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生穿短裙去圖書館不體面？你們想多了

作者：李昱微

視覺設計：大西

最近出了幾件事，再次把女性的穿著問題推向輿論中心。

一件是滴滴司機對女乘客進行言語騷擾。在乘車過程中，司機不斷誇女乘客“身材好”、“性感”，甚至要求“你這麽漂亮，500塊不做別的，摸一摸”。

此時，警察大學教授王大偉針對“女性如何保護自己”提了幾點建議，比如不要太晚出門，不要計程車去太偏僻的地方。

沒想到此舉激怒了一批女性，她們認為一旦出事就教育女性不要做這、不要做那，搞得女性似乎什麽都不能做，卻並不把重心放在對男性的監管力度上。

另一件事是湖南農大圖書館要求女生不得穿短於50cm的下裝入場。該事源於某男學生的舉報，他認為穿短裙的女生令男生無法專心學習，構成了“性騷擾”。

“性騷擾”當然是無稽之談，但仍然有聲音認為女性不應該在公共場合穿得太少，否則不僅會激起男性的犯罪欲，還有失體面，甚至“不自重”。

此類議題之所以討論激烈，是因每每有性犯罪發生，總有人指責受害者的穿著問題，大有“明明知道這麽穿容易出事還不改，那就是活該”的意味。

但事實上，儘管性感的女性容易激起男性的性衝動，穿著性感與性犯罪並無絕對關係。

在前幾天曝光的一段錄像中，一名男性在人流不斷的商場中，當著一位母親的面將其12歲的女兒拽入消防通道中猥褻。事件發生後，有女性網友提問：這個女孩兒穿得保守且有同行者，那麽為何激起犯罪欲？是因犯罪者喪失理性嗎？

事實上，性犯罪者的犯罪動機並不僅僅是性欲，更多是征服欲。

日本IPS（警察廳科學研究所）曾對性犯罪者的動機進行調查，在如何選擇受害者的問題上，37.2%的罪犯選擇“感覺她不會報警”，36.1%的罪犯選擇“看起來比較老實，不會反抗”，28.3% 的罪犯選擇“獨自一人行走的女性”，只有5.2%的罪犯選擇了“受害者穿了比較挑逗性的服裝”。

同樣，據研究，民風越保守或女性地位越低的國家的性犯罪率遠高於民風開放、滿街性感女郎的國家。

斯坦頓·薩梅洛在《犯罪心理分析》中解釋道：“人們常常將強奸犯描繪成具有非同尋常的強烈性欲的人。然而，事實上正是征服所帶來的興奮感為性活動提供了原始衝動，而非生理學的欲望。”

也就是說，性犯罪者渴望通過引誘、操控、威脅等行為達到對受害者的掌控感，從而確認自己的強大。對於這類人來說，往往沒辦法在一段雙方都接受的性犯罪中獲得滿足感。

因而上了年紀或穿著保守、看起來文弱的女性反而會成為目標對象，畢竟她們給人脆弱且易得手的感覺。

而輿論之所以認為應約束女性穿著，除了避免受侵害外，亦考慮到公共場合的服裝禮儀問題。

那麽穿得少究竟算不算有失體面呢？

首先令我好奇的是，現代社會是否有服裝規範一說。

服裝規範通常受不同時代的社會文化影響。在封建社會，由於女性長期作為男性附屬品，不僅沒有獨立人格，還受貞操觀限制，所以服裝約束非常嚴格。

以中國為例，如秦漢，董仲舒倡導“三綱五常”、“為婦之道”，體現在服裝上，即以“深衣“為基礎（“深衣”為春秋時期孔子以“禮”為核心的服裝約束），衣裾繞襟層數較，腰身裹纏加緊，袖子加寬變大，聯袂成蔭。而到了倡導“程朱理學”的宋朝，則要求女性“笑不露齒、行不露足”，穿色彩素雅、材質柔軟的衣服以表現纖弱柔美。

| 宋朝以“瘦、長、細”為標準的女性服飾，圖片來源於趣歷史

| 同理，在19世紀的歐洲大陸，為凸顯女性 “孱弱”、“不工作”、“依附丈夫”的角色，社會為她們設計了長大笨重、裝飾華貴的連衣裙。

當然，開放社會如中國唐朝也曾允許女性袒胸露乳、甚至著男裝。

但無論暴露還是保守，女性的穿著都受到社會性別定義的影響。

而到了現代社會，隨著平權觀的發展，無論男女都不被視作社會性別，而是純粹的個體，並享有定義自我的自由，所以怎麽穿才成了一件有爭議的事。

服裝作為人的延伸，具有象徵身份地位、表達審美觀的作用，於是穿衣成了現代人張揚個性的方式。作為時尚的服裝也成為打破傳統、批判社會的藝術手段。比如，無論東西方的女性，都曾通過著男裝、或突出衣服曲線的方式來反對性別限制。

| 1966年，Yves Saint Laurent為女性設計了改良版西裝“吸煙裝”(Le Smoking)，象徵女性獨立，然而當時一些高級餐館拒絕這種“非正式穿著”，圖片來自whowhatwear

這樣看來，現代社會的穿著貌似是自由的。

於是有知乎網友提問：既然現代人有穿著自由，那麽穿比基尼逛街是否能被允許呢？高讚回答稱：在不引起騷動的前提下是可以被允許的。

也就是說，在不損害公共利益、不干擾社會秩序的前提下，個人享有絕對的穿衣自由。

但還是很少有人穿比基尼逛街，畢竟在大多人眼裡，這仍然是有失體面的。可穿比基尼去海灘卻不會有絲毫尷尬。同理，秋衣秋褲明明更保守，可相比短裙而言，它們反而更不合適穿到圖書館。

這意味著一件衣服是否適合公共場合並不取決於它的暴露程度，而取決於它的設計目的和該場合的社交形式。

2012年6月，“上海地鐵二運”官博曾發博稱：“乘坐地鐵，穿成這樣，不被騷擾，才怪。地鐵狼較多，打不勝打，人狼大戰，姑娘，請自重啊！”配圖是一名身著黑色絲紗連衣裙妙齡女子的背面，由於面料薄透，致使旁人能輕易看到該女子內衣。

此舉引來眾多女性的抗議，於是紛紛裹上面紗，在地鐵裡舉起“我可以騷，你不能擾”的牌子，進行行為藝術。

輿論之所以一邊倒地反對，除了官博言論不當外，是因地鐵並無穿著禮儀限制，作為交通工具，也並無正式與非正式可言，於是怎麽穿純粹是個人審美的表達。女性即使認同應自我保護，也反對將“在色狼多的地方穿得少”與“不體面”對等。

而在湖南農大圖書館事件中，反對者紛紛拿出“圖書館是文化場所”、“國家圖書館入館規範裡寫明‘請注意儀表著裝，應衣冠大方得體，言談舉止文明禮貌’”等理由聲張，認為應遵守公共場合的禮儀規範。

然而，對於何謂“衣冠大方”並未有明確規定，仍靠主觀判斷。

但並非所有場合都沒有明確的服裝禮儀。社會相對清楚地規範了面試、演講時要穿西裝配襯衫，參加晚宴要穿晚禮服，到銀行、警局、醫院等職業性工作環境上班時要穿製服。

| 西方根據不同場合的正式程度，將禮服分為“超正式”、“正式”、“隨意正式”、“創意正式”等種類

於是我們應該考慮的是，為何某些場合有明確的禮儀規範，某些卻沒有。

社會心理學家認為，由於服裝具有傳達訊息的作用，因而可以作為社會情景的組成部分，起到維穩秩序的功能。

學者Giles 和Farrar研究發現，受試者面對穿著正式服裝（裙子、上衣和扣上紐扣的外套）的研究者，比起面對穿著隨意的研究者（牛仔褲、橄欖球運動服以及敞開的外套），前者較傾向於以正式的方式作答（Giles and Farrar，1979）。

學者Tharin的研究也顯示：穿戴整齊者到溜冰場時會製造更少的意外和噪音（Tharin，1981）。

也就是說，在被迫規範著裝時，個體不僅會下意識地約束舉止，也能改變他人與自己的溝通模式。

歐文·戈夫曼的“編劇理論”認為，人在面對社會舞台時，會依據舞台的不同選擇不同的參與角色。面試、晚宴、醫院等地之所以有明確的服裝規範，是因為這些場合有特定的社交模式，因而穿著規範可迫使人們在進入“舞台”時，選擇符合該場合的社會角色和溝通方式。

然而圖書館也好、博物館也好，都是相對開放的文化太空，人與人無需進行規範性社交。而女性的吊帶上衣、短裙、短褲均是時尚穿著的一部分，它們的設計目的是純粹的個性表達，與文化太空並不衝突。

所以女性可以接受通過穿著保守來自我保護的建議，但穿著性感去圖書館、博物館並不需要受到苛責，更不應與“不體面”掛鉤，在地鐵、商場等非正式場合更不用說了。

參考資料：

《服裝社會心理學》Susan B.kaiser

《犯罪心理分析》斯坦頓·薩梅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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