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書畫鑒定中，董其昌作品的真偽辨析是其中一個繞不開的重點與難點。其書畫偽作之多，有“濫董”之稱。傳世董氏書畫中不乏雙包現象，其中最著者，當屬上海博物館、台北故宮博物院分藏的兩本《煙江疊嶂圖》卷。上海博物館書畫部主任、董其昌大展的策展人凌利中通過多年來對董氏書畫真偽研究的梳理與思考，得頒布北故宮博物院本《煙江疊嶂圖》系清代收藏家高士奇臨摹的結論，而北京故宮《林和靖詩意圖》也有可能是高士奇所為。
在董其昌書畫藝術國際研討會在上海舉辦之際，“澎湃新聞·古代藝術”(www.thepaper.cn)特刊發此文，以期引發更多討論。
古書畫鑒定中，董其昌作品的真偽辨析是其中一個繞不開的重點與難點。“重點”在於偽作之夥：如“贗書滿天下”（圖5；夏允彝崇禎十年[1637]題董其昌《臨王獻之九帖》卷；故宮博物院藏）、“贗作紛然”（楊補順治十二年[1655]題董其昌《昇山圖》卷；南京博物院藏）、“贗本極多，幾於魚目混珠矣”（查昇康熙二十七年[1688]題董其昌《楷書玉煙堂天台賦》冊（私人藏），故稱“濫董”；“難點”體現於作偽水準之高超（啟功曾例十餘位董氏弟子代筆者）。其“魚目混珠”之程度，連董氏摯友何三畏（1550—1624）每每走眼：“每望余不為作畫，所得余幅輒贗者。”數十年來，學界於此進行相當程度的深入研究，總結了諸多寶貴經驗，析離較多高水準贗品。然而，由於情形複雜，此課遠未完成。如下系筆者關於董氏書畫真偽研究的一些梳理與思考。
明代董其昌《煙江疊嶂圖》局部，上海博物館藏
傳世董氏書畫中不乏雙包現象，如本展分藏上博、故宮的兩本《佘山遊境圖》軸等。其中最著者，當屬上博、台北分藏的兩本《煙江疊嶂圖》卷，鍾銀蘭曾撰文考辨，認為上博本為真，楊臣彬亦認可“台北本”贗品說，目前未有質疑“上博本”的論著。另如分藏台北故宮、安徽博物院的兩本董氏早年作品——《紀遊山水圖》冊，學者以徽本為真者居多。現增補另兩例雙包，以及關於台北本《煙江疊嶂圖》卷（摹本）作者問題的最新考辨。
《疏樹遙岑圖》上海博物館藏
《林和靖詩意圖》故宮博物院藏
其一，本展董其昌《疏樹遙岑圖》軸（下稱“上博本”），與本展《林和靖詩意圖》軸（下稱“故宮本”）系雙包。細加辨析，二圖筆性迥異（圖6）。“故宮本”含糊不見筆，運筆艱澀刻梗，無董氏含蓄腴潤之意韻；皴染細瑣，起伏無序，筆墨與結構相脫節，缺乏董氏雍容坦蕩之氣質；墨色積染蕪雜，濁有余而清氣鮮。試舉幾處局部，如近處叢樹枝榦，使轉單一，僵直板刻，有勾刷填描痕跡，以董氏總結的“畫樹之法，須專以轉折為主。每一動筆，便想轉折處，如寫字之於轉筆用力，更不可往而不收。樹有四枝，謂四面皆可作枝著葉也。但畫一尺樹，更不可令有半寸之直，須筆筆轉去，此秘訣也”（《畫禪室隨筆·畫訣》）相較，“故宮本”可謂筆筆不轉，且無四面出枝、穿插曲直之縱深感，其直梗處何止有“半寸”。又如遠樹、山巒之橫直點，散亂無序，用筆放而無收，以董氏“側筆取妍”及“半透明感”“層次分明”之審美標準較之，其用筆拖擦刷描，用墨則呆滯渾濁，摹臨痕跡，昭然若揭。
明董其昌《煙江疊嶂圖》局部，上海博物館藏
“上博本”之出現，使得“故宮本”真相更易揭示。展開“上博本”，其清潤之墨氣撲面而來，透亮晶瑩，謂之迥出天機、秀潤天成不為過。其線皴用筆剛柔相濟，遒勁婀娜，無筆不轉，腴潤鮮妍，真可謂下筆便有凹凸之形，其妍秀生拙之氣韻，絲絲入扣，攝人神魄。尤其是金箋，為此期董氏將“筆墨”論訴諸實踐提供了最佳的材質基礎。按董氏尤為鍾愛光潔細膩的砑箋紙、高麗箋、金箋，因其不易滲墨之特性，最能充分記錄下抒寫過程中起伏、使轉等微妙變化，將瞬間情緒之起伏展示無遺，可謂筆跡與心境無間，突出了典雅雍容的筆性之美。對於董氏的這種偏愛，時人評價甚多，如高士奇康熙二十九年（1690）題董其昌《江山秋霽圖》卷（美國克里夫蘭藝術博物館藏）：“董文敏每遇高麗鏡面箋，書畫尤為入神。”又，結合“上博本”款書呈現較濃二王意韻，當可定為其五十歲左右出入元四家、整合傳統筆墨，以及探索筆墨與丘壑的辯證關係——即“筆墨”論形成期之佳構。
從筆性、書畫功力、流傳過程諸方面分析，“故宮本”當系清初摹本（曾經高士奇收藏），而“上博本”為其母本真跡。聯繫高氏曾藏董其昌《煙江疊嶂圖》卷摹本（台北故宮博物院藏），以及其有自匿真跡、進貢偽本之故實：“前人雲竹窗老人喜故作狡獪。”（何惠鑒） “故宮本”不排除有高氏參與嫌疑，俟續考。按，對此雙包案，有海外學者如雷德侯、李慧聞等與本文觀點相反，姑記於此，以供討論。
台北故宮博物院版《煙江疊嶂圖》局部
清代高士奇像
其二，台北本董其昌《煙江疊嶂圖》卷應系高士奇康熙二十九年（1690）臨摹本。 筆者十分認同鍾銀蘭的上述觀點，且關注有年，一直以為，高士奇與台北本贗品的出現脫不了乾系。現據最新材料表明，“台北本”應系高士奇所摹，主要理由如下：
圖7－1 王鴻緒《橫雲山人集》
圖7－2王鴻緒《橫雲山人集》
（一）據王鴻緒《橫雲山人集》明確記載（此線索為松江博物館館長楊坤不經意間透露）：康熙二十八年（1689）春，高士奇（1645-1704）獲摯友王鴻緒（1645-1723）所寄其藏董其昌《煙江疊嶂圖》卷（上博本），興奮之餘當即和東坡韻作答並題於卷末；次年，即二十九年（1690）夏日，高氏乘興摹了一本亦寄王氏，王鴻緒遂以《余家舊藏董文敏＜煙江疊嶂圖＞己巳春聖駕南巡余恭迎於揚子江口時宮詹高澹人扈蹕舟中出此卷相玩賞迨澹人旋都作書貽之庚午夏日澹人摹董畫和東坡歌行相贈漫次原韻》相答（《橫雲山人集》卷十四，葉3a-4a，收入《清名家集匯刊》，台灣漢華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73年，康熙間刻本影印）；按，《國朝松江詩鈔》輯者將王氏和高詩題作《高澹人＜摹董文敏畫煙江疊嶂圖＞和東坡歌行相贈漫次原韻》（薑兆翀輯《國朝松江詩鈔》卷十四，葉9b-10a，清嘉慶十四年[1809]敬和堂刻本）。
圖7－3《國朝松江詩鈔》
（二）筆者於此初不留意，因覺其中不甚解處頗多，後於整理《傳世所見高士奇題跋歷代法書名畫目錄》過程中，意識到高氏書法風格與“台北本”之密切關係，遂展開了逐字比對，發現該卷所謂董其昌的詩題書風與高氏手跡十分吻合，諸如結體、行氣、章法皆同，尤其是筆性皆有硬朗尖刻特徵（高氏書風亦有多面），卷中包括“江村秘藏”朱文印在內的高氏鈐印皆真，並認為“台北本”高士奇題跋原屬“上博本”，上述薑氏批注“後此圖（高士奇摹本）於甲戌（1694）召還時進呈”之時間應誤（圖7）。
“台北本”與“上博本”《煙江疊嶂圖》字跡比對
（三）高士奇本人亦偶作山水，其畫跡極罕，筆者此前亦僅見傳世《秋山客話圖》扇一件而已（圖8；載《中國明清扇面賞玩》頁27，浙江攝影出版社出版2004年1月）。是扇山石造型笨拙、結構單一，諸如山路形態臃腫等不合畫理處甚多，呈現出較濃的文人塗鴉特徵。
清 高士奇 為士偉詞丈
（四）鑒於高氏純屬業餘畫家性質，其於繪畫造型能力嚴重缺乏專業訓練，對複雜的山石結構、空間層次的處理時顯無措之事實，故易於理解台北本《煙江疊嶂圖》卷中結構穿插屢屢失步等外行手法，比如烘托雲煙的用筆簡而化之，即使依樣葫蘆，亦僅能描摹大概，線皴單一狀若扎籬笆，墨色亦幾無虛實、濃淡等層次的變化，致使盤谷煙雲與重巒疊嶂兩者交接處呈現近乎一黑一白的關係，前者形如平面剪紙，後者則似磚牆、毫無方圓百裡的浩渺縱深感，藝術性可謂懸殊（圖9－1）。綜上所析，“台北本”應定名為：清高士奇《摹董文敏煙江疊嶂圖》卷。
“台北本”與“上博本”《煙江疊嶂圖》畫作局部對比
《煙江疊嶂圖》（台北本）的董其昌題跋與高士奇書法對比
另按，上述故宮本《林和靖詩意圖》軸（摹本）所顯示的繪畫性問題，似與台北本《煙江疊嶂圖》卷性質相同，比如樹木與房屋的前後關係顛倒錯亂，樹杆曲直穿插、向背俯仰缺乏對物象結構的理解與把控，墨色層次十分單調，坡陀的描繪甚至出以刷、掃等手法，等等；加之軸中所鈐 “華原草堂”白文長方印、“高詹事”白文印及“竹窗”朱文長方印三枚高士奇自用印記皆真（上博董其昌《疏樹遙岑圖》軸、《煙江疊嶂圖》卷兩件真跡反無高氏藏印），故疑此軸亦屬非高氏勞動他人而親自操刀者。倘是說成立，不僅可以坐實上引何惠鑒所指高氏“狡獪”，且其程度將遠超學界之想像，探討空間巨大。
高士奇書法與《林和靖詩意圖》中的題書對比
高士奇書法（左）與《林和靖詩意圖》中的題書對比
台北本《煙江疊嶂圖》與《林和靖詩意圖》中的書法局部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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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故宮博物院研究人員談董其昌贗品判斷與《煙江疊嶂圖》摹本話題
2016年台北故宮博物院董其昌大展舉辦之際，結合董其昌《煙江疊嶂圖》的話題，澎湃新聞與台北故宮博物院董其昌大展的策展人何炎泉與邱士華進行了對話，以下是其中部分對話。
顧村言（澎湃新聞）：台北故宮博物院董其昌大展的作品，其實不少作品是有爭議話題，展覽裡也提到了有作品可能是有代筆，董其昌的贗品在他在世時就比較多了，你們在這方面的呈現有沒有一些想法。
何炎泉（台北故宮研究人員）：就是真偽的判斷。
顧村言：對，通過你們自己已經研究的有一些心得的，我看你們會注明一下，但有一些我覺得問題是很大的，並沒有注明，你在挑選展品的時候會有一些考量嗎？
何炎泉：因為這次的數量沒辦法展那麽多，所以盡量真的為主，就是以教育功能為主，展出好的，精品的東西為主，當然有幾件無可替代的時候，比如像紀遊圖冊之類的，有一些作品是別的博物館已經有一模一樣的，當然尚有爭議，但因為我們只有這一件，所以我們只好把它展出來，不是說我們展出來就一定認為他對，就讓觀眾自己去看。
顧村言：我覺得這樣倒挺好。《紀遊圖冊》安徽博物館也有一本。
何炎泉：因為它是早年代表性，我不可能去跟安徽博物館去借，我們只好展這一件，因為我們就只有這一件。
邱士華（台北故宮研究人員）：而且安徽博物館的紀遊圖冊，像學者認為安徽的應該是比較對的，台北的是比較可疑的。我也沒看到安徽本，所以我也不敢說怎麽樣，但我覺得就安徽那個開數比我們少很多的。
顧村言：你們這次把所有的冊拿出來了？
邱士華：因為太多了，所以我們拿出來兩頁。也許在真偽上是有疑義的，但我覺得它還是有非常高的價值。
顧村言：而且這個比較下來也很有意思。你們這次展出了《煙江疊嶂圖》，上博那個版本的《煙江疊嶂圖》你也看過嗎？
邱士華：對啊，我特地飛去上海看。
顧村言：你對比一下，我們先不說誰真誰假，我覺得對比是很有意思的。
邱士華：我覺得（上博書畫部研究員）凌利中當然我們是非常好的朋友，他來（台北）故宮看的時候，後來在演講時也沒有說誰真誰偽，但他後來把上博一些比較特別的跟我們不一樣的地方，在演講時放出來，因為我辦展之前年中又跑到上博去提件看過實物，後來吳湖帆大展我還又飛過去看了一次，這次看的結果：我還是懷疑上海版，當然，我覺得我們的可能也不是（真跡）。
顧村言：我昨天現場看台北版的《煙江疊嶂圖》，先不說畫——畫的問題蠻多，先隻說董其昌的書法，太弱了，敗筆特別多。因為一兩筆敗筆會寫有，我們寫字時也會有寫壞的，但我認為，不可能一幅字有那麽多壞筆敗筆，不少地方與董其昌的書法標準件相差較大。
台北故宮版《煙江疊嶂圖》中的書法
邱士華：我知道，凌利中也講過這個。
顧村言：雙胞胎在中國書畫史上太多了。
邱士華：我們的跟他們比起來，比如畫中很多石頭他們那邊有，我們沒有。可我覺得也是很妙的，所以我認為這是兩個不同的摹本，而且是不同的人做的。
顧村言：就是你的觀點可能是兩本都是有問題的。
邱士華：對，都是仿本，但都是非常逼真的仿本，所以你可以看到兩本為什麽會這麽接近，所以你知道這兩個人其實都還蠻一步一腳印地好好地去摹，都是精摹本。我覺得台北故宮的《煙江疊嶂圖》仿本雖然有問題，為什麽仍將之展出，因為它本身就非常有價值。
顧村言：尤其是兩岸同時展出確實很難得，如果有一天放在一起展出就更好了。
“上博本”《煙江疊嶂圖》（上）與台北本（下）畫作局部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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