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振鶴（複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
本文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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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少數民族政權的角度來看，北京位於天下之中。
◆ 唐以前是東西力量的對峙，宋以後則是南北的對峙。東西對峙以西安為上，南北對峙則以北京為上。
◆明朝前期，在北京與南京之間有過一場曠日持久的往複階段。
與此同時的今北京一帶，由於地處中原邊緣，長期以來還只是一個州郡級的首府而已。更早時期的的一帶也隻做過燕國的都城，燕先只是西周的一個諸侯，後來只是戰國的一個弱國。
北京地處中原王朝的邊緣，既不可能被選擇為中原王朝的首都，也不可能作為佔據北半個中國政權的都城。北京作為中原王朝的陪都以至首都，是邊疆少數民族入主中原後逐漸形成的。
契丹族崛起東北，後建立契丹國，勢力逐漸進入中原。五代後晉石敬瑭把幽雲十六州的土地割讓給契丹，遂使契丹國的南界直到今河北中部一線。幽州政治中心即今北京，938年契丹改國號為遼，並改幽州為南京幽都府(後改析津府)，建為陪都，又稱燕京。這是今北京作中原王朝之一的遼的陪都之始，北京作為有影響的都城可以從這一年算起，比南京晚了7個世紀。
12世紀初，遼的部屬女真族繼起於東北，十幾年後即滅遼滅北宋，建立金朝。金的南疆一直到秦嶺淮河一線，遠過於遼。仍建遼南京為陪都，改稱燕京。1153年，為加強對中原地區的統治，金朝將首都從上京會寧府(今黑龍江阿城)遷至燕京，改稱中都大興府。這是北京成為中原王朝之一的金朝首都之始。
從此以後，北京就從半個中國的首都到全中國的首都直到今天，其間雖有遷往南京的往複，但相對而言都比較短暫。13世紀初，蒙古人崛起於北方草原，元朝建立以後不久的1267年，忽必烈即從開平府(今內蒙正藍旗東)遷都金中都城，後改稱大都。金、元的情況相同，既要統治中原，就不可能將首都設在民族的發祥地，但又不能離得過遠。於是北京就成為最合適的地方。
北京成為建都最合適的地方，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那就是由於邊疆民族的入主中原，帶來了東北與北方的遼闊版圖，使得原來天下之中的位置有了新解釋，從洛陽位移至燕京了。金海陵王仰慕江南衣冠文物朝儀，想遷都於燕京，而征求意見於內外臣僚，結果多數人都以為“上京僻在一隅，轉漕艱而民不便，唯燕京乃天地之中，宜都燕以應之”。於是貞元元年(1153)遂從上京會寧府遷至燕京，稱中都大興府。因此頗疑中都之定名，實以“天地之中”為稱也。
到了元朝，也同樣以此地為天下之中。據《元史》載，巴圖爾曾對忽必烈言:“幽燕之地，龍蟠虎踞，形勢雄偉，南控江淮，北邊朔漠。且天子必居中，以受四方朝覲，大王果欲經營天下，駐蹕之所，非燕不可。”可見蒙元時人視燕京是“中”。後來，忽必烈在開平就帝位，不久即遷都金中都，而改稱大都。
就自然條件而言，北京山前小平原處於華北平原的最北端，從北方而下，既已進入中原，可以控扼天下，又緊緊背倚邊疆民族的發源地。往北可通過燕山山地諸山口，進入蒙古草原，往東北可沿渤海邊緣大路進入松遼平原，往南可經太行山山麓通道直達中原地區核心。這種形勢十分理想。
所以金人梁襄說過很有名的一段話:“燕都地處雄要，北倚山險，南壓區夏，若坐堂奧，而俯庭宇也。又居庸、古北、松亭諸關，東西千里，險峻相連，近在都畿，據守尤易。”這說的就是一種地理上的氣勢。
本圖來自地球知識局
清人入主關內，出現的依然是遼金元的政治態勢。
清的龍興之地在東北，在建立了全國性的一統王朝之後，舍北京外，沒有其他更合適的地方作為首都。這時的北京從遼代以來，已經有了近七百年的陪都與首都地位，除了中間明初中斷的數十年之外。
此後的北洋政府的中華民國，再往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對首都的定位無不依此勢而來。可以說，除了西安以外，全國沒有第二個城市作為首都之氣勢可以與之相比。西安是以西駕東，而北京則是以北臨南。
唐以前，山東地區，即黃河下遊地區是可以與關西抗衡的政治與經濟力量所在。也就是說是東西力量的對峙。宋以後則是南北的對峙。東西對峙以西安為上，南北對峙則以北京為上，形勢使然，豈有他哉。中國首都的選擇，形勢是一個重要的考慮因素，是一個極為重要的傳統觀念。這一點有時要勝過經濟中心的重要性，也要勝過天下之中的實用性。
西安與北京可以說是兩個最突出的以形勢取勝的都城。而對於北方民族而言建都北京其實也有一定的實用性，所以蒙元王朝敗於明代，退向北方以後，北元仍然存在了好一段時間，而蒙元的後身韃靼瓦剌始終對明王朝的安全構成巨大威脅。
與金對峙的南宋按照前朝的慣例似乎應該建都南京，但宋高宗沒有恢復全宋的雄圖，且金兵曾南下深入長江以南甚遠，故趙構寧願躲到更偏安的杭州。這是割據南方的政權的一個例外，不去細說。
應該重點述說的是南京作為全國性首都之始。就這一點而言，南京落後於北京近一百年。1368年朱元璋稱帝，建立明朝，以應天府即今南京為首都。這是因為南京一方面有帝王之宅的形勢，另一方面離朱元璋的根據地淮西老家很近。
但形成有趣對照的是，朱元璋之子朱棣從其侄子手中奪取帝位後，思路卻與其父完全不同，他一開始就打算遷都北京，原因可能有幾方面：一北京是其龍興之地，他封燕王，在北京有比較牢固的政治基礎；二他的帝位按中國傳統觀念是篡奪而來，他自然要避開嫌疑是非之地的南京；三明朝的主要外敵是北逃的蒙古勢力，建都北京有利於抗敵。
撇開前兩點不談，第三點考慮是積極的也是有道理的，他六次親征蒙古，都以北京為基地，對鞏固明朝邊防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南京是明太祖欽定首都，永樂帝又不便立時改變，而且他的子孫想法又與他不同，並不都認同北京為首都，想要回到南京去。
所以明朝前期，在北京與南京之間有過一場曠日持久的往複階段，從明朝建立到正式定都北京經過了七十多年時間，即使從永樂元年開始的兩京制度算起，也有近四十年之久。
永樂元年(1403)改北平為北京，此時的北京只是陪都。朱棣在永樂七年、十一年與十五年三次巡幸北京，都是從南京出發的。第三次巡幸以後再未回南京，首都機能開始轉移。十九年正式遷都北京，改稱京師，而原京師改稱南京。洪熙元年(1425)，又改北京為行在，有南遷之思，經宣德朝至正統朝，南遷始終未能實現，於是正統六年(1441)，北京官廳去“行在”二字，北京最後正式定為首都。
明代前期北京、南京之間的小往複，不但反映了選擇首都的各種外在因素交叉的複雜性，還體現了具有定都決定權的皇帝個人的心理狀態。永樂皇帝自然是一心要遷都北京的，但卻遷延了十九年之久，期間他有將近一半時間是呆在北京處理國事，或以北京為基地進行親征。
但在他離開南京的時候，他的太子洪熙帝卻幾次在南京監國，對祖父朱元璋定都南京有相當的感情，而不願定都北京，想遷回南京。但他當皇帝只有一年時間，來不及完成這個任務。他的太子宣德帝情況又與他不同，雖然遵照父命有遷都打算，但他作為永樂帝的皇太孫當其祖父遠征蒙古時，都隨侍在側，所以對遷都回南京積極性並不高。加之北京作為全國性首都條件的確比南京優越，故經過來回往複之後最終首都還是底定北京。
不過南京作為留都，比一般的陪都位置更高，與北京一樣設有六部，這種情況為歷代所無。這一方面自然是出於對祖宗制度的尊重，另一方面也表示南京的確具備建都的一些必要條件。
清朝代明而興，選擇北京為首都沒有任何遲疑之處，這與金、元時期思路完全相同。而且由於清代所建立的多民族大帝國北部幾乎囊括全部蒙古人部落，西北包容準噶爾與回部，西南領有西藏地區，遠遠超過漢唐盛世，北京的地理位置也因此不像過去那樣偏向北部，而顯得相對比較適宜。或者說，也近乎天下之中的位置了。
進入民國時期，北洋政府的政治基礎在北方，定都北京自然是不二的選擇。但由國民黨建立的國民政府，其政治基礎卻在江浙財團，也因此自然選擇南京作為首都。但上面已經說過，作為一個領土廣袤人口眾多的多民族的國家的首都，北京的地理區位顯然優越於偏於東南一隅的南京，這是自古以來的定論。所以中華人民共和國自然也以北京為首都，這是理所當然的。
從北洋政府到南京國民政府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之間，由北京到南京再到北京的往複，雖然是不同政權之間的首都變遷，其意義重於明朝前期兩京制度的變遷，但時間卻不過只有22年，遠短於明前期的往複期。
南京之所以被選為明初與國民政府的首都，還有一個重要的因素是，明代與國民政府的統一行動都是由南而北地完成的。至於元、清兩代則恰好相反，所以作為軍事行動的策源地，也為定都加上了一個重要的砝碼。
本文節選自：周振鶴，東西徘徊與南北往複——談談中國歷史上五大都城定位的政治地理因素，刊載於《華東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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