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旭東：在關係中理解“權力”及其運用

【編者按】最近，清華大學歷史系侯旭東教授新著《寵：信任型君臣關係與西漢歷史的展開》由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澎湃新聞私家歷史欄目邀請京滬五位青年學者就《寵》提出若乾問題，請侯教授答覆。因篇幅較長，分為上下篇發布。此為上篇。

最近幾位朋友應澎湃私家歷史編輯之邀，就《寵》一書提出了若乾問題。這些問題給了我再次思考的機會，時隔數月，讓我借助不同角度的追問，重新整理自己的想法，閱讀-提問-回答構成“詮釋學的循環”，提供了進一步澄清觀點的寶貴契機，謹此向五位朋友及澎湃新聞致謝！

仇鹿鳴（複旦大學歷史學系）：您在這本書裡面採用“深描”的方法，勾勒出信-任型君臣關係是中國歷史上長期存在的一種結構，您將其比喻為旋渦，但我想請您談一談如果改用功能主義的視角，這種結構在中國古代皇權和官僚體系中起到了什麽作用？

侯旭東：漩渦模式的提法其實是借用趙汀陽《惠此中國》一書的觀點，指這種關係具體展開所呈現的狀態。這種關係，作為“結構”，歷朝均存在，不過與社會學一般理解的社會結構不同，它為時人所感知與追求，亦為後代史家所反覆記述與貶斥，社會學意義上的結構往往是現代學者在表象與本質二分的假設下分析出的認識，並不為時人所感知，亦不會為史家所著述。

從功能角度看，其作用可以從時人的主位與今人的客位兩個角度來看。主位角度的作用，為皇帝與臣下所感知、把握與利用，具體分析見書中第八部分，概括而言，成為皇帝以少禦多，控制臣下、施展權力的手段，亦是臣民謀求聲望、權勢與地位的別途（正式的制度管道之外的途徑）；客位角度看，其持續存在，作為一種結構，對它的爭奪與維持，激發與消耗了臣下的能動性，一方面這種關係/活動的持續存在與吸引，無意中維持與鞏固了王朝再分配體制，另一方面則引發了歷史中反覆的變化，構成變動（不是進化，更多的是反覆與波動、循環）的動力，兩者並存，匯聚為時間上延展的“變”與“不變”。我自己的觀察，則將這種關係的存在及圍繞它產生的言行，視為反覆上演的沒有贏家的競逐，是悲劇的循環，循環的悲劇。當然，這不過是一種今人的後見之明。

補充一句，馬克斯·韋伯的洞察力就在於將皇帝與官僚製放在一起來觀察，提出秦以後的中國屬於“家產官僚製”的觀點，正是把握住了這種關聯及內在的矛盾性。中國學界似乎主流采取分的邏輯，將兩者分別對待：沒有中樞的官僚製，或沒有身軀的皇帝，帶來不少誤解或偏差。兩者之間關聯與矛盾的持續展開，構成了變化的動力。

仇鹿鳴：正如您談到的以寵為中介建立的信-任型君臣關係是一種非制度性的關係，近臣因皇帝的寵愛與信任獲得的權力同樣也是非制度性、不穩定的，那麽如何理解非制度性的權力與制度性權力之間的關係，特別是非制度性權力在中國古代皇權及官僚體系運作中的地位與影響？

侯旭東：兩種權力之間的關係不斷變化，需在具體朝代中具體認識，簡單地概括等於抽調了歷代君臣的能動性。兩者關係中一個重要面向是兩者不斷相互轉化，一方面是如漢代內朝的外朝化的變化，或者章太炎最早注意以及日本學者概括的“波紋的循環發生”，歷史上不時出現；另一方面，相反的轉化，套用漢代的說法，即外朝臣下的內朝化，亦反覆上演。後者往往不太引人注目。此外，還需要將兩者放在不同尺度的過程中並觀，即注意其間的聯繫。

關於兄台所說的“制度性權力”，還想多說幾句。制度化程度要看與皇帝的位置遠近，程度與和皇帝的距離成反比：越遠的，越制度化越穩定，越近，越富於變化。看看歷代中央機構的變化，即一目了然；而地方，反而相當穩定。縣，自春秋迄今未變，縣長/縣令、主簿之類的官稱，沿用了一二千年。中間級別的，從郡、州、到路、省之類，幾百年才變動一次。正史《百官志》或《職官志》書寫中詳於朝廷，略於地方，從這個角度看，是頗有道理的。韋伯有個看法，我感覺很值得重視。他在《經濟與社會》第二卷上冊，第十二章“家長製與家產製”（閻克文譯本，上海人民，2010，頁1172）說：

只要一個大規模政治王國的行政還是家產製行政，任何辨認“管轄權”的嘗試都將墜入官銜的迷宮之中，因為那些官銜的含義完全可以隨意變更，大擴張時期的亞述就是如此。

其說用在朝廷官製上頗為恰當。王朝時期官製權力的狀況，還需要更多的分析。

兄所關心的兩種權力的關係，要我看，即涉及官僚與皇帝的關係，亦牽涉皇帝職權的不同側面間的關係。用兩種權力的說法，易於遺忘操弄權力的人，並會對“權力”作為抽象物產生幻覺。制度化的權力，如上所言，亦並不穩定。非制度化權力，按我的理解，恐怕就是皇帝職權中超越制度的部分，近臣所擁有的，是皇帝這部分職權的延伸。其不穩定，與皇帝個人稟性（或用個現代的說法，個性）、對權力的態度、寵臣的個性與權力欲等有關。聚焦於短時段，或有眼花繚亂，變化多端之感；長程觀察，恐怕呈現的面貌就大不相同。這與其生活實踐以及想象的太空有關，現在時髦的說法“貧窮限制了想象力”，對皇帝而言，情況類似。其生活經歷與知識儲備同樣構成其未來行為與想象的內在限制，眼界限制了他的想象力。

此外，如福柯所指出的，“權力是作為關係出現的策略，而不是所有物”（見李猛《福柯》，收入楊善華《當代西方社會學理論》，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頁390），需在關係中理解“權力”及其運用，在古代中國，即應放在君臣關係（複數）中來把握。其作用，要我看，王朝時期是引起變化的最直接與重要的來源，小書實際就是在圍繞此來分析，當然，從後見之明的角度看，這些變化往往是反覆，乃至循環。

徐衝（複旦大學歷史學系）：在中國古代史研究學界，您的研究以鮮明的理論色彩和扎實的實證考察密切結合著稱。前著《北朝村民的生活世界》如此，這本新著更是顯示了諸多社會學和人類學成果的影響，並對馬克斯·韋伯的經典研究在一定程度上進行了回應。在您看來，在歷史學者借鑒社會學、人類學的成果之外，歷史學回饋社會科學的前景如何？

侯旭東：前途是光明的，路線是曲折的。中國歷史乃人類歷史中頗為重要的一環，其展開的邏輯與機制，應該成為歷史社會學或其他社會科學理論的靈感來源之一。就目前情況看，可能還是以學習、吸收與利用（消費）這些學科的成果為主，當然不是詞語或觀點層面，更重要的是領會其提問方式與思考方式，創造性地和中國歷史研究融會貫通，如余英時先生所言，成為“水中鹽味”，而不是“眼中金屑”。借助這些學科的提問方式，會豐富史學研究的問題意識，激發更多元的思考與研究，在學者的反覆交流、辯難中提煉出帶有理論性的解釋，只有這樣帶有理論意識與追求的成果積累多了之後，可能才會對社會學或人類學的理論有所貢獻。

這方面需要對社會科學理論有知根知底的掌握，了解其來龍去脈、產生背景、價值與局限。

對未來的史學工作者而言，需要貯備更為複雜多元的知識與能力，養成的時間也會更長。

徐衝：大著以關係過程（信-任型君臣關係）與事務過程（禮儀型君臣關係）的共生纏繞和循環往複作為中國古代歷史展開的主要動力。這一思路對我們理解王朝體制下的諸多歷史層面提供了分析的利器，但似乎是建立在王朝體制在現實中已經確立的前提之下。不知道利用這一思路，是否還可以對理解中國古代王朝的創建與衰亡有所幫助？

侯旭東：對於認識古代王朝的興亡可能會提供新的觀察角度，目前的分析僅限西漢一朝，只是對王莽如何鼎移漢家，有些分析，並無新意，只是用更多的筆墨印證了班彪對隗囂所言“國嗣三絕，危自上起”（《漢書·敘傳》，4207頁），問題出在宮中，並非社會矛盾之類所致。至於對通過戰爭方式建立政權的王朝，是否有效？沒有認真考慮過。粗略思考，恐怕不行。這涉及到背後更大的問題，即兄所說的古代王朝體制問題。

確如兄所言，該書的前提是王朝體制既存，要揭示為何出現這種體制，還需做更進一步的分析，《寵》完全沒有涉及此點，實際亦無法解釋其產生的緣由、路徑等。這需要對春秋戰國歷史的綜合分析，日本學者太田幸男《中國古代帝國形成史論》（汲古書院，2007）對此有頗多分析，讀後深受啟發。現在戰國秦代出土資料更多，這一頭等重要的大問題未來應該產生更多的研究。

徐衝：《余論》言：它所帶來的是變動與反覆，並非進化論意義上的發展與變革。這一思考書中有多處強調。在“告別線性歷史觀”的同時，如何避免落入“循環論”乃至“停滯論”的陷阱？

侯旭東：某種意義上，小書目的之一即是在提醒讀者，先人一路走來並非盡是在進化，很多時候是在循環乃至反覆。如同春夏秋冬，四季循環與反覆乃是時間與生活（中醫有所謂春生、夏長、秋收、冬藏之說，指的是人的活動，即生活）的基調之一。進化論一枝獨秀的氛圍下，這些側面均被遮蔽或遺忘了，結果使我們疏離了過去與現實，仿佛一直在全力向某個目標奔跑。現實生活中的確不乏這一面向，人生也常常如是，為自己或國家制定各種各樣的目標，生活似乎就是因這些目標而存在。其實這只是生活或歷史的部分，而非全部。我們同樣是在循環與反覆中伸展，時間標尺不止是線性的，還是循環的，是多元的，既有直線向前的公元紀年，也有從秒、分到四季與年的循環反覆。

歷史解釋層面，私意以為循環論與停滯論，並非全無道理，背後是比較的視野，是以西方為參照的比較而生的看法。對兩者的排斥，實際亦是基於進化論的看法，以及日本戰後史學的反思，但此點，鄙意以為實際成為日本戰後史學的一大問題，這裡無法過多展開。循環論與停滯論帶來的是多元化的時間觀，會將進化論相對化，頗有正面意義。

進化論支配下的一個後果是聚焦於變化與進步。誠峰、振萍和我一起開過一門《中國學術史研究：中國古代史的基本問題》的課，其中一個專題是“古代中國的歷史脈絡與分期”，整理過迄今中外學界出現的各種變革論、分期論，從殷周一直到當代，幾乎無朝不存在變革論。這種思路下很容易忽略“變”背後的“不變”，以及反覆與循環，會讓我們迷失在變革的幻象中，而忽視對古今連續性的感悟與把握。變與不變，以及兩者的關係均應關注，無需因懼怕“停滯論”與“循環論”而將孩子與髒水一起潑掉。

換個角度看，很多貌似變化，短時段看，確實有此種感覺；長程看，可能是反覆，只是馬甲不同。漢代出現的內朝外朝化，後代官製的名稱疊有變動，但類似的情況，不時發生。正在發生的某些調整，仿佛又是一次歷史的重演。“寵”，按我的看法，也屬此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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