1907年3月23日，“保皇會”在紐約最終改變為“帝國憲政會”，但由於後黨的警惕，“帝國憲政會”一直無法在國內落地。

1912年，康有為計劃將帝國憲政會改組為“國民黨”，但這一計劃直到他去世也沒有實施。1913年，梁啟超組建了進步黨，該黨的影響力遠遠超過“帝國憲政會”，但仍不及宋教仁改組形成的國民黨。而康有為之所以未能實施將“帝國憲政會”改組為“國民黨”的計劃，可能跟他自己的政治策略發生變化有關係。

在1912年7月致陳煥章的信中，康有為稱“今為政黨極難，數黨相忌，（以任之力）半年而無入手處”，這裡說的就是梁啟超辦政黨遇到很大的困難，而康有為的提議，是利用民國廢讀經所引起的反彈，創辦孔教會，“及遍國會，成則國會議員十九吾黨，至是時而兼操政黨內閣之勢，以之救國，庶幾全權，又誰與我爭乎，此又所謂遠之而近之也。”

1914年，康有為曾在會見儒生李炳憲時說：“千言萬語，以教為黨，以保教為救國，因昔猶太之法也，亦今印度之法也。”“以教為黨”路線一出，孔教會就成為黨建工作的核心，原來的改組帝國憲政會的方案，也就無足輕重了。

康有為還考察了奧地利的軍事體制。在這方面，奧地利與德國存在許多相似之處，如國民二十一歲必須服兵役。但是德國的執行要比奧地利更為嚴格。康有為提到自己曾雇傭一名德國仆人，到了服兵役的年齡，堅決辭去工作，說如果不回去當兵，就要受到嚴厲懲罰。但在奧地利，遠遊外國的臣民卻可以免除兵役。而語言的多樣性也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奧地利的戰鬥力，因為軍隊中的語言太多，將領與士兵，士兵與士兵都很難溝通。

康有為進而對比了奧地利與德、法的海軍力量。他原以為奧地利的海岸線比較短，但考察之後發現有三千八百裡，已經是相當長了。但當德法海軍不斷海外擴張時，奧地利的海外拓殖卻難有進展。“仍根於國人語文不一，政化難興，內安未遑，故無暇外略也。”

對奧匈帝國的考察對於康有為而言非常重要。他意識到，一套形式上的立憲制度，未必能直接帶來國家的興盛，關鍵還是要進一步考察這套制度是否能夠真正克服國內的離心力，帶來國家的整合。奧匈帝國可謂民權大盛，但帶來的結果卻是反面的：“蓋國主無權，而數十黨劇爭，雖百兆俾斯麥無所用其力。於是宮室之偉麗，作廠之繁多，國富之財力，只為亡國之具而已”。

由此，最後得到強化的，是他所總結的德國經驗。在1906-1908年，我們可以設想，當他在歐洲大陸到處看到德皇威廉二世的印記的時候，他腦海中出現的，仍然會是被軟禁深宮的光緒皇帝。而在清王朝崩潰之後，建設具有政治整合力的政黨，就成為他的優先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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