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超：對2023年我國財政貨幣政策的總體判斷

　　文/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李超

　　近日，中國財富管理50人論壇青年學術論壇舉辦“2023年如何做好財政貨幣政策協調配合”專題研討會，就2023年我國面對新的國內外經濟金融形勢，應當如何統籌協調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在宏觀經濟治理中的職能定位、如何把握好財政貨幣政策的力度、如何優化財政貨幣政策工具結構以及財政貨幣政策如何平衡好穩增長與防風險之間關係等一系列問題深入研判。浙商證券首席經濟學家李超出席會議並作專題發言。

　　李超認為，現代銀行制度的貨幣政策目標調整為幣值穩定、充分就業、金融穩定以及國際收支平衡，經濟增長不再作為央行貨幣政策的最終目標。因此，李超建議，央行貨幣政策將更多關注維持充分就業，在我國失業率水準沒有大幅上升的情況下，不應預先頒布特別寬鬆的貨幣政策。李超認為，在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目標下，經濟結構的調整要求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相互配合，鑒於廣義的財政政策支出難以增加，同時又將面臨土地出讓金缺口等問題，未來貨幣政策在結構調整中將發揮非常重大的作用，因此需要建立有效機制，在框架內解決風險防範的問題。

　　對未來2023年財政貨幣政策的總體判斷，主要介紹兩方面內容。

　　第一，在現代中央銀行制度約束、我國經濟增長目標淡化以及當前就業預期下，貨幣政策不會過於寬鬆。

　　在現代中央銀行制度下，貨幣政策目標有所變化。周小川行長曾在IMF年會上向各國央行的行長解釋，中國央行貨幣政策有七個最終目標，分別是：經濟增長、物價穩定、充分就業、國際收支平衡、金融穩定、發展金融市場以及金融改革開放。今年，易綱行長在貨幣政策執行報告中提出現代中央銀行制度的貨幣政策最終目標，已精簡為四個目標，分別是幣值穩定、充分就業、金融穩定以及國際收支平衡。對比發現，發展金融市場和金融改革開放這兩個轉軌特殊時期的目標消失了，另一個非常重大的變化是經濟增長不再作為最終目標。從其他國家的貨幣政策最終目標來看，美聯儲、歐央行、英格蘭銀行、日本央行等這些已經步入現代中央銀行制度下的經濟體，都未把經濟增長當作最終目標。

　　對中央銀行而言，過多地關注經濟增長會無法兼顧物價、國際收支和金融穩定等目標的實現。如果經濟增長不再作為貨幣政策首要目標，就業仍然是驅動貨幣政策寬鬆的宏觀變量，如果調查失業率真的突破閾值，央行還是會采取寬鬆的貨幣政策。

　　展望2023年，中央銀行更多的政策重點還是在維持充分就業上，我們預計2023年調查失業率大概是在5.2%的水準，從這個方向上來看，較難形成特別大的寬鬆貨幣政策。

　　第二，貨幣政策將在未來結構調整中發揮非常重大的作用。

　　我國的經濟發展仍然是一個中心性的問題，經濟發展是要尋求更優化的高質量發展，這個高質量發展就是結構調整。

　　當前的結構調整主要體現在“告別房地產，擁抱製造業”，這個巨大的變化需要貨幣政策發揮關鍵性作用。對此有兩個重大抓手：一個是央行，一個是央企。央企解決的是市場失靈的問題，中央銀行解決的是資金缺口問題。當各個領域在結構調整中出現發展、調整、資金缺口等問題，都需要中央銀行去補足。

　　2023年結構性的貨幣政策會越來越明顯，各類的再貸款都會出現。例如，9~10月份，PSL（抵押補充貸款）再貸款明顯增加，一定程度上起到替代土地財政收入的作用。這一類的再貸款力度有望在2023年進一步加大，這就需要進一步探討財政和貨幣政策配合的問題。

　　展望2023年的財政政策，很難出現廣義財政支出的大幅增加。這主要源於2022年大量的結轉結餘資金的轉入，包括央行上繳利潤和特定金融機構中小企業上繳利潤。2023年，在中央穩定預算調節基金很難進行大規模調節的情況下，正常預算赤字率傾向於上調到3.2%左右，從而帶來部分增量資金，但這並不能完全彌補今年大量調入的結轉結餘資金，對比來看，肯定還需要調入。總體來看，廣義預算赤字大概與2022年基本持平。 

　　但是目前需要解決一個重大問題，即土地出讓收入的大幅下滑。這麽大體量的缺口，還是需要逐步恢復房地產的新發展模式，通過國企、央企的拿地行為恢復大部分，少部分通過其他資金去彌補，包括增發專項債、中央銀行支持政策性銀行“準財政”填補資金缺口等渠道，這對財政政策提出了比較大的挑戰。

　　從未來財政政策、貨幣政策配合的角度來看，政策性銀行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抓手，但是也要注意與過去政府性基金的支出方向進行有效配合。後續還要創設有效的風險隔絕機制，用預算內安排兜住風險，該支出的要支出到位，剩下的政府性基金中相對有靈活性支出的方向，要用“準財政”進行有效替代，才會使2023年財政和貨幣政策穩健運行。

　　(本文作者介紹：浙商證券首席經濟學家。多所知名大學校外導師。曾長期供職於中國人民銀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