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譯：moonella
「對不起，你死了沒有？」——其實這個看起來很又無理又無禮的問題，其實是真正存在的，不僅存在，還在醫學上和倫理學上撕了。好吧，其實我也不知道具體撕了多少年……
跟咱們普通理解的那種「兩眼一閉，兩腿一伸」就算是人生到頭的概念不同，其實從完全從醫學上來說，死亡從來都不是一瞬間就發生的事情。
我們的身體是如此的精密，有如此多的組成部分，一樣一樣要全部關閉，通通停止運轉的話，多說要幾個小時甚至幾天，往少裡說——權威數據的說法是：至少需要兩分鐘。
這個兩分鐘的計算時間是這麼得出來的：如果把人體比作是一棟大樓的話，這個樓裡頭有個總閘——心臟，拉斷了這個總閘，那麼這棟樓最快全部滅燈，需要大約兩分鐘。
就是這個最短時間，也非常有爭議：心臟停跳還可以復甦回來，那麼兩分鐘是從第一次停了開始，還是按壓重啟但是又停了開始？或者說在按壓的某個時候就可以計時了？
不過如果說這個心臟停跳的定義方式還算是簡單粗暴的話，那麼另外一種死亡定義：腦死亡。
其實腦死亡爭議更大，在醫學的理想狀態下，大腦死亡的同時，所有的反射和對身體的控制全部消失，一旦摘掉生命維持系統，病人的呼吸和心跳就會立即終止。
引用下豪斯醫生的名言：要不我們為什麼把這個叫做拔插頭！
但是為什麼要在之前強調一下這個是在「醫學理想狀態下」呢？
因為其實有為數不少的時候，即使是拔了插頭，心跳和呼吸也不會馬上就停。
其實對於很多很多的病患來說，其實走到了這一步，不管是腦死也好，心臟死亡也好，死亡都是一個不可避免的結果，就像秋天裡那最後的一片落葉，早掉遲掉其實都是一回事情。
那麼為什麼「死到什麼程度才算真的死」會是一個如此重要問題呢？
因為對於許多人來說，死亡其實是生命的另外一種開始，為了讓死亡和新生無縫對接，這中間不能存在哪怕是幾分鐘的灰色時間段。
Hootan Roozrokh醫生就是這樣一個把生和死的線頭接在一起的人。
作為一個在美國出生的伊朗裔，他這個看起來非常奇怪的名字來自於古波斯語，意思是健壯和聰明的男人。
這個人也的確沒有辜負父母的一片期望：他不僅是學校的運動健將，而且還是個智商超高的天才學生，他進入威斯康辛醫學院學習的時候，才剛剛滿16歲，創造了當年的入學紀錄。
而且在之後的幾年裡，他再接再厲，繼續創造了其他學生無法企及的奇蹟：24歲的時候，他就已經得到了考取了執業執照，而在他剛剛31歲的時候，他通過嚴格的考核，成為了全美國最年輕的一名器官移植手術醫生。
在他眼中，當一個人死去以後，他的身體就成了一個裝滿了珍奇寶物的盒子，裡面的每一樣，都是另外一個人生存的希望……
但是這個些個寶貝的保存期限卻短的讓人心碎：從心跳循環停止的那一刻開始，失去了供血的組織細胞就會馬上死去，而且這個蔓延的速度會越來越快，死去的細胞也不可能得到再生。
對於某些非常脆弱的器官，比如說雙肺如果在循環結束以後四十五分鐘內沒有取出進行處理的話，移植成功的可能性近乎為零，而哪怕像心臟這樣相對非常「強健」的器官，也僅僅只有四小時而已……
所以對於Hootan醫生來說，「時間就是生命」一點都不過分，他經常半夜一個電話就被叫起來，臉不洗頭不梳十萬火急的直接趕赴手術室。
▲理想的狀態下，一個捐獻者能夠拯救八個人的生命，但是實際上，這個數字是非常難達到
2006年1月29號的深夜，Hootan醫生吻別了妻子，匆匆離開舊金山溫暖的家，搭上紅眼班機飛往加州San Luis Obispo。
這一趟行程卻不像預想的那樣順利，在經歷了幾個小時的飛行以後，機長通知各位乘客，San Luis Obispo機場濃霧瀰漫，無法進行降落，他們只好飛往臨近的另外一個機場，等霧散以後再次起飛。
面對這樣的意外，Hootan醫生是萬萬等不得的，他乾脆自掏腰包，雇了一輛車連夜趕路幾百公里往醫院趕。
但是即使這樣，他還是比預訂的時間晚了將近四個小時，之前安排好的幾個手術室護士都已經下班回家，手術室也冷清清的空無一人。
在他的反覆要求下，醫院給他安排了值班的麻醉師和幾個年輕護士，但是這些人都沒有什麼經驗，尤其是器官摘除和移植方面全部為零。
但是Hootan醫生最最頭痛的還不是這些，當他心急火燎的把手術室準備好以後，他才意識到這裡面有一個大問題：那個捐獻者還沒有死！
之前提到的那兩種「循環死亡」和「腦死亡」的狀態，他一條都不符合不說，而且其實還隔得很遠：儘管連上了呼吸機，但是他的心臟依然在自主跳動，當對他說話和安撫的時候，他的腦電圖依然有波動變化。
風塵僕僕趕過來的Hootan醫生欲哭無淚：有沒有搞錯！你把我叫來乾嘛？他撥通了這個器官捐獻者的主治醫生電話，劈頭蓋臉就是一通臭罵。
電話那頭那個已經睡下的主治醫生卻不以為然：這人肯定已經是不治了，你不信拔了他的呼吸機試試看？幾分鐘他就會沒有呼吸，沒有了呼吸，那麼心跳什麼的那還不是個時間問題？
但是真的是這樣麽？Hootan醫生也沒什麼把握，在他做過的超過300例捐獻者器官摘除的手術中，這樣的情況還是第一次遇到。
正在他猶豫是不是要進行手術的時候，另外一個人也趕到了醫院。她叫Carla Albright，是一名護士，但是她卻跟普通的護士職責不同：她是一個Transplant Coordinator，負責器官移植協調工作，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她的職責比進行手術的醫生還要重要。
也許在不少人的眼裡，Ruben的確是死了比活著更有價值：他出生於一個墨西哥非法移民家庭，很小的時候父親就離家不歸，他也許是離家出走，但是更有可能就跟那些街頭火拚被打死的毒販一樣，早就不知道葬身何處。
母親Rosa在失去了丈夫這個家庭支柱以後，帶著還在繈褓之中的兒子Roben開始了漫漫的偷渡之路。
兩年以後，母子兒子在加州落腳，靠Rosa給人當清潔女傭來維持勉強的生計。
但是對於他們來說，厄運的簽是抽了一張又一張：在Ruben八歲那年，一直都健康好動的他突然開始行動不穩，走路跌跌撞撞，然後舌頭也大了，語言功能也開始慢慢降低，記憶也出現了問題，幾分鐘前才做過的事情他都是一臉茫然……
由於沒有合法身份，也沒有醫保，Rosa不敢帶著兒子到處就醫，而是選擇能拖就拖，結果他的病情發展的很快，不到半年的時間就已經癱瘓在床，全身抽搐口吐白沫的情況每天都會發生，他完全失去了說話的能力，大小便也無法自理。
醫生最後診斷出他患有一種罕見的神經性疾病，這種疾病多半跟基因有關，在兒童事情發病，大腦失去了對他四肢肢體的控制能力，然後隨著病情的發展，他的腦神經會進一步的受損，進而影響到語言，視力……
但是不僅如此，Ruben的大腦就跟個沒有裝散熱器的電腦一樣，在主機板徹底燒毀之前，還是不停的發熱發熱發熱：他的每一根神經就像燒紅的烙鐵一般，不停的把那種疼痛的感覺傳導全身。
看著兒子時時刻刻的受苦，Rosa無能為力，她無力支付兒子的治療和護理費用，在艱難的維持了幾年以後，她把兒子送到一間教會性質的療養中心，自己去給人當住家保姆掙錢，一有休息時間就過來照顧長期臥床的兒子Ruben。
在煎熬了十多年以後，Ruben的軀體終於在2006年的1月徹底被擊垮：他的心臟再也不能夠承受疼痛和長期大劑量的止痛劑的衝擊，爆發了一次心肌梗塞，儘管在醫生的全力搶救下，他恢復了心跳，但是卻長久的陷入了昏迷，再也沒有醒來。
負責為他治療的主治醫生非常肯定Ruben不可能活著離開醫院，他告訴Ruben的母親Rosa，她的兒子不可能好轉，幾小時、幾天、幾周，甚至一個月，不管時間是長是短，死亡都會是他唯一的，不可逆轉的結局。
在病床前守候了兒子一個多禮拜以後，由於無力負擔醫院旁邊的住宿費用，Rosa不得不離開，回到她工作的僱主住處。
臨行之前，她來到兒子的病房，輕聲的祈禱了幾個小時，然後流著淚親吻他的額頭，跟他告別，心理明白這也許是最後一次跟活著的兒子相處了。
在乘火車離開的路上，Rosa接到了一個電話，那頭的女聲溫柔可親，她輕聲安慰這個悲痛的母親，仔細傾聽她的感受，在這樣的寬慰下，Rosa慢慢的止住了哭泣，而電話那頭那個天使樣的聲音不失時機地提出了一個建議：你願不願意捐獻你兒子的器官，讓他能夠救更多的人？
這個打電話的，其實就是前文提到的「器官移植協調管理員」，護士Carla Albright。
面對這樣一個突然的建議，Rosa有點無所適從，但是她很快就被溫柔的護士Carla說動了：人死就什麼都沒有了，兒子那麼痛苦的活了二十多年，也是個解脫的時候了，如果捐獻他的器官的話，就好像兒子重新獲得了一個身體一樣——一個健康的，他夢想中的身體！
於是在經過快兩個小時的反覆勸說以後，Rosa在電話裡面口頭同意捐獻兒子的器官。
她其實不知道的是，在她接到這個電話之前，醫院就對兒子Ruben做過一次全身檢查，結果發現他的肝臟和舊金山醫院裡面一名等待移植的患者非常匹配，而那名女性的肝臟已經90%壞死，正在死亡線上掙扎。
而負責她的器官移植的，就是Hootan醫生。
這幾個完全素昧平生的人，因為這個珍貴的肝臟，在深夜一點，進入了Sierra Vista醫院的手術室。
他們移除了Ruben的呼吸機，結果發現他並不想他主治醫生預言的那樣，馬上停止呼吸。在呼吸機停止工作以後，Ruben像一條擱淺的魚一樣，張開嘴艱難的進行呼吸，那種求生的本能佔據了他的身體，他的腦電圖也出現了巨幅波動。
面對這樣的情形，手術室裡的人多少有點手足無措，要知道，他們的任務並不是來救這個人的命，恰恰相反，他們是要想他快點死。
於是沒有人把呼吸機再插回去，也沒有人動手進行搶救，大家大眼瞪小眼的看著Ruben在手術台上垂死掙扎了近十分鐘，但是他卻頑強的沒有死！
這漫長的十分鐘，不僅僅對Ruben是種折磨，在場的醫生和護士也同樣覺得是種人性的煎熬和拷問，難道說救死扶傷是要眼睜睜的看著這個病人去死？
最先受不了的是手術室的麻醉師，他率先離開了手術室，而且不管怎麼勸說都堅決不回去。
手術室的氣氛頓時凝滯了起來，Hootan醫生已經打算放棄了：要不就算了吧，把機器再接上去，順其自然，Ruben什麼時候死就讓他什麼時候死好了。
可是想想又心有不甘，自己這麼大半夜的趕過來，不就是為了用他的肝臟救人一命麽？我倒是等得起，但是那個等著移植的病人可是等不起……
但是就在這個時候，護士Carla突然發話了：你看，他的腦電圖這麼波動，他感覺到了疼痛！病人在受苦，難道我們就要看他這麼痛下去麽？
她的話好像突然提醒了Hootan醫生，於是他要求醫院的藥房馬上送嗎啡過來。
由於麻醉師拒絕再進入手術室，於是Hootan醫生親自將嗎啡注射進了Ruben的身體。
但是卻沒有在他的腦電圖上看到有什麼變化，於是Hootan醫生要了更多的鎮痛劑，嗎啡被源源不斷的送入手術室。
手術室的另外一名年輕護士Jennifer Endsley提出了異議：這個嗎啡已經快要打到致死劑量了，你們到底在乾什麼？
但是護士Carla和Hootan醫生卻異口同聲：我們是在為病人著想，這個是在解除他的痛苦。
在之後的二十分鐘內，更多的嗎啡被注射進了Ruben的身體，遠遠超過了致死劑量，但是Ruben依然頑強的活著，他呼吸儘管痛苦而艱難，但是依然有自主能力，而他的心臟同樣沒有放棄。
這個時候又有超過100毫克的嗎啡被送到手術台，但是Hootan醫生卻猶豫了：如果這次再注射下去，即使Ruben馬上死在手術台上，他的肝臟也會在這樣大的藥物作用下，失去任何移植價值。
手術室裡一片死寂，這個時候距離Ruben的呼吸機被拔除已經過了超過一個小時，而他卻依然沒有死……
Hootan醫生把注射器重重的丟回盤子中，他對手術室裡的人說：謝謝各位過來合作，但是這個手術沒法進行，對不起了。
然後他脫下手術服，頭也不回的摔門而去。
隨後護士Carla和另外一名護士也離開了，手術室裡就剩下了還有沒有死的的Ruben，還有那個先前試圖製止對他注射嗎啡的護士Jennifer。
Ruben死於第二天上午八點，護士Jennifer一直守在他的身邊，成了最後送他一程的人。
當她輕輕握住Ruben的手的時候，她發現他的腦電波依然很活躍，她甚至能夠隱隱的聽到他心臟正在頑強的跳動，直到最後一刻。
他很清楚我在他身邊，他很清楚我們對他做的一切——護士Jennifer回憶說。
三天以後，她鼓起勇氣來到了San Luis Obispo警察局，舉報Hootan醫生為了獲取器官，蓄意謀殺病人Ruben。
她向警察交出了手中的證據：手術當天的藥物使用清單，Ruben被前後注射了超過400毫克的嗎啡和100毫克的Atavan，遠遠超過了嗎啡中毒量的60毫克。
在兩個小時的口供記錄中，護士Jennifer還原了當天手術室中的每一處細節，強調說Ruben在進入手術室的時候「非常活著」 Very Much Alive，他是被那些超大劑量的嗎啡和止痛劑給活活殺死的。
動機呢？
太明顯了，要他的器官唄！那個器官移植醫生等不及了，非要弄死Ruben得到他的肝。
兩周以後，舊金山警察局的兩名警探出現在了Hootan醫生家中，當時他正在慶祝和妻子的結婚八周年紀念日，他們在親友朋友面前銬走了Hootan醫生，對他提出了二級試圖謀殺的指控。
面對這個謀殺指控，Hootan醫生覺得非常荒謬：我怎麼的就成了殺人犯了？你知道不？即使我那天不守在那兒，Ruben也是肯定會死的！
但是控方卻不這麼想。
2007年7月30日，在權衡了本案的人證物證以後，控方在「二級試圖謀殺」上面，又增加了「虐待沒有反抗能力的成年人」「非法使用致命藥物」「侵犯踐踏病人正當權益」等多項證明，這裡面隨便任何一項成立，都意味著Hootan醫生不僅要面對牢獄之災，而且他的職業生命也會永久的結束。
不僅僅是Hootan醫生本人，很快整個美國甚至北邊的鄰居加拿大都意識到了這個案子的惡劣程度：有史以來第一次，登記進行器官捐獻的志願者出現了大幅度下滑，不僅如此，還有不少的人專門打電話進行顧問，看能不能把自己的名字從捐獻名單上取出。
這個心態其實也可以理解，看了這個案子裡頭Ruben的遭遇以後，那些簽了捐獻書的人會覺得，如果有什麼不測，不說醫生一定會為了取器官把咱給弄死，但是不盡心儘力的救俺一命那肯定是一定一定的。
而對於那些等著器官救命的被移植者而言，這個案件帶來的後果更是致命的：沒有了捐獻者，那一絲本來就很微弱的希望之光，更是變得幾乎看不到……
面對這樣的一個蝴蝶效應，本來一直還站在Hootan醫生一方的醫學委員會也開始動搖了，他們一方面強調說Hootan醫生察覺到病人正在經受難以忍受的痛苦，注射嗎啡是正確的做法。
但是另一方面他們宣布還是會針對這個事件進行徹查，確保沒有違規違法的做法，在調查的過程中，Hootan醫生的行醫許可被暫時取消，讓他好好的閉門思過。
在討論這個「是不是要捐器官」的問題之餘，另外一個問題也因為這個案件被討論得熱火朝天，那就是本文已開始提出來的：死到什麼程度才是真的死了？
這個問題不問不知道，一問嚇一跳：原來折騰這麼久，「死」，其實是沒有一個真正的標準的！
不僅沒有一個統一標準，就在同一個國家，同一個州，同一個市，其實都是完全不同的！
用實際數據舉例來說，在加拿大多倫多的SunnyBrook醫院，醫生們被要求在病人心跳停止五分鐘以後才會宣布死亡，但是同樣是多倫多的St.Michael』s醫院，這個標準是十分鐘。
在美國的匹茨堡，心跳停止兩分鐘就算是死了，而如果到了美國科羅拉多的丹佛，只要心跳停止75秒鐘以後，這個病人就被看成是死透了。
但是在歐洲的義大利，這個事情又走到了另外一個極端：必須等到心跳停跳20分鐘以後，才能開始記錄死亡時間。
你覺得人生最重要的遺言是什麼？
醫生，我覺得我其實還可以再搶救一下！
放到現實中，其實還真不能說是個段子……
無獨有偶，就在Ruben事件還在持續發酵，警方和醫學倫理協會都在緊鑼密鼓進行調查的時候，在加拿大的溫哥華髮生的另外一個事件，也許能夠說明其實Hootan醫生真的不是一個特例。
這個事件的男主角名叫Shane Becker，和Ruben一樣是25歲，不過他並不像Ruben那樣從小頑疾纏身，Becker身體健壯，從高中起就是學校的體育健將。
2006年九月，這個年輕小夥在和幾個朋友一起小聚喝了幾杯以後，微醺的離開酒吧獨自回家，在路過一個鐵路橋的時候一不小心失足，跌了下去。
他的頭部著地，當時久失去了知覺。
沒過多久，他被過路的人發現送到醫院，經過搶救之後，醫生非常遺憾的宣布Shane已經腦死。
Shane的母親是一名護士，她在看了兒子的腦部掃描和腦電圖以後，也不得不接受了這個殘酷的事實。
除了嚴重的大腦血腫，Shane的身體其他部位並沒有遭受到任何損傷，在加上年輕和沒有任何慢性疾病，他簡直就是一個完美的不能再完美的器官捐獻者。
在被醫生宣布腦死亡以後，馬上就有好幾個工作人員走馬燈似的過來勸說Shane的母親捐獻兒子的器官，作為一個資深的醫務工作者，Shane的母親深知器官捐獻的重要性，她在經過了短暫的考慮以後，代替兒子簽署了自願捐獻器官的檔案。
但是她唯一的要求就是，Shane的父親在距離溫哥華三百多公里之外工作出差，她希望等丈夫回來以後才摘下兒子的呼吸機，讓父親能夠最後再見兒子一眼。
在這個問題上，她寸步不讓，不管其他的醫生護士怎麼勸說，堅決不同意提前拔掉管子。
但是就在這個等待的過程中，她發現了兒子的瞳孔出現了非常輕微的收縮，在握著他的手跟他說話的時候，他的手指也有非常微弱的抽搐。
她馬上把這個現象通報了兒子的主治醫生，但是他卻不以為然，Shane的腦電波沒有變化，他覺得這些可能就是身體的正常生物電反應，不說明什麼問題。
但是Shane的母親卻不放棄著一點點的希望，她吩咐女兒守在重症監護室，堅決不許醫生護士再靠近病床上的兒子，然後她飛奔出醫院，給自己的好友，一名有多年經驗的腦外科醫生打電話求救。
她的運氣相當不錯，這個醫生很快出於對朋友的關心而趕到了醫院，在他對Shane進行檢查的時候，他同樣發現Shane的瞳孔對光線出現了反應，肢體也有微弱回應，並不是簡單的反射。
而他還發現了另外一個驚人的地方：Shane的腦電波記錄儀並沒有真的按照標準連接起來！讓他把線好好的修復了一通以後，那條本來是死水無波的腦電圖，馬上就出現了波動！
Shane根本就沒有腦死！
這個醫生迅速的給自己的團隊去了電話，在兩名專門護士和麻醉師趕到了以後，他們將Shane送入了手術室，在之後四個多小時的開顱手術中，他成功的取出了Shane腦部的大塊血腫，控制了顱內壓，手術進行得異常成功，在手術還沒有結束的時候，Shane就恢復了自主呼吸。
他在醫院恢復了不到一個禮拜以後就順利出院，經過了半年的康復治療，除了偶爾會出現頭痛以外，Shane跟普通人完全沒有兩樣。
他幾年後結婚並且成了兩個孩子的父親，活的很好很健康。
▲如果不是這個老媽發覺不對，Shane的人生估計在那天就到頭了
那麼當初究竟是誰沒有把他正確的接到儀器上，而故意的給人一種「腦死」的假象呢？
在Shane家人的強烈要求下，溫哥華綜合醫院對此進行了調查，但是最後的結果是：這個是個個例，當時在場的一名護士沒有經過徹底的上崗培訓，業務不熟，把線給接錯了。
他們向Shane一家進行了道歉和賠償，竭盡全力把這個事給抹了過去。
那麼真相呢？這個事還真的不能細想下去，只能說，和之前那個案例中的Ruben相比，Shane幸運的有自己的家人守在身邊，而且還有一個對這行很了解、人脈很強的親媽。
不然的話，他估計不是死來也是死……
再回過頭來說Ruben的案子。
其實也不能說Ruben他媽啥也沒乾，在Hootan醫生被捕以後，她在律師的建議下，對一個叫做OPO的組織提出了民事訴訟，這個部門全稱叫做Organ Procurement Organiztion，所有的器官都必須通過他們來獲取和分配。
她提出OPO在沒有得到許可的情況下，就擅自對兒子進行了器官捐獻的初步檢查，並且通過欺騙的手段，騙取她在電話裡同意捐獻，從而將兒子放到了一個危險的境地。
她因此要求一百萬美元的賠償。
在這起民事訴訟的過程中，她還追加了Ruben和Hootan醫生作為被告。
不管是民事還是刑事訴訟，Hootan醫生都堅持強調自己完全無辜：他是出於為病人著想才決定注射嗎啡的，難道說不讓病人活受罪也是犯罪？
同樣在風口浪尖的OPO也放出話來：如果Hootan醫生謀殺罪成立，那就是醫學和文明的一種倒退！從此以後你們最好在醫生做手術時候放倆律師在門口候著，時刻準備著打官司。
在這些支持下，Hootan醫生回絕了控方「誤殺」「虐待」等等的認罪協定，堅持要求要走陪審團。
其實歸根溯源，這個事除開Hootan醫生的長相問題以外，其實還是跟已開始跑去舉報他的護士Jennifer有關，她在那次舉報的過程中，說Hootan醫生是個外國人，說話有很重的鼻音，而且還在給Ruben注射嗎啡的時候嘟嘟囔囔，好像在念古蘭經給他超度。
但是實際上呢？Hootan醫生會不會說阿拉伯語不知道，但是他說一口非常流利的美語，根本沒有任何所謂的外國口音，而他那個「殺死美國人，給聖戰添磚加瓦」其實也是說不通的：Ruben到死都木有拿到美國國籍，以非法移民的身份過了一輩子……
借這個理由，Hootan醫生和他的律師開始試圖翻身了。
他們提出，護士Jennifer是個「恐伊斯蘭」有種族歧視傾向的人，不然為什麼她死咬Hootan醫生不放，而對另外一個重要人物，對打嗎啡非常支持甚至主動建議的護士Carla視而不見？
為了避免像那個溫哥華小護士臨時工一樣成為替罪羊，Hootan醫生拿出了破釜沉舟的膽識：要死我們一塊死，我不會一個人悶聲不吭的讓你們坑了的！
他提出將OPO的專門護士Carla做為主要證人出庭作證。理由是，她儘管是個護士，但是是個經驗豐富，受過特殊器官收集培訓的專業人員，在那天晚上，護士Carla就像是橄欖球場上的四分衛一樣，達陣得分的也許不是她，但是她絕對是真箇事情的組織者和協調者。
而且另外幾個證人也指出，如果不是護士Carla主動提出病人腦電圖有異，根本沒人會想到打嗎啡這個事上面來。
但是OPO和護士Carla本人都異口同聲的拒絕出庭作證，儘管沒有明說是什麼原因，但是琢磨一下應該是：Hootan醫生其實做為一個器官移植醫生，也就是個外圍的專業人士而已。
而護士Carla是OPO的自己人，在法庭上如果咬出更多有關器官移植的黑幕出來，那麼天知道會翻出什麼樣的滔天巨浪。
最後在雙方反覆的拉扯爭論下，最終法庭決定護士Carla不會做為證人出庭。
很難說這個決定到底是對那一方更有利，缺了這個人，其實雙方律師都無法百分之百還原到底那天在手術室到底發生了什麼，Hootan醫生是主事的人呢，還是被護士Carla背後的OPO用來當槍使了。
而之前舉報護士Jennifer的證詞也在法庭上反覆進行了播放，她對警察說，Hootan醫生有非常重的阿拉伯口音（Thick accent）。
可是在陪審團看來，如果閉上眼睛不看人的話，Hootan醫生跟個普通受過高等教育的美國白人口音上沒有任何區別。
如果護士Jennifer真的就像Hootan醫生的辯護班子說的那樣，對外國人有成見，帶著有色眼鏡，那麼她在口音問題上都有可能說謊，在別的問題上會不會說謊？
▲護士Jennifer是不是像辯方說的是個種族主義者其實也說不清
另外一個對辯方有利的就是動機：一個前途無量的年輕醫生會為了移植器官而殺人？而且事實上在他的決定下，死者的肝臟其實根本就不能用？
這個動機粗粗一聽好像有點道理，但是經不起一點推敲。更何況那個移植手術做不做對於他來說，其實到手工資都差不多。
控方則死死揪住一點：劑量……
Hootan醫生明明知道這麼大劑量的嗎啡注射會導致Ruben的死亡，但是還是一意孤行，這個不是殺人是什麼？
為了加強視覺的衝擊力，控方檢察官帶了一包藥品，向陪審團展示這個數量有多麼的龐大。
但是辯方律師卻一句話駁倒了他的論點：Ruben死了麽？對！他即使被打了這麼多的嗎啡，但是根本就沒有死！他死於第二天早上，從手術台出來六個小時以後！木有死你算什麼謀殺？
他們找來了之前Ruben在療養院的治療醫生出庭作證，這個醫生說由於Ruben患有嚴重的神經性疾病，他從十幾歲的時候就被有規律的注射嗎啡來控制疼痛，後來隨著病情的加重而加大了劑量。Ruben在生前就已經產生了對嗎啡的耐藥性，這是為什麼那麼大的劑量打下去他還依然活著。
Hootan醫生注射的也許對普通人來說是致死劑量，但是對Ruben來說根本不是！
辯方強調說，有這個做為前提，Hootan醫生的做法真的是在為患者減輕痛苦，而不是蓄意殺人！
在雙方律師進行了最終陳述以後，陪審團進入了閉門討論階段。
在經過了整整三天的討論以後，他們得出了結論：被告Hootan Roozrokh試圖謀殺，虐待等等罪名不成立。
和擁抱慶祝的被告方完全不同，前來旁聽的Ruben的母親，在聽到這個結果以後，黯然離開了法庭。就跟兩年前離開昏迷不醒的兒子一樣，她獨自一人流著淚登上了回僱主家的火車。
這次卻沒有人再打電話安慰她。幾天以後，她在律師的建議下撤回了自己的民事訴訟，事到如今，刑事都是這個結果了，打民事官司肯定是沒有什麼勝算了。
一年多以後，這個母親又收到了OPO的一封來信，裡面強調了器官捐獻的重要性，希望這次「意外」不要傷害她的信任，而且還在末尾非常友好的建議她也簽上一份協定，死後捐獻自己的器官。
Hootan醫生現在依然在行醫，而且是一位有技術有名望的器官移植權威。
僅僅在加拿大一個國家，就有超過四千人在等待器官移植，而每年有超過三百人因為沒有等到合適的移植而死去。平均下來幾乎每天都有。
其中相當比例是兒童和青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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