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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癌症,請我去他葬禮上講個笑話

真實故事計劃 的第 377 個故事

故事時間:2017年四月底

相關人物:阿雷,羅丹

故事地點:四川成都

大學同學阿雷,提出希望我去他葬禮脫口秀,我說:“你這個段子很不錯。”隨即意識到他不是在開玩笑,我心情忽然變得沉重了。

那是2017年四月底,我準備給成都大悅城一個書店活動做串場主持,發了朋友圈。阿雷看到後,發資訊過來說他回國了,要去參加這個活動。

時年二十六歲的阿雷,在洛杉磯一個離好萊塢很近的地方學製片。這不是正常的回國時間,沒有任何假期。

那天阿雷坐在觀眾席左後方,穿一件寬鬆的白色短袖,戴著棒球帽,跟大學時候一樣的嘻哈打扮。

演出效果很一般,活動主題畢竟是建築,來的觀眾也不知道脫口秀是個啥,反應冷淡。

下台,我對阿雷說:“抱歉啊,讓你花80塊錢來聽個這麽冷的脫口秀。”

“我沒花錢啊,快開始的時候現場還沒坐滿,工作人員為了場面好看直接把我放進來了。”

我們去到書店咖啡角坐下,阿雷摘了帽子,露出一顆鋥光瓦亮的頭,功率來講估計有六百來瓦。他以前就比較有個性,剃過光頭,所以我當時沒有很在意。

這天我們聊了會兒電影,他突然一臉神秘地說:“噯,給你說,我最近掙了人生第一桶金。”

我心裡隱隱有一絲憂慮,想起周邊那麽多年輕人一飛衝天的創業故事,擔心阿雷也已迎來人生巔峰,拉開跟我的差距。

果然,阿雷說:“我掙了130萬。”

我搖著頭說:“現在銀行的安保也做得太差了。

阿雷往椅背一靠,說:“不是搶來的,是一筆保險。”

“啥?”我問他。

“給你看個東西。”阿雷一臉壞笑,把右手袖口褪到肩膀處,露出腋下一截膠帶,膠帶上纏住一根粗大的管子。

“這什麽玩意?”

“做化療用的,這根管子一直插到心髒,現在拔出來……”阿雷平靜地抬頭一看,繼續說,“血差不多能飆到天花板吧。”

“化療?你這是沒話聊了吧?”我腦子有點懵。

“少用諧音梗。”

“等一下,你這光頭……”我恍然大悟。

“做化療掉的啊。”

我再次看向他腋下的管子,確定它真的插進了皮膚。阿雷不是在講段子,我心情不好了。

“喜歡聽你講笑話,請你來我葬禮講怎麽樣?”

“噗”的一聲,阿雷吸掉杯中冰塊縫隙間的最後一滴水,像是在吸乾自己的生命。他給自己判了死刑。

得知此事,我很悲傷。因為從未想過,這個與我年紀相當的年輕人,會突然罹患惡疾,走到死亡邊緣。

作者圖|和阿雷一起聊天的書店

我跟阿雷算得上好友,但細想卻無太多共同回憶。

大學時候,阿雷就是一副永遠無精打采的樣子。他上課一直在睡覺,跟一般人將頭埋在手臂裡的姿勢不一樣,他隻把腦袋放桌子上,下巴作為支點,兩個手伸到桌下抱住肚子。很像囚車押送犯人的場景。

阿雷平時總是這副慵懶模樣,但到了足球場上卻異常凶猛。他是全學院唯一一個敢在沙地足球場上鏟球的人,好幾次飛鏟完,他褲子裂成兩半,露出血淋淋的大腿。學校醫務室的酒精,有一半都用在了他的腿上。

大一下學期年級足球賽半決賽,是阿雷拚得最凶猛的一次。那天中午在大太陽下,我們輸掉了比賽。他躺在地上,呼吸急促,面容煞白。

幾個隊友都被嚇到了,有人開始躍躍欲試,表示想要進行心肺復甦,但回憶動作時,對人工呼吸究竟需不需要伸舌頭產生了質疑。還好沒過兩分鐘,阿雷自己坐直身子,努力調整呼吸,說沒事,帶著怨氣。他站起身,拿著衣服徑直走開,重重撞了我一下。

後來三四名決賽的時候,阿雷沒讓我上場,他不是隊長,但有比較大的話語權。聽說是怪我,沒防住半決賽對手反超比分的進球。

其實我盡力了。得知不讓上場時,我少年意氣地罵了一句:“讓他去死吧。”

回到得知阿雷得病的那一刻,我想收回這幾個字。

阿雷的病叫做非霍奇金淋巴瘤,是一種常見惡性腫瘤。

不知他在美國上了個什麽貴族險,險金換成人民幣有130多萬元錢。見到這麽多橫財卻不顯喜慶的情況,真難得。

2016年底,某一次他在家看電視,無意間摸到脖子下有東西,去學校醫院拍片,發現那裡像長了串葡萄。那是大大小小的腫瘤。他辦理休學,回到北京他父親家,開始接受化療。

因為藥物濃度高,從靜脈過的話刺激性很大,這個過程不僅痛苦,還導致他虛弱得連碗筷都拿不起。聽他說,醫生給他心髒插管的目的是跳過這一步,使藥物直接跟心髒血液混合,降低刺激性。

化療後兩周,阿雷開始掉頭髮,索性剃了光頭。電影《滾蛋吧!腫瘤君》有個情節,女主化療頭髮掉光後,閨蜜團為鼓勵她都剃了光頭。作為阿雷最好的朋友之一,我選擇假裝沒看過這個電影。

我沒有為他剃頭,但是可以去他葬禮說一場脫口秀。死亡太可怕了,跟死亡同樣可怕的是無趣,所以用有趣來對抗死亡,或許是正解。

於是,我不斷回想自己身邊的幾次“死亡”,了解阿雷的身世,尋找寫脫口秀稿子的素材。

開篇,我寫道:“今天我們聚集在這裡,懷著無比沉痛的心情送別一位共同的好友。阿雷去到了另一個世界,那邊托運行李得等上相當長的時間。我們終其一生都在為這個旅程做準備,既然都會到達,他又何苦心急出發。”

作者圖|大學期間和阿雷一起打球

身邊第一次有熟人過世,是在我大一暑假那年。逝者是從小看著我長大的阿姨,她得了子宮癌。

媽媽在家哭了好幾場,我還不夠悲傷,體會不到,即將永遠失去一個人是怎樣的心情。直到參加阿姨的葬禮,在靈堂看到她的巨大黑白照片,以及靈棺裡安詳的遺體,過往音容笑貌突然閃現,我突然就控制不住地哭了出來。

陸續前去吊唁的人,不少都跟我一樣,起初看著很平靜,看到遺像那一刻,才崩潰、大哭。我突然意識到,死亡是需要儀式的,要有這樣一個場合,你可以痛哭流涕,並讓一切情感流露顯得自發。

回到家,媽媽盯著手機螢幕坐了好久,我問她在看什麽。“你阿姨的電話號碼,我這會兒刪了。”沉默半晌,她繼續說,“這下感覺她是徹底從這個世界消失了。”

工作後,我們部門有位新疆女老師,卷頭髮,比較矮壯。她曾經和我聊起,她之前處理的一樁少女自殺事件。

一名女學生在公共洗衣房上吊自殺,死狀可怖。當時新疆女老師還在當輔導員,她從晾衣杆上將女生屍體抱下來。

“圍觀的學生不是哭,是尖叫。”她淡然地說。

“你不害怕嗎?” 我問。

“我腦子一片空白,盡量什麽都不去想。”她回答。

再後來是我外婆去世。她是世上除父母外,我最親近的人。她的離開,使我變得不能理解一些事情。

比如,整理她房間的時候,從床墊下翻出大量票據、信件,還有她從不離手的佛珠、經文。外婆喜歡唱歌,去世前幾個月她喉嚨裡裝了支架,不能再唱歌,可她歌聲一直留在我童年記憶裡。

房裡最重要的人不在了,這些物件為何還可以安然無恙?它們為何如此事不關己?因為它們沒有生命。而生命的意義,或許就在於它會消失。

回憶完這三次死亡,我繼續寫道:

“所謂死去,大概就是被所有人刪除掉聯繫方式。阿雷,你放心,我不會刪掉你的聯繫方式。因為我根本就沒存。”

“讓大腦保持空白,這或許是另一種可行的對待死亡的態度。所以阿雷,我給你寫的稿子有好多頁都空著,不是對你沒有話說。我只是,在表態。”

“人間不厚道啊,你要離開了,它還會要求留下一些你最珍視的東西。我外婆留下了她的歌聲,阿雷則留下了他本就不多的頭髮。”

“自我來到這個世界,它就是有外婆存在的。外婆不在,我忽然理解不好跟世界的關係了。現在,阿雷,你讓我跟世界的關係更加惡化。”

那次在書店見到阿雷時,他已經接受化療兩個月。之後我們在春熙路吃了一次飯,在場的還有他女友跟另一個同學。

阿雷女友,眼距很開、牙床很厚。我第一次見她,感覺她雙眼之間能塞進一個台灣海峽,阿雷如此喜歡她,應該是看中了她兩眼之間的鄉愁。

吃飯時,阿雷說:“我剛開始做化療的時候,有那麽幾天,連碗都端不起。”

“有沒有可能,因為你家的飯碗,是鐵飯碗?”我問。

同學碰一下我,叫我不要亂開玩笑。阿雷卻哈哈笑著說:“這條可以寫進稿子裡。”

看樣子女友把阿雷照顧得很好。她像在敬老院做義工似的,給他夾菜,叮囑他:哪些要多吃,哪些不能吃;哪些朋友可以交,哪些不能交。說完還很內涵地看了看我。

我開始懷疑,阿雷是不是給她說的“我只是得了扁桃體發炎”。不然,現代人真的還有這種至死不離的精神嗎?

再見到他們倆是在北京,那時我出差,順道去看他。阿雷強勢的母親,不讚成他跟女友交往,所以他們沒能住一起,女友借住在一個同學家。

這次在北京,我見到了阿雷的爸爸。他是電影攝影師,聽說以前還拍過一些很有名的賀歲片。見他時我帶了自己寫的劇本,看他能否給些提攜、指點。

有意思的是,在查看那些片子資料時,我注意到攝影師根本不姓雷。我心想,阿雷這小子吹牛了。轉眼再一看那攝影師的照片,長得跟阿雷簡直一模一樣,這種對上號的感覺很奇妙。我才想起,阿雷的父母在他很小的時候離婚,他可能跟了媽媽的姓。

阿雷爸爸的房子很大,用現在的話說就是“家裡有礦”。吃完飯在客廳小坐,我翻看桌子上的一本書,作者是以前很紅的錢姓大學者,扉頁上面有“贈XX兄”。

“聽說你想當編劇?”他問我。

“想試試。”

“這行辛苦。搞電影作息完全是亂的,可能阿雷以後只能找個朝九晚五的工作了。”他說話慢條斯理,有種藝術家似的對一切不在意神情。

許久,他又問:“你們這個年紀,身邊有人得癌症,一定覺得很奇怪吧?”話中帶著一種惋惜的語氣。

“叔叔高估現在年輕人的身體了。”我停了一下,問,“阿雷會好的吧?”

“也是遭了好大的罪。你們以後可得好好注意,他可能就是夜熬多了,身體抵抗力不行。”

“是,是,以後新聞聯播結束了我就睡。”

晚些時候,我聽到開門聲,進來一個年輕女人,頗有姿色。跟他簡單打過招呼後,去廚房打開冰箱,拿杯子倒水。像是房子的女主人。我似乎找到了,他過分衰老的原因。

那晚,我在稿子裡加上幾句:“雖然你童年沒有跟父親生活在一起,但看得出來,他還是隨時關心著你。你年紀輕輕就死掉非常不講道理,不能因為父母沒有征求意見把你帶來這個世界,你就可以不征求他們意見擅自離開。”

今年春節前,幾個大學好友約在寬窄巷子一個酒吧喝酒,阿雷也來了。

阿雷的媽媽對他管制很嚴,以前每次朋友聚會,他都趕在晚上九點左右回家。這天晚上,快十一點了,阿雷還沒有要回去的意思。我猜想他拿到130萬險金,第一件事就是讓他媽解除門禁。

這時阿雷化療結束快半年了,恢復得不錯,似乎葬禮脫口秀沒什麽必要了。我們把他保護得很好,沒有讓他喝酒,有個煙鬼朋友甚至連煙都沒有抽。

酒至酣處,煙鬼朋友開始追憶他跟前女友的點滴。前女友是在他考研複習的關鍵點甩的他,他本來是絕對考不上的,沒想到他為了向前女友證明自己,最終化羞憤為動力,竟然考上了。

“分手了還讓我搭上三年青春去讀研啊。”煙鬼朋友哭訴道。

我受不了朋友因為感情而哭鬧,這很容易讓我將自己的快樂,建立在他們的痛苦之上。

哪知道,煙鬼朋友哭訴起來之後,阿雷也開始哭。他是我們中最桀驁不馴的人,上課懟老師,下課懟女同學,講起什麽都是滿不在乎的樣子。這會,當著幾個糙漢子的面,他竟然哭了起來。

他哭得傷心,不是因為自己得病,險些死去,而是雷媽要他跟女友分手。治病期間,女友對他不離不棄,現在身體好轉,正是二人共同規劃未來的時候,卻要受到至親阻撓。

雷媽一直覺得他女友家庭條件不夠好,但當時兒子治病要考慮他情緒,所以並沒有強製二人分手。

阿雷提到雷媽的時候,依舊用滿不在乎的口吻,無法確定那是他最憤怒還是最無奈的狀態。

“她真的是個神經病。”他這樣形容雷媽,“有一次在回成都的高速上,我為女友的事跟她吵。我氣得不行,說了句,‘我要球你管啊’。你們猜我媽怎麽了?”

“揭穿你並非親生的身世?”我問。

“她踩了急刹!120碼的速度,踩急刹!”阿雷一副心有余悸的樣子,“我腦袋都快撞玻璃上,如果沒有安全帶,人肯定都射出去了。萬幸的是當時後面沒有車,不然不知道追尾成啥樣。”

“輪胎摩擦地面,是不是發出很大的skr聲?”話剛出口,旁邊的朋友就拍拍我,叫我閉嘴。

這時將近夜間十二點,酒吧音樂由喧囂轉向輕柔。駐唱女歌手神色溫柔,給人一種愛音樂、愛生活的感覺,我們這桌客人顯得格格不入。

作者圖 | 寬窄巷子上的酒吧

阿雷靠著椅背,繼續說:“化療結束開始無比惜命,嚴格遵循生活規律。但是半年不到,好像又恢復到以前的習性。其實,我又開始抽煙了。”

我們默默收起桌上的煙盒。

“我確定了,人,是不會改變的。”阿雷語氣緩慢地說。

朋友安慰他:“會變啊,你身體就變好了啊。”

治療期間,阿雷承受那麽大的痛苦,沒表現出絕望,甚至能夠坦然面對死亡,讓我去他葬禮上講脫口秀,多麽豁達。現在病情好轉,卻因為現實問題,顯得極其脆弱。

這很黑色,但一點也不幽默。沒準唯一比死亡可怕的,就是生存。

我終究沒有完成那篇葬禮脫口秀的稿子。阿雷沒有生命危險了,現在跟雷媽介紹的女孩一起,過得幸福。至少看起來是這樣。

挺好,人要是身體健康,總能適應這個世界。

作者羅丹,大學教師

編輯 | 崔玉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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