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主旋律”文學的未來展望

近年來的“主旋律”小說還在品類、題材領域上有新的拓展，出現了一些新的題材和小說類型，或者說，它把“主旋律”的表達太空有力地伸展到了其他的題材領域，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是具有明確“主旋律”氣息的當代軍事小說與歷史小說。

軍事小說當然是早已有之，廣義的說，革命歷史小說有很多也屬於軍事小說之列，1980年代當代文學中也有以朱蘇進等為代表的作家創作的一批軍事小說，但“主旋律”文學興起以來卻很少有表現當代軍旅生活的作品。

而近年來的軍事小說卻有著鮮明的主流意識形態內涵，比如《突出重圍》（柳建偉著）、《波濤洶湧》（朱秀海著）、《DA師》（王維著等）、《驚蟄》（王玉彬，王蘇紅著）、《沙場點兵》（邵均林黃國榮 鄭方南著）等，它們主要反映當下的軍事生活，比如演習、訓練等，但它們所試圖回答的問題則是：在走向“崛起”的時代，中國軍隊如何承接光榮的革命傳統，以回應當代世界格局向中國軍隊提出的挑戰，並承擔起沉重的歷史使命。

這些作品潛藏著一種面對當代軍事變革的焦慮意識以及超越了這種歷史焦慮的自信的精神風貌，向人們呈現了當代中國軍人的嶄新形象。作為一個側面，它們也反映了當代軍人的豐富的情感世界——當然，也有專以此為內容的小說如《一路格桑花》（黨益民著）等。

另外，“主旋律”的歷史文學近年來也取得不俗實績。《貞觀長歌》（周志方著）、《天下糧倉》（高峰著）、《漢武大帝》（有多部小說版本，另外還有江奇濤等著由中央編譯出版社推出的劇本）等。應該說，將此類歷史小說歸入“主旋律”可能會產生一些爭議，但這批作品已明顯地滲透進“主旋律”的思想內容卻是不爭的事實，它們完全應看成“主旋律”創作在古代歷史領域的延伸。

其實這也是1990年代以來以《雍正王朝》、《康熙王朝》為代表的影視劇作品頻繁亮相中央一台黃金時段的重要原因（比較典型的如《康熙王朝》在闡明反對分裂、民族團結的主題時可謂濃墨重彩，如電視劇中康熙收復台灣的情節就在劇中佔了長達18集的篇幅）。以《貞觀長歌》為代表的這批小說所選取的時段大都是中國歷史上的黃金時期（這和此前歷史小說偏愛晚清形成對照），這種歷史書寫正是對當代中國自我想象的隱喻。

通過以上的簡要描述，我們大體可以對新世紀以來的“主旋律”小說的創作狀況有所了解。不過，也應看到，“主旋律”作品也遇到了一個創作上的瓶頸期。除了創作上的模式化現象還需進一步打破之外，在反映社會的深廣度或者說思想能力上還有待進一步提高。當然，某些優秀作品也顯示了這種提高的趨向。但是，面對當下時代提供的可能性，我們還是有理由給“主旋律”文學提出更高的期望與要求。

我想，未來的“主旋律”文學應具備對社會現實的更有力的切入能力，它應具有對各種時代問題，尤其是當代全球背景下的時代危機的應對的勇氣和把握它們的思想的與藝術的能力。

“主旋律”文學應大膽地去表現當代的複雜的現實——當然不是為了簡單化地揭露和道義式地批判，而是去正面的提出問題，並以文學的想象對這一時代問題做出藝術的表現，為人們尋求現實的制度性的解決方法提供新鮮的啟示（在這一點上張巨集森著《大法官》對司法公正的呼喚，周梅森著《絕對權力》對權力製約機制的思考值得肯定）。

總體而言，“主旋律”作家還缺少足夠的思想上與精神上的準備，對當代中國現實還研究得不夠，對當代的包括社會學、經濟學在內的社會科學、人文學界的思想成果吸收得不夠——應看到，這對於以深刻反映當代現實的“主旋律”作家是多麽必要（儘管具備了這種知識與思想上的準備未必就會搞創作，那還需要藝術上的準備）。

最重要的，當代作家應具有一種強烈的社會責任心和真正的建設性心態，這是“主旋律”作家的最重要的要求，如果一些作家投身“主旋律”寫作只是為了換取來自體制的實際的或象徵性的利益，他們只能敗壞“主旋律”文學。

歷史正在給“主旋律”文學的發展提供新的機遇。經過2008年一系列事件的洗禮，中國人民對世界秩序的真實面貌有了新的認識，中華民族也正在恢復或建立對中國社會路線和中國文化的自信心，對現實政治秩序的認同度也有了前所未有的提升與增強（以大地震、奧運為主題的一許可證學作品已經或正在陸續推出，本文尚來不及做出反應）。

在這個歷史前提之上，近年來“主旋律”的創作有了新的方向，它開始超越一般的主流意識形態書寫的層面，在文化政治的意義上通過對中國社會生活的敘述尋找中國文化的普適性價值，它開始對中國正在展開的歷史有一種文化上的深刻肯定。這正是“主旋律”工程的新的政策性方向，借助體制優勢和大文學的創作格局（包括小說、影視劇、詩歌等），推動“主旋律”的創作轉型，已經成為一個當代中國文化的歷史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