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知縣陳錫鬯
高仁斌|文
明清時期的川南富順，隸屬於敘州府。知縣作為一縣的最高行政長官，為正七品，其全稱為“知富順縣事”，由吏部銓選。一般情況下，須進士、舉人、五貢朝考等科舉出身，清代後期亦有以軍功或捐納受職的情況。《清史稿·職官志》載：“知縣，長一縣治理，決訟斷辟，勸農賑貧，討滑除奸，興養立教。凡貢士、讀法、養老、祀神靡不所綜。”
按照規定，一般知縣任期為三年，實行避籍任職。然而，在實際操作中，很多規定總是可以變通處理的。比如，清光緒34年間，富順縣一共就曾經歷22任知縣，平均起來才一年半的時間。但是仔細梳理光緒年間的歷任知縣，你會發現，其中有一個名叫陳錫鬯的人，他在富順擔任知縣的經歷十分特殊，他曾三次擔任富順知縣，且總的任職時間竟然長達17年之久。如他這樣的經歷，即便考諸富順在整個清朝的知縣名錄，也是極為罕見的。
陳錫鬯，字洛君，江西新城（今江西省黎川縣）人，曾先後於清光緒四年（1878年）、十五年（1889年）、二十八年（1902年）三次擔任富順知縣。在富順任中，居官勤慎，關心民瘼，頗有政聲。如今的富順老縣城西門外的望神坡，還矗立著縣人為感懷他的德政，專門為他建造的德政碑（光緒十四年建）和德政坊（光緒二十八年建）。德政坊上的兩幅對聯，體現了陳錫鬯的為官之本。直到如今，陳錫鬯為官的事跡還在富順民間廣為傳誦。聯曰：
能用猛仍能用寬，撫字勤勞，仁者襟懷儒者度；
善籌餉猶善籌兵，乾戚固守，文臣經濟武臣風。
才毋逞，智毋矜，是西漢循良，五載共欽廉吏；
境致安，民致富，看川南冠冕，雙旌遙想能臣。
體恤民情的循吏
清代的縣衙，一般設置的辦事機構為六房，與中央吏、戶、禮、兵、刑、工六部相對應。富順縣衙在六房之外，增設了鹽房、倉房、承發房和門房四個機構。其中，鹽房管理鹽政事務；倉房管常平倉、濟倉、社倉的冊籍及進出翻曬；承發房管縣署公文批辦、傳送以及檔案冊籍；門房管收發文件，處理喊冤告狀，負責據送傳呼人犯及當事人。
到了清代後期，縣開始設立“局”，局士（局長）由知縣遴選委任。陳錫鬯到任後，便創立了“三費局”，其目的就是為打官司的老百姓減輕負擔。所謂“三費”，即相驗費、夫馬費和招解費，以前須由原告、被告承擔，“擾民尤甚”。三費局成立後，由紳民和糧戶捐錢投入，設立基金账戶，專項開支。也就是說，設立三費局之後，老百姓打官司的錢，主要由有錢人捐納，自然是減輕了原告、被告的負擔。
陳錫鬯十分重視民生疾苦。在任期間，還創辦了育嬰局、恤嫠（li）局（救濟貧苦寡婦的慈善機構）。他曾捐銀4300兩置買公積堂產業，每年收租谷十擔，在枯月的時候放米賑濟饑餓災民。光緒十年（1884年），富順大旱，全縣城鄉共100保，他向每保捐出薪俸100串，使災民收到救濟。100串錢雖然不算多，但卻收到了很好的示範作用。在陳錫鬯的帶動下，當地富紳們紛紛響應，共募捐到一萬多兩銀子，使大旱之年的富順民眾渡過了難關。光緒十年（1884年）十月，四川總督丁寶楨具折上奏朝廷，保舉“四川鹽茶道崧蕃、川東道彭名湜、候補道夏峕、雅州知府崔志道、富順知縣陳錫鬯、候補直隸州州判李盛卿、候選同知曾昭吉、四川候補巡檢高啟文”等八人“以備任使”，獲光緒帝於十月二十八日下諭令“均著交軍機處存記”予以準奏。在這八個被舉薦的官員中，陳錫鬯是其中唯一的七品縣官。
捐助書院膏火費，資助清貧學生。古代的圖書刊刻是一件費時耗財的事情，因為成本高昂，所以買書十分不易，對於家境貧寒的孩子來說，還面臨著另一件奢侈的開支，那就是夜間讀書需要點燈熬油。光緒十五年（1889年），陳錫鬯二任富順知縣，為了改變這一現狀，作出了一個大膽的決定，“捐羨余創辦學田”。所謂“羨余”，就是每年官府從民間征集的各種雜稅，除了上交朝廷之後的結餘部分，這部分資金，地方政府可以自行支配。從此以後，書院便有了自己可用於經營的固定資產（學田），從而保證了士子讀書的開支有了來源。
在富順民間，還流傳著陳錫鬯當年機智斷案的故事。說是縣城一富商大興土木建高樓，招募了很多民工，為了趕工程進度，富商定下規矩說，工程未完之前，不準請假回家。適逢趙化鎮有老兩口，獨生兒子三個月都沒有回家，便帶了一隻母雞進城來，準備探望兒子。負責監工的富商兒子卻指責雞屎弄髒了工地，雙方言語不對路，於是發生了抓扯，富商兒子的衣服被撕開了一條縫。監工們依仗人多勢眾，沒收了老頭的母雞殺來燉湯吃了，聲言為賠償撕破的衣服。工友們都替老兩口鳴不平，於是到縣衙告官。
第二天，陳錫鬯升堂斷案。待雙方陳述之後，陳錫鬯問富商之子：衣服值多少錢？答曰：起碼要500文錢。又問：雞可是你們吃的？答曰：是。陳錫鬯又問：你可知道“鬥米斤雞”這句俗語？富商兒子搖搖頭。陳錫鬯轉問老頭：你的雞多少斤？老頭回答說：四斤，昨天出門時稱過的。於是，陳錫鬯向堂上旁聽的眾人說道：中國有句古話叫“鬥米斤雞”，意思是說養一斤雞可要吃一鬥米呢！本案裁決如下：衣服半新半舊，折半算250文錢，由原告賠償，但是撕破的衣服歸原告所有；這隻雞四斤重，折合四鬥米，由被告賠償，250文的搬運費也須由被告承擔。富商兒子不服：我的衣服歸他，那他的雞就該歸我。陳知縣鄭重的說道：雞？雞不是已經歸你們吃了嗎？陳錫鬯的斷案贏得一片喝彩。老頭帶著富商兒子的衣服和四鬥米，滿意地回趙化鄉下去了。
重視教育的儒官
陳錫鬯到任富順之前，已經先後在新繁縣、犍為縣擔任過知縣等職。在陳錫鬯眼裡，川南富順不僅是著名的鹽場，還是一個文風昌盛的才子之鄉。尤其令他慕名的，是乾隆年間段玉裁署理富順時主持編纂的《富順縣志》，“需次來蜀十餘載，舊聞是志未獲一睹，及蒞此邦接見士紳輒加諮訪。”陳錫鬯一上任就遍尋“段志”，有如南宋鴻儒朱熹赴任江西“下車伊始問志書”。然而，他尋找“段志”的過程卻並不順利，直到上任四年之後的光緒八年（1882年），“乃得窺其全書”，陳錫鬯閱後大加讚賞，稱其“出入班、馬之間，而擅三長者也”。對於“段志”，陳錫鬯倍加珍惜，決定重刻“以興此志，共相流播”，並親自為重刻本“段志”撰寫跋文，落款為“時光緒八年壬午後令江右新城陳錫鬯跋”，這一刻本，史稱“光緒八年重刻本段志”。這個刻本也是我們今天能看到的“段志”唯一版本。
富順從宋朝的知監周延儁開始，歷任行政官員都崇文重教，宋、明兩朝共中進士約200名，享有“才子之鄉”的美譽。但明末清初的大動亂使全縣人口銳減，文化教育遭受重創，直到清中期開始出現轉機。時縣境有縣城的江陽書院（又名學易書院）、自流井的炳文書院（又名東新書院）和趙化鎮的文昌書院等有名教育機構，這些教育機構以四書五經為教材，聘名儒為山長，有功名之學者為教習。陳錫鬯到任富順之後，不僅關心重視地方教育，還以知縣身份兼任教習，親自到書院講課，為全縣培育了大量士子。據“宋志”（宋育仁編纂）記載，光緒七年（1881）陳錫鬯為江陽書院“撥前令吳鼎立發當商生息本利錢一千串，十年(1884)又自捐錢一千串，均生息為院生堂課膏火，又添購書籍”。光緒十八年(1892)，陳錫鬯聘任在家守製的名儒盧慶家為炳文書院山長，先後有百餘人中秀才，十餘人中舉人、進士，培養出如謝奉琦、雷鐵崖、李宗吾、張光厚等一大批近現代名人。在劉光第鄉居守喪期間，陳錫鬯鼓勵劉光第為家鄉的文教事業作貢獻，特聘其出任剛開辦僅十年的趙化文昌書院山長。陳錫鬯任職期間不僅身體力行躬身教育，還實施了一系列加強教育的舉措，體現了一縣之長對教育和人才的重視。
清末，隨著洋務運動的興起和甲午海戰的失利，發展新學培養新型人才成為最迫切的需要。清廷從光緒二十九年(1903)開始，先後參照日本及歐美各國教育制度擬訂《欽定學堂章程》（壬寅學製）和《奏定學堂章程》（癸卯學製）。文風頗盛的川南富順自然不甘落後，也開啟了廢書院、辦新學的改革之路，縣內各書院分別改建為官立高等小學或初等小學堂。“宋志”記載：“（富順縣）官立中學一堂，清光緒二十九年知縣陳錫鬯奉文，委紳陳慶文、郭昌翰等於城北三裡十字嶺創修，三十年開辦，專設中學未準。三十二始升中學。”文中所述“官立中學一堂”，即今天的富順二中。這是陳錫鬯在富順任知縣的最後一年為富順教育辦的一件大事。
慧眼識才的伯樂
光緒四年(1878)，19歲的劉光第首次參加富順縣試，此次縣試的主持人是縣令陳錫鬯。陳氏辦事認真，親臨考場視察。按照清代科舉考試的規定，縣試要考四至五場。首場為正場，二場為招覆(亦稱初覆)，三場為再覆，四場、五場為連覆。每場一天，黎明前點名入場，限當日交卷。考試內容，主要是《四書》文、試帖詩、《性理》論或《孝經》論。縣試頭場，劉光第名列第四；二場初覆，劉光第名列第三。
由於劉光第考試成績優異，於是那些出於嫉妒之心的趙化鎮的同場考生，“群起攻訐”，謂光第系“待詔”之子(指光第之父早年曾以理發為業)，沒有資格參加科舉考試。知縣陳錫鬯將這些鬧事的考生傳喚到縣衙門，對他們訓話：“本官是捐班出身，對律例及政令專條，多不熟諳。爾等既來檢舉，定有根據。限二日內將禁止‘待詔’之子考試之明文，繳案查閱。自然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如逾期不繳，我隻知衡文，不問其他，請諸君多在文字上作競爭可也。”這些考生對考試條文並不熟悉，只是道聽途說，跟著起哄（而實際上，當時並沒有明文規定手藝人的子女不能參加科考）。經陳錫鬯軟中帶硬的一席訓責，他們誠惶誠恐，只好作罷。
縣試第三場，劉光第竟然名列第一。陳錫鬯對劉光第也格外注意。五場完畢，陳氏閱罷所有考卷，特別欣賞劉光第的文卷，將劉光第拔為“縣案首”(即縣試第一名)。事後，劉光第帶著感激的心情到縣署謝恩，並寫了一副明志聯：“陶士行多賓客遇，范希文作秀才時。”把陳比作東晉時的陶侃，勉勵人們愛惜光陰，又以北宋范仲淹自勉——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劉光第親切地稱陳錫鬯為洛師（陳錫鬯字洛君）。
陳錫鬯看著這位長相文秀而又略帶幾分靦腆的年輕人，著力誇獎了一番，鼓勵他繼續努力，以求取更大功名。當他得知劉光第家中貧寒時，陳錫鬯不僅自己每年出資100兩白銀，還積極聯繫自流井鹽商劉舉臣每年出資200兩白銀，共同資助劉光第在京城當官，極力幫助他去實現“振刷”朝綱、變法圖強的夢想。劉光第日後曾回憶此事，用感激的文字寫道：“劉光第，先生縣試首拔士，謬蒙期推，以訓以養。”（《送陳洛君先生序》）
劉光第與恩師陳錫鬯在思想和行動上都較為接近。在讀書觀念上，二人都倡導“經世致用”；在入世為官上，二人都“心憂天下”；在為人處事上，二人都“實事求是”。1883年，劉光第中進士，授刑部主事。在即將赴京上任，陳錫鬯內心喜憂交加：喜的是光第能面陳天子，一展抱負；憂的是官僚體制下京師的弊病和腐敗更甚，光第如此耿直之人，難免痛心疾首。在劉光第前來辭行的那天晚上，陳錫鬯問劉光第：“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裴邨，對這句話你有何見解？”劉光第答：“洛師，這句話出自《論語·泰伯》。孔子以泰伯為榜樣，論證君子安貧樂道之追求。‘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孔子於禮崩樂壞之時，尚能四處傳播仁愛學說，恰恰說明，邦無道，賢者見。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陳錫鬯暗自讚賞：“為官先為人，持正守節，斷不可失人之本色。汝之京師，萬事小心”。
陳錫鬯把劉光第視為愛徒，希望他可以有更廣闊地舞台施展抱負，於是利用自己與湘軍的關係，讓劉光第與湘軍舊系交往。陳錫鬯雖偏安小縣，但他對朝廷的股肱之臣了如指掌，對朝廷局勢洞若觀火。他曾交待劉光第入京之後，代自己去拜訪幾位師友，實際上是為劉光第的仕途牽線搭橋。比如湖南巡撫陳寶箴，陳錫鬯就曾向陳寶箴大力舉薦劉光第，陳寶箴以“器識宏遠，廉正有為”，向光緒帝保薦劉光第。
光緒十九年（1893），陳錫鬯獲提拔任涪州知州。但是天有不測風雲，就在這一年，以剛正敢言著稱的晚清禦史鍾德祥奏“四川吏治蠹蝕汙濁”，言“四川總督劉秉璋信用候選道徐春榮、署提督錢玉興二人招搖納賄，知縣陳錫鬯等聲名狼藉”，並“請飭查辦”。光緒帝立即調派湖北巡撫、譚嗣同的父親譚繼洵“馳驛前往四川確切查辦”。其實，這類言官參劾是封建官場上常有的事，哪怕僅僅是坊間風聞，皇帝也要降旨究辦。被參者若確系冤抑，據情回奏之後就沒事了。經欽差大員譚繼洵核查，陳錫鬯並無貪贓實據，隻以“請補涪州知州、富順縣知縣陳錫鬯習氣太深、鑽營最巧”上奏朝廷。後皇帝發諭令“革職留任”，而禦史鍾德祥也被人反告以參稿脅人索賄遭革職流放。
光緒二十二年（1896），陳錫鬯獲開複補達縣知縣。光緒二十八年（1902），陳錫鬯第三次任富順知縣，不過很快就於光緒二十九年（1903）被護理四川總督、布政使陳璚奏請補授瀘州直隸州知州。光緒三十年（1904），陳錫鬯在瀘州知州任上病逝。
2020年7月2日於海棠村
注：寫作本文時參考了《富順縣志》（宋育仁編纂）、劉剛《清末知縣陳錫鬯的非凡人生》、曾國藩《歐陽生文集》、吳琪《戊戌君子劉光第與恩師陳錫鬯》等文獻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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