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曉波：1978-2018，變革中的中國

　　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微信公眾號kopleader）專欄作家 吳曉波

　　儘管任何一段歷史都有其不可替代的獨特性，可是，1978年-2018年的中國，卻是最不可能重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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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年後，如果後人以抽象、簡化後的數據來看中國過去40年的改革開放，為之冠上“卓有成效”四字，想必不會有很多人質疑：

　　◈經濟總量：

　　中國經濟總量40年增加80倍，全球佔比從1.8%上升至15%。

　　◈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

　　中國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佔比，從2.3%增加到34%，增長貢獻相當於美國（16.1%）和歐盟28國（16.6%）的總和，是當之無愧的經濟拉動火車頭。

　　◈人均GDP：

　　從381元人民幣（折合為155美元）增加值5.39萬元人民幣（折合為8800美元），成為如假包換的中等收入國家。

　　◈恩格爾系數：

　　中國家庭的恩格爾系數，從60%下降至29.33%，中國家庭的每月收入中，只有30%用於食品，而其余更多部分，則用於提高生活品質，滿足對美好生活的欲望。

1983年，正在炸油條的大同市民

　　◈世界500強：

　　40年前，中國大陸沒有一家世界五百強企業。今年的《財富》世界500強，中國有120家（中國大陸有109家）企業上榜，與美國的126家在伯仲之間。

　　◈汽車年產銷量：

　　從10萬輛增加到2900多萬輛，從幾乎沒有私人汽車，到汽車成為中產家庭的標配。

　　◈企業家和工商階層：

　　中國大陸的私營企業，從0增加至2700萬家，此外還有6500萬個體工商戶。中國的企業家和工商階層數量，加起來超過整個德國的總人口。

　　◈中產階層：

　　中國中產階層人口數量從0增加到2.5億~3億，幾乎相當於日本加德國的人口總和，是全世界最龐大的中產群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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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指數級增長的數據上，後來者一定能夠看出這是一段波瀾壯闊的歷史。但數據也往往會被誤解這一增長是由上而下有規劃的產物，事實遠非如此。

　　這40年中，世景變遷，幅度之大，讓人恍若隔世。其間有諸多若毫入微的事與物，在當時理所當然，今天看來竟是如此的荒謬和不可思議的。反之，亦然。

　　1983年之前，政府明令不允許私人買汽車跑運輸，“投機倒把”這個今天已經消失的經濟犯罪名詞在當時是一個很嚴重的罪名。

　　江浙一帶，你如果騎著自行車從這個村到另外一個村，而後座的筐裡裝了3隻以上的雞鴨，如被發現，就算是投機倒把，要被抓去批鬥，甚至坐牢。最嚴重的，在溫州地區，一位婦人因為投機倒把而被判處死刑。

　　到20世紀80年代末，“買空賣空”還是一個惡劣名詞，在茅盾小說《子夜》裡的那些商人給人們留下了太過深刻的印象。到1992年前後，商業銀行對私營企業的貸款還規定不得超過5萬元，否則就算是“違紀”。

80年代工廠的縫紉機女工

　　整個20世紀80年代，在很多城市，到民營工廠上班是一件很丟臉的事情，而自己開一個小鋪子做一點小生意，就會被蔑稱為“個體戶”，也就是一個“沒有組織的人”，一個不受保護的體制外的流浪漢。

　　這個社會印象一直要到“萬元戶”這個名詞出現之後，由蔑視到暗暗的羨慕，再到全社會的無度的稱頌。

　　20年前的國營和集體企業都是可怕的龐然大物，很多大型國有工廠幾乎具備一切的社會功能，“除了火葬場，什麽都有”。

　　當然，也包括了品牌。

　　蘇泊爾的創始人蘇增福，早年入伍，退伍後任農機廠供銷員。他頂著被鎮長官免職的風險，引進了一條壓力鍋生產線。

　　有了生產線，沒有品牌，只能作為沈陽雙喜壓力鍋廠的代工廠。直至民營企業被賦予與國有企業平等地位後，他在1994年創立了自己的品牌蘇泊爾。

　　2007年，蘇泊爾將大部分股權出讓給法國的塞博集團，回報是國際化的技術、管理和70億資金，這筆錢被用於蘇泊爾的轉型更新，現在他們已經成為一家擁有5個研發製造基地、產品銷往40多個國家、市場份額全球排名第二的炊具研發製造商。

蘇泊爾本釜內膽全自動噴塗車間

　　在一個擁有十幾億人口的大國裡，計劃經濟體制日漸瓦解，一群小人物把中國變成了一個巨大的試驗場，它在眾目睽睽之下，以不可逆轉的姿態向商業社會轉軌。

　　之所以稱之為“一群小人物”，也許沒有別的稱謂更適合這一群改造歷史的人們。他們從來沒有想到過，自己將在歷史上扮演一個如此重要的角色。

　　在很大程度上，這些人的出現與民營經濟的萌芽，本身即是一場意外，或是預料中的意外事件。

　　但當市場的大閘被小心翼翼打開，自由的水流開始滲透進來，一切都變得無法逆轉，那些自由的水流是那麽的弱小，卻又是那麽的肆意。

　　它隨風而行，遇石則彎，集涓為流，轟然成勢，它是善於妥協的力量，但任何妥協都必須依照它浩蕩前行的規律，它是建設和破壞者的集大成者，當一切舊秩序被潰然推倒的時候，新的天地卻也呈現出混亂無度的面貌。

　　在改革開放至今為止的40年中，中國企業在絕大部分時間中成長於非規範化的市場氛圍。數以百萬計的民營企業在體制外壯大，在資源、市場、人才、政策、資金甚至地理區位都毫無優勢的前提下實現了高速的成長，這種成長特徵，決定了中國企業乃至整個中國經濟充滿意外的特性。

　　羅納德·哈裡·科斯，199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新制度經濟學的奠基人之一，2013年於102歲高壽謝世。

　　他在辭世前的最後四年所著，關於中國改革開放的《變革中國》一書中認為：1978年以來中國的改革開放是二戰以後人類歷史上最為成功的經濟改革運動，而引領中國走向現代市場經濟的一系列事件並非有目的的人為計劃，其結果完全出人意料，無法以現有的理論解釋。

2003年，上海人才招聘會火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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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後並非不能通過複盤得到解答。

　　我們一定做對了一些事情，才能得到今天的成果。那麽，到底是做對了哪些事？在缺乏長期性頂層設計的前提下，中國經濟改革的成功，至少來自於四個方面。

　　第一，是制度創新。

　　四十年來，恢復及確立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角色與作用，一直是中國治理者在持續探索的方向，其間的稚嫩、反覆及彷徨，構成了改革的所有戲劇性。與其他市場經濟國家不同的是，中國政府始終沒有放棄國有資本集團在國民經濟中的控制力，這也成為制度創新的最大不確定因素。

　　第二，是容忍非均衡。

　　中國改革的非均衡特徵和“灰度治理”，是打破計劃經濟體制的獨特秘訣。它包括“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東南沿海優先發展、給予外資集團的超國民待遇，甚至還有對環境破壞的長期容忍、對農民工群體的利益剝奪，以及民營企業家對現行法律的突破。

　　第三，是巨國效應。

　　龐大的人口規模為中國的創業者提供了巨大的成長紅利，這使得每一個產業的進入者都有機會以粗放的方式完成自己的原始積累，然後在此基礎上，建立核心競爭力。“巨國效應”及可能形成的勢能規模，無論是產能、消費力，還是資本能力，往往會以出其不意的方式創造出新的可能性和模式突變。

　　第四，是技術破壁。

　　相對於制度創新的反覆性，技術的不可逆性打破了既得利益集團的準入性壁壘，從而重構產業範式，並倒逼體制內改革。

　　這一特徵在改革的前三十年並不突出，然而，隨著互聯網的崛起，很多產業的原有基礎設施遭到毀滅性破壞，使得競爭格局煥然一新。在可以預見的未來，技術的破壁能力將在更多的領域中持續發酵。

2018年，微信宣布其已有

　　1.7億日活用戶和2300個第三方開發平台

　　在這些動力被催發的過程中，農民工人、企業家、地方幹部、創業者理應得到特別的致敬。如果說中國的改革開放是一場人與創造力被解放的行動，那麽他們則是站在第一線，為無數不確定冒險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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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這40年，我寫過兩本中國企業史——《激蕩三十年》和《激蕩十年，水大魚大》。

　　兩本書以2008年為界，有朋友對比過兩本書之後，特意向我發資訊曰，前者富於詩意，而後者的理性意味更重。

　　這恰是改革開放和我們這個國家的真實寫照。

　　在這輪經濟變革開始的1978年，全體國民並不知道未來之路通往何處，他們所能夠告訴自己的是，必須從貧瘠中逃離出來，無論用怎樣的手段，都要在金錢的意義上改變自己的命運。

　　那是一個混亂而野蠻的年代，不論對這個國家，或是對個人而言，我們是憑借後發優勢發力狂奔的追趕者。我們無暇、亦無需顧忌其他，隻待最適合生存的在最後勝出，如此原始，如此充滿浪漫和詩意，一切秩序都被破壞，一切堅硬的都煙消雲散。

　　2008年，帶來了一些變化。

　　在此之前，全球化浪潮已經高漲了整整六十年，人類學習著用和平競爭的方式推動物質文明的進步。1946年才發明的電腦用一代人的時間完成了資訊世界的建設，互聯網不但改變了資訊流動的方式，更推動了新的公司範式和財富積累運動。

　　但是，在2008年之後的十年間，全球經濟出現了兩個新的特徵。

　　其一，互聯網經濟的技術變革周期結束，阿爾文·托夫勒所定義的“第三次浪潮”謝幕，“殺龍青年”長出龍鱗，成為新的巨龍統治者，資訊化革命的推動力日漸式微，而新的產業變革仍在黎明前的暗黑通道之中，全球經濟出現了以通貨緊縮為共同特點的產業“空窗期”。

2008年，上街抗議政府救市的美國民眾

　　其二，由美國次貸危機轉化而成的全球金融危機改變了潮汐的走向，“反全球化”成為新的趨勢，國際貿易的增長在這一階段幾乎陷於停滯，各國相繼通過貨幣競賽和貿易保護主義來維持自己的利益，由此，“黑天鵝”頻飛，民粹主義再度流行，2016年的英國脫歐和川普當選更是讓新保守主義甚囂塵上。

　　世界發生新的動蕩和對峙，在這一時期，作為全球化的最大獲益國，中國的處境不無尷尬。

　　開始於2008年的外貿下滑，在濺起一片驚呼的同時，也被動地推進了國內的基建投資和產業轉型，巨集觀經濟的增速從9%陡降到6%~7%的“新常態”。

　　與此同時，人民幣與美元之間的幣值競賽充滿了火藥味，中央政府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引發了種種新猜想。對中國的依賴與遏製，構成了一種充滿矛盾的並生現象。

　　隨著川普的當選，華盛頓宣布“回到美國”，中國似乎成了唯一一個仍然在全力推動全球化的超級大國。

2016年，川普當選美國總統

　　無論是2008年的北京奧運會、2010年的上海世界博覽會，還是2014年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以及2016年在杭州舉辦的G20峰會，都是一些標誌性的重大事件，它們代表了中國的一貫立場和姿態。

　　在2008—2018這十年中，中國經濟總量超越了日本，製造業規模超過了美國，汽車產銷量在2009年的趕超更是在底特律引起了巨大的心理震撼。中國成了互聯網普及度最高的國家，每一個到中國旅遊的歐洲人都對4G網速羨慕不已。

　　幾乎把巴黎老佛爺店擠爆的中國遊客讓法國人又愛又恨，甚至連中國大媽們對黃金的熱愛，都構成了期貨市場的一個非常規性指標。

　　不過，在有一些場景下，比如貿易戰時斷時續的硝煙中，中國是孤獨的。

　　“是世界更需要中國，還是中國更需要世界？”這是一個無解卻又時常被提及的問題，在這一糾結的背後，體現出了西方世界及周遭各國對中國崛起的複雜心態。

　　與國際變局交織而來的，是中國內部衍變，尤其體現在是階層的豐富和國民價值觀的變化。

　　出生於20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的中國人，無疑是過往四十年改革開放最大的獲益族群，他們的子弟“80後”和“90後”既是獨生子女的一代，更是第一批中產階層家庭的子弟和在少年時期就上網的互聯網原住民。

　　最近10年，正是“80後”和“90後”進入職場和開始創業，並試圖主導公共社會的微妙時期，代際衝突比人們想象的更富戲劇性和突變性。

　　不過，與此同時，那些上半場的英雄並不甘心退出舞台。

2015年，孫巨集斌出席發布會 　　2014年融創中國營業收入同比下滑18.7%

　　在很多人看來，柳傳志、張瑞敏們都已是舊世界裡的經典物種，甚至正是過往的巨大成功和聲望，讓他們的形象被徹底“石化”，他們變得不再“性感”，進而成為被革命的對象。

　　但你即將看到的事實是，他們成了勇氣可嘉的“自我革命者”。在變革的中國，年輕態一直是一個與年齡無關的概念。

　　在過去的十年裡，深圳市的平均房價從1.3萬元/平方米暴漲到6萬元/平方米，北京金融街的辦公大樓租金超過了曼哈頓。在整個大中華地區，10億美元富豪人數為749人，超過美國的552人。站在上海黃浦江的外灘邊，眺望兩岸的摩天大樓和璀璨燈光，你會發現，這裡是當今世界最繁華和喧囂的流動盛宴。

　　同時，這個國家也正在被“折疊”。

　　一部名為《北京折疊》的科幻小說獲得2016年度雨果獎，在三個不同的空間裡，分門別類住著不同的人，第三空間是底層藍領，第二空間是中產白領，第一空間則是掌握權力和財富的金領階層。這是典型的反烏托邦設定，在可以折疊的空間裡，階層的鴻溝越來越寬，最終人們在物理的意義上完全隔離。

　　對財富的焦慮和階層固化的恐懼，使得物質追求成為當代最顯赫的“道德指數”。中國每天有一萬家新的創業公司誕生，它們中的90%會在18個月裡消失。

2012年的唯冠公司廠房

　　在淘寶平台上，活躍著600萬名賣家，他們不分晝夜地叫賣著自己的商品。在政府的鼓勵之下，全國各地出現了8000多家創業孵化器。在每一個星巴克咖啡店裡，每天都有人開著電腦，熱烈地討論一個又一個稚嫩卻野心勃勃的計劃書。

　　過去數年中，我仍然在密切地觀察著中國的商業世界，跑了幾十個城市，調研了大概上百家中國企業，除了這些令人感受到蓬勃生機的創業者，還有已經成長為參天巨擘的大型企業，其中的部分甚至已經成為各自領域的全球領頭羊。

　　在與這些企業的掌舵者們的交談，我發現了兩個令人印象深刻的共同觀點：

　　其一，因為他們已經成為了全球第一，因此在全球範圍內都已經找不到對標物。

　　第二，同樣因為他們已經成為全球第一，他們已經看不到敵人了。

　　也正因此，他們所經歷的轉型，漫長而痛苦。

　　這是一個深刻的預示，它告訴我們，在這40年中，我們的角色已經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從追趕者轉變成自我實現者。

　　我們面對的問題，大多不再是他人解答過的問題，而是公平地擺在所有人面前的、沒有現成答案的新問題。

　　我們所有人，都需要面對這個時代，提交自己的答案，恰如尼采說的“我們終究需要在自己身上，克服這個時代”。

　　(本文作者介紹：財經作家。本專欄為吳曉波微信公眾號“吳曉波頻道”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