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爾諾貝利的核爆炸災難，根植於對生產目標的盲目追求

1986年發生的切爾諾貝利事件是世界史上最嚴重的核泄漏事故之一。從蘇聯統治時期內發生的核反應堆爆炸，到2018年5月完成受損反應堆的最終處理，32年來，切爾諾貝利核電站是烏克蘭最深的一道傷疤，而留下這道傷疤的罪魁禍首，不僅是一場意外。

哈佛大學烏克蘭史專家沙希利·浦洛基（Serhii Plokhy）在《切爾諾貝利：一部悲劇史》（Chernobyl: History of a Tragedy）一書中，討論了這場災難背後的政治、社會原因，以及其所帶來的歷史性影響。4號反應堆的爆炸根源，深深地根植於政權對生產目標的癡迷和盲目追求。

本周三11月14日，沙希利·浦洛基憑借《切爾諾貝利：一部悲劇史》，從 247 本參賽書中脫穎而出，獲得英國最頂尖的非虛構文學獎 Baillie Gifford 獎，獎金鋼彈 3萬英鎊。作為獲獎者，沙希利·浦洛基表示，專製獨裁的政策、蔑視公眾的福祉，以及對核能問題的安全疏忽，是我們時代至今仍有的危險存在。

沙希利?浦洛基（Serhii Plokhy）。哈佛大學烏克蘭研究所所長，1957年生於俄羅斯，但成長於烏克蘭，專攻東歐思想與文化、國際關係史，主要致力於俄羅斯和烏克蘭史的研究。代表作有《大國的崩潰：蘇聯解體的台前幕後》、《歐洲之門：烏克蘭2000年史》、《斯拉夫民族之起源》和《雅爾塔：決定世界格局的八天》等十多部專著，並已被翻譯成十多種語言在各國出版。

撰文 | 新京報記者 蕭軼

正如書名所示，《切爾諾貝利：一部悲劇史》講述的是 1986 年 4 月 26 日的切爾諾貝利核泄漏事件。作為世界史上最嚴重的核泄漏事故，切爾諾貝利事件不僅讓周邊城市徹底淪為廢墟，還讓河流下遊居民的生存環境受到了嚴重的威脅。

在這部著作中，沙希利·浦洛基主要講述了消防員、科學家、士兵和工程師等被迫送去關閉核反應堆的人的悲慘故事，借助他們悲壯的英雄主義行為來揭露蘇俄帝國在政治上顢頇、政權對科學的無知、政府對民眾的蔑視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沙希利·浦洛基對核泄漏事故余波的書寫。而他自己，就成長於核反應堆下遊 300 英裡的地方。作為親歷者和受害者，沙希利·浦洛基的甲狀腺被診斷受到了當年的核異塵餘生影響。

《切爾諾貝利：一部悲劇史》（Chernobyl History of a Tragedy），版本：Allen Lane，2018年5月。

Baillie Gifford 獎的前身是山繆·約翰遜獎，在 1999 年到 2015 年之間，由匿名人士捐贈設立，向任何國籍的作者開放，獲獎者將得到 20000英鎊獎金，旨在獎勵涵蓋時事、歷史、政治、科學、體育、旅遊、傳記、自傳和藝術等領域的最佳非虛構文學寫作。有趣的是，山繆·約翰遜獎的前身是 1987 年到 1997 年之間的 NCR 非虛構文學獎；2016 年，改由總部位於愛丁堡的投資公司 Baillie Gifford 每年讚助 30000英鎊，更名為 Baillie Gifford 非虛構文學獎，依舊致力於獎勵世界優秀的非虛構文學寫作者，獎項的宗旨依然是“所有的好故事都是真實的”。

對於很多中國讀者而言，關於切爾諾貝利核災難史的關注，更多的來自於2015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白俄羅斯女記者斯韋特蘭娜·亞歷山德羅夫娜·阿列克謝耶維奇的獲獎作品《切爾諾貝利的悲鳴》；這部作品是她從1985年起，歷時12年的採訪和寫作，最終在1997年才正式出版的。然而，沙希利·浦洛基的《切爾諾貝利：一部悲劇史》是當今對於該歷史事件最為全面的歷史著作：從1986年蘇聯統治時期的核反應堆爆炸，到蘇聯垮台後烏克蘭政府繼續使用核電站發電，2000年12月才徹底關閉，一直到2018年5月完成受損反應堆的最終處理。

異塵餘生警告標誌，位於關閉的切爾諾貝利核電站周圍10公里禁區內。

成長於烏克蘭的沙希利·浦洛基，就住在下遊500英裡的地區。在切爾諾貝利核爆炸之際，他的同學、朋友、親戚乃至於他早年在烏克蘭執教時的學生，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當時的環境、政治和社會的影響。他的一名大學同學，曾經在災難區擔任警察，最終受到異塵餘生而中毒。幾年後，他自己也被診斷患有異塵餘生症狀的甲狀腺炎。在接受 Baillie Gifford 評委的採訪時，沙希利·浦洛基說，真正促使他寫作這本著作的緣起，是他去參觀切爾諾貝利禁區時，年輕的導遊是在核爆炸之後才出生的，這讓導遊無法理解當時的社會背景和政治影響，使他真正想要講述這一段悲慘的歷史。

1986年，當時的烏克蘭仍然是蘇聯帝國的一部分，作為事件的親歷者和受害者，沙希利·浦洛基儘管可以隨時向世人講述這場災難的來龍去脈，但無論從地理還是從歷史來說，他又總覺得自己與這場災難離得太近，而且幸存者的證詞也多少會顯得略帶情緒化的傾向。作為歷史學家的他，一直深感自己欠缺批判的距離，生怕自己無法處理自我的位置而影響了對這段災難的敘述和研究。

但是，隨著2014年的烏克蘭革命，以及後來與俄羅斯之間的各類衝突，他發現這些事情的核心問題，其實就在於當年的切爾諾貝利核爆炸所帶來的歷史性持續影響。在他看來，切爾諾貝利災難的發生，“結束了一個時代，並重啟了另一個時代”。由核爆炸導致的核泄漏災難，促使當時社會對於生存環境的抗議活動演變成爆炸性的環保民族主義，切爾諾貝利周圍的社會抗議演變成烏克蘭的獨立運動：“烏克蘭的公投運動是對垂死掙扎的蘇聯帝國的最終打擊。

”在沙希利·浦洛基看來，切爾諾貝利的核異塵餘生最終釋放了蘇聯垮台的社會異塵餘生效應。與沙希利·浦洛基持相同看法的，還有當年長官民主運動的詩人Ivan Drach：“切爾諾貝利喚醒了我們的靈魂，向我們展示了我們處於深淵邊緣的真實情況。”為了保護烏克蘭不再發生災難的唯一方法就是從蘇聯帝國獨立出來，烏克蘭獨立運動的催化劑就是切爾諾貝利的4號反應堆。

烏克蘭人抗議切爾諾貝利事故後果，並在1990年4月要求獨立。

在《切爾諾貝利：一部悲劇史》中，沙希利·浦洛基還認為，戈爾巴喬夫打出的政治牌“Glasnost”（即開放政策），就來自於切爾諾貝利造成的社會衝擊和時代影響。戈爾巴喬夫為了緩和當時的社會矛盾所提出的Glasnost政策，衝擊了蘇聯的暗箱政治，影響到了所有人的生活與命運，不僅影響了非共產黨員的普羅大眾，還影響到了蘇共黨員、克格勃特工和各級警察等在內的所有持蘇聯身份的人。儘管在沙希利·浦洛基看來，與其說切爾諾貝利的核爆炸源自渦輪機的災難性故障，毋寧說這是一場等待發生的世界災難。因為4號反應堆的爆炸根源，深深地根植於蘇共對生產目標的癡迷與盲目追求，以及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偷工減料。

災難發生後，隨著異塵餘生指數的飆升、西方國家對資訊披露所帶來的社會壓力，以及烏克蘭醫院持續不斷增加的核異塵餘生患者，被害者及受影響群體對蘇聯政府要求公布詳細資訊所造成的公眾輿論，克裡姆林宮不得不打破沉默，迫使蘇聯政府在Glasnost政策邊緣逐步進行資訊公開，直接促使了蘇聯審查制度的衰落。五年之後，最終因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破滅和災難之後暴露出來的計劃經濟體系功能失調等綜合因素，蘇聯帝國被自己內部的種種問題所摧毀。所以，沙希利·浦洛基認為，由於冷戰時代的西方壓力，以及核災難帶來的社會異塵餘生效應，加速了蘇聯帝國的最終垮台。

1986年5月，直升機被派往處理受損反應堆。

在搜集檔案和資料時，沙希利·浦洛基發現，蘇聯克格勃實際上一直都在對核工業進行非常密切的檢測，也一直在向克裡姆林宮輸送相關的事故報告，但蘇聯政府長久以來都極力將資訊的真相進行隱藏封存。在對當事人的採訪中，沙希利·浦洛基也發現，當無法阻止反應堆溫度升高、巨大的爆炸震蕩了核電站後，號稱擁有數十年核工業經驗的科學家們竟然惶惶無策，在混亂的爭吵之後才敢於承認核反應堆起火了。此外，克裡姆林宮也嚴重誤判了災難的規模，無視烏克蘭人的生命安全，幾天后依然堅決要求烏克蘭當局在基輔市中心組織五一勞動節的全民遊行，讓作為蘇聯體制的受害者繼續在街道上排隊等待觀看蘇聯社會主義的偉大成就展示。

在被媒體問到戈爾巴喬夫在切爾諾貝利災難中的表現時，沙希利·浦洛基認為，他是歷史的罪人。在他看來，真正應該為災難負責的人無非兩種：那些做出荒謬決定而導致災難的人，和那些保持沉默、掩蓋真相而蔑視普通民眾生命的高層人士。戈爾巴喬夫在切爾諾貝利核災難發生前一年上台，在冷戰的對峙和競賽下，他要求蘇聯的核工業要在未來五年內增加一倍的新反應堆數量，希望借助核工業的發展來刺激瀕臨死亡的蘇聯經濟。核爆炸發生後兩個多星期，戈爾巴喬夫才正式在電視上發表講話，雖然承認了事故的發生，但並沒有將災難的真相昭告天下，反而將注意力轉移到國際政治外交的影響層面。儘管認為戈爾巴喬夫有罪，但在沙希利·浦洛基看來，切爾諾貝利爆炸的災難也衝擊了戈爾巴喬夫的政策決定；雖然他花了很長一段時間才承認究竟發生了什麽，甚至更長的時間裡他才意識到除了公布資訊之外別無選擇，最終改變了自己對蘇聯政策的決議和方向。

爆炸發生前幾個月切爾諾貝利核電站的控制室。

本屆 Baillie Gifford 獎，由《經濟學人》文化記者菲亞梅塔·羅科（Fiammetta Rocco）擔任評委會主席。她在頒獎典禮上評價沙希利·浦洛基的《切爾諾貝利：一部悲劇史》時，特別讚譽了這本書對地緣政治格局的分析，以及對無法忘卻的細節記錄和戲劇性的影響研究；與此同時，她還表示，最值得稱讚的是沙希利·浦洛基在研究和寫作中所表現出的道德倫理。作為2018年的本屆獲獎者，沙希利·浦洛基表示，“隨著全球變暖的氣候影響，很多人認為核能是最乾淨的能源而嘗試將其作為氣候問題的解決辦法。然而，我從切爾諾貝利的災難性悲劇中得到的教訓是：當它安然無恙時，核能是世界上最乾淨的能源；但當事故發生時，核能是世界上最肮髒的能源。”

同時，沙希利·浦洛基還說道，專製獨裁的政策、蔑視公眾的福祉，以及對核能問題的安全疏忽，是我們時代至今仍有的危險存在；住在切爾諾貝利附近的人們，以及垂死掙扎的蘇維埃帝國，早已驗證了這種危險的成本。英國《衛報》記者在談論這本書時特別提到，目前的核電站基本都建立在西方國家以外的地方，僅中國就有21座，俄羅斯有9座，印度有6座，埃及有2座，而這份核電站建造名單依舊在不斷增加。

本文系獨家原創內容。撰文：蕭軼；編輯：風小楊、安安；校對。未經新京報書面授權不得轉載，歡迎轉發至朋友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