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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江蘇兩省爭霸:憑什麽最終勝出的是廣東?

  來源:招商引資內參 

  編者按:

  走出廣東省,只要你說“我是廣東人”,其余各路省份的朋友們都會對你報以羨慕嫉妒恨的眼光,然後發自內心的由衷感慨:廣東好啊,廣東有錢。仿佛這已經是各地人民的共識。

  從數據上看,廣東也確實很牛逼。2017年全國各省份GDP成績單出爐,廣東甩江蘇超浙江,再次榮膺全國第一名。“老二”江蘇不服氣了,“因為你們廣東有四大天王(深圳、廣州、佛山、東莞)撐著,光是這四大城市的上市公司就比我全省的還多,否則一眾小弟城市怎麽可能超越我?!

  但仔細想想,作為中國改革開放的先驅省份,廣東能蟬聯第一的因素僅僅如此嗎?今天這篇文章,帶大家一起來重新認識-廣東。

  先說廣東,從前陣子公布的經濟數據來看,廣東去年全年GDP達到8.99兆,名義GDP增速超過11%,佔全國總GDP份額高達 10.5% 。

  這數據有多逆天呢?以2016年廣東全年GDP為80854億,2017年一年增加了9150億,相當於一年增加一個卡達全年的GDP。

  至於9兆的總量是什麽概念?2017年韓國GDP折算為人民幣約為10兆,排名全世界第十一位,按照廣東的GDP增速,2020年前,廣東可以超過韓國。

  再來看看江蘇。2017年,江蘇全年經濟增速僅為7.2%,GDP總量約為8.59兆。

  2012年左右開始,江蘇恐將超過廣東成為全國經濟第一大省的輿論一度甚囂塵上,媒體稱之為“粵蘇爭霸”。

  爭論持續時間一直到2017年之前,這場爭論之所以官方民間一直頗有興趣,不只是因為所謂第一把交椅的歸屬權,更主要的是,粵蘇背後似乎意味著兩種不同發展模式甚至兩種不同經濟路徑的選擇。

  在當下這個節點,比較公允的階段性結論是:所謂“粵蘇爭霸”,可以告一段落了,至少在2018年年初這個時間點,廣東把江蘇全面甩到了身後。

  一、為什麽江蘇跟廣東不是一個量級?

  有人說,現在都不大提GDP了,經濟總量不能完全說明問題。但是,在區域經濟體實力比較時,經濟總量還是最重要的指標。

  實際上,所謂“粵蘇爭霸”的起源就來自於經濟總量的比較。2008年時,廣東GDP領先江蘇0.58兆元,其後7年,差距逐年縮小,到2015年,雙方差距縮小到只有0.26兆,看上去江蘇已經觸手可及。從2012年起,江蘇可能超過廣東的輿論開始起來。

  2016年是轉捩點,從這一年開始,雙方的GDP總量差距重新拉大。2016年雙方差距回到0.34兆,而到2017年,這一差距進一步拉大,達到0.4兆。

  在經濟總量數據之外,還有多個數據表明廣東全面甩開江蘇,坦白講,除了GDP總量跟廣東在一個層面,江蘇其他經濟數據跟廣東都差很遠。

  譬如,頭部城市的經濟數據。2016年,深圳經濟總量已經躋身全國經濟第三城,2017年,深圳GDP高達2.2兆;深圳閃耀的同時,廣州仍然難掩光芒,2017年全年GDP2.15兆。相比之下,江蘇的頭部城市蘇州、南京無論是總量還是增速還是全年經濟亮點都不是一個量級。

  譬如,兩省財力比較。2017年,廣東一般公共預算收入達1.13兆元,相比上年增長9%,而江蘇這一數據只有8172億,增速只有4.6%。雙方差距達3000億。

  譬如,兩省明星企業比較。2017年,世界五百強企業數量,廣東11家,江蘇4家;在A股和港股IPO的新上市公司,廣東113家,江蘇68家;2017年,廣東上市公司總市值高達14兆,而江蘇只有4兆。

  圖1:廣東的世界五百強上榜企業

  頭部上市公司更是差距甚遠,騰訊當前總市值已經高達4兆(相當於江蘇全省上市公司總市值),而江蘇上市公司市值第一的華泰證券不到1300億,在廣東甚至排不進前十五名。

  圖2:2017年廣東上市公司市值前十強(統計時間截止2017年12月,數據來源同花順)

  巨集觀數據往往是微觀數據的加成。實際上,如果再對比更微觀數據,比如:汽車、物流、航運吞吐量、新開工項目、廣義貨幣餘額增速等,廣東都展現出更強勁的勢頭。

  一句話,至少在經濟表現上,兩省並不在一個級別。

  二、不是江蘇不行,是廣東太強

  本文並不是要地圖炮。江蘇是全國排名第二的經濟大省,在廣東之外,無論跟哪個省PK,無論哪項數據拎出來,江蘇都不落下風。實際上,即使江蘇2017的經濟表現與外界期待確實有落差,但跟多數省份相比並沒有實質差距。

  所以,也許並不是江蘇表現有多不好,而是,廣東實在表現太過亮眼。

  廣東為什麽這麽強?我認為,原因有兩個:

  其一,廣東在全國主動率先進行艱難的經濟轉型,同時率先擁抱數字經濟、創新經濟;

  其二,廣東改革開放四十年裡形成的文化、政策、制度底蘊的厚積薄發,使其面對多變的經濟情勢時,總是遊刃有余,這是更重要的原因。

  2007年,廣東就開始實施雙轉移戰略,也就是產業轉移和勞動力轉移。雙轉移的目的,說白了就是把落後產能、產業逐步淘汰,培育和引進新興產業。

  遠在十一年前,廣東時任主政者就開始考慮經濟轉型,相當有勇氣和遠見(在這裡要致敬一下汪帥)。要知道,那幾年是中國經濟史上無法超越的高峰,經濟增長率年均11%,可謂盛世繁華,而所謂經濟轉型,聽上去好聽,其實要面臨非常強的陣痛。

  要淘汰落後產能、產業,傳統增長路徑依賴一定會被打破,而新興產業培育、創新經濟增長,都有一個較長的周期,這二者的銜接段,就是所謂陣痛。

  陣痛的確來了。2011年之後,廣東經過相對比較低迷的幾年。2011年到2015年,這五年裡,江蘇平均每年經濟增速達到9.6%,而廣東平均每年只有8.5%,五年五倍乘數,雙方差距越來越小。這就是那幾年,為什麽一直會有唱衰廣東的聲音,同時,為什麽也一直有唱多江蘇的聲音。

  但是,廣東挺了過來。一旦陣痛過去,一旦新經濟形成新動能,廣東的經濟就迎來強勢反彈。

  2016年、2017年,廣東經濟一路高歌。到現在,以廣東的基礎體量,居然能達到超過11%的名義增長率,經濟總量達到全國近11%,同時,貢獻了包括騰訊、華為、中興、比亞迪、大疆無人機、華大基因在內的一大批國內頂級科技創新企業。

  廣東一貫是中國經濟的一號發動機,如今這台發動機的動能看上去有增無減,廣東對中國這輛經濟大車的牽引力又上了一個段位。

  要說起來,廣東的大招聽上去不新鮮,如今所有人也都在說,說轉型,說更新。但廣東人是真乾,而且不怕痛。

  翻看廣東媒體近幾年的報導,有一個明顯趨勢,對新經濟的報導偏好越來越大,對政府在科技創新上的投入,對高科技企業的報導越來越多。

  2016年廣東高新技術企業已經達到2萬家,位居全國第一,而據《南方日報》最新報導,2017年,廣東省新增國家級高新技術企業就高達1萬家,專利申請總量2016年已經高達50萬件,居全國榜首。

  此外,廣東研發投入經費以平均每年13%的速度增長,研發投入佔GDP比重已經達到發達國家的水準。

  圖3:中國各省市數字經濟指數排名,數據來源《騰訊2017中國數字經濟報告》

  誰能引領科技創新,誰就擁有未來。而擁抱新經濟的前提是意識思想上做好準備,同時,敢於斷掉舊經濟路徑依賴。當廣東提前十年全面擁抱新經濟,很多其他省份卻仍然沉浸在傳統經濟增長方式帶來的紙面繁榮上。

  一反一正,差距巨大。

  仍拿江蘇舉例,根據騰訊研究院的《2017年中國數字經濟報告》,中國各省市數字經濟指數最高的是廣東,高達54.23(按照騰訊的計算,每增長一個點,GDP增長1406億元),而江蘇的數字經濟指數只有14.27,雖然排名第四,但距離廣東有巨大差距。

  實際上,數字經濟佔廣東GDP總量已經超過一半,對廣東經濟的增長貢獻巨大。

  三、廣東是怎麽重回巔峰的?

  說到這裡,不免還是要提及當初的爭論。

  當年“江蘇經濟總量即將超越廣東”的論調甚囂塵上時,江蘇模式PK廣東模式一直是熱點(也常常表現為代表城市蘇州模式和深圳模式的爭論)。相當一部分學者各持己見,雙方互有唱空唱多。

  簡單說,蘇州模式奉行“拿來主義”,政府強主導,吸引外來資本和技術,深圳模式則強調本土內生創新力;大而廣之,所謂江蘇模式更偏重政府資源配置、政府大規模投資、國企主導,而廣東模式相對更偏重社會資本和民間投資,尊重市場自發秩序,倡導服務型政府。

  這輪近十年的PK,結果不言而喻,顯然,深圳風頭蓋過蘇州,而廣東經濟亦更勝一籌。

  我認為,從結果上看,廣東模式最大的優點在於,這種模式市場內生動力更足,導致整個生態系統的抗風險系數和內生創新動力都更高。

  江蘇的產業層次和產業門類其實也相當齊全,但在內部聯繫的緊密程度、經濟生態的活力程度上,廣東明顯更優。

  羅振宇在2018年跨年演講時提出一個“熱帶雨林理論”。亞馬遜熱帶雨林有很多全世界其他任何地方都沒有的生物,這是因為,它是一個自發生長起來的獨立生態系統,由於足夠大,系統內部陽光雨水土地等生長要素足夠多,這裡的生物多樣性異常發達,而它抵禦外部環境吞噬的能力也非常強。

  某種程度上,廣東就是一個具有極強內生動力的經濟生態系統。

  它以深圳為創新經濟及金融中心,以廣州為航運、物流、交通以及文化教育中心,以佛山、東莞、中山為製造業中心,以粵東西北為經濟腹地,功能齊全,分工緊密,金融造血功能強大,產業門類層次豐富,同時,政府與市場形成良好的關係。一旦形成這樣的經濟生態,廣東經濟會愈發呈現馬太效應,會有更多的資本、人才湧入,抗風險能力也會更為強大。

  而在東三省、中部地區甚至長三角的某些地區,之所以容易出現經濟的大起大落,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其經濟基礎薄弱、產業體系單一,沒有形成具有內在動力的穩定經濟生態。

  因此,市場打個噴嚏,這些地區就要重感冒。東三省以及山西這類資源型、國企主導型經濟省份這兩年的情況極為艱難。

  中國近幾年提出要建立數個大規模城市經濟群,目的就是在每個城市經濟群內部形成如廣東般健康的經濟生態體系。

  所謂經濟新常態,其實就意味著整體經濟紅利的邊際遞減,無論是勞動力紅利、資源紅利還是國際貿易政策紅利,中國經濟都逐漸進入一個新的動態均衡。在這種均衡裡,發展方式越粗放、經濟基礎越薄弱、社會意識越閉塞的地區,有利因素就越遠離它,它就越容易被拋下。

  反之,經濟基礎越好,社會意識越開放,人們思維和知識越活越的地區,有利因素就越會積聚。東三省和中部相當部分地區的經濟下滑就是佐證,江蘇經濟的下滑也是證明。

  廣東的經驗對全國各地都應該是啟發性的,但現實是,創新經濟、自由市場、有限政府,這些觀念說起來容易,要真正改變絕非一朝一夕之功。

  尊重市場、解放思想、釋放活力,這就是廣東經濟重回巔峰的根本原因,但恐怕也是其他地區想學也不太好學的智慧。

責任編輯:張海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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