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平：新發展格局下的製造業轉型

　　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連平、羅奐劼

　　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是中央審時度勢提出的重大戰略部署。2020年，在新冠肺炎疫情衝擊下，全球供給能力迅速萎縮，而中國供給體系卻發揮了巨大的能量，我國出口逆勢增長。長期依托外循環發展起來的製造業是否還需要推進以內循環為主體轉型？如果需要，以內循環為主體的轉型有哪些有利條件？轉型的路徑怎麽走？本文擬就這一系列問題展開分析和探討。

　　推動製造業以內循環為主體轉型的必要性

　　全球化的核心是經濟全球化，可以用全球進口佔全球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例來測量（逆）全球化的程度，2008年是全球化的巔峰。然而在全球金融危機及其帶來的發達經濟體增長低迷的大背景之下，作為主要進口方的發達國家為了自救，紛紛采取“去杠杆”的手段，為了保護本國的就業滋長了貿易保護主義和單邊主義。再加上“新經濟”業態的崛起和國際直接投資（FDI）長期低迷等因素的影響，全球貿易迅速縮水。2012年至2019年全球出口平均增速只有1.5%，此前20年約為3.6%。

　　在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逆全球化”的思潮和政策主張開始在世界舞台上活躍起來。尤其是2016年川普上台之後，逆全球化的趨勢愈發明顯，國際貿易爭端越來越頻繁。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使得全球經濟進一步陷入深度衰退，國際貿易和投資大幅萎縮，國際交往大幅受限，全球化進一步受到重創。

　　2019年，中美貿易累計下降14.6%。其中，出口下滑12.5%，進口下滑20.9%。特別是該年9月，美國對華3000億美元輸美產品加征關稅措施正式實施後，我國對美出口階段性降幅達到兩位數以上。受此影響，我國整體出口數據有7個月環比增幅為負，進口數據則有10個月環比增幅為負。以美元計，2019年，我國全年出口增長0.5%，增幅為2016年負增長以來的最低水準，進口則下降2.8%，貿易順差超過4200億美元。2020年，我國外貿逆勢增長。其中，出口同比增長3.6%，進口同比下降1.1%，貿易順差5350.3億美元，創2016年以來新高。

　　一個時期以來，高額貿易順差通常成為歐美指責我國貿易政策的理由。這種將全球失衡簡化為貿易失衡，又將貿易失衡進而歸咎於順差國責任，片面且有失公允的指責，使得中國近十幾年來一直承受著很大壓力，也使得我國的對外貿易遭遇兩大挑戰：一是海外市場面臨收縮壓力，二是進口產品和技術，尤其是具有高技術含量的產品比過去要困難。中國的對外依存度（進出口總額佔GDP的比重）從2006年的68%迅速下降至2020年30%左右的水準。

　　在逆全球化、中美博弈和全球經濟低迷的大環境下，中國製造業也受到了不小的影響和衝擊。一方面，部分外商投資企業和國內製造業企業，尤其是加工密集型企業開始陸續到周邊國家尋求投資發展機會，雖然目前外遷規模不大，但應該引起重視；另一方面，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在2000年的外商直接投資額中，服務業僅佔不足20.0%，到了2020年則增長到77.7%。與此相對應，製造業的外商直接投資則從高於80%下降至不足25%。

　　儘管2020年出口表現逆勢增長，但我國製造業自身存在的不足和短板並沒有真正改變。

　　（一）製造業處在中低端水準。改革開放之初，中國引進製造業中相對低端的技術、設備和產品，利用自身勞動力資源充裕和成本低廉的優勢，大力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建立起了極富競爭力的出口產業鏈。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又使中國進一步融入全球分工和專業化的體系之中，逐漸成為“世界工廠”。不過，彼時的中國產品，雖然價廉物美，但由於缺乏原創性以及技術含量低，不少被冠以“山寨”之名。時至今日，中國製造業整體依然處於中低端之列。根據哈佛大學增長實驗室的數據，中國出口產品的複雜性指數（可以作為衡量產品技術含量的指標），從2000年的全球第39名，上升到2018年的第18名，表明在製造業產品的技術含量方面仍有很大的改善空間。在2020年10月公布的主要反映製造業產品質量水準的“全球製造業口碑排行榜Top10”中，德國榮登榜首，美日並列第8，中國榜上無名。《2019中國製造強國發展指數報告》顯示，中國製造業處於全球第三方陣前列，以109.94的製造強國發展指數位列美國（166.06）、德國（127.15）和日本（116.29）之後，排名全球第四。若按2019年製造強國發展指數平均增幅計算，中國還需27年（2046年）追平美國；按製造強國發展指數平均增速計算，則還需17年（2036年）追平美國。

　　（二）製造業處於分工和專業化下遊，產業升級面臨瓶頸製約。作為擁有全球最完整工業體系和產業鏈的最大製造業之國，我國實際上不少產品還是以代加工為主，高附加值產品佔比較低，並且生產相關產品的核心部件嚴重依賴進口，一旦國際局勢發生劇烈動蕩導致進口受限，就會對最終的成品造成影響。近年來，儘管不少國內企業在關鍵核心領域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但距國際最先進水準仍有不小差距。工業增加值率是反映一個國家生產部門投入產出效果的重要指標。當產業分工價值鏈處於中低端時，工業增加值率也較低。當前，我國的工業增加值率為30%左右，不僅低於發達國家35%的平均水準，相較於美德日等一流製造業強國更是存在15個百分點左右的差距。2020年，我國出口雖逆勢增長，但快速增長的產品和行業主要得益於“疫情紅利”和“宅經濟”，大部分產品的技術含量和附加值不高，勞動密集型產品仍是主體。

　　（三）製造業“人口紅利”逐漸消退。改革開放以來，正是因為把“人口紅利”這一“利器”發揮到了極致，才造就了中國製造業的輝煌。然而，隨著經濟的進一步發展、老齡化程度的不斷加深以及東南亞等國 “人口紅利”的顯現，中國人力資源豐富而又廉價的優勢正在逐步消退。我國勞動年齡人口（15歲-64歲）佔總人口比重從2010年的最高73.27%逐年下降至2019年的70.72%。從2012年開始，農民工製造業佔比持續下滑，到2019年，佔比僅27%，已低於服務業11個百分點。

　　（四）製造業外向型特徵明顯，受外部影響較大。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後一個時期是中國外部環境最為友好的時期。外向型的經濟結構的確能夠迅速依托外需帶來巨大的經濟效益，推動經濟增長加快。外部環境最大的特點就是不穩定性和不確定性較高。當外部環境由好轉差時，外向型的經濟結構就不得不面臨和經受各種各樣的挑戰。製造業過度依賴外需，會造成經濟長期穩定增長的主動權難以有效地掌握在自己手中，導致經濟結構和產業結構升級受到影響。2020年，我國出口意外逆勢大幅增長。從短期看，一旦外部環境發生變化導致“疫情紅利”消退和“宅經濟”明顯變化，製造業可能會再次受到新的衝擊。從長期看，迅速膨脹的外部需求會拖累出口產業結構調整步伐，使得低技術含量和附加值的勞動密集型行業獲得階段性的先機；“一工難求”迅速推高勞動力價格，會在工資剛性效應下削弱出口產業的國際競爭力。

　　從經濟成長的角度來看，作為一個力求向國際分工體系格局高端攀登的後發國家，其國內產業和市場與海外產業和市場之間的聯動關係需要經歷從主外到主內的兩個階段。在改革開放初期，由於國內市場有效需求相對較小，製造業只有通過打開海外市場才能充分發掘產業規模效益的潛力，實現較快發展。而在缺乏品牌、技術和銷售渠道優勢的條件下，為了打開海外市場，降低定價和用國內市場利潤補貼開拓海外市場成為常見策略。當前，我國國內市場容量大幅度擴張，外部環境不確定性持續不斷上升，製造業需要更大力度地轉向依托國內市場，來提升國際競爭力。

　　縱觀歷史，希望抓住國際產業轉移機會實現持續跨越式發展的後發國家和地區不可謂不多，但最終能夠取得成功的卻鳳毛麟角。由於這些經濟體普遍內部市場規模較小，生產商在國際市場上通常是價格、交易條件和市場容量等方面的被動接受者；國內金融市場缺乏深度和廣度，貨幣當局難以持續開展大規模公開市場操作衝銷資本流入等外部經濟衝擊；因此抵禦外部經濟周期波動和危機傳染的能力較弱。這些經濟體往往在經歷了一時的“起飛”之後，就因為人力和土地等要素成本猛漲、資產泡沫急劇膨脹，而遭遇重大挫折。

　　對於擁有龐大內部市場的大型經濟體來說，能夠在外部市場遭遇危機衝擊之際，通過大規模衝銷乾預和啟動國內需求等方式，削弱來自外部的衝擊和波動，消除外部危機傳染的影響，從而使本國經濟周期運行與外部經濟環境不同步，保持經濟的穩定發展，贏得相對於海外競爭對手的優勢。

　　在全球經濟和政治格局正在發生巨大變革的情況下，繼續維持對外依存度較高的發展模式，不僅會在面臨較大的不確定性和挑戰的同時邊際收益減弱，而且會使上述所存在的問題進一步發展，甚至衍生出更多的短板；有可能導致關鍵領域受製於人的局面長期存在，進而威脅到我國製造業未來在全球的競爭力。因此在戰略上，製造業應依托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際國內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開啟轉型之路。通過國內生產結構的調整和體質機制改革，深化和暢通內部經濟循環，依靠內部力量補齊製造業短板，提升產品的競爭力，應成為未來一個時期的努力方向和政策目標。

　　新時期推動製造業內循環具有良好的條件

　　如果說，“逆全球化”和大國博弈等紛繁複雜的外部環境對製造業造成了較大衝擊，促使我國製造業必須進行轉型；那麽多年積澱起來的優勢和有利條件，將推動、支持和保障製造業由比較依賴外循環向以內循環為主逐步轉型。

　　（一）全球體量最大的內需市場。規模巨大、持續增長的內需市場，可以為我國轉型提供不斷擴大的實際需求。事實上，自1998年應對亞洲金融危機開始，中國就開始將經濟發展的立足點轉向擴大內需。目前，已經初步形成了內需拉動型經濟，經常項下順差相對GDP之比已降到國際公認的3%以內的水準，內需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已有數年超過100%。2020年，由於受到疫情的衝擊，我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為39.2兆元，比2019年下降3.9%，但消費市場規模仍僅次於美國，位居全球第二。隨著生活水準的日益提高，人民群眾已經不再簡單滿足於傳統的物質需求，而是朝著含金量更高的物質需求發展，進一步推動製造業向以國內高質量需求為導向的轉型之路邁進。

　　（二）全球數量最多的人才資源優勢。儘管隨著用人成本的不斷提高，“人口紅利”的優勢已大不如前，但中國依然擁有世界上最大的人才資源。尤其是近十多年來，中國每年培養約160萬名工程師，相當於美國、歐洲、日本和印度培養出來的工程師的總數，規模十分龐大。人才是第一資源，是推動科技發展和社會進步的關鍵力量，也是未來中國製造業能在全球競爭中不斷進步、立於不敗之地的第一要素。

　　（三）全球最完整的工業體系和產業鏈優勢。在擁有龐大內需市場和人才紅利的同時，中國憑借擁有41個工業大類、207個工業中類和666個工業小類，成為當今全球唯一擁有聯合國產業分類中所有門類和最為完整產業鏈的國家。完善的製造業全產業鏈體系為今後形成一個內部分工和專業化的雁行內循環模式打下了堅實基礎。

　　（四）戰略性的政策支持優勢。改革開放以來，國家的歷次五年規劃都對製造業提供了不遺余力的支持。在新發展格局背景下頒布的“十四五”規劃更是對製造業轉型作了全方位、戰略性的籌劃。“十四五”規劃明確指出，要加快發展現代產業體系，提升產業鏈供應鏈現代化水準，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推動先進製造業集群發展和經濟體系優化升級，堅定不移地建設製造強國。源源不斷地頒布多項針對中高端產業的扶持政策，助力製造業轉型升級。而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有助於有效地將支持製造業轉型的政策落到實處，並提供堅定的保障。

　　（五）充實豐富的財政金融資源。製造業的轉型離不開財政和金融的支持。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中國經濟飛速發展，並已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政府已積累起了充裕的財政資源，政府部門杠杆在全球處在較低水準，積極的財政政策空間仍然很大。財政擁有充足的資源按照國家規劃長期支持製造業轉型升級，必將會對內循環主導下製造業的轉型起到重要的支撐作用。在以內循環為主體的新發展格局下，中國實力雄厚、穩健的金融體系也將有能力持續投入充裕的資金支持製造業轉型升級。

　　內循環主導下製造業轉型的主要方向

　　未來一個時期，中國應從自身已具備的優勢和條件出發，充分依托“內部大循環”，從多個方面推進製造業轉型。

　　（一）由中低端向中高端轉型。為了使得製造業產品更具競爭力，必須對產業結構進行調整和升級，從中低端製造業向中高端製造業轉型。近年來，在政策和資金的支持下，通過引進、消化、吸收和再創新，我國在電機等部分中高端產品上形成了獨特的優勢。在人工智能、量子通信等前沿技術領域通過自主創新也已進入世界領先梯隊。儘管如此，在我國26類有代表性的製造業產業中仍有15類與世界先進水準有不小差距。其中，差距大的產業有10類，分別是：飛機、航空機載設備及系統、高檔數控機床與基礎製造裝備、機器人、高技術船舶與海洋工程裝備、節能汽車、高性能醫療器械、新材料、生物醫藥和食品。差距巨大的產業有5類，分別是：集成電路及專用設備、作業系統與工業軟體、智能製造核心信息設備、航空發動機和農業裝備。上述產業無一不是科技含量高、創新能力強的中高端製造業典範，也正是下一階段我國應該大力發展的。

　　在保留部分中低端製造業以滿足國內外基本需求的前提下，在以國內大循環為主導推動製造業結構轉型升級的過程中，應發揮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一方面，要更好地提升產業基礎能力和產業鏈水準，推進中高端產業的基礎高級化和產業鏈現代化，進而促進供給和需求兩端的相互提升；另一方面，推動優勢互補的區域經濟格局，形成一個內部分工和專業化的雁行模式。雁行模式理論是指對不同發展階段的經濟體可以形成產業鏈上的分工，並且能按梯隊特徵逐步升級。由於我國經濟總量龐大，不同省市經濟發展階段和比較優勢不同，可相互取長補短，借助各城市群不同的定位和分工以及對三四線市場的異塵餘生，形成一個個高質量的“小循環”或“中循環”，帶動更廣區域的大循環，最終促成和提升統一的內部大市場。通過加強內循環，在促進有潛力而少機會的製造業企業快速成長的同時，倒逼那些已經出海的企業把視線合理回收，深耕細作國內市場，催生中國中高端製造業自主創新的研發潮，使越來越多的企業提升研發投入比，以提高其獨立性、自主性與競爭性，補齊產業鏈缺口，完善產業鏈結構。

　　（二）由大而全向強而精轉型。對於中國製造業而言，與其純粹關注在各個領域都作為跟隨者，不如擇重突破，把某些具有優勢的技術領域和產品做專做精，形成全球客戶對我國這類產品有更大的依賴。

　　當然強而精並非意味要捨棄大而全。相反，大而全是內循環健康運行的前提條件。要充分發揮全工業體系和全產業鏈的優勢，依托政策和資金的扶持，把提高產業鏈和供應鏈的穩定性和競爭力作為重中之重，提升產業基礎高級化、產業鏈現代化水準，大力發展較為領先的製造業行業。具體來看，主要是圍繞“兩新一重”來推動。一是加大新興產業發展力度，特別是大力支持5G通信技術、物聯網、工業互聯網、人工智能、區塊鏈、雲計算、數據中心、智能計算中心、新能源汽車等與新基建緊密關聯的重點領域，同時針對集成電路、高端裝備、航空航天、醫療設備等高技術產業繼續實施定向精準的政策扶持。二是大力實施產業基礎再造工程，圍繞核心基礎零組件/元器件、關鍵基礎材料、先進基礎工藝和產業技術基礎“四基”，推動生產、應用、融資等合作銜接，加快市場化推廣應用。三是在鞏固鋼鐵、電解鋁、水泥、平板玻璃和煤炭等傳統行業去產能前期成果的基礎上，有序推動“僵屍企業”出清，同時，加大傳統行業中具有高技術含量產品（如矽鋼類高級特等鋼）的研發。

　　“強而精”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需要有的放矢地制定計劃、逐一攻破。當務之急是把“卡脖子清單”變成科研任務清單，根據輕重緩急，制定分步實施計劃，調動一切力量和資源，內部上下齊心協力，充分發揮全產業鏈的優勢，全力以赴攻克難關。可以五年為一個周期，在第一個周期內基本完成最緊要的中高端製造業的研發設計及製造（如芯片）。在第二個周期內著手攻克次緊要的產品，並以此類推。在2035年國家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時，初步成為製造業強國並在某些重要領域達到全球領先水準。在建國一百周年成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同時，進一步鞏固製造業強國的地位並在重要領域領跑全球。

　　中國目前最有希望在短時間內（第一個周期）發展起來的高端製造業是5G通信技術相關產業。作為當前全球工業發達國家爭奪的前沿陣地，5G通信技術產業作為當今技術含量最高、產業規模最大的先進製造產業的典型，已經成為一個國家構築工業整體競爭力的核心產業。5G通信技術產業的發展既能提升中國信息和通信技術（ICT）產業在全球的競爭力，也能通過為其他行業賦能支撐中國製造業的智能化轉型，從而提升中國製造業的整體發展水準。目前，中國企業在5G通信技術標準必要專利聲明中佔比超過30%，位居首位。在5G通信技術中頻段系統設備、終端芯片、智能手機等產業中具備領先優勢。而在基地台、傳輸設備、基地台天線等領域，中國技術積累仍然比較薄弱。未來在國家政策的支持下，各地政府應根據自身產業特點，制定適合當地發展的5G通信技術突破政策，充分發揮各自所長並進行優勢互補，打通產業鏈的各項關鍵環節，將上中下遊更好地有機結合起來，從而構築起更加完善的5G通信技術產業生態圈。通過5G通信技術產業的全面發展帶動包括芯片、光器件、射頻器件、基地台、傳輸設備、基地台天線，終端設備以及上遊材料等產業的發展以及整體技術研發能力的快速提升。

　　（三）由“人口紅利”向“人才紅利”轉型。在“人口紅利”優勢減弱的趨勢下，挖掘和利用 “人才紅利”是下一步製造業獲取競爭力的關鍵。製造業的創新要靠“人才紅利”，我國與發達國家在高端製造業的差距實質上就是人才的差距。近年來，西方國家不斷揮舞“製裁大棒”打壓中國高科技企業和互聯網企業。要突破技術封鎖，擺脫“卡脖子”的困境，就必須培養自己的“大國人才”。要完善人才培養體系，深化研究生教育改革，以國家戰略需求為導向，推進學科專業調整，加快培養集成電路、人工智能、高端裝備製造等重要領域的科研人才，實現人才供給和發展需求精準匹配。要加強科研經費支持力度，集中財力為基礎研究、應用開發和技術突破等領域添動能，為產學研用協同創新的項目增活力，為承擔重點研發任務的企業提信心，讓人才有用武之地。要通過加快和深化科研機構的體制改革，把科技人才隊伍蘊藏的巨大創新潛能有效釋放出來。應賦予高校和科研機構更大自主權，給予創新領軍人才更大技術路線決定權和經費使用權，必須真正破除“唯論文、唯職稱、唯學歷、唯獎項”。

　　“人才紅利”發揮的重要前提在於暢通人才的自由流動。人才流動暢通無阻，人才資源就能得到合理配置，各類人才的創造活力就會競相機甲狂潮，聰明才智就會充分湧流。要深化人才工作體制機制改革，打破人才流動壁壘，著力解決人才在落戶居住、子女教育、社保醫療等方面的後顧之憂，推動人才跨區域、跨行業、跨部門自主自由交流。以人才激勵政策架起人才輸送管網，引導人才向重點科研領域流動，去國家最需要的地方建功立業。

　　強調人才暢通流動並不是將人才拒之海外，而是把開放的大門越開越大，實現聚天下英才而用之。有統計數據表明，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先後有70餘萬具有高等學歷的人員出國留學，但是學成回國的人員不到三分之一，其中，自1985年以來，清華北大涉及高科技專業的畢業生七成以上去了美國，回國率僅11%。要善於運用全球視野，以更高站位、更新理念，在產業結構、城市定位、服務功能、投資環境等方面下足功夫，打造國際化、柔性化、專業化的人才環境，讓全球頂尖人才進得來、留得住。要主動靠前引才，充分發揮全球引才網絡平台、海外引才工作站、海外人才合作中心等平台作用。

　　（四）由更多依托外需向更多依托內需轉型。依托內循環大力挖掘內需市場，不僅可以吸收消化相當數量和規模的出口商品，對製造業產品出口起到一定替代作用，還可以起到對製造業產品升級轉型的促進作用。根據“母市場效應（Home Market Effects）”理論，在規模報酬遞增和產品差異化情形下，一國如果對某種產品有較大國內需求，那麽，該國會成為該種產品的淨出口國。通過對該理論更深入的研究，發現擴大內需對出口結構和產業結構有促進作用。中國製造業包含有勞動密集型、資本密集型、技術密集型和資源密集型等眾多類型的產業。迄今為止，勞動密集型的產業仍然佔據主導地位。近年來，隨著平均收入的提高以及消費結構的升級，中國國內可貿易品的消費熱點已經從勞動密集型向技術和資金密集度較高的商品轉移，且這一趨勢正在進一步加深。中國達到經濟生產規模的產業也相應從昔日的紡織服裝、輕工日化、家電等發展到電子電信、汽車等產業。越來越多的技術和資本密集型產業原來因國內市場規模小而無法兼顧規模效益與競爭機制，現在則因國內市場規模擴大而可以擺脫這一困境。依托龐大的內需市場，在降低經濟對出口依賴程度的同時，通過發揮中國製造業“母市場效應”這一規模經濟優勢，對於優化中國製造業出口結構，促進產業結構升級，提高中國製造業產品的競爭力都有著極其重大的意義。

　　為了進一步擴大內需，在供應端應該建立起產業鏈的閉環。產業鏈包含價值鏈、企業鏈、供需鏈和空間鏈四個維度，四者之間存在著上下遊關係和相互價值交換的關係。以內循環為主導，就是著重在建鏈、強鏈、補鏈、延鏈、固鏈上下功夫。以中高端製造業產業為重點，統籌研究全產業鏈條發展，挖掘製造業發展潛力，促進產業做大做強。在需求端應頒布相關政策提高居民收入，降低其支出和負擔，有效提升消費能力。

　　在構建新發展格局戰略提出以來，一直有重啟“閉關鎖國”的聲音發出。事實上，強調以內循環為主體絕不意味著不要外循環。作為全球最大的製成品出口國，以內循環為主體的製造業轉型仍然無法脫離外循環。轉型中的製造業積極參與國際市場競爭，不但可以獲得更廣闊的市場發展空間，而且可以發現領先用戶的新需求及前沿技術發展帶來的市場機遇，全球市場競爭的壓力也能夠促進內循環不斷提高效率。只有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和兩種資源更好地聯通，才能實現更好的可持續發展，有效形成新發展格局。

　　首發於金融時報

　　作者連平為植信投資首席經濟學家兼研究院院長，羅奐劼為植信投資研究院宏觀高級研究員

　　(本文作者介紹：植信投資首席經濟學家兼研究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