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帶來“大中斷” 全球化還能持續嗎？

中國海洋大學特聘教授、海洋發展研究院院長 龐中英

未來的歷史學家或許會把2020年3月11日稱為歷史性的日子。這一天，世衛組織（WHO）在瑞士日內瓦宣布新冠病毒疫情已構成全球大流行。新冠病毒借助已有的全球化，出人意料地橫掃全球系統。全球系統是人類的“公域”，全球化在帶來全球福利的同時，也帶來“公域悲劇”。新冠疫情是一場前所未有的全球“公域悲劇”。

為應對危機“閉關鎖國”“大中斷”消極後果顯現

新冠疫情大流行確實“大中斷”了冷戰結束以來的這輪全球化。疫情中，世界面對的嚴峻現實是，各國采取各種臨時的“閉關鎖國”措施強行中斷了全球化。大流行前，儘管遭受了各種抵製，甚至在有的地方被部分“去除”，但整體的全球化僅是放慢速度或者收縮規模，並未發生系統性或者結構性的停頓。

在此次抗疫行動中，儘管WHO、聯合國以及聯合國體系也在“全球層次”上應對大流行，但是在世界範圍內，對危機的應對主要是在“國家層次”上，顯示了深刻的全球治理悖論。

第一，疫情大流行前，現有全球治理機構包括WHO本身，已經遭到不同程度的削弱或者陷入某種危機，如世界貿易組織（WTO）上訴機構在2019年12月“停擺”，而受到削弱的全球治理機構對這場危機的應對，總體看是乏力的。

第二，各國在體制和政策上不同，疫情不同，在國內層次上的治理儘管有一些共同性，但卻各自為營。各國之間的抗疫合作主要是在雙邊。與2008年至2010年應對全球金融危機大不相同的是，二十國集團（G20）等多邊合作平台未能實現各國在宏觀政策上的最大限度協同，僅是一種存在感的顯示，具有協同性的全球集體抗疫行動並未產生。

第三，疫情中，原來的大國之間，尤其是中美之間的競爭和衝突不降反升。這與“大流感”發生後的1918年形成明顯差別。1918年，在造成大量死亡病例的“西班牙大流感”面前，第一次世界大戰的交戰各方不得不走向終戰，國際聯盟誕生。

隨著疫情的演變，“大中斷”對現有全球化的消極後果逐漸顯現。從2017年以來，美國川普政府奉行抵製全球化的21世紀“經濟民族主義”路線。20世紀90年代，美國克林頓政府奉行全球化的政策，加速了全球化到達高峰。與此同時，全球化的對立面即“反全球化”也逐漸出現。1999年，在美國西雅圖爆發了首次反全球化示威。

川普政府對全球化的打擊政策，一開始並沒有“感染”很多國家，很多國家仍然奉行支持全球化的態度，包括支持WTO等多邊體系，仍然希望全球化的繼續，包括反對貿易保護主義。如今，在新冠大流行的世界大停擺下，各國政府無論經濟體是大是小，無論對待全球化的態度如何，似乎都不得不為最壞的未來做準備，眼下的應急政策調整和針對長期的結構調整都更多著眼內部。

目前，在新冠疫情仍然沒有結束的情況下，本著與病毒共存的悲觀預測，各國政府都在試圖“重啟”國內經濟和社會生活，因為經濟活動和社會流動的停滯，可能比新冠病毒帶來的危害更大。

這種“重啟”是否包括重啟陷於“大中斷”的全球化？世界重啟的題中應有之義包括重啟全球化，但與國內經濟和社會的重啟相比，全球化的重啟可能困難重重。

中美經貿幸免“大脫鉤” 中國經濟“雙循環”發展

遭受疫情打擊的相關方，在重啟全球化上的立場並不一致。新冠病毒大流行成為抵製自由貿易、重回孤立主義勢力的有力借口。他們以此為理由不再參加此前的區域貿易談判，甚至加快步伐退出現有的全球多邊貿易體制。

全球化如果不能盡快重啟，意味著暫時的各種“閉關鎖國”措施不幸終結了全球化，高度依賴全球化的各種開放經濟體面對著原有經濟增長不可持續的大變局。

在新冠病毒大流行前，中國和美國兩國政府在2020年1月15日達成了《第一階段經濟和貿易協議》。這一協議有助於避免中美兩國經濟和貿易上的“大脫鉤”。協議簽署以來，幸運的是，在疫情下，中美雙方在“共同落實”各自的承諾，尤其是落實與農產品有關的條款。

過去30年，全球化的主要驅動力是中美兩大經濟體之間依據互補、互利原則的經濟融合。中國2001年加入WTO和2008年至2010年在治理全球金融危機中的關鍵角色，大大加強了與美國的經濟關係。但不幸的是，疫情期間，中美之間在其他方面，尤其是在科技和金融方面的“脫鉤”趨勢，如自由落體般下行。

2020年6月18日，國務院副總理劉鶴在第十二屆陸家嘴論壇開幕式的書面致辭中指出：“一個以國內循環為主、國際國內互促的雙循環發展”的中國經濟新格局正在形成。針對新冠疫情之後全球化重啟的困難，“雙循環”論是中國的戰略新安排。

走出複合困境需新思維 中國仍然將是中堅力量

展望未來，在新冠疫情大流行之後的世界，中國仍將是支持全球化的中堅力量。

在微觀層次，一些在這輪全球化中誕生和成長起來的企業，在中美關係下行和新冠疫情的重創下，仍然堅持全球化策略。他們的堅持難能可貴，也許會為新冠疫情大流行之後的世界經濟帶來希望。

我們一度嚴重忽視了20世紀90年代初起步的這輪全球化的“先天缺陷”和後天問題。由於氣候變化和不平等性的加劇，新冠疫情前，人們已經呼籲通過治理氣候變化、調整社會不平等性等維持、促進世界發展的可持續性。

如果我們真的希望未來世界仍然是各國相互聯繫、守望相助、共存共榮的，就必須正視這輪全球化內在的複合困境並著手根本克服這些困境。這些困境包括但不限於美國哈佛大學著名政治經濟學家羅德裡克指出的“全球化的三重困境”：深度的全球經濟一體化、世界仍然是由一個個國家和社會組成的，以及具有各自不同的體制和政策之間的深刻衝突。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之後，各方需要新思維、采取新措施走出全球化的複合困境。

不管是否喜歡全球化，不管人們曾經熟悉的全球化是否終結，世界本來的複合性並不會改變。複合世界的未來不是取決於任何行動者或攸關方的單邊行動，而是各種行動者或攸關方在複合的世界體系中的互動。這些互動如果不是惡性循環而是良性循環，我們仍然可以共享全球化帶給整個世界的普惠。

全球化面臨轉向創新 內在悖論恐仍在重複

在新冠疫情大流行下，值得我們注意的是世界上正在發生的變化。這些變化是否將代表著未來，是否是結構性的轉變，是否將持續下去，現在還不好說。

汲取這次疫情的教訓，一些國家今後不再希望依靠全球化來解決諸如藥品和醫療用品的開發、生產和供應，而是試圖轉回本國生產。藥品和醫療用品可能成為第一批“去（目前狀態的）全球化”的行業。

很多經濟體聲明，疫情後要戰略性地“多樣化”對外經濟聯繫，尤其是要減少對某些巨型經濟體的深度依賴。一些原來高度集中在中國生產和銷售的製造業全球公司，如果短期內難以“回歸美國”的話，也可能為規避中美衝突的風險而轉移到諸如東南亞等相對安全的地區。如同“貿易轉移”和“貿易創造”的原理，全球化已經發生和正在發生重大的轉向和重大的創造，這些轉變也許代表了未來全球化的某種形式和內容。

不過，現在作為觀察者的我們仍然非常不清楚的是，在各個國內層次和各種全球層次上，全球化本來一直存在的內在困境是否將在轉向和創新中得到至少部分的有效克服。對此，我並不樂觀。全球化可以改頭換面，但內在的悖論卻在重複。

這是一個一定要避免犯下戰略性錯誤的時刻。這是一個正確汲取教訓的時刻。這是一個決定我們的未來是否可持續和平與可持續發展的時刻。人們不能從完全肯定全球化的一邊跳到完全否定全球化的一邊。我們要堅持和推動全球化的正確方向，也要治理全球化的陰暗面。

集體行動總是遭遇困境，多邊合作並非易事。但是，集體行動的問題是能夠解決的。在這個困難時刻，我們要對聯合國、國際經濟組織、世衛組織等代表的全球集體行動要有信心。

現在世界不乏呼喚多邊主義、多邊合作的各種積極、理性聲音。這些聲音是我們對世界的未來樂觀的理由。但是，僅僅呼籲多邊主義是不夠的，多邊行動才是至關重要的。

作者簡介

龐中英，中國海洋大學特聘教授、海洋發展研究院院長。曾任美國布魯金斯學會訪問研究員、德國法蘭克福和平研究所高級研究員和法蘭克福大學客座教授。長期研究全球問題、外交理論與實踐等，近著有《中國經濟發展與世界秩序之間的關係》、《中國與國際秩序的未來》、《國際領導的悖論》、《全球治理“百年未有的大變局”》、《中國外交政策的轉型》等中英文期刊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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