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維明：儒家心學的人文精神

謝謝主席、各位嘉賓。我在5、6年前有幸與橫山書院結緣，橫山書院特別注重傳播文化信息，特別注重身心性命學，我非常佩服，這也是我學習的機會。我這個題目——“儒家心學的人文精神”當然和所謂身心性命之學有一些關係。

我在儒家作為一個人文精神的傳統的背景下來討論這個課題。如果要看儒家人文精神的全貌，我們可用三個方面幫助我們作為切入點，這三個都是在傳統中國非常關鍵的字，分別是道、學、正。

“道”是講儒家哲學中最核心的架式，以及它最基礎的理論，也就是闡明儒家之道體現的到底是什麽樣的精神面貌。如果比較基督教學說，這就是基礎神學。

第二方面就是“學”，“學”就是學術的意思。在某些精神方面，學術不那麽重要，因為是靠信仰、修煉。照道家的說法，“學”如果不是覺的話，只是追求知識，只是內化藝術，有的時候對你身心性命之學，不僅沒有好處，反而有妨礙。但儒家作為學術傳統，這是中國文化特色之一，非常尊重對經學的傳播，經學包括六經。經學大師馬一浮先生曾經說過經學就是國學，也就是最能夠體現中國文化學術精神的。可經學在當代中國也受到最大的干擾，蔡元培在接受了教育部總長的職位以後，第一件事情就是取消經學。

蔡元培在北大傳統來看是一位心靈極為開闊的了不起的人物，他有三句話，到今天也是作為我們的座右銘。第一句話“海納百川，兼容並包”。第二句話“學術獨立”。第三句話“思想自由”。從兼容並包來看，它確實體現了“五四”以來的開放心理，不管你是最先進還是最極端的思想，像魯迅所代表的思想；陳獨秀、胡適之的自由主義思想、李大釗的社會主義的思想，或者是儒家傳統，也和佛教傳統有關係，像熊十力，梁漱溟，這些都是兼容並包的。

但是當蔡元培做了北大校長之後，第一件做的事情就是取消經學，把經學歸並到其他不同的現代學術。這個對於儒學的發展，看起來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關鍵，以後儒學整合研究就比較困難。所以馬一浮先生就認為經學就是國學，沒有經學的傳統就很難了解儒家的學術傳統，我也接受這樣的觀念。

台灣中央研究院，曾經的中國文學哲學研究所，他們在十年的籌辦過程中，是由一個谘詢委員會來負責，我作為谘詢委員會的召集人。谘詢委員會有很多在學術界造詣極高的學者，包括饒宗頤先生，現在已經90多歲了，是了不起的書法家、國學家。有王樹明專門研究莊子，但是過世了。還有勞思光，注重哲學思想，但最近已經過世了，還有戴璉璋、張以仁、余英時。

這個學術團隊做了一個決定，如果要建立一個具有中國特色的中國文學哲學研究室，必須有經學，所以就成立了一個經學組，現在由戴璉璋先生負責。加入儒家的傳統，道是講核心價值、基礎理念，那“學”就是經學的大組成。

還有一個字就是“正”，用英文翻譯來就是“經世濟民”。經世濟民基本上就是儒家所講的政治儒學、仁政、文官制度。所以要了解儒學，這三個側面我們一定要注意，分別是學術理論、學術傳統、政治。

現在中國是有儒學複興的內向，有很多討論儒學的人，但儒學內部是有很多爭議，有些爭議很有價值，有些爭議沒有看到儒家的全貌。有些人說我現在在講政治儒學，心性儒學，而心性儒學不代表真正的儒學。儒學講內政外王，我們要進入民主政治，只有從政治民間社會，或者是民主政治的建構，才真正能夠了解儒家真正的精神。也有一些說我們研究的是學術，我們不是講信仰，我們不講什麽身心性命之學，我們不講修身，我們講嚴格學術規範，我們講文學、歷史、哲學，就要規範，寫論文的時候要有很好的注解，很好的引證，對前家所謂著述之學非常重視，對宋明心學很反感。

也有從事心學研究的學者，認為心學是儒家的核心，不懂心學，就不懂儒家，其他的不重要，重要是的了解心學。我的立場不同，這三個方面都很重要，所以要看你的興趣和選擇。我從事儒學研究的時間比較早，大概從14、15歲就開始了，我基本上對儒家各個不同的面向都感興趣。因為那時候大學，所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現在這個門面語大家都知道，但是它的內容非常複雜。“修身”基本上講的是身心性命之學。“齊家”的問題，不是說修身達到一定水準之後就可以齊家了，能齊家就能夠治國，能治國就能平天下了。這是線性的思路，和儒家的精神是相違背的。《大學》裡面說，修身就是自謙，“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修身就是核心。

到了齊家的狀態，有了自己的家庭，開始處理家庭的事情，比修身的課題更嚴峻，更難處理。你如果能夠不僅把齊家的工作做了，而且發展自己的企業、政治等等各方面的事業，那修身的考驗就更大了。所以它們的思路不是從A到B到C到D，有的人說這是線性思路，如果從A到C，那麽B到底是怎麽回事？思路是一個複雜體系，是一個綜合的思考，張岱年先生講綜合創新《 綜合創新文化觀認為文化要素之間具有離析性和可相容性的特點，不同的文化之間可以取長補短，這樣便提出了建設一種新型的中國文化的可能性。》，是一個非常好的觀念。從A到B的話，這個B不僅存在，而且更複雜。當你到了C的時候，A就比B更複雜，B也更複雜，所以這已經是一個相當複雜的體系，你如果再到了D，這個過程是非常複雜的。這裡面所謂身心性命之學，是貫穿在儒家的道，也貫穿在儒家的學和正。

我今天集中討論心學。因為在中國有相當長的時間有唯心和唯物的辯論，現在基本上沒有人在談這個問題。很多人認為唯心主義是落伍的，應該是走入唯物主義，而唯心主義又有客觀唯心主義和主觀唯心主義。客觀唯心主義像朱熹還可以容忍，像王陽明和陸象山這樣的主觀唯心主義，確實沒有任何哲學意義，沒有任何思辨的意義。這是和我考慮問題的方向有相當大的衝突，我覺得所有中國文化的傳統，基本思考問題的方式，就不是簡單的線性思考，同時不走一條相排斥性的二分法，最明顯的例子之一就是心和物，非此即彼的思考，如果是物就不是心，不是心就是物，所以唯心就不能唯物，唯物就不能唯心。這種思路在西方的基督教傳統，一直到笛卡爾特別提出心和身的分割，這是西方的主流。但我可以肯定，最近50年，特別是最近10年，比較傑出的西方哲學家都超越了這種思路，而且認為這個思路本身是有問題的。特別是從認知科學、腦神經研究、人的身心性命之學的路數開拓出來，不管是精神磨練、身心性命學，大家基本上都不能接受心和物排斥性二分。

《大學》很明顯是一種綜合的思考，它的二分不是身和心的二分，主要是本和末、先和後、左和右、深和淺，所有的這種思路都不是排斥性的，而是互相關聯，比如有辨證關係和對話關係。所以這條思路就是說，是身就不是心，是凌就不是弱，是主觀就不是客觀，是神聖就不是凡俗，是天就不是人，我們受到西方文化的影響已經根深蒂固，基本上是在了解儒家的方法學上面，這種類型的思路不僅是偏見，而且是誤導。所以講身心性命之學，一定要講心學，它有個最重要的課題就是，心學不是跟生命沒關係，身就是心學最重要的問題。

中國心學的傳統，以孟子最為突出，荀子也討論了很多心學，但是跟孟子比起來不太多。以前發展宋明儒學，每一位重要的宋明儒學家，都是對心學有非常深刻的研究。從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朱熹、陸象山、王陽明等等。我認為最重要、最難了解的大思想家就是劉宗周，基本上都和心學有關係。

可是我今天不順著這個線索來討論，我今天就集中在《論語》，一般講孔子的思想可以代表中國思想，特別是儒家思想第一次集大成。意味著孔子不是儒家傳統的創始者，這和耶穌是基督教的創始者，釋伽牟尼是佛教的創始者，穆罕默德是伊斯蘭教的創始者完全不同。我們很難想象耶穌之前的基督徒，或者釋伽牟尼之前的佛教徒，穆罕默德之前的伊斯蘭教徒。但是我們很可以想像，孔子之前的儒家，因為孔子自己就是非常心儀周公，所以有很多的學者認為在孔子之前，儒家的思想發展大約有一千年左右。

講一個笑話，有次我到韓國去精神文化研究院訪問，那時候柳承國是院長，他有非常正式的儀式，在儀式上他說歡迎杜教授到儒家的宗主國來訪問。我覺得很驚訝，我就要翻譯再翻譯一次，他說柳承國就是說的宗主國。柳承國也懂一些中文，他說：“我是歡迎杜教授儒家的宗主國。”我說：“那孔子和儒家有關係”，他說：“孔子是很晚了。你有沒有聽說過箕子，箕子到東夷去說中國傳統，東夷就敝國。而箕子是洪范九疇，洪范九疇毫無疑問是儒家的傳統。這是儒家的開始。但是我們的祖先不爭氣，學會了巫教。那麽孔子就把這個道統從韓國拿回去在中國發展。”

是我必須要強調，今天儒家的道本就在韓國，這是沒有辦法爭議的，你拿出韓國的一千塊錢上面就是李退溪，後面是桃山書院，現在是成均館大學。不管是三星、現代都是儒商，成均館大學後面支持它的就是三星，所以成均館這個儒家大學就是私立大學，完全不需要擔憂任何經濟的問題，整個三星集團就是它的後盾。而且它的民間電視劇、娛樂各方面都由政府、企業、媒體，大家共同塑造一個韓國的形象，韓國的形象跟儒家的因素相關的非常多。我們的中秋已經是聯合國認定的韓國的非物質遺產。我們現在有些院士批評，跟魯迅的傳統一樣，說中國的中醫是偽科學，韓國的韓醫現在發達到一定的水準，他們的韓醫大學，還有幾個大學已經達到世界水準，沒有多久，韓醫也就是中醫就變成了非物質文化遺產，但是不是中國，是韓國。世界80%以上的中藥來自中國生產，但指的是原材料，但是我們佔世界市場不超過4%，絕大多數都是韓國和日本，因為他們在科學技術各方面做得很好。所以文化資源現在基本上被他們所佔有了。

我對韓國儒學下了比較多的功夫，特別是李退溪這位先生，如果我們研究宋明心學的發展，李退溪應該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人物，所以我在1985年北京大學上儒家哲學的課，我給了一個名單，就是重要人物，分別是孔子、子思子、孟子、荀子、董仲舒、朱熹、王陽明、劉宗周，在這之前寫的李退溪。結果教務部要約我談一下，說：“杜先生，我們有點問題要和你商量，你這個大綱不錯，但是也出了很大問題，你出了一個不見經傳的人物，就是李退溪。這會鬧大笑話，在你們北大講儒家哲學，出了一個不見經傳的人物。”我說：“這個責任我自己負，沒關係，你就印出來李退溪吧。”結果在1987年新加坡孔子基金會在曲阜召開儒學現代轉換的會議。那時候中韓還沒建交，但是因為是新加坡來主持，那麽通過外交部邀請了韓國四位學者，其中包括一位成均館大學的校長。他們來了以後，在很短的時間就把李退溪的全書送給中國每一個大學。因為李退溪的全書就是古代漢語，我們研究中國文化的人都可以念出。另外出了巨資把李退溪的全書翻成現代漢語，由四川大學翻譯。開始有中國一大批學者研究李退溪，其中比較突出的其中之一就是張立文教授，所以張立文得到了退溪獎。我也因為研究李退溪，和他們交流得非常密切。1978年以後，每一次國際學術會議我都參加了。

如果看李退溪可以這樣說，從陸象山到王陽明，很明顯中國文化精神發展，我們叫第二期的儒學發展，就是從朱熹的思想傳統，受到了陸象山的批判，所以到了王陽明。在明代的時候，王陽明是顯學。很多人說，從朱熹到王陽明，在歷史上面，朱學的時代為王學的時代所取代。那麽有些學者思辨能力比較強，說這就是歷史現象，是邏輯的必然。也就是朱熹所碰到不能解決的問題，關於心學的問題陽明能解決，那跟王陽明的“知行合一”、“致良知”、“存天理滅人欲”有關係。牟宗三先生，也就是我的老師，也堅持這樣的觀點。

這是把儒學擺在中國思想發展的語境。另外擴大到我們想象在中國沒出現的事實，就在王陽明時代，對朱熹進行了很嚴厲的批評，當時要維護朱熹的，有他的好朋友羅整庵、王廷相，這都是非常傑出的學者，但是他們維護朱熹沒有成功，陽明有陽明的後學，包括像錢德洪、王龍溪、王庚（音）這些人物氣派特別大，整個朱熹的學術就被他們所掩蓋，一直到了清代，朱熹的學術才開始重新發展。從朱子到王陽明不僅是歷史的實際現象，也是邏輯的必然。我問一個問題，假如在明代王陽明時代，出現了一個大人物，這個大人物比羅欽順，比王廷相這些人都要高明，甚至比王陽明的好朋友湛若水也高明，那他要維護朱熹，如果出現了這樣一個大人物，是不是從朱學發展到王學就是必然？這當然不一定，實際上出現了這樣一個大人物，這個大人物就是韓國的李退溪。

李退溪從小就研究心學，所以對朱熹的學問花了很多功夫，了解心學的核心問題。後來他一生都在理解朱熹，理解朱熹有一個哲學上的核心問題，現在簡單說一下，就是我們最真實的人性所體現的理，每一個人都有人性，人性就是理，這個到底是靜態的結構還是動態的過程？就是這個理是形式還是有活動的能量呢？

大家知道在柏拉圖的哲學裡面，他的理念是完美，所有具體的事情都是這個完美理念的曲折表現，所以落實在具體的都是曲折的，都是部分，不是完全，這是西方哲學最基本的理念。那麽在朱熹的理念裡面，理是在所有的具體器物形成之前的理念。這個理作為形式，不創造，不造作，就是一個形式，所以我們每個人心裡面都有一個性，我們的性就是理。從王陽明那講，這個理是作為一個人的最核心的價值，它是不是有一種創造的能力，到底是一個靜態的結構，還是一個動態的過程？因為朱熹基本上認為是一個靜態結構，那麽逐漸就發展出對朱學有一個極大殺傷力的王學的精神。就是人有沒有自己的創造力？完成自己人格的內在自律的創造力，還是一定要靠外面的學習，靠外面社會的影響，使你能夠成為一個健康、道德、正常的人。

從荀子開始，不說人性本善或本惡，就是要靠社會的力量，沒有社會的力量個人是站不起來，這是一個大傳統，一直到朱熹也是認為如此。所以朱熹對他的一位老師，這位老師叫做李侗，老師叫他做一個功夫，這個功夫朱熹認為很難，甚至沒有辦法做，叫做觀未發之前的天氣。平常我們在中庸裡面知道，就是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就是當我們心喜怒哀樂這些情都沒有發的時候這是中，一發就可能走偏了，所以我們要讓他和，就是要後天調整，這點我們知道，我們很容易發怒，那怎麽樣能讓我們製怒，怎麽樣使怒氣能夠消掉。其實真正發怒之後消不了，比填壑和吹山還難，要在沒有發火的時候就要注意，如果等喜怒哀樂的情出來以後，那就等於病了再去治，就不行。儒學畢竟有分杈的理解，最有名的例子就是程顥，程顥是非常有激情，有動力的人，喜歡打獵。見了周敦頤，周敦頤說我們的儒者不能打獵，打獵不是儒家。程顥是智慧極高的人，一聽以後從來不打獵了，完全放棄。可是過了12年還是19年之後，有一次他在田野裡面散步，有一批獵人帶了狗跑過去，他一下見獵心喜，高興得不得了，馬上他就覺得糟糕了。他說我聽了周敦頤的話從來沒打過打獵，但是我喜歡打獵的心沒有完全滅，一看有機會就出來了，這太可怕了，這個修養太難。

所以很多儒家的修煉是從禪宗、佛教，但是自己也發展了一套靜坐，但是靜坐修煉是非常重要的一套方式。在這樣做來，程顥最了不起的一點就是，你要在個人內部有很多自己培養的資源，所以我們在教育的時候，讓年輕人知道喜歡什麽不喜歡什麽，他自己的色彩要讓他知道，你得開始教育他，就算給他很多調整和環境來塑造他，也許他塑造很成功，但是內心的資源沒有，這是很可怕的。所以我們現在說富二代，合群，能夠創業的，性格非常好的多得不得了，最難過關的是挫折感，因為沒有挫折感，如果一下失敗了就崩潰，就是心中無主，沒有方向。他自己從來沒有問過自己要什麽，他知道媽媽要什麽，爸爸要什麽，社會要什麽，學校要什麽，什麽都知道，清清楚楚，但是從來沒有問過自己要什麽，也不知道要做什麽樣的人，也不知道立志。有些東西你有選擇，這個選擇就是你一定得到的，可是人生中大半的東西都是沒有選擇的，或者是你想要的得不到，現在要做律師、做企業家、想發財的有很多，可能多數人會成功，但成功也不是因為你的原因，還有很多是外在原因。有些東西你如果要的話一定會得到，但是要問自己一個問題，什麽東西你要的話不一定得到。所以做人是等待各種不同外在力量塑造你做一個人，等於你每天看的是人家對你的形象，然後你再照自己的形象做，還是你確實心中有主，能夠創造自己？這裡面關鍵的就是你人性的理是一個靜態的結構，還是動態的創造？這是一個很核心的大問題。

王陽明對朱熹有批判，朱熹要向維護朱熹思想的人回應是不太好的。李退溪就處理了這個問題，認為“理”應該能夠動，“理”應該有變化，“理”應該有發展。這就是在核心上面維護了朱熹的基本思路。有一個很有趣的現象，大家都了解。韓國最重要的辯論是理學和氣學，幾乎每一個人都是理學，每一個人都是朱熹的傳人，因為每一個人都受到李退溪的影響。王陽明的這套學說在韓國今天慢慢在發展，以前不太發展，所以儒學的發展很有趣，在韓國朱學發展得很好，王學發展得不好。而在日本王學的發展非常好，朱學的發展沒有王學那麽好，但是王學到了日本以後有很大的變化。

在台灣有一些學者，塑造了一個道統，我在中學的時候感覺到非常不自在，就不願意接受這個道統。這個道統就是儒家，堯舜等皇帝，依次發展下來是孫中山、蔣介石。蔣介石是儒學的大人物，因為蔣介石研究王陽明，我那時候寫博士論文想寫王陽明，他說你必須看一看委員長的文獻。我看了以後看不懂，他的王陽明和我的王陽明是兩個人，後來我了解了。他所了解的王陽明是在士官學校所學的，武士道所代表的王陽明。那也是很重要的一支，但是和我們所了解的有相當大的差別。這一支在日本歷史到今天，和我們現在的日本極端右派有關係。最突出王陽明精神的極端右派以前就是一位大作家，應該可以得到諾貝爾獎，但沒有得。就是三島由紀夫，而現在東京的知事，也是順著三島由紀夫下來的作家。這一批人講立志、武士道、真正的日本精神。這個精神和以前的軍國主義的精神有密切關係，這是他的心學，這個心學跟我們講起來是非常可怕的，是原教旨主義的一種心學傳統。

我做了這樣的簡單介紹，就是說我們要了解心學應該對儒家作為一個，不僅是跨時代，而且跨文化的語境要有一點理解。在文化中國寬廣的意義下有各種不同的精神傳統，今天來看，最有影響的應該是佛教和道教，然後還有基督教，基督教是我們中國傳統的一部分，在明代以來就是了，最早的發展是在唐代。伊斯蘭教在元代開始發展，可能穆罕默德的第一代弟子來到了廣州和泉州，這都是中國文化的資源。在民間信仰的三教合一，或者是儒釋道綜合在一起，所以中國精神世界非常豐富。儒家傳統只是豐富世界中的一個傳統，有的時候很有影響力，有的時候很沒有影響力，像現在一百多年來非常殘破，現在正在慢慢恢復，恢復的過程也非常艱巨。

我們不管怎麽把中國的範圍擴大，也沒有辦法包容全部儒家傳統，因為它也是韓國的，也是日本的，也是越南的，除非我們說韓國、日本、越南都屬於中國文化的一部分，這個可能性不大。所以儒家心學傳統，一方面是跨時代，有從曲阜的地方文化到了中央文化，從中國文化到了東亞文化，而我們現在到了第三代了，要接受西方文化的洗禮。在這樣非常複雜的過程中間，有沒有可以代表儒家的核心價值，有沒有它的道？當然有，但是正如我剛才說的，孔子不是儒家的創始者，另外孔子也不是儒家精神最高的體現。因為我們都知道最高的體現是周公。因為這個原因，所以儒家這個傳統，也是我們大家都接受的傳統，只要在中亞。任何一個人物，任何一個制度，任何一個觀點都可以指引，儒家沒有教條，沒有任何一個觀念沒有指引。日本的儒家不太講孝，他們講忠。我認為儒家的最核心的價值是人愛著人，你研究儒家的核心價值，可以從“仁”來開展。但是很多國外的學者，特別是美國的學者、歐洲的學者，就是英語世界的學者絕大多數是用禮貌的“禮”字來形容儒家核心，現在在中國影響很大，像安諾哲，現在要問他的話，未必比“仁”更重要。所以中間有很多爭議，我的說法是我的說法，不一定所有人都接受。

說“仁”為什麽從《論語》開始，而不是順著孟子講心性之學下來。當然《論語》裡面，“仁”字出現了109次，而孔子問他的弟子對於“仁”的討論是特別多的。所以毫無疑問孔子很重視“仁”。另外在孔子之前，美和愛都是比較簡單的關聯，在《詩經》裡面也有“仁”。但只有在《論語》裡面出了那麽多次，在不同語境裡來了解，才知道它的複雜和豐富的面向。所以說“仁”是代表孔子思想的一個特殊價值。應該沒什麽可爭議的。不說證明，就是說明“仁”的重要，用一個簡單的方式，就是所有儒家重要的核心價值都講仁義禮智信，或者說溫良恭儉讓、廉恥忠信孝悌都是儒家的價值，擺出來至少幾十種。那麽任何一個價值在儒家必須和“仁”有密切的關係，就把“仁”當作一個通德，“仁”是什麽，定義很難說，因為孔子也沒有說定義，而且儒家沒有走定義的路。“人就是一個理性的動物、人就是一個運用工具的動物、人就是一個能夠運用語言的動物”等等，這不是儒家的思路。儒家認為人是全面，人是有感情的，人是有社會的動物，人有政治性，人永遠追求終極關懷，人有美感，人有歷史的記憶等等。

所以我用了一個簡單的方法，希望不是一個膚淺的方法。五經所展現的就是一個人的全貌，《詩經》裡面特別告訴人的最純潔的感情的一種表現。《尚書》所表現的，就是人作為政治動物，一個真正的道德水準很高，社會很和諧的政治組織如何可能。那麽《禮記》裡面講的不都是社會關係的問題，各種不同的社會關係。所有的政治行為都和禮有關係。《春秋》就說明了人是一個歷史的動物。這是中國的一個特色，像有古而無今的偉大文明，有埃及、巴比倫、蘇美爾。在埃及文化開始沒落的時候，中國文明才剛剛開始，大概是公元前兩三千年。還有些有今無古，像俄羅斯、美國的文化，又有古又有今，而且延續兩千多年，同時它的歷史記憶非常明確，那就是中國的儒家傳統，這不是道家傳統。

因為道家基本上對歷史沒有太大興趣，甚至對文化也沒有興趣，而佛教到中國也很晚了。所以這個歷史記憶是儒家傳的，是由《春秋》體現。再來就是《樂記》體現人是一個美學的動物。所以人作為一個感情的、社會的、政治的、歷史的、宗教的終極關懷，儒家展現了人的全貌。“仁”的問題必須在這個全貌裡面來理解。所有儒家的重要的基本價值都和“仁”有關係，也就是說如果沒有仁，這個價值會成為非價值，仁有簡單的理解，就是一種惻隱之情，有仁就有同情感。如果沒有仁，義就會變化苛刻。就是完全變成了法律製裁，沒有人情。日本講義理人情如果沒有仁的理，就是形式主義，《論語》裡面講的清楚，你所有的應該有的禮節都能維持，但心裡面沒有悲哀之感，就不符合真正的禮，沒有你心裡面的內在感受。如果智沒有了禮就變成小聰明，不是大智，如果性就是小性了。所以人要在所有價值中間記住禮，不能跟它分開。

所有儒家的價值都可以豐富仁的內容，仁人不是講好人的意思，內容非常豐富，是非常有智慧，非常有勇氣等各種價值集合起來。所以孔子說若勝於人則無氣概，我怎麽敢說我自己勝過任何人呢？要達到“仁”的水準是非常難的，所以孔子最欣賞的學生是顏回，因為他好學。怎麽來體現他的好學？就是三月不違仁，就是在三個月之間沒有違背仁，其他的弟子是日月至焉。像我們一天大概有半個小時是仁，其他的時候都很難說了。《論語》裡面有一個很基本的觀點，這個基本觀點就是說，什麽東西如果我要就會來的，因為你本來就有。所以每一個人都是有仁，沒有仁的人就不是人。所以《女學》講了，哀莫大於心死，就是心沒有感受，麻木不仁，這就不是人，真正的人是對外有感有應，這才叫人。如果想要就有，再努力也達不到，這是儒家對人活生生的理解。其實佛教在這裡面已經講了很多，就是人人都有佛性，但是真正要變成一個菩薩，變成一個佛，那太困難了。你的佛性是保證，只要能夠努力修行，你有覺悟，你就有成佛的可能，每個人都能成佛。後來有人問，貓狗有沒有佛性，樹有沒有佛性，這些問題跟王陽明說是不是天地萬物都有良知差不多，但這個意思是每個人都有。所以才有王陽明滿街都是聖，就是滿街都是仁，每個人都可以通過自己的努力成為聖。還有就是你再努力，再奮鬥，你要真正體現全面的人，這個可能性不僅很小，而且是沒有。孔子是15歲自由學，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在七十二歲過世了。

有些人說這位老先生假如能活得跟釋伽牟尼一樣，活到80歲，那後來的八年怎麽樣？因為已經達到最高境界了，所以就休息了。有人回應說這位老先生還要更加努力，在人格的發展上，就等於一個真正有大成就的大的音樂家，像帕伯羅?卡薩爾斯這種大提琴家，他永遠在他奮鬥的過程，不管到了怎麽樣的高峰，還有更高的高峰。我認識一位職業小提琴家，在非常著名的樂團，每天至少6個小時的練習，出去帶他的孩子爬山、旅遊兩周，回來了以後增加到了8個小時。他說我不增加8個小時，我沒辦法維持我的水準，我要更進一步還很難。所以還要更上一層樓。羅近溪講了一句有智慧的話，真正的孔子臨死之前未免要歎一口氣，就是說還是不行，還是沒有達到。就是永遠在奮鬥的過程中，就是人要成為一個人是在一個永遠奮鬥的過程中，但同時任何時候都可以行仁，只要我們自己願意就可以行仁。這樣說來，仁是能夠滋潤所有其他價值必要的條件，沒有仁的話，理、信都會出問題。另外，所有的價值都通過仁來體現，所以要能夠達到仁的境界是最難的。你通過在儒家的心學裡面，可以對儒家整個哲學思想通過仁來理解。

仁不是兼愛，不是博愛，它跟慈悲有很密切的關係，但嚴格意義不是慈悲。為什麽不是兼愛呢？儒家對墨家的批評很重要，因為對墨家講，你如果強迫每一個人對一個路人的父母親的愛跟你自己父母親的愛一樣，這叫兼愛。而儒家講的是差等愛，如果強迫每一個人都如此的話，那每一個人對自己父母親的冷淡就跟對路人的冷淡是一樣，不可能有那種強的愛父母親的愛和路人的愛一樣，一般是不可能，這是第一個，在實踐方面出了很大問題。

還有就是博愛，最明顯的表現，就是對你屈辱的敵人，他對你非常不好，你對他非常好，打你的左臉，你還要把右臉給他。這個問題實際上孔子碰到了，蔣介石有一度宣傳，他是以德報怨來對日本，說寬大為懷，以德報怨是中國文化基本精神，但這也許是，但絕對不是儒家。儒家不講以德報怨。儒家講什麽呢？孔子回應說何以報德？人家對你怨你對人家德，人家對你德你怎麽樣？所以說以德報德，以直報怨。人家對你好，人家對你不好自己反省一下自己出了什麽問題，反省了以後這個人對我不好就是因為他壞，那就送之於法律，送之於正義，不要他打你就讓他打，你不一定像魯迅講的一樣狠打落水狗，那對敵人太狠了。所以儒家的人裡面，就是為仁者才能好人和惡人。好惡是很重要的情，還要能恨。如果只是愛的久，那到最後愛也沒辦法維持，不是真的愛.恨該恨的，愛該愛的，不要混在一起。

為什麽和慈悲有所不同呢？因為儒家從差等愛的過程中間，達到最高的境界是和慈悲相同，所以儒家不可能走眾生平等，這條路佛可以做到，一般從事儒學研究的人不可能做到。這個理念是生物性的開始，就是儒家對於生物的本能開始的。也就是說你這個人食色性也，不講禁欲主義，該吃的就吃，而且要傳宗接代必須要有性生活。孔子對這個特別有他的看法，在《論語》裡出現兩次，“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就是我從來沒看見一個人，對追求道德的意願要比追求性的意願更強烈，也許你們中間有，但孔子說，我是不可能的。好色這是天性，好德這需要磨練，磨練很難，所以講過兩次。甚至你可以說儒家的思想是從男女的性關係來理解，就是陰陽的基本性別要靠和合才能有創作，所有否極泰來，為什麽泰卦是陰在上，而陽在下，因為只有這樣才能驕泰，如果分開就完全沒有溝通。

就是人的日常生活，我們的日常生活是要安全的，要有基本的生活能力維持，要有生活以上的還有一些資源能夠幫助我們發展我們自己，然後每個人之間應該是和藹相親，慢慢從自己的心情逐漸向外推，如果不推就閉塞了。從個人推到家庭，家庭推到社會，慢慢推，就等於把我們的人的不忍之情，比如自己的父母、孩子受難不忍，外面的受難你覺得可以忍。但是如果不忍你父母親受苦受難，你親戚朋友，乃至路人，乃至外國人，乃至一些你的敵人的受苦受難你都有不忍之情，這就是儒家的人的往外推，就是它的基本精神，這和革命精神正好相反。革命精神是狠打落水狗，就是敵人對你人狠，你也得對他狠。後來發現很熟悉的人竟然跟我們的革命路線不同，那我們要劃清界線。就是先開始和敵人，然後和一般熟悉的人，和很熟悉的人，和至親好友，最後和妻子、孩子都劃清界線，唯一一個在我心裡面起作用的，就是正確的革命路線。這樣一來的話，到最後沒有任何情對你是有價值的，一點同情都沒有，就是一個狠了，到了這個時候你大概對自己也會非常狠，一直到今天，我們社會受到這種思想的干擾非常大，這是鬥爭哲學。從鬥爭轉成哲學太難了，我們受了鬥爭哲學的迷惑很難調整出來。現在溫良恭儉讓，大半在大學生裡面說溫良恭儉讓都是非價值，甚至在北京說你這個人是個好人，他說你不要罵我。他認為好人是比較窩囊的，沒有主見的。社會裡面很多培養的價值，從儒家講起來就是真正的非價值，但還是長期培養著。和之前天地君親師（包括之前的對聯，每天講的都是和諧、和睦）、尊重師友的時代是完全不同的，現在才有北京精神是代表這個，代表那個，慢慢地走著，但基本心態被反儒家思想給俘虜了，很難跳出來。所以講心學在這個情況下是非常非常難的。你講儒家的政治哲學，自由，正義，學術傳統，我們研究儒學要把字搞清楚，把句搞清楚，不管是《考證學》、《教刊》、《聲韻》都可以，但是要講心學很難，一講心學就感覺有點欺騙性。

聽說最近有個中學老師，跟一個11歲的學生說，你到11歲還沒有說過謊、騙過人的話你還能活下去嗎？這種心態是只要成熟就表示有鬥爭的方式，可以把人不當人看。甚至有一段時間，你如果能把千分之一的人摧毀，為了99.9%的幸福，這個事絕對乾得出。現在跟大學生說，假如你犧牲多少的幸福你願意犧牲嗎？犧牲的人包括你在內，很多人說願意。這個和儒家的基本精神幾乎是180度的扭曲。在《孟子》裡面講“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我犧牲了一個無辜的人，得到天下，能夠為世界散布和平，這種事情是不能乾的，因為你殺一個無辜的人你本身的道德實踐就不行了。就等於康德說把人當人看，把人當目的要當手段，你只要把任何東西當作手段看，你的道德實踐就走不下去了。

心學裡面有最基本的觀念，你愛自己，因為你的惻隱之情。但是任何跟你最接近的人，你愛他們，有的時候是因為你必須如此才能存活下去，人是很奇怪的一種種性，它的生存能力是極差、極差的。我最近看了一個資料，有斑馬在出生47秒以後就可以跟著其他的斑馬開始跑，人到了三歲還沒有什麽自覺能力，只要大學沒畢業，基本上還是靠家。所以是依賴性很強，依賴性很強使你的身體和智慧能夠慢慢發展，這中間就有惻隱之情，不是靠推理，靠外在約束，這是儒家認為在心學裡面最重要的基本價值。我最早在1966年寫完了一篇英文論文，這個英文論文後來在《東西哲學學報》發表，這個論文的題目叫《人和理之間創造性質張力》。我在論文裡面強調人是內在價值，不是社會關係，一定有社會關係的因素，但是內在價值，就是肯定一個獨立自主的人格，就是眾人皆醉我獨醒，屈原的那種觀點。或者是在任何環境之下，一個人可以主動自覺知道自己要幹什麽。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匹夫的志和三軍的帥相比的話，那個志沒辦法剝奪，因為那是內在的價值。

常常用什麽例子來說明內在價值呢？就是我要的我一定有，而且只要我決定，我一定就成為我要決定的對象。比如我現在決定做基督徒，這個決定的本身就使你成為了一個基督徒，我今天要做佛教徒，我只要決定我要做佛教徒，我就是佛教徒。就是這種內在的決定。儒家說我決定要做天下第一的人，就是要做聖人，王陽明是最有名的例子，他問他的老師，何為天下第一的人？老師說讀書登第，就是好好念書考狀元。這段話有非常重要的背景，因為王陽明的父親王華就是狀元，等於就是你好好念書，學你父親，這是天下第一等事。王陽明才十幾歲，他說也許不是吧，也許是讀書做聖人才是第一等事。做聖人的意思，如果用現在的話講，就是做一個最像人的人，最真誠、最全面、最到位的人。所以為什麽人愛人，因為在《孟子》你講仁者人也，就是最像人的人就是仁愛的人。

我寫那篇文章的時候，我講人和理，理是一個外在的世界，人是內在的。我堅持人是一個內在的德行，但是在《說文解字》的解釋，對我造成了非常大的困惑，“仁”字很明顯，現在沒有人有所質疑，這個就是“仁”嗎？人如果用古代的說法，就是從人二，二有社會關係，所以中國的思想，儒家的思想，“仁”就是社會關係，這也是為什麽西方的學者認為禮比仁更重要的原因。只要中國講仁就不是一個人，就有一批人說這是他們的觀點，對我造成了很大的挑戰。

1993年郭店出土了一批文物，大有三萬個漢字，都是儒家經典，照李學勤的講法，都是和子思子和孟子有關係，就是思孟學派。不一定全是思孟，但是思孟的資料很多。但是有很多的學者不重視，我告訴一位我非常尊重的學者，他說這有什麽了不起，我說太了不起了。徐盛（音）在編字典的時候有一個很有趣的觀點，就是有一個古字我不認得，這是從千從心，這是“仁”的古字，他不認得是什麽，但是他現在應該認得。原來的“仁”的古字是上“身”下“心”，“身心”不是社會關係，是個人的主體性。所以第一個儒家的心學，是建立一個個人的主體性，你是自覺的，是主體的，是獨立的。

儒家沒有發展也不會發展狹隘的、封閉的個人主義，每一個人都是一個關係網絡的中心點，但從中心點看一個人的獨立性，他的自主性，他的主體性。從關係網絡來看他的社會性，而這兩個必須同時考慮。在英文裡面寫論文的時候怎麽寫，就是要考慮我和我們的問題，什麽叫自我就有我和我們的問題，要講到我，就有我們的問題。從這方面來思考問題，不是我和他的問題。真正的人一定要承認他者，如果不接受他者，不接受他者，不理解他者就不能成為自己。

在很多年以前，應該算是第一個華人世界裡面拿到諾貝爾文學獎的大文豪，叫高行健，哈佛請高行健做報告。這對我是一個很大的觸動，他說在我的文學裡，我可以用“我、你、他”明白他人，唯一的我堅持不用的就是“我們”。因為他作為異己分子，在文革以來受到那麽多集體主義的剝削，他要跳出來，他說“我們”這個詞再也不用。後來在他的《一本正經》裡面可以看出來，純粹赤裸裸的個人主義。我跟他說我從十四歲開始第一次接觸到的文章，看到《大學》，我一生的努力就是能不能建立一個真正的我們，我們有可能建。文化中國的我們，全世界的我們，天地萬物一體的我們怎麽樣建？

（橫山書院據講座錄音整理，獨家版權，轉載務必聯繫）

杜維明教授在橫山書院

杜維明，男，1940年生於中國昆明，祖籍廣東南海。中國當代著名學者，現代新儒家學派代表人物，當代研究和傳播儒家文化的重要思想家。哈佛大學亞洲中心資深研究員，北京大學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長，國際儒學聯合會副會長，國際哲學學會名譽院士（代表中國）。杜維明15歲起便研習儒家文化，曾師從唐君毅、徐複觀；1961年畢業於台灣東海大學中文系，翌年獲哈佛燕京學社獎學金前往美國深造，1968年獲哈佛大學歷史與東亞語言學博士學位。曾任教於普林斯頓大學和加州大學伯克萊分校，1981年始任哈佛大學中國歷史和哲學教授，並曾任該校宗教研究委員會主席、東亞語言和文明系主任。1988年獲選美國人文社會科學院院士，1996-2008年出任哈佛燕京社社長，2008、2013年分別當選國際哲學會聯會（FISP）執行委員、國際哲學學院（IIP）院士。2010年起，任哈佛大學亞洲中心資深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