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銀領 張嘉璈辭職始末

　　民國銀領 張嘉璈辭職始末

　　潘曉霞

　　1948年5月，風雨飄搖中的南京政府不得不匆匆改組、翁文灝受命出任行政院長，張嘉璈（張公權）則辭去中央銀行總裁一職，一代金融奇才黯然退場。

　　張嘉璈去職之日，正值後來被視為一場鬧劇的所謂“金圓券改革”展開的前夜。當時張氏曾感慨道：“今能離職，如釋重荷。雖私心忻幸，然瞻望國事前途，憂心如焚。奈何奈何。”花甲之年的他固然是如釋重負，但內心也許已意識到，隨著國內政局大逆轉，自己叱吒銀海的一生事業，恐怕是走到盡頭了。

　　“全盤經濟病況已深，非局部治療所能救治”

　　張嘉璈在中國金融界一戰成名，還要追溯到三十餘年前北洋政府時期著名的“停兌風波”。

　　1916年，由於袁世凱逆潮流而動，恢復帝製，引起國內嚴重的政治動蕩，觸發了官方早期濫發鈔票埋下的通貨膨脹“地雷”。京滬等大城市突現擠兌風潮，民眾爭相湧向銀行，要把手裡的鈔票換成銀元。北洋政府見勢不妙，下令即時停止兌付，這下子整個金融業界和市面徹底炸鍋了。

　　那時候年僅28歲的青年才俊張嘉璈，已經當了兩年的中國銀行上海分行副經理。他力主拒絕執行“停兌令”，聲言一旦停兌，中國銀行將從此信用掃地，永無恢復之望。在得到滬上銀行同業及多方力量出面支持後，上海分行頂著來自官方及現金儲備兩方面的巨大壓力，繼續堅持兌付。張嘉璈後來回憶說：

　　“我與宋經理漢章接電令後，惶恐萬分……隨即核算上海分行所存現金準備，計合發出紙幣，與活期存款數額，總在六成以上，足敷數日兌現付存之需，應可渡過擠兌及提存風潮。即使不敷兌現與提存，尚有其他資產可以抵押變現，提供兌現付存準備。”

　　時任中國銀行上海分行經理的宋漢章，與張嘉璈一樣，都是江浙籍金融家，比張年長十多歲。

　　拒絕“停兌”，說來容易，實際操作中卻險象環生。上海分行宣布開放兌付的第一天，恐慌的民眾蜂擁而至，銀行內的銀元現金準備當天即消耗幾達八成。好在第二天起人心略見穩定，擠兌者減少到400餘人，隨後又逐日下降，一場風波，漸漸平息。經此艱難一役，不僅上海分行，整個中國銀行在全國民眾中也聲譽大增。據張嘉璈自述:“上海中國銀行之鈔票信用，從此日益昭著。”他本人則被提升為中國銀行總行副總裁。

　　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1947年3月，當張嘉璈出任中央銀行總裁時，他早已不是上海灘那個意氣風發的業界“金童”，而歷經戰火劫難的中華大地，亦非昔日光景了。

　　在“停兌風波”中奮力維持銀行信用的張嘉璈，如今面對的卻是銀行信用的極度喪失。抗戰期間，國民政府發行的法幣幣值不斷貶值。抗戰結束，滿目瘡痍，百廢待興，國共內戰又打打停停，為勉力支撐政局，南京政府唯有靠大量增發紙幣來緩解財政危機，1946年3月至1947年2月的一年間，法幣的發行數額增加了3.16倍。惡性通貨膨脹伴隨的是物價無理性暴漲，1947年2月，僅一個月物價上漲即達60%。到5月23日，上海米價每石已達法幣38萬元，3天之後，每石米漲價到48萬元法幣。

　　抗戰勝利後，張嘉璈曾任東北行營經濟委員會主任委員。1947年年初，蔣介石召回張氏以求重整金融大局，張一度予以婉拒：“全盤經濟病況已深，非局部治療所能救治。更非僅恃一二人之才力所能補救。深慮竭蹶，不能勝任，請予諒察。”但最終經不住蔣的一再敦請，儘管“心中栗栗危懼”，張嘉璈還是擼起袖子，決意臨危受命了。

　　以張嘉璈執著的性格，既然承諾下來，便會竭盡全力。出任中央銀行總裁後，他立即提出一個金融管理的總方針：“以保持國民經濟供需綜合平衡為制定政策的目標；以發展經濟、健全財政為推行政策的基礎；以運用貨幣功能、管理經濟活動為實現政策的手段。”

　　為此，他主持實行經濟緊急措施方案，包括管制外匯、控制物價、平衡財政預算、禁止黃金美鈔買賣等。同時在天津、上海、漢口、廣州四大城市成立金融管理局，名義上由財政部及中央銀行雙重長官，推薦局長等實權卻由中央銀行掌握。各地金管局成立後，一度努力嘗試整頓當地金融秩序，打擊黃金黑市、取締套匯。

　　“雖竭盡智能，而勢難避免”

　　然而，張嘉璈所下的“猛藥”成效非常有限。正如時任中央銀行稽核處處長李立俠所言，“不管是放任也好，管制也好，在全面內戰的情況下，都不可能在財政金融方面取得成果”。

　　張嘉璈執掌中央銀行前的1946年，南京政府年度總預算歲出部分為25249億多元，決算支出則為55672億多元，超出原預算數額一倍以上。即使有出售外匯、黃金等項收入，也只能填補支出赤字的一半左右，余下的另一半要靠發鈔票解決。所以，張嘉璈任內，通貨膨脹實際上更劇烈，物價的上漲速度也更快了。

　　早在張嘉璈上任剛剛一個月時，他就提出：“每月收支不足，央行與財部各半分任彌補，規定中央銀行墊款，應有限度。”但遭時任財政部長俞鴻鈞反對：“軍費支出，無法拒絕，何能規定中央銀行墊款限度？”而蔣介石本人也明確支持俞鴻鈞。見此，張嘉璈立馬就萌生了辭職之心，感歎道：

　　“此點實為抑止通貨膨脹之關鍵，亦為我擔任央行職務之成敗所系，實亦政府基礎能否穩固之所系。此一建議，不能施行，美金黑市必日見高漲。人民如何肯以美金來鉤公債，對於庫券亦必觀望不前。……我之發行公債庫券計劃，將全盤失敗，等於一場空夢。誠恐國家惡運，注在今日矣。”

　　對於陷入內戰泥潭的蔣介石而言，確實也很難接受限制軍費的“書生之議”。更何況，蔣介石請張嘉璈出山，是要他想辦法幫助自己，而不是讓自己反過來處處受限。原本指望“金融奇才”能夠起死回生的蔣委員長，對張漸漸失去耐心。

　　出任央行總裁後，張嘉璈曾三上廬山見蔣介石，結果一次不如一次。第一次上廬山，蔣介石承諾支持他提出的經濟改革方案；第二次，張要求兼任財政部長，蔣勉強應允；第三次，張提出平衡預算，包括軍事支出的一切財政收支要嚴格按照預算辦事。這一次，張嘉璈認為自己退無可退，必須逼迫蔣介石做出讓步，限制軍費使用。蔣介石當然不會同意，震怒之下，對張也不再像以往那般客氣了。

　　苦苦支撐5個月後，眼看救危乏術，張嘉璈終於著手寫辭呈了。因為他發現：“國庫支用月有增加。不特券料（指印刷紙幣用的材料）難以應付，而發行已達去年底之四倍。是通貨膨脹之一切惡果，雖竭盡智能，而勢難避免。”

　　明白了整件事情的來龍去脈，那本文開篇所述，張嘉璈當了十四個月中央銀行總裁後黯然去職，就不是什麽讓人意外的結局了。當日報紙對此有精辟的分析：

　　“自從一九二八年中央銀行在上海成立以來，央行本質上便感先天不足。以後雖經後天的補養，在名義上和某數種事實上，它是變成了強有力的中央銀行了。然而在保管全國的準備一點上，做了‘銀行的銀行’而不能發揮‘銀行的銀行’底偉力，在代理國庫的收付一點上，做了‘政府的銀行’而超過了‘政府的銀行’底範圍。這二個基本上的缺陷，使得中央銀行成了跛行的狀態，為‘政府的銀行’底成分多，為‘銀行的銀行’底成分少。”

　　這是從金融業本身的規律來講。更關鍵的事實在於，國民黨政府在內戰軍事上的節節失敗，會加劇和放大政治、社會、經濟等方方面面的危機，大氣候如此不利，再有本事的能人，也會無力回天。

　　作者為學術期刊副編審，歷史學博士，專治民國金融史，著有《1908—1937年的交通銀行》。

責任編輯：關海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