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家謝冕：海子之後詩太容易寫了，口語泛濫，誤入歧途

來源：中國詩歌網

原題：海子之後無好詩原因探尋

素予：現在有些詩歌過於口語化，您曾寫道，這個病根在“五四”時期就已經種下了，“新詩建設過程中‘非詩性’的病根，在它的‘繈褓期’就不幸地種下了”。應該如何減輕這種病痛？

謝冕：當時就有人批評胡適先生，說始作俑者就是胡適，胡適是第一個罪人。胡適先生當時怎麽說的？要作詩如作文。胡適誤導了。這是他在美國時說的，這句話缺點大了，作詩怎麽能夠和作文來對比呢？詩比文要高，詩的語言有自己獨特的要求，所以後來又有人說，我們不能因為白話而忘了詩，這是“五四”時代就有人說的，白話詩都是白話，沒有詩意，那是不行的，當時就有了這個病症。所以後來為什麽會有現代派、會有新月派出來呢？新月派就想匡正這個缺點，匡正初期的寫詩像白開水一樣的問題。自由詩自由是自由了，解放是解放了，但是留下了病根，我覺得是有這個問題。不過我也始終沒有懷疑當時的這種選擇，只有詩體解放了，新的思想新的思維新的道理才能進來，才能表達，這是沒錯的。後來有人算了五四的账，我覺得是他們不懂中國的這種新舊交替的時代。

素予：當時倡導白話是為了反封建傳統，走了一種極端，現在過於口語化了，是不是應該來一個否定之否定，更多地轉向傳統中去尋找，更多地向傳統靠近一些，還是說新詩本來、天然就是歐化的語言，所以更加進行歐化的提煉？

謝冕：你提的問題是我的非常理想的境界，就是說，你用現代漢語來寫作，但是那裡頭要考慮我們古典的元素。現在有的人沒有考慮到，有的人考慮了但是做不到，這是我們教育的問題，詩人素質素養的問題。你看寫詩寫得好的，聞一多、徐志摩、戴望舒、卞之琳，在他們的詩中是可以看出古典元素的。相反的，對古典一竅不通、甚至拒絕，要寫好詩是很難的，因為中國人寫的是中國詩。

素予：您說古典詩歌是高山，至今仰望。在我的理解裡，好的詩歌所取的意象和意境有古典美，您曾說海子之後好詩人比較少，現在的詩人寫不好詩，少了含蓄、韻律等特質，是不是也是因為古典詩比較難學，有影響的焦慮，所以大家乾脆就不學了？古典詩歌是按您所說作為一種隱含的暗流就行，還是說應該與現代詩有一種傳承關係？

謝冕：要是詩人們真的像我那樣地懷著一種敬畏的心情來對待古典詩的話，這是個好事，但是現在可能這種敬畏心很少。詩人們瞧不起古典詩歌，他們只是年紀大了、閱歷多了、讀得也多了以後，才逐漸懂得一些道理。一些更加年輕的詩人，目空一切，瞧不起那些東西，也不知道裡邊的奧秘。很多人不懂舊體詩，甚至認為舊體詩很好寫。其實不太好寫，他們只是不知道。現在還有所謂老幹部體，老幹部因為年紀大，缺乏古典文學的修養，他認為七個字、五個字擱一起，那就是古典詩歌。你去讀他們的詩的時候會覺得索然乏味。為什麽呢？就是我剛講的那些，他不知道詩歌內在的一些規律，不知道怎麽用詞，不知道聲韻上怎麽表達才動聽。

所以我講要對古典詩歌懷有敬畏之心，哪怕起碼對它有點了解，可是他們不了解。現在的問題是口語泛濫，詩太容易寫了，因為他們認為白話詩沒有約束，於是一些比日常口語還要差的話都進到詩裡面來了。其實，詩的語言是要求最高的一種語言，是需要經過提煉的。他不知道，他的語言比口語還要差，所以就出現了類似於“今天我去找你/你媽說你不在”，這就是詩。這個例子是陳超有一次在北大發言時說的。現在到處都是這種所謂的詩，甚至比這個還要粗鄙化的、堆起來的、沒有節製的詩，它違背了最基本的一個要求，即詩的語言必須是非常精練的、非常精美的、比文學的其他樣式要求都要更高的一種語言。現在關於寫詩的問題很多，但是這個問題是最大的一個問題。有一些詩語言很俏皮，我覺得我們不會排斥的，像我們都知道的李亞偉的《中文系》，它用很詼諧的語言來表達，寫出來也不容易。

素予：古講“文以載道”，您曾說過：“中國特有的社會憂患總是抑製文學的純美傾向和它的多種價值，總是驅使它向著貼近中國現實以求有助於改變中國生存處境的社會。”您也一直倡導詩歌要和時代結合，這一定程度上也是強調詩的社會功利性，但是如何在詩美和詩用之間達到調和？這一對長久存在的矛盾，是簡單的形式和內容的關係嗎，還是說需要做出怎樣一種努力？

謝冕：要努力，不努力的話詩就是標語、口號、概念化。詩和時代、和道之間的聯繫是很天然的，好的詩必然載道，必然言志，這是沒問題的，但是言志和載道需要藝術的方式，不是簡單的“我表達了”就行了，而是要藝術的表達和轉換，必須在轉換的過程中保存著詩的元素、規律，這樣才是動人的。雖然有很多的問題在裡頭，但是詩人必須努力去做，不然的話藝術就等同於政治，那是不對的。

我覺得現在有一個問題，就是談道、談時代、談政治好像都是沒有面子的事情，這樣是不對的，詩能夠離開時代嗎？我們的表達能夠離開道嗎？不載道，我們載什麽呢？重要的是要看怎麽表達。政治是大事情，事關國計民生、生死存亡的大問題，詩人表達它不是詩人的羞恥，他必須這樣，而且越是大詩人越是不能脫離這些，只有小的詩人，在那兒嘀嘀咕咕的，都是自己的一些事情，而不顧及外面的世界，外面的世界是非常廣闊的，是千變萬化的。詩人越來越往內心走，走得越來越小越窄化，小得別人都不知道到什麽程度了，別人都讀不懂，成為夢囈。

素予：還有一句話說“國家不幸詩家幸”，詩和時代緊密相關，當前好詩少的原因之一是因為時代太“幸”了嗎？

謝冕：不是時代太“幸”，時代有幸的問題，但是也有不幸。例如說高度發達的很向前進步的時代帶來的問題也很多，隨著現代化而來的問題非常多，前幾天的毒霧(霧霾)就讓我們苦不堪言，生存都成了問題，這就是它的不幸。詩人看到這一點，怎麽表達？也許有的詩人看不到，不幸侵害不到他就好了，始終歌舞升平。這樣是不對的，詩人敏感的神經應該感覺到時代的憂患。你看我們付出多大代價，時代進步了，社會前進了，但是問題非常多，比如財富增多了，但財富不均，不公平。這是隱憂、隱患，詩人的憂患感就在這兒。詩人的憂患感怎麽表達，我們前面講了，必須是藝術的，是詩的，是充滿詩意的，充滿幻想的，是有聯想、想象的，而不是秉筆直書。

“國家不幸詩家幸”是古代人總結的，詩歌表達憂患相對比較容易，“歡愉之辭難工，窮苦之言易好”，就是說表達苦難容易一點，表達歡樂更加難。社會的災難對詩人的刺激是第一位的，詩人的神經敏感，苦難對它的衝擊非常大，所以就形成了“國家不幸詩家幸”這個問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