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獨大腦 老喻在加
1、
高博士的一篇講話戳中了不少人，不同人的痛點不同。我向來對巨集觀、政經毫無興趣（本人是無害良民），無意指點。不過“類比”這個詞兒，真的很好玩兒。
先過一下高博士的話：
中國人如何理解世界呢，包括很多受過教育的精英在內，中國人認識世界是兩根支柱，一個是陰謀論，沒法平心靜氣很客觀去看待這個世界，另一個是用類比來理解世界，用打比方來理解。
比如去杠杆，我們的市場官員媒體理解它就是收水和放水，用類比理解世界很大問題在於類比是極其不精確的，忽略了大量複雜的細節，很多時候面目全非，牛頭不對馬嘴。
隻說“用類比來理解世界，用打比方來理解”，讓我翻譯一下上面這段話：
1、我們沒有“數字化的自然科學”的土壤與文化；
2、早熟詛咒：在沒有產生一個牛頓式的宇宙觀之前，先已產生了一個愛因斯坦式的宇宙觀；
3、我們喜歡用占星師式的、沒有因果關係的隱喻式推理；
4、我們該人文的時候用科技忽悠，該科技的時候用人文忽悠；
5、我們天天琢磨彎道超車（類比式的），不愛走正道（第一性原理似的）；
6、擅於創造性山寨，然後試圖摧毀原創；
7、我們缺乏某種“心原力”；
8、不願意做吃飽了撐著的事情；
9、不願意為自己無法享用的樹蔭種樹。
2、
我在孤獨大腦最早的文章《思維框架》裡，提及了這個話題：
在TED演講上，主持人問Musk：你是如何做到的？這些工程（上述那幾家公司）是如此的天壤之別，規模上有都如此牛逼，那麽一個人到底如何才能夠以這種方式進行創新的呢？
主持人問：你的秘密武器是什麽？
Musk答：
“我在想存在一種好的思維框架（a good framework for thinking），那是物理學的東西，你知道，有點兒像第一原理推理（first principles reasoning），總體來講，我認為存在．．．將事情縮減至其根本實質，並從那裡開始向上理論，和類比推理剛好相反。”
“在我們的生命的主要階段，我們一生都在進行類比推理，這基本意味著複製別人對待微小變化的方式，而你必須那樣做，否則，從精神層面來講，你就無法渡過這一天。”
讓我們先看一下，什麽叫類比推理。
類比推理亦稱“類推”。推理的一種形式。根據兩個對象在某些屬性上相同或相似，通過比較而推斷出它們在其他屬性上也相同的推理過程。
它是從觀察個別現象開始的，因而近似歸納推理。但它又不是由特殊到一般，而是由特殊到特殊，因而又不同於歸納推理。
分完全類推和不完全類推兩種形式。完全類推是兩個或兩類事物在進行比較的方面完全相同時的類推；不完全類推是兩個或兩類事物在進行比較的方面不完全相同時的類推。
這塊我們不深究，簡單對比概括一下：
演繹推理是由一般到特殊的推理；
歸納推理是由部分到整體，由個別到一般的推理；
類比推理是由特殊到特殊的推理。
以2009年國家公務員的考試題舉例。
題目：雜誌對於（ ），相當於（ ）對於農民。
A．報紙 果農 B．傳媒 農業
C．書刊 農村 D．編輯 菠菜
分析：因為我們難以從題目中斷定兩詞之間的關係，只能逐項代入，然後再類比兩詞之間的關係。通過代入我們發現“雜誌對於編輯相當於菠菜對於農民”。兩者間都是“產品和生產者”之間的關係，因此答案是D。
看起來類比還是一種挺高級的東西嘛，高博士和鋼鐵俠為什麽要批評呢？
類比，作為思維的主菜和配菜，區別還是很大的。
這又要說到“科學”話題。
3、
近1000年前，當歐洲仍處於“黑暗”的中世紀，北宋人沈括建設了一個巨大的天文觀測台，和一個華麗的渾天儀，並發起了“大數據”采集工程：每晚3次測量行星的位置，並持續5年之久。
然而，沈括並未利用這些數據去推導控制行星行為的數學規律，而是（在編制日歷之外）試圖找到星相與現實世界線性的、簡單的、無所謂因果關係的關聯性。
李約瑟在他的《中國科學技術史》一書中的“天文學”一章開篇就說：“希臘的天文學家是純粹的私人，是哲學家，是真理的熱愛者（托勒密即如此稱呼希帕克斯），他們和本地的祭司一般沒有固定的關係。與之相反，中國的天文學家和至尊的天子有密切的關係，在政府機構的一個部門供職，依照禮儀供養在皇宮高牆之內。”
《什麽是科學》寫道：
中國天文學的禮學性質，為政治服務、為倫理生活服務這種基本的研究動機，規定了中國天文學的獨特任務和獨特內容。
如果說行星這種天空漫遊者是希臘天文學亟待解決的問題，因而希臘天文學本質上是行星天文學的話，那麽可以說，中國天文學本質上就是天空博物學、星象解碼學、天文解釋學。
自古以來，中國最聰明的智者觀天象以知天下，預測人世間不可知的未來，迄今絡繹不絕。
利瑪竇在他的《中國劄記》中說：“他們把注意力全都集中於我們的科學家稱之為占星學的那種天文學方面；他們相信我們地球上所發生的一切事情都取決於星象。”
從經書、從八卦、從文字、從星相、從抽簽、從黃歷、從五行、從屬相、從時辰、從星座、從血型、從顏色、從數字、從左右、從方向、從節氣、從山水、從房屋、從動物．．．，我們有各種“占卜之術”。大多無法逃離“錯誤歸因”（邏輯謬誤的一種）之嫌疑：
“你從兩個事物可能存在相關性，就得出一個事物是造成另一個事物的原因。
錯誤在於，同時存在的兩個事物未必有因果關係，可能這兩個事物有共同的起因，或者兩個事物根本沒有因果關係，它們直接的共存只是巧合。一個事情比另一個事情先發生同樣不能說明兩個事物肯定存在因果性。”
現實的例子，不勝枚舉。
這類不那麽科學的思維模式，已經成為我們文化基因的一部分。
4、
西方學者分析為什麽“數字化的自然科學”沒有在中國產生，原因之一是：
哲學和宗教的態度分歧。中國的宇宙學家們沒假設有某種不動的第一推動者通過自然法則來管轄宇宙，而是相信天體的行為與凡間的人類社會相關聯。
在黃仁宇看來，20世紀之前中國最大的問題在於名與實之間沒有成功地得到連接。《馴服偶然》的譯者前言裡，提及他的感慨：
中國傳統的治國方式是“間架性的設計”，即不由它“自身做主摸索而成，而是由政治家鳥瞰的態度裁奪”。這種“間架性的設計”被認為是“超時代的政治早熟”。
正如李約瑟評價朱子時所說，在沒有產生一個牛頓式的宇宙觀之前，先已產生了一個愛因斯坦式的宇宙觀。
這種理念應用於社會政治方面，則出現這樣的情況，“一般政令上面冠冕堂皇，下面有名無實。結果則是中國的億萬軍民‘不能在數字上管理’”。
未有牛頓，早有愛因斯坦，讓我想起朱清時院士的演講《物理學步入禪境：緣起性空》：
“這裡海水與波浪的關係，正是弦與音樂的關係。它們也正是物質世界與宇宙本體的關係。當我弄懂了這個道理的時候，心裡充滿了敬畏和震撼。讀到這裡，你可能感到：科學家千辛萬苦爬到山頂時，佛學大師已經在此等候多時了！”
朱院士的演講有其具體語境，以及對宗教的敬意。卻道出了不少人心底對現代科學的情緒：你們這一套，我們的老祖宗早就預測過了，等著你們吭哧吭哧地論證出來而已。
愛因斯坦曾經問一位紐約時報的記者：“為什麽沒有人理解我，而大家又都喜歡我？”
中國有句話可以回答他：畫鬼容易畫貓難。
一個刺耳的聲音響起：智慧的人啊，既然你早早守在山峰上，能否走下兩步看看？
5、
我們堅信現今世界的許多成就都是來自我們老祖宗的。
例如我們的《周易》早就發明了二進製。
戈特弗裡德·威廉·萊布尼茨，德意志哲學家、數學家，歷史上少見的通才，獲譽為十七世紀的亞裡士多德。
他從年輕時候起，就通過廣泛閱讀了解中國傳統文化。1697年10月，法國傳教士白晉與萊布尼茲開始了通信。與通信中，萊布尼茲闡明了自己的二進製觀點。
1701年11月，白晉從北京給萊布尼茲回信，告訴他“伏羲六爻”的排列與二進製記數法的順序相同，附上了伏羲六十四爻排列的木版圖。
隨後萊布尼茲完成論文《關於僅用0與1兩個符號的二進製算術的說明，並附其應用以及據此解釋古代中國伏羲圖的探討》。
萊布尼茲不是二進製的最早發現者。十七世紀初， 英國代數學家哈裡奧特在他未發表的手稿中提到了它。1670年卡瓦利埃裡又一次重複了這一發現。
萊布尼茲重新發現二進製的時間大約是在1672-1676年。他製作了一個紀念章，上面刻寫著拉丁文：
“從虛無創造萬有，用一就夠了”。
由此可看出，萊布尼茲對二進製的極大偏愛存在神學方面的原因。在他看來，一切數都可以用0和1創造出來，這 正可以作為基督教《聖經》所說上帝從“無”創造“有”的象徵。也就是說，從二進位製中，萊布尼茲發現了上帝創造世界的證據。
看看，人類天才也會陷入打比方的“類比”而不能自拔。
拉普拉斯普在《概率的哲學探討》中論說：
“萊布尼茲在他的二進製算術中，看出了創造萬物的影象……他想象：一代表上帝，零代表混沌；上帝由混沌中創造出世界萬物，正如在他的記數法中用一和零表示一切的數一樣。
這個觀念太使萊布尼茲喜歡了，所以他將它提交任中國數學院院長的耶穌神父閔明我，希望因這種創世界的象徵，而使非常喜歡科學的中國皇帝也轉信耶穌教。
我提到這點，目的只在指出，即使是大人物的眼睛，也會被幼稚的偏見所蒙蔽！”
打比方有什麽不好？如果能夠幫助我們思考，引導我們發現未知，不也是為人類造福嗎？
然而，至少在今天，科學家們不這樣認為。
6、
古希臘哲學家留基伯早在公元前5世紀，就提出原子論：萬物由原子構成。他的學生德謨克利特說，這些原子“太小了，因此我們無法感知到它們……它們，或者說這些元素……可見、可感知的物質”得以形成。
“原子論”看起來有驚人的遠見和洞察力。但科學家認為他們只是碰巧撞上了一部分事實而已。
物理學家、諾獎獲得者史蒂文·溫伯格說：
“這些早期的原子論者看似相當超前，但是（一元論者們）‘錯了’，德謨克利特和留基伯的原子理論在某種意義上‘對了’，這種對錯之分對我來說並不重要……
如果我們不知道如何計算物質的密度、硬度或導電性，即使泰勒斯或德謨克利特告訴我們石頭是由水或原子構成的，我們又能在理解自然的路上走多遠呢？”
愛因斯坦和因菲爾德用一個比喻描述了如此“希臘困境”--
古希臘自然世界的探索者們就像：某人非常想了解手錶的機械結構（機制），他卻只能盯著表盤和不停轉動的指針，聽著手錶嘀嘀嗒嗒的聲音，因為表蓋無論如何也打不開。如果他還算機靈，他可以繪製一幅機芯圖，為他所觀察到的一切做出解釋。
但是他……可能永遠都不能用真正的機芯與自己繪製出的圖紙兩相對照。他覺得這樣的對照不僅是不可能的，也是毫無意義的。
這個比喻同樣可以用來揭開我們對祖先如謎般智慧的沉醉，例如陰陽理論、八卦的二進製、能量與氣、混沌．．．．．．這些預言看似領先數千年，但鍾表的外殼依舊緊閉。太平洋的某個小島上的巫師也許有更令人驚訝、更“精確”的預言，也許與“引力波、量子糾纏等等”更加形神俱和。
而我們，來到21世紀，卻還在歌頌數千年前那些似是而非的含糊其辭。
7、
讓我們回到主議題（否則我還會遨遊很久）。
馬斯克相信：“你必須能夠把那些問題‘煮沸’才能從裡面找出那些最基本的東西，這跟那種類比型的推理或者創新完全不同。”
他這話可能有兩層意思。一層是指人們拘泥於漸進式創新；一層是指絕大多數人不能深入到問題的最內核，去從頭思考問題的本質。
例如，研究者發現，人越“聰明”，決策出錯可能性越大。
決策和智商並沒有多大關係。智商越高，越容易產生“偏見”、“自動化反應”等，聰明人太擅長於總結、類比、發現（並不存在的）模式。
聰明人尤其愛犯“類比”的毛病，即：從一種模式中發現另外一種。不是不可以，但你需要從頭演算、驗證一遍，這就是馬斯克所說的第一性原理。
“聰明”的投資者，也很容易掉入類比陷阱。絕大多數投資類理論和案例，都可歸為此類。
但高博士所說、和我要討論的，比這個還慘。
我們討論人文問題的時候，喜歡用科學來類比，什麽量子啊，測不準啊，各種編，各種套，你看世界上凡是有點兒啥新科技，別人實驗室裡剛有點兒影子，我們這邊到處都有，賣給大媽的腰帶啊，鞋子啊，梳子啊，全都用上了。
但是討論科學問題的時候，我們又喜歡用人文。說你們研究科技這麽久，什麽二進製，還不是從我們老祖宗這裡抄的？引力波我們失業工人早就提出了，世界欠我們一堆諾貝爾獎。
科學進步的標誌之一，是允許人們以反科學的形式亂搞。美國也不例外，他們的占星師的數量是天文學家的20倍。
但很少有像我們這樣，是真的亂搞，敢把各種偽科學做成東西賣給你。
所以：
1、我們沒有“數字化的自然科學”的土壤與文化；
2、早熟詛咒：在沒有產生一個牛頓式的宇宙觀之前，先已產生了一個愛因斯坦式的宇宙觀；
3、我們喜歡用占星師式的、沒有因果關係的隱喻式推理；
4、我們該人文的時候用科技忽悠，該科技的時候用人文忽悠；
5、我們天天琢磨彎道超車（類比式的），不愛走正道（第一性原理似的）；
6、擅於創造性山寨，然後試圖摧毀原創；
7、我們缺乏某種“心原力”；
8、不願意做吃飽了撐著的事情；
9、不願意為自己無法享用的樹蔭種樹。
8、
我們該人文的時候用科技忽悠，該科技的時候用人文忽悠。
我們是一個文科生和理科生彼此鄙視的國度。
其實彼此彼此，文科生沒邏輯，理科生沒文化。
人文和科學真的要二元對立嗎？
我們比“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年代更加“重理輕文”。
我們的價值觀裡，仍然和先人們一樣崇尚實用主義的手藝技能，鮮有去做吃飽了撐著的事情的悠閑天才。
在該計算的時候，我們算計；在該算計的時候，我們計算。--凡事計較投入產出。
格雷厄姆，巴菲特的老師，在他即將80歲之際，向一位朋友表達了他的想法：希望每天都做一些“傻事、有創造性的事和慷慨的事”。
這大概是喬布斯之“Stay hungry． Stay foolish”的另一種表述。
這塊也不展開了。著名歷史學家王汎森寫的很好：
人文強調人之所以為人的一些基本的東西。如人的主體性及人的尊嚴、人之道德修養及各個方面自我提升或自我完善的自信與能力、以及人如何增進生命的豐富性等。近代的物質文明，追根究底也是為了豐富人的生命而產生的，怎麽發展到現在變成好像是人文必須要盡可能與科技結合才獲得其意義？而且我們可以想象，如果把人文與科技過度綁在一起，那麽有一天某方面的“科技”出了問題，“人文”的部分該怎麽辦？
事實上人文常常是引導、刺激科技發展的重要驅動力，人類歷史上許多有創新性的探索是人文的興趣與要求促動的。譬如在數字典藏、地理資訊系統（GIS）的技術發展中，有許多最新、最尖端的發展是為了解決人文方面所提出的要求。以統計學為例，過去總是根據假設仿真，但目前統計學有一個趨勢，是對研究實際問題感到興趣，而社會學領域中所進行的大型社會網絡研究，透過實際、大量的樣本發現人的聯結方式的一些非常有趣的現象，給物理、統計學者很多新的刺激。
人文與創造力之間也有密切的關係。我很喜歡閱讀席勒的詩：“通過美的晨門，我們進入真的領域。”席勒可能是說藝術（如詩歌、戲劇）的經驗更能用來喚醒人們，使其意識到自己的道德本性。但我主觀認為這首詩也有另一面的意義，即通過“美”，也可能更方便地進入創造嶄新知識（真）的領域。
9、
為防止各路杠精（難道類比一點兒用沒有？難道美國人就不類比？），也說幾個類比好的地方。首先類比作為一種推理方法，本身無罪。還有：
舉例a：跨行業思考
例如，在線教育從業者，會使用場景類比分析法，通過類比音樂產業中的線上單曲銷售，來探索這種模式是否對高校有借鑒意義。
舉例b：利用心智的說服模式
例如拚多多說自己是“好市多”+“迪斯尼”。
舉例c：作為學習的技巧
對於完全不懂生物學概念的小白來說，“原始且未特化的細胞、未充分分化、具有再生各種組織器官的潛在功能的一類細胞”可能太過於抽象，不如舉個類比生活的例子：
一塊麵團，濕潤時它可以捏成各種形狀，捏麵團的過程是分化、特化的過程，捏成的成品，就是各種組織細胞，而最初的麵團，就是幹細胞。
這樣一來，即使是小白，也能聽懂了。
你可能會問了：“這個概念，我明明是懂的，何必要簡化到這種程度呢？”
不，這是有必要的。這種類比可以讓你的理解更為牢固。早有實驗證明形象思維在學生技能學習上的促進作用，此外，它還能提高人們的創造力，特別是在新穎性方面。
（這個案例是引用。）
舉例d：作為思考的腳手架
愛因斯坦在一封信中回顧自己在思考一些物理學問題的經驗的時候告訴對方：有時他的思考不以數字、字母為載體，恰恰用的是影像。
但你用完了要拆掉呀。
最後
愛因斯坦記性不好，在科學上，他偏向於第一性原理而不是所記得的結果出發來展開工作。例如，遇到與引力有關的問題，他從牛頓理論的基本公理出發，在這個基礎上繼續前進，而不是試圖記住已經得出的結論。
我沒有查到愛因斯坦的“第一性原理”的英文原詞，但猜測其與馬斯克的“第一原理推理”是類似的意思。
羅伯特·克里斯說：物理學家要接受在作出決定之前進行調查的訓練。律師、廣告商和其他人則被訓練成去做恰好相反的事：為證實已經作出的決定尋找資料。
芒格也是個超級物理迷，他的傳記裡這樣寫道：
芒格接觸到了物理。‘它真是讓我大開眼界’他說。雖然芒格只上了初級班，但解決問題的物理學方法卻在他的腦海中留下了永久的烙印。”
永遠用最基本的方法去尋找答案——這是一個偉大的傳統，也為這個世界節省了很多時間。當然，問題會很棘手，你必須學會任勞任怨地工作才能解決它們。
我一向喜歡這個詞兒，對我，它意味著踏踏實實地坐下來，直到解決問題為止。
新浪聲明：新浪網登載此文出於傳遞更多資訊之目的，並不意味著讚同其觀點或證實其描述。文章內容僅供參考，不構成投資建議。投資者據此操作，風險自擔。責任編輯：陳悠然 SF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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