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永林：那些與情欲繾綣一處的審美

那些與情欲繾綣一處的審美

文/呂永林

原刊《上海文化》2014年九月號

一

>>>審美的蜜與毒

陳清揚的裸體美極了。

多少年後又一次翻看王小波的《黃金時代》才發現，以往無論作者讀者，都中了一種叫作審美的毒而不自反——非但不自反，簡直是義無反顧。個中原因或許在於，此毒之於我們，猶如納博柯夫筆下的“洛麗塔”之於“亨伯特”，是令紅塵顛倒的腰胯之火，是生命之光，是罪孽，是靈魂，它從來就滲透在創造者的字裡行間，解構者的文本深處，反抗者的有意無意之中。近十多年來，“王小波門下走狗”眾多，《黃金時代》也一度被稱為“中國當代文壇最美的收獲”，然而至今未見有誰提起，王小波對陳清揚之“美”的配置，既是解藥，也是毒，且一直貫穿於作家本人所宣揚的“三大基本假設”之內。儘管在“第二個假設”中，王小波嘗作如是自白：“我很喜歡女孩子，不管她漂亮不漂亮。”[1]然而小說的實情卻是：在《革命時期的愛情》裡面，女主人公“X海鷹”雖然長相一般，身材卻棒，而“姓顏色的大學生”則十足是一位美女，至於《尋找無雙》裡的“無雙”（成長蛻變後的）和《紅拂夜奔》裡的“紅拂”，也都是漂亮女子。[2]

如果單就異性審美這一片面的話題而論，我認為，王小波的《懷疑三部曲》可謂並無多少懷疑意識與批判精神。相比之下，《我的陰陽兩界》倒是先鋒得多，在這篇小說中，“王二”對“小孫”之“好”的重視實實在在地穿透了他對“小孫”之“美”的重視，而這恰恰是一個連《黃金時代》裡的“偉大友誼”都未能徹底完成的壯舉。在《我的陰陽兩界》中，“審美”的旨趣不再像在別的小說中那樣，總是擁有一種秘而不宣的霸權，而是讓位於一種可名之為“審好”的敘事衝動和倫理需要。“我覺得她是好的，這世界上好的東西不多，我情願為之犧牲性命。”這是一句與眾不同的情話，“王二”這句情話的根本所在，可用另一個句子來挑明：“唯一可能的解釋就是我覺得她是自己人，她也覺得我是自己人。”所謂“自己人”，其根本就在於“李先生”所說的“我們”和“他們”的區別——“對無聊的問題是否充耳不聞”。當然，“小孫”長得也不賴：“她梳了個齊耳短發，長得白白淨淨，還是蠻漂亮的。”儘管如此，在《我的陰陽兩界》的絕大部分文字中，“小孫”之“好”依然構成了她的首要特徵，而“王二”對小孫之“好”的喜歡和渴望也似乎越出於他對小孫之“美”的喜歡和渴望之上。

王小波《黃金時代》，花城出版社1999

令人遺憾的是，小說收尾之前，這種“審好”的強度卻在不斷減弱，並且最終，在一場未被言明的“美好之爭”當中，王小波還是選擇了一條既“美”又“好”的理想化敘事。即把“美”和“好”捆綁一處（二位一體），從而避開了在“美”和“好”的衝突間進行非此即彼的選擇。在這個意義上，一些發表於1950年代的作品，如鄧友梅的《在懸崖上》和宗璞的《紅豆》等，反倒顯得更加富有某種直面“慘淡”的味道，雖然它們各自所提供的解決之道也並不十分高妙。如今回頭去看，《在懸崖上》等社會主義“愛情故事”留給我們的歷史教訓是：對於人類文明史上持存久遠的“美好之爭”，朝向社會主義革命總體性的壓抑與升華非但未能徹底解決問題，反而最終成為審美性情欲在1980年代迅猛登台的直接動因之一。[3]而1980年代以及1990年代留給我們的歷史後果在於：許多時候，無論作者還是讀者，大家都不得不去面對一個嚴酷的現實問題——種種與情欲相關的審美衝動和種種社會資源分配體系一同生產出對每我們個人的細密編織，並建立起一種無比甜蜜而陰險的“審美的暴政”。毫無疑問，包括《黃金時代》在內的諸多王小波作品，也已然被嵌入到這一歷史性的脈絡之中。

姑娘姑娘 你漂亮漂亮

警察警察 你拿著手槍

你說要汽車 你說要洋房

我不能偷 也不能搶

我只有一張吱吱嘎嘎響的床

我騎著單車帶你去看夕陽

我的舌頭就是那美味佳肴任你品嚐

我有一個新的故事要對你講

孫悟空扔掉了金箍棒遠渡重洋

沙和尚駕著船要把魚打個精光

豬八戒回到了高老莊身邊是按摩女郎

唐三藏咬著那方便麵來到了大街上給人家看個吉祥

姑娘姑娘 你漂亮漂亮

警察警察 你拿著手槍

你說這個故事不是香腸

我知道這個夕陽也披不到你的身上

我不能偷 也不能搶

我不能偷 也不能搶

姑娘姑娘 你漂亮漂亮

警察警察 你拿著手槍

姑娘姑娘 姑娘姑娘

你鑽進了汽車你住進了洋房

你抱著娃娃我還把你想

交個女朋友 還是養條狗

不用說，在對當前社會分配形式及其意識形態宣泄不滿的意義上，何勇這首《姑娘漂亮》無疑是一首令人側耳的抗拒者之歌；但是，在維護和傳承審美之毒的維度上，《姑娘漂亮》卻又是一首服從者之歌，因為它所迸發的不是反抗，而是一如繼往的沉溺與失敗。無論有意無意以及承認與否，在漫長的與情欲相關的審美路線上，眾人似乎更願意同中年葉芝逆向而行。

二

>>>審美者的失樂園

不知自何時起，審美這樁充滿風險且浸透著人類社會等級製氣息的事業，被所謂智識階級大張旗鼓地擎舉起來，並將其導入各級各類的教育體系當中四處播散，風氣彌漫之深之遠，從一本本我們打小誦讀的語文課本可見一斑。[4]對此，廣大文藝工作者似乎抱著一種天然的樂觀態度，認定審美可使人向善、求好、得自由，是啟蒙的利器，治病的良藥。有論者甚至稱：一個人如果不懂得審美，就是一個有缺陷的人；幼兒期是人的審美敏感期，審美教育也理應從娃娃抓起。對此，我常常感到疑慮，尤其是在與情欲相關的審美領域。

朋友Z君幾年前曾跟我講起他的寶貝兒子，說小家夥臉蛋長得很肉，肥嘟嘟的，有位鄰家小姑娘，比Z君兒子大不了幾個月，每回在小區裡相遇，都會撲過來在弟弟臉蛋上“啃”上幾口，可見小朋友皮膚之嫩之好，以及何等討人喜愛。Z君之樂，在於幸福的誇讚與回味，同時也是一說了之，無甚深意。然而這件趣聞我卻至今不能忘懷——我始終不明白，對一個兩三歲大的小女孩而言，Z君兒子的幼嫩肌膚究竟意味著什麽？

我也時常記起齊澤克講過的一樁樂事。他說在他兒子很小的時候，有一次，父子倆一起經過一個報亭，亭子上貼著一張很大的海報，上面畫了個一絲不掛的美女，雙腿跨在哈雷摩托車上。於是兒子喊道：“快看，多棒啊！”然而他注意的並不是那個女人，而是哈雷摩托車！齊澤克講起此事的本意是要交待1980年代斯洛文尼亞（屬前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聯邦）的時代境況，他調侃說，某些前社會主義國家的公民在社會主義的最後十年過得最好，除了擁有國家資助的食物、住房、工資、文化，人們還享受著可以抱怨政府的樂趣。“有三年時間，是絕對的自由自在，那時還沒有現在這樣的規章條例來管理赤裸裸的色情文化，當時到處都是報亭，它們都貼著非常具有色情味兒的海報。……那是我們的失樂園。”[5]不過對於齊氏所講的這樁樂事，我倒格外看重“兒子”對裸體美女的不敏感這一偶然枝杈出來的細節。與之對稱的，自然是“父親”對裸體美女的敏感，以及在成人世界，情欲和審美的諸多糾纏——情欲本就熬人，奈何又加審美。就“父親”而言，色情文化的解禁一時間提供了某種情欲釋放的管道和審美的自由，但“父親”也必須承受成人世界對另一種自由的失去，這就是“兒子”對性感女郎這一情欲審美對象的不敏感。那是一份獨屬於黃口小兒的靈肉自由，是冥頑未化者的“伊甸園”和“審美節日”。

然而黃口小兒終須長大，“伊甸園”也終將失去。《蜀山劍俠傳》裡的“苦孩兒”司徒平，本是鐵了心求仙求道，不想造化弄人，硬是將他卷到紫玲谷去同秦紫玲、秦寒萼姊妹相會，秦氏姊妹乃天狐寶相夫人之女，“俱都生得穠纖合度，容光照人”，司徒平一見到這兩位“雲裳霧鬢，容華絕代”的少女，立時驚為天人，“不知不覺間起了一種說不出來的情緒”。[6]從此之後，一切看似前因注定，實則司徒平自投羅網，誤了飛仙大業，最終只能與秦寒萼雙宿雙棲，永久滯留凡間。小說中，司徒平一出場就已經是少年郎，儘管他“平時人極端正，向來不曾愛過女色”，明眼人都知道，這只能算作一種涉險者的自我壓抑與自我克制，絕非稚子天真式的渾然不覺。而在峨眉修仙人的觀念裡面，司徒平上演的這場與情欲相乾的審美活動，無疑是一場要命的“劫”。但自古以來，那些飛蛾撲火、向劫而奔的人，每每不在少數，只是如司徒平這般運氣的，倒是少數，難怪網上有讀者會酸溜溜地將司徒平的“豔福”概括為“屌絲男逆襲白富美”。

我讀研究生時，同宿舍有位理工男S君，人極幽默，學識也高，又有才情，並且勤勞，我們於是贈他一個雅號——“小蜜蜂”。每晚臨睡前，“小蜜蜂”總要哼幾句王菲的歌，其中我們聽過遍數最多的是：

思念是一種很玄的東西

如影隨形

無聲又無息

出沒在心底

轉眼吞沒我在寂默裡

我無力抗拒

特別是夜裡喔

想你到無法呼吸

恨不能立即朝你狂奔去

“小蜜蜂”也喜歡在下午四五點鍾的學校操場上跑步，除了鍛煉身體，他還希望能逢著一隻美麗的“小天鵝”，一隻獨屬於他的“小天鵝”。作為“小蜜蜂”的好哥們，我們幾個都知道，這夢想同王菲的歌一起，扭成他心頭蜜甜而憂傷的結。

倘若我們的追究就此打住，那麽“小蜜蜂”的“小天鵝”之夢帶給大家的，就是一抹簡單、快樂的記憶，而司徒平雖然錯過了修仙正道，本質上卻可歸於“兩善擇其一”而居的“幸福分配”範疇。不幸的是，在更為遼闊的現實之內，此種與情欲相關的審美之旅卻常常會引為人生長久的苦痛與焦灼。其中頗為激進的呈現，除了何勇的《姑娘漂亮》，還可見於朱文的小說《我愛美元》——女友留給“我”的時間只是“廉價”的白天，而非作為“黃金時間”的夜晚；“我”能給“父親”的，則是“廉價”的或者價位稍高一點的妓女。雖然“我”是多麽渴望讓自己、讓“父親”擁有一種陽光燦爛的“性”，問題是，對於無數的窮人而言，與此相乾的審美教育所生產出來的幸福允諾多半只是鏡花水月、空中樓閣，所謂審美自由，其所饋贈的往往不是歡樂，而是煩惱和苦難，跟其它所有的社會資源分配體系一樣，人類審美資源的分配體系也塞滿了形形色色的等級製。人們的審美行動既朝向幸福分配，也朝向苦惱分配或苦難分配，關鍵就看一個人在等級化的分配體系裡面佔據了什麽樣的位置了。

無論文本內外，我們都能看到，所謂的“美”和“審美”是如此廣泛而深刻地鑲嵌於社會等級制度之中——衣食品調、居住等級、出行方式、勞動分工與社會地位、階層化的人口分布與太空區隔——人類的社會等級製是何等地樂於征用審美等級製這一人文裝備，而審美等級製又是何等有效地鞏固著社會等級製。尤為可怖的是，我們每個人都還在自己奮力追逐某些美或審美對象的同時，有意無意之間不停以自身為媒，欣欣然效力於某些美的特權及其意識形態的生產與傳播：

如果你是長得好看的話，在公車地鐵上睡著了，頭靠在旁邊人的肩上，旁邊的人會一直陪著你直到醒來。你要是長的醜的話，頭一旦靠在旁邊的人肩上，他會立即拍醒你，並溫馨提醒你保管好財物。[7]

以上這段文字之初衷，本不在宣揚“美”，而是善意地提醒“醜”，然而無形之中，其對於“美”的特權，卻是無條件的投降與服從，同時對“醜”造成變相的殺戮，因而看似悲情，終歸無情。事實上，我們身邊一直存在著各種各樣或隱或顯的殺伐行動，其傳播管道和範圍有時十分廣大，如知名膨化食品“薯願”的電視與網絡廣告——幾位美女吃著剛烤出的薯片，有說有笑，且大秀窈窕身姿，一臉滿足之情。此時一位胖姑娘從旁邊探出半個身子，羨慕地看著她們，滿懷向往地說：“我也要薯願。”此廣告問世已有數年，且幾度推出新的版本，但無論怎樣出新，裡面那個被蓄意醜角化（甚至是卑賤化）的胖姑娘形象卻無一例外地保留下來。迄今為止，只聽說該產品因外包裝宣稱“100%不含反式脂肪”而涉及虛假廣告，相應公司已受到工商部門的處罰，卻未見有任何媒體或個人從審美等級製及其所生產的社會壓迫角度對該廣告提出置疑。因此可想而知，只要這一廣告多流傳一天，其所攜帶的審美壓迫與歧視就會多播種一天，而看過該廣告影片的觀眾對所謂“不美”的自我意識或社會歧視就會多滋生一天。

三

>>>社會主義的美好之爭

我們的文學一直在生產、強化著美的特權，從“風”、“騷”傳統到“四大名著”，從“五四”新文藝再到“後革命”敘事，莫不如是。在這個不停膜拜美且不斷賦予美特權的文化歷險中，《衛風·碩人》、《洛神賦》等無疑是典範之作，而《金瓶梅》、《紅樓夢》等則更是居功甚偉，至於《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也最多不過在英雄、好漢、取經人跟“美”（不分性別、物種、品類）之間下了幾局曖昧不明的和棋。“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8]孔夫子的慨歎千古流傳，卻於事無補。一路而下，在中國文藝的疆域之內，或許只有“延安時期”和“社會主義前30年”的創作取得過短暫而局部的“想象性”勝利——社會主義倫理意義上的“好”實現了對部分“美的特權”的反動與超越。其中代表，除了《我們夫婦之間》、《紅豆》、《千萬不要忘記》等文學作品，還有《上海姑娘》、《五朵金花》等電影，以及諸多關於新中國的宣傳畫和新年畫。

在蕭也牧的小說《我們夫婦之間》中，知識分子出身的“我”一進北京城，就開始感到貧農出身的妻子的種種不美：

同樣是灰布“列寧裝”，旁的女同志們穿上了，就另一個樣兒：八角帽往後腦瓜上一蓋，額前露出蓬松的散發，腰帶一束，走起路來兩腳成一條直線，就顯得那麽灑脫而自然……而她呢，怕帽子被風吹掉似的，戴得畢恭畢正，帽沿直挨眉邊，走在柏油馬路上，還是像她早先爬山下坡的樣子，兩腿向裡微彎，邁著八字步，一播一擺，土氣十足……

在這短短的時間裡邊，她的狹隘、保守、固執……越來越明顯，即使是她自己也知道錯了，她也不認輸！我對她的一切的規勸和批評，完全是耳邊風……

如若放在今天，多數寫作者可能要麽覺得這是一個不可解決的難題，從而考慮製造一出慘劇，要麽選擇讓女主人公成功實現由外而內的審美化改造，從而去生產一出喜劇，因為在今天通行的相關意識形態裡面，人的外在美已然演化為一種宰治性的力量[9]。但是在1949－1950年，蕭也牧的選擇是讓“我的妻”之內在美上升為第一性的東西，在小說最後我們看到：

我忽然發現她怎麽變得那樣美麗了呵！我不自覺地俯下臉去，吻著她的臉……仿佛回復到了我們過去初戀時的，那些幸福的時光。

在更加嚴格的意義上，我們有必要將此處的“內在美”這一依然屬於美學範疇的詞語置換為“好”這一更多朝向倫理學範疇的詞語，並以此呼應前面所提到的一個重要命題——人類文明史上的“美好之爭”。在1950、1960年代的“美學大討論”中，姚文元的《照相館裡出美學》、《論生活中的美與醜》[10]諸文曾多次談及這個我們名之為“好”的問題，但是對於他本人所描述的“清晨出來，一群紅領巾笑著鬧著從街上走過，精神煥發的青年人、老年人在公園裡做早操、打拳，托兒所的阿姨滿面笑容地迎接著媽媽和孩子，拿著《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的工人、學生在出神地看著、沉思著”等形象，姚文元卻仍舊用“勞動人民的美”和“共產主義的美學理想”來加以界定和統攝。在我看來，姚文元所表述的這些“美的形象”其根本所在乃是“美好之爭”中的“好”，而不是“美”，也就是說，姚文元當時帶入那場“美學大討論”的，實際上已經不是美學與美學之爭或審美與審美之爭，而是“審美”與“審好”之爭，是“美”“好”之爭，可惜姚文元本人對此並無概念上的自覺意識和把握。

此處所謂的“好”並不排斥美，但是能夠超越美，它的最終指向是人類追求群體性自由和解放這一“更高的原則”——在這個“更高的原則”之內，“美而且好”自然最好，但如果美而不好，則寧願舍美而取好。當然，對於生來就已遭受生物遺傳和社會教化之雙重製約與圍困的眾人而言，這個實在太難。但是“好”從來都是難的，何況是如此之“好”——這個“好”的源頭不是客觀實在，不是物質，而是精神，是個體或群體的自由意志；它的目標則社會正義的現實化和普遍化，是由個人的、群體的主觀努力而創造的社會現實和“第二自然”。

今天有很多人會認為，那時無論是與此相關的文藝創作，還是政治宣傳，所呈現的那種比“美”更大的“好”皆屬“虛構”，而非“事實”，乃與人性的本然相悖，是終究無效的歷史瞬間之物。對此，我們可以用海德格爾在1937－1938年冬季講座中說過的一句話予以回應：“保守，終將陷於歷史的泥沼；只有革命的行動，才能達到歷史的深度。革命並不是顛覆和破壞，而是一種起義，重新創造習俗，重新構造起源。因為源頭並不屬於開始，對起源的重構，決不是對更早出現的東西的拙劣模仿；重新創造的起源，完全是另外一個了。”[11]我們還可以用蔡翔在討論1949－1966年中國社會主義文學時的一句自白進行回應：“我的考察目的更多的在於這一時段的文學究竟提供了哪些想象，包括這些想象構成的觀念形態。實際上，我更在乎的，或者說我認為文學主要提供的，恰恰在於這樣一些觀念，這些觀念既是理論的，也是情感的，而我們總是根據某種觀念來塑造我們自己的日常生活——在這一意義上，文學總是‘有用’的。”[12]須知，人之所以為人，根本就在人能夠對其“外部自然”和“內部自然”進行反動與超越，[13]而許許多多的社會主義文藝作品留給當代世界的可貴遺產之一，正是它們對這一“反動與超越”的敘述和想象——這些敘述和想象皆“事關未來的正義”。

縱觀人類繽紛萬象的等級化制度，幾乎全部安裝著三個核心部件——權、錢、美。當此三種部件被眾人用以維護舊有等級結構或生產新的等級結構之時，“權”往往表現得最殘暴，“錢”則最荒淫，而“美”最陰險。因此，這個世界如果真地能夠創造和生成一種社會主義的好的生活方式的話，那麽它就不僅僅是一種成功祛除了“權”和“錢”的社會支配性的生活方式，而且是一種成功祛除了“美”的社會支配性的生活方式。不妙的是，中國“社會主義前30年”的歷史實踐本身卻既未能在政治經濟學的層面成功祛除“權”和“錢”的社會支配地位，亦未能在精神分析學的層面成功祛除“美”的社會支配地位。因此無論是從“革命時代”的現實化程度來看，還是從“後革命時代”話語競爭力來看，眾多社會主義文學作品對於能夠超越“美”的“好”的想象也的的確確是“失敗”了——它們最終未能在社會主義的生活內部“重新創造習俗，重新構造起源”。

如果說，“社會主義前30年”在政治和經濟層面雖然遭遇了種種失敗，但經“文革”一役，它至少還在一定程度上勾起了中國人對於“權力壟斷”的抗爭意識[14]，那麽，在培養民眾對“美的特權”的警惕和抗拒意識方面，卻仍是收效甚微。追究起來，社會主義實踐本身未能帶給眾人以普遍的“好”的生活無疑是極深的病根，無所棲居、無以銷魂的“虛無”的人民從肉體到精神都更容易被“美”所召喚和吸引，關於這點，吳亮的《錦灰堆與薔薇花》可謂提供了一個極佳案例：

回到那個陽光刺眼的下午，一九六七年二月下旬……就在那個下午，我已發現新大陸。在那牆角的垃圾堆中，我看到了一個叫蝴蝶的女人，以及一個叫王人美的女人……這兩個女人的美貌讓我感到了心跳，簡直不可思議，躺在錦灰堆裡的女人……但只要翻開那堆肮髒的垃圾、發霉的雜誌，這兩個舊時女人依然光彩照人，呼之欲出，如夾在書中的薔薇花瓣，它散發出幽香，她們似乎來自另一個國度。[15]

孔夫子所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之人性本然無疑也是重大因素，自有文明以來，人類對自身生物遺傳的任何一種改寫皆非一朝一夕之功。而從文學想象與敘述維度來看，當時許多作家所選擇的某種共同的敘事路徑也讓人心生不滿。例如，在王蒙的小說《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一開篇，作者就為男主人公林震安排了一位“漂亮”的女主角趙慧文：

三月，天空中紛灑著似雨似雪的東西。三輪車在區委會門口停住，一個年輕人跳下來。車夫看了看門口掛著的大牌子，客氣地對乘客說：“您到這兒來，我不收錢。”傳達室的工人、複員榮軍老呂微跛著腳走出，問明了那年輕人的來歷後，連忙幫他搬下微濕的行李，又去把組織部的秘書趙慧文叫出來。趙慧文緊握著年輕人的兩隻手說：“我們等你好久了。”這個叫林震的年輕人，在小學教師支部的時候就與趙慧文認識。她的蒼白而美麗的臉上，兩隻大眼睛閃著友善親切的光亮，只是下眼皮上有著因疲倦而現出來的青色。她帶林震到男宿舍，把行李放好、解開，把濕了的氈子晾上，再鋪被褥。在她料理這些事情的時候，常常撩一撩自己的頭髮，正像那些能乾而漂亮的女同志們一樣。

對於這種近乎於1920－1930年代中國左翼文學之“革命加戀愛”的敘事路徑，我們在此可將之界定為“好而且美”的社會主義理想化敘事。共產黨人也愛美，社會主義“新人”也愛美，這都沒問題，有問題的是：導致人類文明史上的“美好之爭”長久存在的原因恰恰就在於“好而且美”或“美而且好”[16]的資源極度匱乏，這一匱乏並不會隨著哪一種新共同體想象和實踐的綻放而有絲毫緩解，因此，它也注定是社會主義必須面對的超級難題。很顯然，王蒙在創作《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時，對此並未有什麽明確的問題意識和藝術考量[17]。

再來看一處出現在曲波的《林海雪原》中的文本細節：

少劍波冒著越下越大的雪朵，走來這裡，一進門，看見白茹正在酣睡，屋子暖暖的，白茹的臉是那樣地紅，閉闔著的眼縫下，睫毛顯得格外長。……她那美麗的臉腮更加潤細，偶爾吮一吮紅紅的小嘴唇，腮上的酒窩微動中更加美麗。她在睡中也是滿面笑容，她睡得是那樣的幸福和安靜。兩隻淨白如棉的細嫩的小腳伸在炕沿上。

少劍波的心忽地一熱，馬上退了出來，腦子裡的思欲頓時被這個美麗的小女兵所佔領。二十三歲的少劍波還是第一次這樣細致地思索著一個女孩子，而且此刻他對她的思索是什麽力量也打不斷似的。

以上文字，裡面儘管有“她在睡中也是滿面笑容，她睡得是那樣的幸福和安靜”這樣的句子在暗示“好”（革命倫理）的主導地位，但是像“兩隻淨白如棉的細嫩的小腳伸在炕沿上”這樣的描寫卻使“美”可以隨時隨刻逸出“好”的領土之外，進而形成某種自足性，而後面的“此刻他對她的思索是什麽力量也打不斷似的”心理描寫，則更是對“美”的這種自足性的強化。倘若再說得粗暴些，任何一件作品，當它對“美好之爭”這一難題的自覺意識未曾得到有效呈現之時，其對“美”的表現就很容易在無形間造成一種毋庸置疑的“美”的獨立性，而其敘事者對“美”的倚重也就很可能變成一種對“美”的無意識的供奉。因此，就算這種“好而且美”的理想化敘事在客觀上也是一種對於“美好之爭”的解決方案，這一解決也是飽含風險。其唯一切實可貴之處，便是“美”的身邊始終有個“好”在。

而當“美”越過“好”，越過善與惡的衝突，進而成為天然合法之物，乃至成為某種絕對目的，成為眾人的宗教和神話之時，我們就在時間上皈依了1980年代。

呂永林《銷魂者考》，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

[1]王小波：《＜懷疑三部曲＞總序》，文化藝術出版社，2002年。

[2]這三部小說分別對應於王小波所作“三大基本假設”中的“性愛”、“智慧”和“有趣”之維。

[3]可參見蔡翔：《革命/敘述：中國社會主義文學－文化想象（1949—1966）》（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三章《青年、愛情、自然權利和性》中的相關討論。

[4]就我個人有限的閱讀而言，在進入各種語文教材的眾多作家當中，大概只有卡夫卡、魯迅等極少數作家在其文學創作中對審美的等級製保留了一定程度的警惕。

[5]《荒誕不經的頑童齊澤克》，杜然編譯，《經濟觀察報》，2004年10月27日。

[6]還珠樓主：《蜀山劍俠傳》第78回。

[7]見網絡流行文本《這樣密集的負能量段子，看起來實在是太爽了！》，作者未詳。

[8]見《論語·衛靈公第十五》或《論語·子罕第九》。

[9]人的內在美降格為外在美的附屬，目的是為之服務、與之相配。

[10]見《美學問題討論集》第四集（《文藝報》編輯部編，作家出版社，1959年）和第六集（《新建設》編輯部編，作家出版社，1964年）。

[11]轉引自陸興華部落格文章：《生態關懷導向全球文化大革命》，詳見：http://hi.baidu.com/lu060520/item/a7727d8681f64edfd0f8cd66。

[12]蔡翔：《事關未來的正義——“革命中國”及其相關的文學表述》，《上海文化》2010年第1期。

[13]我認為，這也正是人能夠創造宗教而動物不能、人能夠在其最幸福的時刻自殺而動物不能的原因所在。

[14]“錢”的問題暫且存而不論。

[15]吳亮：《我的羅陀斯：上海七十年代》，人民文學出版社，2011年，第171頁。

[16]不分性別、物種、品類。

[17]多少年後，愛智如王小波者，也同樣過於輕巧地避開了這一難題。

呂永林

內蒙古河套平原人，上海大學中文系教師，文學博士，碩士生導師。著有《個人化及其反動——穿刺“個人化寫作”與1990年代》(東方出版中心，2010年)，譯有《創意寫作教學：實用方法50例》(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