恰值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之際，以中共“一大”的籌備和召開為主線的影片《1921》，以恢弘而浪漫、青春而崇高的全新方式，書寫了那段可歌可泣的中國革命史，帶領觀眾深入歷史現場，沉浸於那段崢嶸歲月，獲得繼續堅定前行的精神力量。
新的歷史形象：光影答卷
建黨百年之際的主旋律題材電影創作，無疑是情緒昂揚而又考驗技巧的。如何用光影重現那一段輝煌歷史？如何讓觀眾重回歷史現場並獲得新的歷史體驗？從縱向和橫向兩個角度來講，《1921》都面臨不小的挑戰。
縱向來看，同類題材已有珠玉在前。中國共產黨成立前後波瀾壯闊的近代社會發展史是主旋律電影中的常見內容，尤其是“逢五”或“逢十”的大慶之年。自《開天辟地》（1991）以來，《湘江北去》《建黨偉業》（2011）等影片，主題均聚焦於1921年建黨。在電視劇領域，也已有《日出東方》（2001）、《開天辟地》（2011）、《覺醒年代》（2021）等家喻戶曉的成熟之作。作為影片《建黨偉業》聯合導演的黃建新導演，需要對這一段歷史事實進行一次全新的銀幕再現、賦予時代新意。
橫向來看，宏大敘事具有互文本性。以年代為片名意味著作品內容與觀眾的歷史認知之間早已達成某種互文現象。中外電影史上，以年份為片名的電影屈指可數，且幾乎均在影史上留下了經典的痕跡，它們大多表現的是一個時代的巨大轉折點，或是一個國家或民族的重大歷史交匯點，甚至是人類命運的宏大抉擇點。
比如美國的《1917》用“一鏡到底”的攝影藝術探索表現了一戰末期英國士兵穿越敵境傳遞重要情報的英勇，《1941》用戲謔方式嘲諷了珍珠港事件前美軍的散漫，《2012》用令人歎為觀止的想象力描繪了末世之際本真而珍貴的人類情感；匈牙利的《1945》表現了二戰期間國家的罪惡；中國的《一九四二》聚焦的是1942年河南大饑饉這一歷史真實事件。如何能在一眾宏大敘事的中外傑作中以新的藝術手法和美學高度長留史冊，讓那一段歷史更廣泛傳播，是《1921》必須突破的創新點。
正是在這兩條脈絡上，《1921》成為電影界為黨的百年大慶交出的一份新答卷。
《1921》儘管延續了黃建新導演自2009年《建國大業》以來開創的大主題、小敘事、群像式主旋律電影新模式，但與此前的同類題材相比，《1921》用了更詩意化、生活化、戲劇化的手法。影片以國內的北京、廣州、上海、長沙和國際的維也納、巴黎、東京、莫斯科等多個城市交織為敘事的網，每個城市發生的故事最終交匯到上海“一大”召開這個點上來，將中國共產黨的成立置於國際形勢發展的大視野中。細節具象化了思想性：“南陳北李相約建黨”的志同道合，以大特寫拍攝陳獨秀獄中凝神為引子；共產黨始終心懷人民、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的抱負，以李達去印廠將“百姓”改為“人民”一詞為點睛；前清秀才何叔衡決然告別舊時代、求索新思想的堅毅，以片尾縱身跳崖時的“臨危一劍不返顧”（謝覺哉語）為定格……
敬畏提升了藝術性：劇組對中共一大召開前後的上海景象如石庫門、博文女校等場景進行了1:1複原，幾個海外場景也十分逼真，無論是都市風貌還是市井生活，都體現了重大革命歷史題材電影創作尊重事實、還原史實的本分。衝突提升了觀賞性：《1921》在法租界探長、青幫頭目黃金榮的破壞這條副線之上，又輔以兩條副線來交疊出國際局勢的複雜——一條是日本特高課對在滬日籍共產黨人的絞殺，一條是歐洲反共勢力對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和尼科爾斯基的阻撓與監視。在加入愛情、諜戰等商業元素之後，影片具有較強的戲劇張力。
新的革命形象：青春成長
電影是傳承民族文化、共築民族精神家園的重要載體，也是高度市場化的文化消費。所以，重大革命歷史題材電影的要義，仍然是“好看”和“耐看”。講好故事，把歷史唯物主義、主流價值觀、藝術表現力和接受美學相結合，讓觀眾在兩小時的影院時間內沉浸於黨史中，進而繼承黨的革命傳統、傳播黨的精神方針，才是重大革命歷史題材電影的使命。也就是說，它既要受得起黨史專家和廣大黨員的品鑒，又要經得起當代觀眾和後世挑剔的眼光考驗。
從這個意義上來講，《1921》是一個好看而且耐看的故事。
這是一個關於成長的故事。它既是關於中國共產黨的成長故事，又是關於年輕人成長的故事。主要出場人物是13名平均年齡28歲的中共“一大”代表，再加上王會悟、楊開慧等，大多都是稚嫩而心懷遠大理想的年輕人。開篇，毛澤東試圖到法國留學尋求救亡之路。但在陳獨秀推薦的《共產黨宣言》《新青年》的指引下，在志同道合者的鼓勵下，他堅定扎根中國大地，走自己的革命道路。片中，毛澤東想隨著高唱《馬賽曲》的法國人進入上海法租界複興公園，卻與旁邊的國人一樣被作為二等公民攔在門外。在煙花與霓虹的閃爍中，他憤懣地跑過南京路，跑過外灘，回想起童年的叛逆、父親的嚴苛和母親的守護，回想起中華民族的苦難與求索，他逐漸邁開了樂觀向上、一往無前的奔跑腳步。一段長鏡頭與蒙太奇的交錯，塑造了他成為中國革命領跑者的形象。
女主角王會悟的成長故事也令人印象深刻。她想要以“北京大學暑期旅行團”學生來滬的名義借博文女校宿舍給代表們暫住，可是年輕而老實的她不會說謊。在李達的多次訓練下，王會悟終於能面不改色心不跳地“欺騙”女校校長。經過這一次次成長，在會議尾聲，她在車站安排代表們分批秘密轉移到嘉興南湖時，已然是一位成熟的革命者。
這是一個關於浪漫的故事。李達與夫人王會悟這一對革命夫妻的伉儷情深，毛澤東和楊開慧這一對革命青年的甜蜜之戀，是貫穿整部影片的兩條情感線。李達與王會悟之間的相識相知、相濡以沫，楊開慧和毛澤東的書信往來中互道昵稱“潤”與“霞”，展現了偉大的革命伴侶之間的浪漫之情。王會悟搬家時手中的花，李達迷茫時碗裡的湯圓，楊開慧送別時手中的傘，毛澤東離鄉時筆下的字，構成了觀眾代入時代先鋒們情感生活的秘密通道。
這是一個關於夢想的故事。李達家的對面，住著一位天真爛漫的小姑娘。片中，李達和她之間曾有過幾次眼神和手語的交流。片尾，現代時空裡一群小學生參觀“一大”會址，鏡頭裡出現了小姑娘的身影。她仿佛存在於李達的夢境之中，這場夢，是以這位小姑娘為意象的中國人民的夢，是關於改變中國命運的夢，是關於改變人民疾苦的夢。
新的女性形象：“她力量”
《1921》最吸引女性觀眾的地方，恐怕是“她力量”。與其他幾部建黨題材作品不同，《1921》在充分尊重史實的基礎上，對20世紀20年代一群女性時代先鋒的形象進行了與時俱進的闡釋。
導演用幾組鏡頭和幾場重頭戲，賦予王會悟這位中共一大的“溫柔衛士”以具有現代感的獨立、堅韌、智慧形象。王會悟本就是奔赴上海尋求婦女獨立解放的新女性。她與李達定情之日，鏡頭以李達的視角將走下樓梯的王會悟帶到觀眾眼前，樓梯窗戶賦予的頂光和攝影機的仰角塑造了她美好而進步的女青年形象。在協助李達籌備建黨的過程中，影片通過她幫助選擇會場、變更會場、守衛會場，安頓代表、掩護代表、轉移代表的幾場戲，凸顯了她逐漸成長為偉大革命女性的歷程。中共“一大”轉移會場至嘉興南湖，王會悟在煙雨之中的湖心畫舫撐傘獨坐放哨的大全景鏡頭，具有中國山水畫的詩意美，將她柔弱的江南女子外表之下的機智勇敢襯托出來。但王會悟又是內心矜持而有煙火氣的。波詭雲譎之中，她不忘用精致的花瓶養著花草。時代洪流之中，她不忘盛好湯圓送到露台安撫丈夫的焦慮。顛沛流離之中，她時刻不忘作為母親的樸素本分，平衡家庭與革命工作之間的智慧與艱辛。
與王會悟不同，影片中的楊開慧則代表了對愛情和理想堅貞不屈的青年女性。楊開慧的革命生涯與黨波瀾起伏的革命鬥爭歷史緊緊相聯。《1921》裡甫一出場的楊開慧，是“自古湘女最多情”的形象：與毛澤東的情愫暗生，家庭教育賦予的書卷氣息，追求愛情的大膽奔放，惜別毛澤東的依依不捨。影片末尾，29歲的楊開慧英勇就義，正是偉大的信仰和高潔的愛情升華了她的人格。
不僅如此。博文女校名稱背後是那個時代女性渴望平等受教育權的風潮，支持毛澤東的洗衣場老闆娘所代表的普通女性形象也立體鮮活。“婦女能頂半邊天。”以王會悟、楊開慧這兩位革命女性為代表的中國新一代女性，她們豐沛的個人情感和崇高的革命意志，可以說正是今日中國女性力量的源泉。
回顧黨史，歷久彌新，我們總能從黨史中不斷汲取前行的力量。黨史題材影視劇不僅承擔著謳歌黨、謳歌祖國、謳歌人民、謳歌英雄的重要使命，而且成為當代觀眾學習、重溫黨史的重要載體。十九屆五中全會和“十四五”規劃對文藝發展特別提出了“促進滿足人民文化需求與增強人民精神力量相統一”的要求。黨史題材要常拍常新，難就難在一個“新”字。《1921》進行的一系列創新，使它能成為一部讓人們在光影中體會黨史、牢記黨史的優秀作品。（作者：支菲娜，系中國藝術研究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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