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電影網專稿 一個24歲的姐姐，在“重男輕女”的家庭裡長大。離家已久，準備奔赴北京追尋夢想的她，卻遭遇父母意外離世，她有義務撫養6歲的弟弟嗎？
這是電影《我的姐姐》的故事開端，也是為張子楓飾演的主人警察然設置的一道親情困境的選擇題。
在“長姐如母”的傳統觀念束縛下，安然的姑媽就像很多女性一樣為弟弟犧牲自我，奉獻一切。如今女性平權浪潮四起，姐姐還有必要當“扶弟魔”嗎？可是，人又該如何狠心擺脫血緣親情的羈絆呢？
《我的姐姐》上映後票房領跑清明檔，單日票房力壓視效大片《哥斯拉大戰金剛》，打破該檔期歷史以來多項票房紀錄。主演張子楓也被認為是未來最佳女主角獎項的有力爭奪者。
這個具有爭議性的故事引發觀眾的激烈討論，豆瓣評分超7分。不過從開分7.9跌到7.3，也反映出部分觀眾對影片結局的不滿。
對此，1905電影網專訪導演殷若昕和編劇遊曉穎，她們希望觀眾能聆聽不同的聲音。遊曉穎說：“現在的社會撕裂感很強，我希望觀眾能看到裡面人物的善意以及他們有他們的矛盾，有他們各自的命運，大家去傾聽一下，能彌合一點大家的撕裂感。”
殷若昕說：“我們不希望把這個故事說的過分冷靜與克制，過分的旁觀，我們的攝影機就像一個陪在她旁邊的朋友，你去看一看這個女孩，就像你周圍的一個人，你可能平時沒跟她聊這些，但是她在生活中就經歷這些，你需要知道，也需要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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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導演殷若昕（左）、編劇遊曉穎（右） |
現實原型
遊曉穎之前寫過《相愛相親》，獲得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編劇。《我的姐姐》的分場劇本也是在《相愛相親》拍攝期間寫成的。
創作最早起源於遊曉穎與一位女性友人的飯局。朋友告訴她，收拾屋子的時候，找到了一張自己的殘疾證明，但她本人不是殘疾人，後來母親坦白是因為當時想生一個弟弟，就開了一張假證明。
這件事一直留在遊曉穎心裡。到了2015年，國家開始放開二胎政策，一些身邊的朋友告訴她父母準備生二胎，“她們在訴說的時候會有一些失落，有一些委屈，也有說一些和家庭的積怨，一下子爆發出來那種傾訴的東西”。
後來遊曉穎在新聞報導和網絡帖子上也看到很多二胎之間發生衝突的事例。這些素材逐漸推動她想去創作這樣一個故事，去表達關於個人自由和家庭羈絆之間的主題。
《我的姐姐》集合了一個女性所要面臨的諸多困境：在承擔親情責任和追求獨立自由之間，安然陷入兩難；在家庭內部，籠罩著重男輕女的陰影，也糾葛著她對逝去父母的隔閡與傷痛；在家族關係裡，安然從小被表哥當沙包，被姑父看洗澡是她解不開的心結。
在愛情裡，她要面臨階級落差導致的矛盾差異；在求學與職場上，她遭遇不公對待，渴望改變命運；在社會環境裡，她還為淪為“生殖工具”的孕婦憤怒發聲。
這是一個以女性與親情話題為中心異塵餘生開多個觸發情感與社會痛點的電影，為什麽要討論這麽多問題？遊曉穎認為，“我們確實處於一個相當複雜的時代，我只要是關注人的命運的一個劇本，一個故事，就很難不去書寫這些東西。”
“我們要呈現一個真正有血有肉的人，我們希望讓你看到她的經歷，她所生活的是面向各個方向的，各種力量會來參與她的生活。而且越成長以後越發現，好像每個女生都或多或少經歷過這些事情，所以我們拍的時候都會覺得還是需要把這些東西都講清楚。”導演殷若昕說。
回應爭議
“你等等我不行嗎”“姐姐，我只有你了”，姐姐與弟弟的情感互動是貫穿全片的焦點與淚點，弟弟溫暖的話語，主動牽手與擁抱，一次又一次軟化姐姐堅硬的心房，搖擺著姐姐的決定。
但有不少網友指出弟弟的台詞和行為邏輯問題，比如，不能理解年幼的弟弟能夠體諒姐姐，主動打電話給領養家庭，同意被領養。
有豆瓣熱評寫道：“有些話從小朋友口中說出來就假了”，“小孩為什麽能說出那麽精辟的話”，“弟弟的台詞，句句一針見血，沒了孩子本性的天真，只有大人睿智的設計。”
遊曉穎解釋，她在寫劇本之前就和身邊有小孩的朋友們交流，基本每寫一場戲都會問他們小孩會不會說出這樣的話，她才發現，現在的小孩比大眾以為的要成熟很多，“這種成熟是由網絡時代帶來的，他接觸到的訊息，他們對於情感的那種接納度和回饋度，可能是超越我們想象的，大家都把小孩想的有點小了。”
她舉例有一場戲，姐姐把衣服扔在弟弟身上，哄他走，弟弟去關門，轉過頭對姐姐說了句：“你冷靜一點”，“弟弟會說這個話嗎？他會在這一刻讓姐姐冷靜一點嗎？他能明白冷靜是什麽意思嗎？這個我們探討了很多次。”
剛好有一天導演帶女兒去兒童樂園玩，後面有個小孩突然站起來，對他周圍的人說，“你冷靜一點。”因為現實中真的有小孩說出這句話，她才敢把這句台詞寫給弟弟。
對於設計弟弟打電話給領養家庭的這一反轉舉動，殷若昕透露，這個創作靈感源於她家裡養的貓，“有一次貓把小老鼠的玩具銜在我面前，我一開始不知道為什麽，後來它讓我玩，原來是在回報我每天對它的照顧。回饋善意可能是人的一種本能，連動物都會，至少我自己相信這個弟弟是可以的。”
觀眾對電影產生的最大爭議其實是對結局的處理方式。姐姐最後到底有沒有撫養弟弟，電影沒有給出非常明確的答案，而是走向了一個相對模糊化的收尾方式——弟弟住在領養父母家，但姐姐不願簽下永不再見他的協議書，兩人攜手離開。
有人認為姐姐應該決絕放棄弟弟，遵從內心，選擇自由，拒絕當“扶弟魔”，這樣的結尾就是重回了姑媽的老路，沒有真正喚起女性覺醒的意識。當然也有人能共情姐姐的選擇，理解她的不容易，結尾也不應該被拍成“女權爽文”。
“它不是給一個答案，我們更多是用結尾給人一個啟發，也不是想完成每個人的命運在這裡就打個點了，而是她的秘密在電影結束之後可能才真正的開始，我們是希望讓大家看到安然的經歷，而不是說我們告訴大家安然應該怎麽選擇。”遊曉穎解釋。
在殷若昕看來，“安然是一個24歲的女孩，在那個時候還是處於探索的階段，她仍然在掙扎，仍然在考量，仍然在對撞之中，所以我們不能給她做選擇。
電影可能是有個結局的，但是生活是沒有結局的。安然的故事還在往後走，在經歷了這麽巨大的一件事情，處理了這麽複雜的關係以後，她對生命的探索再開了一扇門，這扇門通向前面的路會很長。
這個結尾的創作肯定是困難的，但是這個困難是想說，這個開放度、寬泛度在哪兒，讓大家帶來的探討是什麽，不僅僅是養不養，北京去了沒有，而是想一想每個人的命運，自我的、個體的和社會的、環境的碰撞在一起的東西。”
三位女性影人
這是張子楓繼《再見，少年》後第二次與殷若昕、遊曉穎合作，也是她進入北京電影學院前拍的最後一部戲。
“子楓很內斂、很扎實，想法非常篤定，而且心裡很沉靜，價值觀很明確。但是她和角色的外在形象，那種強硬的，更自由的，不是軟軟弱弱的，像長滿了刺還要怒吼的東西，子楓肯定是要去尋找的。”為此，張子楓做了很多表演練習，包括劇場式的訓練，因為拍攝現場有一些舞台表演式的調度，目的是幫助她在表演中爆發出一些新的感覺。
張子楓在電影裡有很多哭戲，有時要隱忍克制，有時要徹底宣泄。在拍攝安然蹲在茶几前面對父母遺像獨自哭泣的那場戲時，她的表演讓導演和編劇在現場都非常動容，遊曉穎回憶，“她哭得讓我感覺很痛。”
殷若昕認為這一次合作在張子楓身上挖掘出了更多可能性，“子楓肯定是有進步的，她一定還有很大的發展空間，她身上的能量很多，而且有很多面。”
導演殷若昕和編劇遊曉穎是在中戲不同班的同學，曾是住在同一寢室的好閨蜜。她們說，兩人對電影的審美很一致。
遊曉穎喜歡小津安二郎、是枝裕和導演的電影，著迷於他們對家庭和人的多義性的描繪，喜歡他們表現生活裡的曖昧感與矛盾感。殷若昕在創作上也越來越關注自我生命的經歷和家庭生活。
女性、家庭、成長是她們在創作上希望持續深耕的題材領域。在兩人共同打造《再見，少年》《我的姐姐》後，也都有意繼續和張子楓合作，雖然目前還沒有形成具體項目，待到時機成熟，三位女性影人肯定還會碰撞出新的火花。
遊曉穎說：“我不會先套路一個議題，我一定是先找到我願意去書寫的一些人或者是一個人，他們的故事能夠讓我有激情創作的欲望，我才會去寫。”
殷若昕說：“我很關注人的個人意志，人與整個社會語境對撞以後的選擇，就是我們戰勝了什麽，我們打敗了什麽，我們又被什麽打敗了，我們要堅持的是什麽。”
面對創作，她們都沒有那麽執著於性別議題，她們從關注人與社會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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