莆田人取得商業成功後為何非常重視反哺家鄉

3月9日，中山大學哲學系教授、華南農村研究中心主任吳重慶受邀於清華大學人類學與民族學研究中心進行了一場題為“同鄉同業：中國鄉村空心化的反向運動"的演講，以福建省莆田市的金銀珠寶行業為例，他分享了“莆田系”作為一種獨特的經濟活動現象是如何發生、發展，以及如何被類型化的研究發現。

“莆田系”得名於福建省地級市莆田，但在這些年裡，“莆田系“漸漸成了一個有爭議的標簽。而吳重慶教授的講座，試圖為我們呈現一個不同的莆田。在莆田人吳重慶眼中，他的家鄉同時也是一個重視宗族和傳統，雖是彈丸之地卻能抵禦資本主義的侵蝕的美好所在。在講座主持人，清華大學人類學系張小軍教授看來，吳重慶關於莆田系的研究指出了社會關係資本在鄉村複合經濟中的基礎性作用，這樣一種同鄉同業的鄉土經濟形態給我們提供了中國鄉村經濟未來如何選擇路線的思考。莆田的經驗提醒我們“市場”從來不是只有經濟屬性，它的社會文化屬性同樣至關重要。

中國經濟史上罕有的邊緣與中心的翻轉

莆田這個小城的總人口只有287萬，其中海外僑胞就佔到了150萬，分布在83個國家和地區，其中華僑50萬，華人100萬。而且實際上莆田不止有民營醫療行業，吳重慶教授是以莆田的金銀珠寶行業切入展示它“同鄉同業”的經濟形式是如何得以蓬勃發展，成為了中國銀飾之都的。據了解，莆田的金銀珠寶行業的年總產值達到4000億，佔全國總產值的百分之六十之多。

吳重慶教授認為，了解莆田系的起點應該從歷史上的流動貨郎和流動工匠開始。以中國珠寶金銀之鄉——莆田北高為例，這裡人均耕地不足，長期位於主流社會的邊緣地帶，但是當地有著打石的傳統工藝，正是這項工藝在1980年代初演變成了“打金業”。 吳重慶將莆田“打金業”的商業模式定義為同鄉同業，並強調它不同於鄉鎮企業、地域性商幫，族商和專業鎮，它是“同一地區的人群，依托鄉土社會網絡，在鄉土之外經營相同的行業的”意思。

技術的發展對莆田“打金業”產生了革命性的影響。具體來說，這裡的打金從最開始依賴純手工，行業門檻高，到鐵模和石膏模的發明，大大降低從業門檻，金銀首飾款式變多，價格降低——市場需求被激發出來。值得一提的是，在90年代，資訊並不發達，莆田人就以當地為中心，形成了3萬自發的推銷大軍衝出莆田形成了一個無遠弗屆的推銷網絡。吳教授舉例說自己的初中同學就運營一輛從莆田開往廣州的大巴車。這些推銷大軍帶來了全國各地的新鮮資訊。慢慢的，這裡成為了輻射全國的銀飾批發地，因為“莆田人”最了解市場的需要。

吳重慶認為莆田的打金業（以莆田北高為例）是以鄉村為中心，輻射全國的地緣性行業。它區分於西歐的家庭作坊，也不同於1980年代的中國鄉鎮企業。基於這些特點,莆田從傳統意義上的“邊緣”變成了“中心”,這是因為當地人十分擅長依托本土的社會網絡，並慢慢在當地集結出了打金行業的各種生產要素，繼而湧入城市，對城市裡的生產要素“反組合”，最終實現了中國經濟史上罕有的城市與鄉村、中心與邊緣的翻轉。

“同一個宗族共同富裕”信念下的經濟奇跡

莆田的“經濟奇跡”的背後是基於同一個宗族的共同富裕的理念，以及隨之帶來的對年輕人創業的扶持。比如一個家族中先有人從事打金行業，同族的堂弟或者表弟來跟著學習這個技術，是不會被看成雇員的，也不需繳納培訓費用，恰恰相反，親戚們會推動自己的晚輩在學習一年後即可去創業。換言之，莆田想從事打金業的年輕人想創業非常容易，因為每一個初入這個行業的年輕人都非常容易掌握所有生產環節，實現全產業鏈條的經營。

在他看來，蒲田“打金業”的經濟模式還是對資本主義的經濟邏輯的一次逆襲，因此具有重要的學術和社會意義。在打金業中，莆田農村不再是資本主義生產環節中僅作為原材料和廉價勞動力的供應地而存在了。吳重慶認為莆田的這種經營方式，也不需要壟斷經營，並未體現壟斷市場的大魚吃小魚的資本主義經濟邏輯。因為打金業都是個體戶小業主，緊緊依托各自的微型親屬網絡，而各網絡之間並沒有形成進一步的聯合或者結盟，更沒有壟斷市場。 “資本的逐利本性往往導致任何一種生產要素都可能被抽離出它原先的“文化母體”，所以在任何一個可以實現成本最低化和利潤最大化的場所重新組合，這樣的後果就是經濟與社會的脫嵌，成為“無心無肺”的經濟形態。

吳重慶說，“但是莆田打金業不同，它創造出了有別於市場經濟的經濟形態，社會網絡與經濟網絡相互嵌入，不僅與鄉土社會網絡相互依托，兩者之間還能夠相互激活。例如，他的研究發現莆田人在社會資本積累方面的在地化，以及成功取向的在地化。簡單來講，就是莆田人取得商業成功後非常重視反哺家鄉，他們回鄉蓋房、建廟宇、發展水利、建設公路等等，他們還仍然非常重視鄉鄰關係。”“成功取向在地化”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打金的業務仍需要在家鄉聯繫。打金業的形態要求和親戚朋友進行情感溝通，否則就很難在行業中生存，對社區成員間身份的積極認同也非常重要。不同於普遍存在的莆田人回鄉蓋豪宅是炫富、“非理性消費”的觀點，吳重慶認為，這其實是一種理性消費。第一個是它背後有一種感恩，感恩當年親屬的幫助，第二點就是通過蓋房子背後目的是表明身份的成功，這其實就是一種身份政治的體現，通過蓋房子，他們再次獲得社群認同，為後代的相親等活動積累社會資本。

民俗的進一步激活，鄉村公益的發展

依托鄉土的商業發展帶來的是莆田民俗和民間信仰活動的進一步激活，以及鄉村公益的發展。以元宵和神誕這兩個節日為例，莆田的元宵節非常熱鬧，已經被《國家地理》雜誌譽為全中國最熱鬧的元宵節。神誕節則講究人神（玉皇大帝）共娛，傳統的被稱為南宋戲劇活化石的“莆仙戲“，吳重慶統計了一下，可能當地的戲班子每年要演2萬多場。莆仙戲也成為了一個重要的“社會場域”，使莆田人廣泛參與並進一步獲得身份感和被認同的感覺。在這樣的基礎上，社會組織和鄉村公益也都發展起來，比如說修建媽祖廟，老人協會、學校、修水利和路線，這些基礎設施的修建，也都說明了他們對鄉土的重視。

福建南日島浮葉村，當地舉行正月十八衝海鬧元宵活動，身強力壯的年輕男子抬著供奉神靈的轎子衝向大海，在大海裡顛波搏浪。視覺中國 圖

在神化個人奮鬥及個人發展的心靈雞湯大行其道的今天，莆田的故事似乎在告訴我們另一個故事的範本，在這個故事裡，個人和他的文化母體互相依存互相促進。

張小軍教授在點評中補充說，從歷史上看，南宋時期東南沿海地區是中國科舉水準最高的地區，包括浙江南路、福建北路、福州路和莆田所屬的興化府。18世紀以前華南地區的經濟優勢直接促成了中國經濟在世界上的領先地位。中國近代的大部分領袖人物都出自這個文化區，這個地區也是改革開放最活躍的地區之一。張小軍認為從文化經濟的視角，不能單純講經濟市場，市場的複合屬性中還包括社會資本市場等，即離不開鄉土地緣、血緣和業緣的共同體文化。因此，鄉土文化母體對於經濟的發展本身就具有重要的意義，如果文化土壤破壞了，經濟的發展也將步履維艱。

在問答環節，有觀眾問到吳教授如何看待現在包括電商在內的這些新技術，對於鄉村的影響。吳教授答道，尊重農民的主體性是非常重要的，同時他也批判了如今出現的一些假的合作社。他強調他的演講，也沒有想為莆田系的醫院“背書”，他的研究意在解釋莆田系的社會活動為什麽這麽依托於鄉土，並且看重營造鄉土的社會關係，而未出現像其他農村那樣的情況。（文/王芊霓）

本文轉自澎湃新聞 http://www.thepaper.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