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拿破侖三世迎合民意而不能駕馭民意，順應潮流而不能駕馭潮流，他在歐洲和全世界采取冒險政策和在德國統一問題上遭受最終的失敗的確有其歷史的必然。
路易·波拿巴是法蘭西第二共和國總統，成為法蘭西第二帝國皇帝後，被稱為拿破侖三世。拿破侖三世是法國自從路易十六以來統治時間最長的統治者（18年皇帝，再加4年總統），甚至比路易十六本人（14年）、拿破侖皇帝（從1799年到滑鐵盧戰役，總計16年）、戴高樂（12年）都要更長。馬克思、恩格斯對路易·波拿巴評價極低，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一書中，馬克思稱他是“一個平庸而可笑的人物”。但拿破侖三世的時代確實是法國歷史上不可忽視的一頁，既創造過傲人的輝煌，也積累了成功的經驗，還留下了失敗的教訓。
一：曾經的輝煌
經濟建設上台階。拿破侖三世在位期間，法國經濟繁榮，工業迅速發展，產業開始現代化。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完成了工業革命。拿破侖三世大力推動各種建設工程，使用政府開支來刺激繁榮、擴大就業、促進科技和工業的發展。他的時代是法國經濟發展最為迅速，工業化方興未艾的時代，在這20年當中，全國鐵路線總長度從 1851年的3248公里增加到1869年的近2萬公里，完成了全國鐵路網絡的建設。工業總產值從 1850年的60億法郎增加到1870 年的120 億法郎，增加1倍，其中鐵、鋼、鋼軌等增加2至9倍。工業生產水準僅次於英國，佔世界第二位。農業發展也上了水準。帝國先後頒布並貫徹“墾荒法”和整治沼澤地的“排水法”，使耕地面積擴大了 150 萬公頃，耕地總面積達 2650 萬公頃，創歷史最高水準，也讓法國的農業達到了新的高度。拿破侖三世抓經濟確有一手，就經濟建設成就來講，路易· 波拿巴超過了他所崇拜的拿破侖本人。
拿破侖三世，法蘭西第二共和國唯一一位總統及法蘭西第二帝國唯一一位皇帝，亦是拿破侖一世的侄子和繼承人。
首都建設上水準。1852年，拿破侖三世下令對巴黎進行大幅度改造，為現代城市塑造了輪廓，讓巴黎成為了前所未有的光輝之都，創造了歐洲大陸上第一個現代城市。此時的巴黎，已經建成1500多年，老鼠橫行，瘟疫不斷。破爛的老街道上，混合著馬糞、狗糞、人糞的味道。巴黎地下多是堅硬的岩石，憑當時的技術和設備，建設下水道的施工難度可以想象。按預算，這項工程將耗費巨額資金，而且地下部分超過地面部分。拿破侖在位的18年間，巴黎鋪設了800公里長的給水管，5000公里長的排水道，而郊外的5000公頃汙水淨化廠也成為當時的“模範花園”。從此，塞納河清澈透亮，千百年來困擾巴黎的汙水、垃圾和瘟疫成為歷史。
紅色線條是由拿破侖三世和奧斯曼在法蘭西第二帝國時期修建的大道和街道。
民意測驗上高度。拿破侖三世從沒有輸過一次全民選舉和全民公決，每次都能恰到好處地讓民意成為自己的後盾。1848年普選，他參選總統，贏得了1000萬選民中700多萬人的支持，而在1852年是否支持他稱帝的全民公決當中，783.9 萬票對他表示支持，25.3萬票表示反對，真真正正的讓他成為了“民選皇帝”。哪怕到了帝國的末期，1869年第四屆立法團選舉當中，反對派也隻贏得了不到40%的選票和席位，而在1870年4月的元老院法令進行全民表決的時候，表決結果是735萬票讚成帝國、153.8萬票反對、190萬票棄權。由於廣大農民一直是路易· 波拿巴忠誠的粉絲，這位皇帝即使開始走下坡路的時候，也能在全民表決中取得勝利。
支持不同候選人的男童在街上打鬥。（圖片來自網絡）
二：蹩腳的外交
曾經一度輝煌的拿破侖三世為什麽很快會樓起樓塌，成為亡國之君呢？原因很多，但蹩腳的外交無疑是一個主要原因。拿破侖三世在法國外交史上扮演了特殊角色。基辛格博士認為拿破侖三世是法國十九世紀後期國際地位下降的罪魁禍首，他在其名著《大外交》中這樣評價拿破侖三世：“他鼓勵革命卻未能意識到革命可能的後果，他無法評估各種力量之間的關係，並利用此種關係實現個人長期目標。他經不起考驗。他的外交政策全盤盡輸，原因不在於缺乏理念，而是他無法自眾多的想法中理出一個頭緒，或分清理想與周遭現實間的關係。他一味追求虛名，從未有一貫的政策作為指引，他受製於一團紛亂的目標，其中有些更是相互矛盾。每當面臨事業上的重大危機時，各種不同的直覺反應便會相互抵銷彼此的力量。”戴高樂將軍對此總結說，“法國所取得的勝利總是一時的輝煌，而遭受的災難卻是永久性的。”
筆者認為，如果把外交比喻為棋局，那麽拿破侖三世的外交失誤，主要體現為下了五步錯棋：
在應對維也納體系外交上下了一步臭棋。1815年的維也納會議雖然對戰敗的法國做了寬大的處理，但是建立在正統和均衡原則上的維也納體系卻束縛了法國的手腳，拿破侖一世帝國的榮光從此不再。1830年的法國革命和1848年的歐洲革命動搖了維也納體系，但卻未能使其終結。拿破侖三世以維也納體系的終結者和歐洲民族自決的保護者自居，卻使歐洲外交陷入一片混亂。不少其他國家由此受惠，法國本身卻一無所獲。他製造了有利於意大利統一的環境，更無意中促成了德國的統一，這兩國的統一削弱了法國在地緣政治上的地位，法國長期以來在中歐享有的絕對影響力也遭破壞。當然，法國本身沒有能力阻擋這兩國走向統一，但拿破侖三世反覆無常與自相矛盾的政策卻使統一的過程大為加快，由此消解了法國依據其長遠利益建構國際秩序的能力。拿破侖三世要打破維也納體系是因為他認為這個體系使法國陷入了孤立，這在某種程度上也是實實在在的事實。但拿破侖三世1870年垮台時，法國比梅特涅時代更加孤立。
在應對德國統一的外交上下了一步死棋。從地緣政治角度看，就維護法國的長期安全、爭奪對歐洲大陸的霸權而言，德國的成功就是法國的失敗。拿破侖三世主導下的法國外交戰略的種種失策，在很大程度上成就了德國的統一。雖然法國不可能永久獨自阻擋德國統一的歷史趨勢，但面對德國統一這一事關法國地緣戰略利益的歷史進程，法國應該做的是盡量遲滯，而不是反過來促進這一進程。當時，普魯士王國國土四分五裂，這本來是普魯士主導德國統一的巨大障礙而非助力，普魯士以捍衛其長期擴張而獲得的四分五裂的領土為基本國策。如果普魯士安心於德意志聯盟框架的安排，那麽德國的統一便會遙遙無期，甚至胎死腹中。因此俾斯麥處心積慮地要摧毀這一框架，拿破侖三世則處於完全不同的想法，也極力要摧毀它。因此，拿破侖三世不自覺地助了俾斯麥一臂之力，促進了德國的統一，等於無形之中自掘了墳墓。
普法戰爭。（圖片來自網絡）
在對奧地利外交上下了一步錯棋。拿破侖三世繼承波拿巴家族的傳統，以反對奧地利和打破維也納體系對法國的封鎖和遏製為己任，視奧地利為爭奪歐陸霸權的最大對手之一，卻從未料到普魯士有朝一日會打敗法國。這是拿破侖三世最大的一個戰略誤判。奧地利是一個保守的國家，德意志聯盟更是一個防禦性的體系，只要奧地利在德意志聯盟內保持長官地位，法國東部邊境的安全就可以得到保證。由於德意志聯盟的松散性，法國也可以保持對聯盟內其它中小邦國的影響力。令人不可思議的是，拿破侖三世1859年聯合撒丁王國對奧地利開戰，幫助撒丁王國奪回了被奧地利佔領的倫巴第地區。拿破侖對奧地利的極力削弱實質上是給了普魯士最大的助力，法國間接培植了近在咫尺的最大對手。當拿破侖三世坐視奧地利1867年在普奧戰爭中失敗後，當時法國的資深政治家梯也爾哀歎，“奧地利的失敗意味著法國400年來遭到的最大災難。從此失去了一張阻止德國統一的王牌！”
在對俄羅斯外交上下了一步蠢棋。阻止德國的統一，離不開法國與俄國的合作，而拿破侖三世一手造成了法俄的交惡，他不顧一切地在克裡米亞和波蘭問題上屢次損害俄國的利益。拿破侖三世執掌法國政權之後，其首要的外交目標就是削弱俄羅斯和奧地利這兩個仇家，使法國擺脫維也納體系獲得行動自由。拿破侖三世反俄，主要是歷史恩怨——拿破侖一世帝國被俄國與奧地利擊敗了。1854——1856年，法國借口與俄國爭奪奧斯曼土耳其境內基督徒保護者的稱號和耶路撒冷“聖墓”的鑰匙，聯合英國發動了克裡米亞戰爭。對法國來說，這是一場莫名其妙的戰爭，除了要為第一帝國報仇雪恨外，看不出法國在此戰爭中有何長久的戰略利益。1856年《巴黎和約》中關於黑海中立化的條款，禁止俄國在黑海地區擁有海軍，剝奪俄國在巴爾乾地區的特權。這一條款主要是為英國的戰略利益服務，法國毫無所得，拿破侖三世卻信守這一條約，法國由此背上了維護條約的長期戰略負擔。拿破侖三世缺乏戰略眼光，加上虛榮心作祟，在黑海中立化這一俄國引以為奇恥大辱的問題上毫不讓步，導致法俄之間無法聯手反對德國的統一。相反，普魯士為尋求俄國在普奧與普法戰爭中保持友好中立，支持俄國廢除《巴黎和約》的有關條款。普魯士由此獲得俄國的豐厚回報：俄國在普法戰爭期間在俄奧邊境部署了10萬軍隊，防止奧地利倒向法國一邊。俄國表示，如果奧地利進攻普魯士，俄國則向奧地利宣戰。1863年波蘭掀起反俄民族大起義，俾斯麥以“做戲似的誇張姿態”支持沙俄鎮壓波蘭起義，拿破侖三世卻與此相反，極力勸說沙皇對波蘭起義者讓步，甚至企圖遊說奧地利放棄其統治的波蘭省份給讓波蘭得以復國，公然挑戰俄羅斯的核心利益。法國為什麽會輸掉普法戰爭？俄國支持普魯士是一個關鍵的外部因素。
克裡米亞戰爭（圖片來自網絡）
在對意大利外交上下了一步損棋。拿破侖三世幫助意大利初步實現統一，本來應該是意大利的恩人，但他竟然與意大利也失和，這在外交上是絕無僅有的奇葩了。拿破侖三世先是與撒丁王國結盟反對奧地利，幫助意大利實現了初步的統一。但是意大利民族主義運動爆發後，大大突破了拿破侖三世對意大利版圖和利益的分配方案。拿破侖三世騎虎難下之際，竟然背棄意大利，反過來單獨與意大利的敵人奧地利議和。接下來法軍進駐羅馬，保護教皇國，數次打敗企圖統一羅馬的有意大利政府背景的加裡波第義勇軍，企圖阻止意大利最後完成統一。當法國在法普戰爭前尋求意大利外交結盟的時候，意大利提出的唯一重要條件是法軍撤出羅馬。但拿破侖三世受到國內天主教會的壓力，為了宗教情感和宗教利益，不願意放棄對教皇國的保護，結果意大利對拿破侖三世在普法戰爭翻船冷眼旁觀。
馬真塔戰役發生於1859年6月4日，最終法薩聯軍在拿破侖三世的率領下擊敗了法蘭茨·尤來元帥指揮的奧軍
三：沉重的教訓
要張弛有度，堅守外交目標的有限性。
外交戰略應該追求具體和有限的目標，也就是要與國力相適應；追求抽象與無限的目標，不僅必然透支國力，而且不可能獲得成功。法國在崛起進程中的外交戰略上的矛盾在於：追求的目標固然巨集偉，但是卻透支國力，違背了追求具體和有限目標的外交原則。法國一會兒想要建立一個在法國君主長官下的歐洲聯邦；一會兒要輸出法國大革命的各項觀念，把整個歐洲改造成為自由、平等與博愛的人間天堂；拿破侖時代又要模仿歐洲傳統王族建立波拿巴家族對全歐洲的統治。因未能清晰定位國家利益，也無法確定具體有限的外交戰略目標，最終得不償失，勞而無功。拿破侖三世不具備其叔父拿破侖一世的才能，也不覺具備他那樣大的權勢。可是他一心重演叔父的傳奇，要恢復昔日法蘭西第一帝國的榮光，這一點主導了近20年法國的外交政策，並對歐洲戰略格局和走向產生了深遠影響。結果畫虎不成反類犬，更兼重蹈覆轍，外交與軍事冒險使拿破侖三世走上不歸之路。
要先後有序，堅守外交推進的循序性。
外交猶如打拳，什麽時候打醉拳，什麽時候打猴拳，什麽時候打太極拳，什麽時候打組合拳，什麽時候打迷蹤拳，要依據戰略態勢來定，要有先有後，先後有序，如果顛倒秩序，該先乾的後乾，該後乾的先乾，甚至伸出兩個拳頭打人，村村點火，處處冒煙，外交肯定會一塌糊塗。尤其是任何時候，地緣政治決定了周邊外交的重大事項應該優先處理，因為事關國家安危。拿破侖的外交恰恰分不清先後輕重。例如，拿破侖三世跑全世界去消耗法國的國力，坐視普魯士在法國的眼皮底下由弱轉強而無動於衷。離法國本土越遠，拿破侖三世就越敢冒險，離法國本土越近，他反而極度的謹小慎微。拿破侖三世在歐洲對針對俄國和奧地利開戰的時候，在歐洲以外的地區也大打出手，在亞洲把越南變成第二帝國的殖民地，入侵了柬埔寨和暹羅，夥同英國參與第二次鴉片戰爭，還入侵了敘利亞；在非洲完成了對阿爾及利亞的全面征服，侵入了塞內加爾，再次進入埃及並開鑿了蘇伊士運河；在美洲進行了墨西哥的冒險、與英國勾結干涉美國內戰。
第二次鴉片戰爭中，英法聯軍進入廣州。（圖片來自網絡）
要虛實有別，堅守對外交往的務實性。
外交離不開虛虛實實，既不能都來虛的，也不能都來實的，關鍵是來虛的也是為了來實的，不能把來虛的當成來實的，更不能把虛的東西看得比實的東西更重要。拿破侖三世最大的問題在於不善於區分虛幻的意識形態、歷史恩怨、個人情感與現實的國家利益與國家安全之間的關係。他的種種舉動純屬浪漫主義，對國家利益有害而無益。他對奪取法國的自然邊疆這一涉及法國核心利益的事情不敢造次，對純粹的虛榮——獲得歐洲民族自決的庇護者、意大利的解放者、東方基督徒的保護者、拉丁美洲天主教帝國的締造者等等諸如此類的稱號——卻十分在意、勇氣十足。現實的國家安全高於抽象的國家榮耀。拿破侖三世年輕的時候加入過意大利的“燒炭黨”，他對這一經歷念念不忘。甫一掌權，便宣稱“法意兩國是爭取崇高事業的戰友”，因此采取了支持意大利統一的非常行動。這一舉動不管是出於個人信念、意識形態、歷史恩怨或者家族情感，都嚴重違背法國的地緣政治利益，這使得法國又出現一個統一與強大的鄰國，使得法國傳統的擴張路線受阻。
要敵友有分，堅守對外交往的原則性。
分清敵友，化敵為友是外交的基本原則。在外交鬥爭中，兵無常勢，水無常形，這就既需要分清今天誰是敵人，誰是朋友；又需要懂得既沒有永遠的敵人，也沒有永遠的朋友；還需要懂得今天的敵人可能就是明天的朋友，而今天的朋友可能就是明天的敵人。對外交往最重要的前提就是：從國家核心利益出發處理敵友關係，不可為感情而結盟，不可為意識形態而結盟，當然更不可為了仇恨而開戰。拿破侖三世時代法國外交的重中之重是調動一切資源阻止德國的統一，因為當時德國的統一就意味著法國的危險。可是，拿破侖三世在歐洲四處放火，到處得罪其他大國，無形中為德國的統一減少了阻力。拿破侖三世本來應該聯手俄國遲滯德國的統一，但卻和俄羅斯開戰，為的是打破維也納體系，結束法國的孤立和為第一帝國報仇雪恨。但實際上法國在黑海地區的利益幾乎可以忽略，《巴黎條約》中禁止俄國擁有黑海艦隊這純粹是為英國的戰略利益服務，而法國作為條約的簽字國卻對此承擔了長期的、額外的戰略負擔。英國把法國推向了對抗俄國的第一線使其在外交上動彈不得，導致俄國對法國的敵視和對普魯士的親近，導致了法俄無法聯手反對德國統一的結果。俾斯麥利用拿破侖三世所推行的混亂政策，亂中取利，一步步地將德國統一這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變為了現實。
拿破侖三世被俘後會見俾斯麥。（圖片來自網絡）
要進退有據，堅守國家利益的至上性。
民意與國家利益不能劃等號，順應民意不等於維護國家利益。成熟的外交善於打民意牌，但民意不能成為外交鬥爭的標準，外交更不能被民意所綁架。拿破侖三世依賴民意為政權基礎，從第二帝國的體制和歷次全民公決的結果來看，他的統治的確有民意基礎，他代表了現代政治家的風格。拿破侖三世與其叔父一樣深以非正統王室出身為憾事，由於缺乏那種世襲王族與生俱來的自信心與合法性，因此傾向於把迎合民意作為自身合法性的來源。他為了政治投機，常常煽動國內的民意，當民意被煽動起來後，他自己竟成了被煽動起來的民意的俘虜。普法戰爭前，法國在歐洲大陸的優勢雖然打了折扣，但並非不可挽回，更沒有處在生死存亡的危急時刻，犯不著去打一場毫無準備，不計後果的戰爭。然而，當時法國狂熱的憤青們深深地感染了拿破侖三世，拿破侖三世的好戰與虛榮又反過來鼓勵、刺激了憤青現象，許多人都以為法國天下無敵，都以為普魯士不堪一擊，誰敢說不同的話，馬上就會被人看成是不愛國。拿破侖三世迎合民意而不能駕馭民意，順應潮流而不能駕馭潮流，他在歐洲和全世界采取冒險政策和在德國統一問題上遭受最終的失敗的確有其歷史的必然。
要和戰有道，堅守對外交往的和平性。
戰爭與和平都要建立在理性的基礎上，既不能放棄原則，一味和平；也不能排斥和平，一味求戰。拿破侖三世的時代，是對外戰爭最為頻繁的時代，而且規模都很大。1854年對俄國開戰，1859年對奧地利開戰，1860年遠征清國，1862年遠征墨西哥，1870年對普魯士開戰。而且要命的是，經常在進行這一場戰爭的同時，又發動了另一場戰爭。連綿的戰爭耗盡了法蘭西的國力。雖然拿破侖三世在很多地區毫不猶豫地使用武力，也並非沒有收獲，但法國不僅沒有能夠把這些收獲轉化為在歐洲大陸的優勢，而且很多戰爭最後不是為他人作嫁衣裳（克裡米亞戰爭、反奧戰爭以及第二次鴉片戰爭），就是勞而無功（墨西哥冒險、干涉美國內戰），最後，普法戰爭導致了第二帝國的滅亡和割地賠款。相比之下，之前兩個王朝戰爭少得可憐——七月王朝的18年裡面，除了開拓阿爾及利亞之外，幾乎沒有發生過對外戰爭。 （完）
（本文為嘉賓在戰略圓桌“近代西歐大國的戰略與興衰——世界千年戰略經驗”的論壇的發言，經過嘉賓本人審閱。編輯：吳珊瑩、趙佳佳，圖片源於網絡，合作、轉載請留言，公眾號ID：yimeishitou。）
作者簡介
小學沒有畢業考上北大，是北京大學培養的第一位博士大使。原外交學院黨委書記，中國國際法學會常務副會長。在3家企業先後工作過17年，在4所大學先後工作過15年，曾任中國駐埃及大使館二把手，中國駐津巴布韋大使、駐蘇裡南大使，駐印度孟買總領事、駐美國舊金山大使銜總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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