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為《晚清金石文化研究》書評，作者劉學謙，本書責任編輯。
晚清金石文化研究
以潘祖蔭為紐帶的群體分析
程仲霖 著
2018年5月
《晚清金石文化研究》為程仲霖老師近作，主要探究晚清同光時期以潘祖蔭為紐帶的金石文化群體的交遊活動，並以此揭示同光時期金石學的特點，旁及有清一代金石文化的發展和轉變。金石學起於宋，歐陽修、趙明誠發其端，到清季，因樸學興起、出土文物漸多，金石之學實有助於考證辨偽，故達於極盛。近代以降，由於西方現代科學體系的引入，金石學所包含內容逐漸分化，金石學本身也消隱於考古學、歷史學、古文獻學、古器物鑒定學等學科中，不再作為獨立的學科存在。在《本朝學術源流概略》中，羅振玉將清代金石學分作四類，即目錄、文字、影像和考證。本書亦從四部分闡述金石文化群體的交遊活動，包括鑒藏、傳承、考辨及對書法藝術的影響。揆其異同，則目錄與鑒藏，文字、影像與傳承，考證與考辨，實為一一對應之關係。至於“對書法藝術影響”一章，因作者為書法行家，以專業眼光視之，自然有其獨特的存在價值。
本書是群體研究，群體必涉人事，人事必存紛擾。潘氏有何本領，能夠將趙之謙、王懿榮、吳大澂、張之洞等金石名家聚集在自己周圍？名望、地位、眼光自不必說，但除此之外，我認為有兩點非常重要：一是潘氏的性格與手段，二是群體諸人對古物的極度熱愛。
潘祖蔭，清代書法家、藏書家
關於潘祖蔭性格，作者在書中也有所提及，如潘氏重賢好士，對識人用人有準確的判斷等。此外，潘氏為人為官正直，這是其底色，因此聲望極佳。但同時，潘氏處事又極謹慎，並善於籠絡人材，為其所用。茲舉幾則史料以證之。
黃秋嶽《花隨人聖盦摭憶》談道，李慈銘好罵人，但並非與所罵之人皆有深仇大恨也，只是其癖好而已，尤見於《越縵堂日記》等著作，罵人處多如牛毛。李有一信致潘祖蔭，內含詆毀友朋之語，潘力勸其刪去。此可見其謹慎之處。
又見鄭逸梅《珍聞與雅玩》一書，說洪文卿狀元客死異鄉，其愛姬下堂求去，重理賣笑生涯。於是京城人士都將文卿視作死龜（“龜”為當時貶詞，指夫使姬妾與人通）。潘祖蔭聽說後，宣稱道，“龜為四靈之一，怎麽能用醜事來玷汙它呢？”於是在滂喜宅旁邊另築一屋，名之曰龜庵，又做《釋龜》一文，稱“主人龜也。凡我朋好，皆龜之族類。後勿以龜字見諱，而負龜庵主人之苦心。”聞者皆大笑。潘氏此舉，表面上是為烏龜叫屈，實則為文卿遮醜，亦收籠絡人心之效也。
在京師金石文化圈中，潘祖蔭與趙之謙的關係最好。潘對趙有知遇之恩，兩人又同有金石之好，趙為潘訪書刻印自然是盡心盡力。趙給潘的信中，多有袒露心跡之處，臧否人物姑不論，有時甚至極隱秘的事項，也盡呈筆端。如趙說：“謙之愚戇，長者甚憂之矣。然謙則涉歷糞壤荊棘中二十餘年矣，豈不知自愛？若在他處，久已絕口不談，而長者之前則不敢不言，正以報垂愛之切，幸勿以此言為謙素來任性不識輕重也。此信鑒後，即乞付爐中。”二人關係之密切，趙對潘之篤愛與信任，由此可見一斑。側面亦可窺見潘氏禦人手腕之高超。
趙之謙
此外，書中左宗棠購買並輦送盂鼎給潘祖蔭，以報後者極力聲援使之免禍的事例，也是潘氏慧眼識人，善結人緣的明證。
儘管潘伯寅作為群體領袖，極具親和力與號召力，但群體諸人畢竟性情各異，故彼此間時有不滿流露，俱無足怪。基於此，維系群體使之不致分裂的另一個重要因素，就是群體諸人對崇古、訪古、集古和傳古的滿腔熱忱了。作者舉陳介祺的例子，說他評論書法，認為楷書取法隸書，隸書取法篆書，大篆勝於小篆，越古越好。殊不知，這個陳介祺尚有更瘋狂的舉動。周肇祥《琉璃廠雜記》中談到一則故事，說陳介祺喜好收藏古印章，一天在居所門口看見一樵夫，煙袋上掛了一枚印章，湊上去仔細看過，發現正是日思夜想的寶貝，於是把樵夫請進屋內，聲言要買印章，樵夫不肯，說印章有強身健體功效，陳馬上提高價錢，似乎志在必得，樵夫死活不願賣，掉頭就跑，陳讓仆人追上去，強行把樵夫拉了回來，最後好說歹說，到底以錢五百串換得了印章。（簡直是強買強賣啊）印章到手後，馬上邀友朋聚會，大肆炫耀。某客懷疑是贗品，陳捋著鬍子說，“如果是假的，也只有王西泉能做到，他怎麽忍心騙我呢？”而陳口中的王西泉，此時就坐在旁邊。這個印章，偏偏就是西泉所做，並與樵夫串通，令陳出醜的。此故事讓人捧腹，嗜好古物到了如此癡狂的地步，自然就難辨真偽了。
陳介祺編《十鍾山房印舉》
在嗜古方面，潘祖蔭自己也不遑多讓。繆筌孫《雲自在龕隨筆》引翁常熟跋，說上海大收藏家沈樹鏞得了《王稚子雙闕》這件寶貝，拿出來在潘祖蔭面前炫耀。正在談笑間，潘居然伸手去奪，結果酒杯都碰翻了，碑帖的貼眉也掛了彩。於是翁調侃道，如果是元代人的拓本，距今有三四百年了，伯寅見到，又該作何舉動呢？
上述奇聞怪譚，在一般人看來，殊不可解。孩子愛玩具，往往癡狂。如果一個成年人突然表現出孩子氣，則足見其摯愛某物之深了。不過，成年人的“玩具”可是價格不菲呢。出身官宦世家，久任朝廷大員的潘祖蔭，為了滿足嗜古癖好，也不得不耗盡家財，甚至不惜負債典質。更不用說群體中其他成員了。誠如作者所言：“潘祖蔭的金石同好中，王懿榮、吳大澂等無不因嗜古而家境窘困。”
王懿榮
王國維《人間嗜好之研究》一文談道，“若夫宮室、車馬、衣服之嗜好，其適用之部分屬於生活之欲，而其妝飾之部分則屬於勢力之欲……常人對書畫、古物也亦然……愛書畫古玩，非必愛其形式之優美古雅也。以多相炫。以精相炫，以物之稀而難得也相炫。”又說，“以此所論者，乃事實之問題，而非價值之問題故也。若欲抑製卑劣之嗜好，不可不易以高尚之嗜好，不然，則必有潰決之一日。”以此觀潘氏群體的嗜古集古，則勢力之欲固然存在，但潘氏諸人畢竟不能如帝王般垂拱高臥，天下之寶，召之即來，來之即永存。經濟和財力上的諸多限制，反而促使群體諸人養成精鑒藏、廣傳承、多考證的風氣。而潘祖蔭本人，也是明確反對“玩物喪志”的。目錄、文字、圖畫和考證著作的相繼問世及出版，無疑是從事實中提煉價值的積極表現。此亦學術興旺發達之正途也。
如王國維所言，既然事實不可改易，為何還要趨高尚而棄卑劣呢？唯其價值所在罷了。俗語雲，“寒不衣，饑不食，唯印、鏡、劍之愛不能馳。”當以價值為皈依時，令君寒不衣，饑不食，愛不能馳的，還僅僅是印、鏡、劍本身嗎？
最後，作者談到金石文化對書法藝術的影響，考察兩者關係，既有藝術之間的相互砥礪，也有學術對藝術的滋養。至於影響所及，是僅限個人，還是囊括時代風氣，就見仁見智了。本書運用大量未刊文獻，以信劄尺牘居多，書後又附潘祖蔭金石交遊紀事，敘述詳實，考證充分。就個案研究而言，足可啟發後學，加惠士林了。
參考書目：
黃濬：《花隨人聖盦摭憶》，上海書店出版社，1998。
羅振玉：《本朝學術源流概略》，見《民國叢書·第一編》（6），上海書店，1989。
繆筌孫：《繆筌孫全集·筆記》，鳳凰出版社，2013。
沈樹鏞：《鄭齋金石題跋記》，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2012。
王國維：《王國維學術經典集》（上），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
趙之謙：《趙之謙集》（第2冊），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
鄭逸梅：《珍聞與雅玩》，北京出版社，1998。
周肈祥：《琉璃廠雜記》（上），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17。
圖片來源：百度百科（侵刪致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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