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林黛玉的“叛逆性”很強，那麽就必定要有相應的更為強大的對立面才是，她就必須受到這個對立面的代表人物的強烈壓製，於是一些情節就被誤讀了。有時不是從情節出發得出結論，而是根據意識形態作用下（這種作用在很長時期內已經化為人們的集體無意識）的結論來詮釋情節。其實有些結論很值得再重審一番。即以幾乎成為定論的“林黛玉寄人籬下”來說，就很值得重新研究。我們不能把林黛玉自己的某種感覺完全當成客觀事實，況且林黛玉在講這些話時，還有一些話卻被我們有意無意地忽視了。
“寄人籬下”論最重要的根據是四十五回“金蘭契互剖金蘭語”中黛玉對寶釵的訴說：“每年犯這個病，也沒什麽要緊的去處。請大夫，熬藥，人參肉桂，已經鬧了個天翻地覆，這會子我又興出新文來熬什麽燕窩粥，老太太、太太、鳳姐姐這三個便沒話說，那些底下的婆子丫頭們，未免不嫌我太多事了。你看這裡這些人，因見老太太多疼了寶玉和鳳丫頭兩個，他們尚虎視耽耽，背地裡言三語四的，何況於我？況我又不是他們這裡正經主子，原是無依無靠投奔了來的，他們已經多嫌著我了……我是一無所有，吃穿用度，一草一紙，皆是和他們家的姑娘一樣，那起小人豈有不多嫌的？”
這段話其實恰恰證明黛玉不是“寄人籬下”，而是充分享受到了賈府小姐的一切正常待遇，並未受到什麽額外的“白眼”或“牙眼”。連賈府的命根子賈寶玉以及權傾榮府的王熙鳳尚且要被那些庸俗、勢利的婆子丫頭們“虎視耽耽，背地裡言三語四的”，那麽林黛玉被她們“嫌”豈不是十分正常的事麽！如果她們如此“虎視耽耽”地對寶玉、鳳姐，而對黛玉卻毫不嫌煩，非常親切，那就無法理解了。重要的是賈府的主子們並不嫌她，連黛玉自己也說“一樣”。其實埋香塚黛玉泣殘紅
第五回作者就有明確交待：“林黛玉自在賈府以來，賈母百般憐愛，寢食起居，一如寶玉，迎春、探春、惜春三個親孫女倒且靠後。”以後的文字中並無任何敘述表明這種高於三春的待遇有何降低，總是看到賈母格外疼愛黛玉。
黛玉在賈府“遭受迫害”論的另一個重要根據，是黛玉《葬花詩》中的詩句：
一年三百六十日，風刀霜劍嚴相逼。
一些讀者由此認為，林黛玉在賈府的生活一年四季都處於這種“風刀霜劍嚴相逼”的情況下，至少是經常生活在這種境地。這恐怕是過於將詩詞中的描寫或比喻坐實了。《葬花詩》確實抒發了黛玉對自己命運的失望、頹喪和處境的不滿，但那是從總體而言，並非每一句話都能在她的生活中找到準確的對應點，有的只能是大體上對應，有的則不是事實上的對應，而是某種情緒導致的感覺。這裡就屬於這種情況。
現在一些認識的混亂，一個重要原因是把高鶚續書與曹雪芹原意弄在一起了，變成了曹雪芹一貫的思想與做法。而實際上，曹雪芹和高鶚對寶黛悲劇的成因，對賈母、元春、王熙鳳在這個悲劇中的作用的寫法是大不相同的。從曹雪芹親自寫的前八十回實際情況來看，林黛玉在賈府受到的決非什麽“冷遇”，更不是什麽“汙辱”、“牙眼”，而是備受賈母的寵愛和王熙鳳的關照與保護。前面舉到的一些例子已經可以證明此言不虛。林黛玉由於父母雙亡，寄居舅舅家，自然很容易產生孤獨、失落之感，稍有不如意便會感到究竟不是自己家，被人慢待、冷落，“不免常生寄人籬下之感”。
假如本人心胸不開闊，就會更想不開，甚至感到“嚴相逼”。因此黛玉的感覺不等於事實，而這有時會給讀者造成錯覺。有些地方黛玉大為生氣是沒有道理的，純粹是她心胸狹窄之故。如第五回寶釵剛來不久，她“年歲雖大不多，然品格端方，容貌豐美，人多謂黛玉所不及。而且寶釵行為豁達，隨分從時，不比黛玉孤高自許，目下無塵，故比黛玉大得下人之心。便是那些小丫頭子們，亦多喜與寶釵去頑。
因此黛玉心中便有些抑鬱不忿之意，寶釵卻渾然不覺”。黛玉的生氣顯然是出於某些女性的常見病、多發病——嫉妒。這種小心眼子經常給她自己帶來不快，寶玉也每每被她嘲笑。十九回寶玉想看她袖子為什麽這麽香，黛玉說：“人家有‘冷香’，你就沒有‘暖香’去配？”這裡己卯、王府等本有脂批道：“的是顰兒活畫。然這是阿顰一生心事，故每不禁自及之。”此說很是。曹雪芹要她“當自嗟”就包含這些方面的自省。但每個人自己的感覺畢竟與個人修養以及與對情況的了解程度有關，不等於是事實，究竟如何，還應視實際情況才能作出正確判斷。
而從前八十回來看，黛玉在賈府確實備受禮遇，從未有何受傷害之事。被人們認為是黛玉受冷落的一些例子，有的事出有因，如寶釵生日，元春賜物；有的是友好的玩笑，如王熙鳳說“吃茶”；有的至多算是玩笑不當，如說她像小戲子；有的則是黛玉自己多心，小心眼兒，為小戲子的事生氣便是。所以在曹雪芹寫的前八十回寶黛愛情的問題上，並不存在什麽“強大黑暗勢力壓迫”的情況。林黛玉的一些言行不符合封建禮教的規範，但也還沒有構成“與封建禮教的尖銳對立”。
因為她的言行真正觸犯封建禮教的成份並不多，也不嚴重。比如她對舉業固然有冷淡的一面，但遠遠沒有達到寶玉那種極度厭惡的地步。第九回寶玉去塾中讀書前來向黛玉話別，黛玉還笑道：“好，這一去，可定是要‘蟾宮折桂’去了。我不能送你了。”可見對舉業並不厭惡。寶釵、湘雲和她在這個問題上不是熱衷與反對的本質不同，而是熱衷與有些淡漠的程度之別。當然這在當時也就很了不起了。
曹雪芹對林黛玉的熱愛並不僅僅表現在對人物品德、人格、才學、外貌等方面的描寫上，而且同樣重要的是體現在對這個人物的精心塑造上。曹雪芹和絕大多數作家包括像湯顯祖、蒲松齡這樣的大作家在人物命運的處理上的一個重大區別是，他並不將美好的結局與美好的人物劃上等號。中國古代小說中經常能夠見到的作者持褒揚態度的主人公死而複生、金榜題名、有情人終成眷屬等等，在曹雪芹的《紅樓夢》中看不到。
這是他遠遠超過高鶚和其他續書作者的地方之一，是曹雪芹現實主義精神的重要體現。儘管林黛玉在高鶚筆下也以慘死告終，但“蘭桂齊芳”、“家道複初”之類卻不符合曹雪芹的原意。根據佚稿，林黛玉最後的“淚盡而逝”，其實“思想性”一點也不“弱”，而且非常符合曹雪芹小說的總體構思與原初設計。絳珠小草和絳珠仙子不論多麽可愛與值得同情，其致命弱點是對神瑛侍者的極度依賴。
其生命的延續、小草成人以及追隨下凡等無不是神瑛侍者所給予的，因此當生活中的“神瑛”賈寶玉一旦離家避禍久久不歸，那麽“絳珠”的俗身林黛玉便失去了唯一的依賴，生命力自然就枯萎了。
周思源，浙江杭州市人，原名盛公正，現任北京語言大學漢語學院教授，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電影家協會會員，中國魯迅研究會會員，中國紅樓夢學會常務理事，《紅樓夢學刊》編委，中國中外傳記文學研究會理事。主要從事小說作、《紅樓夢》及古代小說研究，現當代文藝批評、中國文化研究。主要從事小說創作、《紅樓夢》及古代小說研究，現當代文藝批評、中國文化研究。
紅樓十二重
誰雲作者癡？
都是紅樓夢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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