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鎮西：校長的第一壓力應該是什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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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贛州四中的劉愛平校長6月5日清晨跳樓自殺了。他在遺書中寫道：“我太累了，我想休息了。愧對組織二十多年的教育和培養，在天堂裡我願繼續做老師。”

本文首載自 鎮西茶館 (ID：zhenxichaguan)

作者：李鎮西

其實我不認識這位校長，但據說他生前在老師、學生及其家長中，就有很好的口碑。

其他且不論，但就連續一個多月“拎著桶子，戴著手套，拿著鎢絲球，蹲在廁所裡擦尿垢”的行為就不是所有校長——比如我——能夠做到的。

校長的使命當然不是打掃廁所，但正如劉愛平校長面對質疑時所說：“我覺得，討論校長該不該掃廁所是狹隘的，要討論的是校長要不要當義工。”把自己看作“義工”的校長無疑是令人肅然起敬的。

用贛州四中一位學生的話說：“點燃我們的理想火苗，您就像燈塔一般堅定！”用贛州四中一位老師的話說：“他是一名好校長，人很好，性格也很好，一直專注著教育事業。”總之，劉愛平是一位優秀的校長，這已經是“蓋棺論定”（真不忍心打下這四個字）。

然而，這麽優秀的一位校長卻選擇了跳樓，結束了自己的生命！真是讓人痛心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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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校長在遺書中寫到了自己主動離開這個世界的原因：“日益嚴重的抑鬱症讓我痛苦不堪，巨大的工作壓力讓我身心俱疲。”在劉校長那裡，“抑鬱症”與“工作壓力”有著怎樣的壓力，我不好說；但“巨大的工作壓力”加劇了他的“抑鬱症”這是無疑的。

物傷其類。我和許多教育同行一樣，為劉校長的離去深感悲戚。我理解所有善良的人對劉校長表達的哀思，但不同意“劉愛平校長自殺，絕非個例”的評論。應該說劉校長的自殺雖然不是唯一的，但絕非普遍。這帶有他某些個人的因素。因此我不讚成過分誇大劉校長自殺的“普遍性”，仿佛全中國的校長都存在自殺的可能。

然而，否認劉校長自殺的“普遍性”，並不意味著劉校長所承受的“巨大的工作壓力”是個例。換句話說，因為工作壓力而選擇自殺的劉校長是個別的，但工作壓力大的校長則相當多。

按說，任何崗位都有壓力。只要做事哪會沒壓力呢？有壓力理所當然的，沒有壓力反而不正常。問題是，校長應該承受的第一壓力是什麽？

先來看看我們現在的校長所面臨的主要工作壓力是什麽？首先是安全壓力，其次是舉報壓力，最後是升學壓力。我不知道劉愛平校長是否也有這三個壓力，但我想目前中國基礎教育絕大多數校長是有這些壓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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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說“安全壓力”。不知從什麽時候開始，中小學生安全成了校園的頭等重要的大事，也成了校長的第一壓力。硬體建設、文體活動、食堂經營、教室布置……都成了校長的心頭之患，因為校園的每一個角落甚至一草一木，在校長眼裡都有“安全隱患”。

不管什麽原因，只要學生在學校受了傷——無論是打籃球摔跤，還是升旗儀式時暈倒，一律是學校的責任，而校長則是第一責任人。甚至校長還要憂慮學生放學回家路上的“安全隱患”，以及節假日寒暑假在家的安全！為了安全不僅取消了春遊，連校內的運動會也取消了。有多少“安全事故”弄得校長人筋疲力盡！人的生命當然至高無上，但誰能做到天衣無縫的“安全保障”？就算從制度上、從設施上真的做到了“無懈可擊”，誰又能保證百分之百地不出現偶發事件？

為了這個“安全”，許多校長隨時想的不是“學校該怎麽發展”，而是“學校千萬不要出事啊”。因為一旦“出事”，家長鬧，媒體炒，學校會因此而“名聲大振”，後果不堪設想。如此戰戰兢兢，如何當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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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說“舉報壓力”。辦學校當然應該接受社會監督，這個“社會監督”應該體現於一定的民主制度和科學程式，但現在只要有一封舉報信，就可能攪亂學校的工作。

按說，包括家長在內的任何人都可以向任何一個部門反映任何教育問題，這是人民監督教育的神聖權利。但所有舉報信形成的“壓力”，隻應該針對學校確有問題的校長，如果是不實舉報，校長就不會“心虛”。但現在只要有“舉報”不問青紅皂白，一律“問責”。而且“舉報”的級別越高——如果“舉報信”投到了“市長信箱”“省長信箱”，校長的壓力就會越大，無論所反映問題是否屬實，一律要寫“回復”和“處理意見”。

當然，如果舉報屬實，肯定應該也必須認真對待，但問題是很多時候並不屬實，同樣要“走程式”，這無疑助長了匿名誣告的惡劣風氣！一封不實舉報信，就把學校攪得天翻地覆，這耽誤了校長多少精力？耽誤精力還是小事，關鍵是“舉報率”關係著年終考核，這就關係到教師的實實在在的利益了。校長焉能不倍感“壓力山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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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說“升學壓力”。按理說，教育品質是學校的生命，因此校長的第一壓力應該是升學壓力，但現在排在了第三。

當然，我認為升學壓力應該是校長必須承受的，作為一個有作為的校長，理應為學生的升學負責，因此“升學壓力”對校長來說，其實是一種責任與擔當。問題是，現在學校的升學成績很多時候不是通過遵循教育規律得來的，而是通過一些“潛規則”：比如不擇手段地搶奪“優生”、挖空心思地擠走“差生”、想方設法地漫天“炒作”、煞費苦心地四處“勾兌”……

對於有良知的校長來說，做這一切都是違心而痛苦的，但為了“學校發展”又不得不做，這是怎樣一種異樣的“壓力”？而對於一個既有良知又有思想的校長來說，不願成為純“應試教育”的炮灰，不願把學校綁在“應試教育”的戰車上，而希望在素質教育方面有所作為，但是只要有一年的“升學率”哪怕少了零點幾，或者考上清華、北大的人數比上一年少了一個，他便會“身敗名裂”！背負這樣的“壓力”，校長怎能“靜心教書，潛心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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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上面三個“壓力”，其實最近幾年，校長們還多了一個壓力：“政治壓力”。作為社會主義學校的一把手，當然要有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這是不容置疑的。但這裡的“政治方向”主要應該體現在將黨的教育方針體現於學校管理、課程設定、課堂教學等方面，而不是專門花時間來學習什麽“重要檔案”或“指示精神”，也不是體現在學校必須把什麽口號醒目地寫在牆上的各種“統一布置”，更不是要求校長不停地開會，不停地“學習”，甚至要求兜裡揣著小本本，裡面記滿了各種“重要講話”的簡化版，以應對隨時“抽查”……這就是我在這裡說的“政治壓力”。

和老師一樣，校長現在相當一部分的時間是花在完成“非教育工作”上，而且這些“工作”都是不敢有絲毫懈怠的“政治任務”。

我常常在想，1978年開始的改革開放重要標誌之一，就是否定了“文革”時什麽都講“政治掛帥”的“泛政治”，而將各項工作都回歸到專業與本職。1979年3月30日，鄧小平同志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重要講話中明確指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是我們當前最大的政治，因為它代表著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因此，對校長來說，一心一意把學校辦好，讓孩子快樂，讓家長放心，讓老師幸福，讓人民滿意，培養出社會主義事業合格的建設者和接班人，就是最大的“講政治”！可惜現在許多地方的校長這樣沒法也不敢這樣“講政治”。

“安全壓力”“舉報壓力”“升學壓力”“政治壓力”——我不知道劉愛平校長是不是因為這四個壓力加劇了其抑鬱症，而選擇跳樓的，但我知道，相當多的校長正在這四個壓力下喘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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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有事業心有使命感的校長當然要有壓力——他也會持續關注校園安全，但這不會佔據他的全部時間；他也會偶爾處理一些家長來信，但這不會耗費他的主要精力；他更會看重包括升學成績在內的教學品質，但他更會以更科學的態度提升整個教育的品質與境界，比如對老師專業發展的重視，對學校教育改革的構想，但無論是教師的專業發展還是學校的教育改革都不是最終目的，最終目的是孩子們的成長。

因此對校長來說，第一壓力應該來自對每一個孩子喜怒哀樂的牽掛，對他們課內是否凝神諦聽的惦記，對他們課間是否快樂玩耍的系念，為此他會想方設法接觸每一個孩子，擠出時間走進每一個班級，他努力記住盡可能多的孩子的名字，盡量傾聽更多孩子的心靈，最大程度地和更多的孩子們一起聊天，一起踢球，一起遠足……為了孩子，他會因某一位老師專業技能不夠嫻熟影響孩子的學習而憂慮，他會因某一位老師不恰當的教育手段傷害了孩子的自尊而不安，他會因某一位家長家庭教育方式不當而為孩子憂心忡忡，他會因孩子們由於作業負擔過重導致睡眠不足而深深自責……這種種“牽掛”“惦記”“系念”“憂慮”“不安”“憂心忡忡”“深深自責”都不是因為“上面”的“要求”“規定”“考核”或“一票否決”，而是源於內心深處的職業良知和教育責任。

從這個意義上說，所謂“校長的第一壓力”其實是校長自己給自己的，是他事業的內驅力。

但願劉愛平校長在天堂裡能夠按自己的意願而不是外在的壓力做一個幸福的老師。更願所有活著的校長，能夠精神獨立，行動自主，恪守初心，寧靜辦學，“從心所欲而不逾矩”，成為一個心靈自由的教育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