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31日深夜，南京寂靜無聲，通過飛機窗外看不到燈火。作家遲子建匆匆從北國趕赴南國，迎來2019年第一場雪。
2019年1月1日是遲子建作品《偽滿洲國》再版發布的日子。這是她從事文學創作以來篇幅最長的一部小說，長達70萬字。在南京先鋒書店五台山總店舉行的分享會上，遲子建與作家格非、畢飛宇，批評家何平、《鍾山》雜誌副主編何同彬等人一起參加了這場文學討論。
遲子建
“中國很少有真正意義上的長篇小說”
遲子建認為，《偽滿洲國》是她一本“跨世紀的小說”。這部長篇的籌備起始於1998年，寫完以後正式出版是在2000年，初版是在作家出版社，後又在人民文學出版社有一個版本。在後續的十多年裡，這始終是她個人寫作歷史上格外看重的一部長篇作品。
在格非看來，《偽滿洲國》稱得上是一部歷史長篇小說。“我覺得中國很少有真正意義上的長篇小說。很多人覺得20萬字以上30萬字以上就是一部長篇小說，我從來不這麽看。”
“比如說《追憶似水年華》，從我個人意義上，它不是長篇，因為它的主題非常單純，它沒有托爾斯泰式的構架。現代中國文學史裡面最有長篇氣息的作家是茅盾，他的篇幅其實並不長，但它的構架是長篇的構架。”
什麽是長篇的構架？在格非眼裡，遲子建是一個非常典型的長篇小說作家，尤其是她對具體人物情感的描述，和當地東北那麽多的風土人情，所有的地理、氣侯，所有的全部集中，構築成一個龐大、瑰麗、神秘的地方風俗史和社會史。
“歷史小說寫作跟寫一個虛構性的長篇小說完全不同，因為歷史就擺在那裡，你需要做大量的功課，需要建立一個規律的規範。”格非說，他發現，遲子建在寫作時做了大量的案頭的工作，讀了非常多的書。她整個寫作的過程中關注了很多重大歷史事件，視野非常開闊。
“跟歷史學家最大的不同是，作家會更多地關注普通人的情感和生存方式，不僅關注巨集大敘事，更關心小人物跟歷史之間的關聯。這個是我讀她這本書的時候特別有認同感的地方，這也讓我肅然起敬。”格非說。
格非
“將小說的每一個細節凝練成一朵花”
寫《偽滿洲國》的時候，遲子建居住在哈爾濱，每天完成寫作後她離開房間，有一種恍惚感，她突然覺得自己變身成筆下的人物：李香蘭、沈雅嫻……她分不清自己是在那個年代還是現在，周圍遊動的好像都是那個年代的影子。
歷史小說涉及到的細節繁多。遲子建關注巨集大時代背後的每一個細節，大到煙館和妓院，小到秧歌的扭法。她寫當鋪，寫人們什麽時候來，當票什麽時候開，死當怎麽處理；寫來當鋪的人如何心事重重，典當的物品又如何通過高高的櫃台，從下面遞到上面，裡面的人又是用怎樣的眼神，俯瞰著來當鋪的芸芸眾生……
“每一個細節的背後，一朵花的背後都是一棵大樹，要把這些樹葉都看到了，才能從你的細節裡面凝練成一朵花，放到我的《偽滿洲國》。”遲子建說。
在畢飛宇看來，《偽滿洲國》宛如一曲描摹歷史的史詩。在中國，史詩可以分為兩種類別，一種是《三國演義》，一種是《紅樓夢》。在他看來，《紅樓夢》式的史詩更有價值，因為《三國演義》裡面所處理的事件，所處理的人物在歷史上已經被命名過了，作家所做的不過是組裝，這樣的史詩的作用是呈現歷史。但《紅樓夢》裡面的任何一個人，任何一件事情，除了園子裡的樹木以外，石子以外我們看不見，它的歷史文化，需要作家憑空命名，並使用文字模擬和重塑。換句話說，《紅樓夢》的價值不在呈現，而在於創造歷史。
“小說家最大的榮耀就在這裡，他不能創造一棵樹，不能創造空間和時間，但他可以創造歷史。”畢飛宇說。“歷史為什麽要創造？因為歷史特別容易被淹沒，特別容易被遺忘。”
“在我看來，《偽滿洲國》最出彩的地方不在於它呈現了什麽，而在於她通過大長篇，史詩般地創造了隻屬於她的歷史，就這一條，《偽滿洲國》就了不起。”畢飛宇對遲子建的作品給予了高度評價。
畢飛宇
“文學伴隨我，跟隨我，安撫我”
今年，遲子建已經55歲了，距離她的寫作生涯開始，無數歲月已經飛逝。在畢飛宇看來，她的寫作宛如拿一把榔頭或者鑿子在那裡打石頭，把石頭一塊塊打落下來後，再打再落。通過一個一個漢字，一個一個作品，把自己落成了一個豐碑。
遲子建回憶，她的童年在故鄉北極村，世界就是這麽一片方圓之地。當她成年以後到過了很多的地方，見到了更多的人更絢麗的風景以後，回過頭來看世界還是那麽大，它真的是一個小小的北極村。
“我只不過一步一個腳印這樣走，我最後歸於我的土地。至於任何的評價體系對一個作家來講完全是不重要的，因為一個人要活著，尤其像我這樣的女人活著，是需要文學作為伴侶的。我對這個伴侶的要求只是陪伴我的人生，它能陪伴我好好的到80歲，我會說生命萬歲，文學萬歲，其他的什麽都沒有都挺好。”
“在我生命中，有一支無形的筆伴隨著我，跟隨著我，安撫著我，我覺得遠比外界的榮譽來得更為美好。我頸椎不好，戴任何的桂冠對我來說都是負擔。”遲子建坦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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