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重慶母親朱曉娟狀告河南高院做出錯誤DNA鑒定報告侵權一案庭前調解，她索賠295萬餘元的消息受關注，重慶“保姆偷子案”再度受到關注。
複盤此事經過，讓人唏噓不已：1992年6月10日，朱曉娟1歲的幼子被保姆何某某偷走，家人苦尋未果。3年後，經河南省高院鑒定，一被拐兒童“盼盼”與朱曉娟夫婦“具有生物學親子關係”。但2017年，何某某突然向警方自首：她曾偷走孩子，取名劉某心，如今受一檔尋親節目感召，欲將孩子送回。經鑒定，朱曉娟與劉某心“符合雙親遺傳關係”，而她撫養了二十多年的“盼盼”和她並無親權關係。
再受關注後，很多人呼籲，偷子保姆何某某應被繩之以法。6月11日，重慶警方回應稱，何某某投案自首時已過刑法追訴時效，因此未立案。
即便能追責，也是適用拐騙兒童罪
警察機關所言的追訴時效制度，的確關涉那些陳年舊案是不是還要抓人追責的問題。但我國刑法對追訴時效的規定，也不是僅僅根據時間一刀切的，還需要依據具體情況進行具體分析。
此次事件中何某某偷走劉某心的行為發生於1992年，原則上適用當時的1979年刑法。即該法第141條規定的，“拐賣人口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情節嚴重的，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但後來1997年修正後的刑法，區分了拐賣兒童和拐騙兒童的行為，規定了新的拐騙兒童罪。即拐騙不滿十四周歲的未成年人，脫離家庭或者監護人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也就是說，非以出賣為目的，拐騙不滿十四周歲的未成年人脫離家庭或者監護人的，要以拐騙兒童罪處理。
顯然，拐騙兒童罪的法定刑比原來的拐賣人口罪要輕一些。根據刑法之“從舊兼從輕”原則，即便是現在要追究何某某的刑事責任，也應該適用拐騙兒童罪，對其判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是否“過追訴時效”，有待相關部門解惑
問題在於，何某某的犯罪行為發生於二十多年前，無論是當時的刑法，還是現在的刑法，二者都規定了，法定最高追訴期限為二十年。如果二十年後必須對涉嫌犯罪者進行追訴的，各級檢察機關須報請最高人民檢察院核準。
同時，兩部刑法也都規定了“在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警察機關采取強製措施以後，逃避偵查或者審判的，不受追訴期限的限制。”只不過，現行刑法還補充規定了，“被害人在追訴期限內提出控告，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警察機關應當立案而不予立案的，不受追訴期限的限制。”
從報導來看，受害人朱曉娟為尋找兒子，事發幾年後經河南省高院鑒定，錯誤地領回了孩子“盼盼”。這至少說明，朱曉娟已就兒子被拐一案尋求過司法機關幫助。這樣說來，此案應該符合“在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警察機關采取強製措施以後，逃避偵查或者審判的，不受追訴期限的限制”這一規定。
而且，假如朱曉娟當年“提出控告，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警察機關應當立案而不予立案的”，同樣不受追訴期限的限制。
為此，如今警察機關認為“何某某投案自首時已過刑法追訴時效，因此未立案”是依據刑法規定的哪一條哪一款，不妨進一步說明，以解開公眾的疑惑。
即便未立案，受害人也可追究保姆民事責任
事實上，多年來，對於這種陳年舊案涉及追訴時效的問題，最高檢通過案例指導，一直堅持強調犯罪的情節、後果是否嚴重；經過20年追訴期限後，犯罪嫌疑人有無明顯悔罪表現；是否賠禮道歉、賠償損失以獲得被害方諒解；犯罪造成的社會影響如何；不追訴是不是可能影響社會穩定或者產生其他嚴重後果等因素。
而據媒體報導，何某某表示，去年曾給孩子生母道歉，“她要追究我的刑事責任就讓追究，不追究也就算了。畢竟我們兩個人一個兒子，就當走親戚吧”。她還說，“我跑不了，也不怕警察找”。
由此看來，何某某對自己偷走他人孩子（去撫養）的行為似乎表現得很淡定，有無充分認識到自己做的是嚴重破壞他人家庭、傷害他人重大權益的犯罪行為，恐怕也存疑。
而作為受害人的朱曉娟，在警察機關不立案的情況下，可以向檢察機關申訴，請求檢察機關發揮法律監督職能，依法追究何某某的刑事責任。
無論司法機關是否追究何某某的刑事責任，受害人因為二十多年來一直遭受著失去兒子的痛苦，儘管後來領回了“盼盼”，但錯誤的鑒定再次給其帶來痛苦。
可以說，何某某給受害人帶來的傷害一直處於持續狀態，即便過去了二十多年，在民事法律上，朱曉娟依然可以向何某某提出侵權損害賠償請求，至少能夠要求司法機關追究何某某的民事責任。
哲剛（法學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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