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年號變遷與時代記憶

芹川洋一：日本4月1日公布新年號，4月過後平成時代（1989年1月7日~2019年4月30日）就將結束，從5月起使用新年號。新年號是日本自大化（645~650年）算起的第248個年號，日本將翻開嶄新的一頁。

即將過去的平成時代到底是怎樣的時代呢？不可否認日本社會發展停滯、災害頻發的事實。很遺憾，似乎只能將這30年概括為日本走下坡路的30年。

不可思議的是，明治（1868~1912年）、大正（1912~1926年）、昭和（1926~1989年）都通過年號形成了時代的印象。儘管沒有合理的解釋，不過可以確定的是，年號會改變人的心情。此次改元或許會成為走向全新日本的契機。

把時針撥回到30年前。昭和64年（1989年）1月7日，早上6時33分昭和天皇駕崩。

日本當時的官房長官小淵惠三在昭和天皇駕崩8小時後的下午2時36分宣布“新年號為平成”。

在此之前，8名有識之士從下午1時零3分開始舉行“關於年號的懇談會”，從包含“修文”、“正化”等在內的候選方案中選出了平成。

時任官房副長官石原信雄主持了懇談會，他回憶稱“1人選‘修文’，1人選‘正化’，6人選了‘平成’。最後就決定是‘平成’了”。

他還表示，“1988年9月20日，因天皇身體狀況突然惡化，與首相竹下登、官房長官小淵惠三緊急協商時，聽取內政審議室長的場順三的報告，決定年號懇談會就從這三個方案中選出年號”， “雖然沒有直接說出口，但總覺得應該就是‘平成’”。

當時改元問題的實際負責人的場明確表示，提出“平成”的人是已故的東京大學名譽教授山本達郎。

但是現在仍有很多觀點認為“平成”是由陽明學（明代王陽明開創的學派）學者安岡正篤提出的。的確，日本1979年年號法制定後，安岡正篤受到委託討論年號方案，他提出的年號中就有“平成”。雖然基於不採用已故學者方案的方針，“平成”從候選中消失，但之後山本達郎提出的候選方案中也包含“平成”，並最終被竹下登採用。在解讀“竹下語錄”的追蹤採訪竹下的記者當中，這種說法受到廣泛認同。

原本在明治之前的慶應時代改元之際，“平成”曾經被否認掉。森鷗外在《元號考》（注：年號在日語中稱為“元號”）中寫道“菅原修長（注：日本貴族、宮中顧問官）……呈報了（平成方案）”（《鷗外全集第20卷》426頁）。

《元號考》傾注了森鷗外的心血，他在大正年間為應對下一個時代，力爭匯總從大化開始的240多個年號制定的出處和候選年號。這本書是森鷗外未完成的遺稿。關於年號，內容更全面的是森本角藏所著的《日本年號大觀》（1933年），詳細研究了過去的年號。這部850頁的大作已成為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數字化資料，可以閱覽。

從森鷗外的《元號考》來看，“明治”在江戶時代（1603~1867年）曾8次成為候選年號，在那之前也曾有2次，最終在第11次被採用。“大正”在江戶時代也曾2次成為候選，在南朝方（注：日本的南北朝時代，1336~1392年）改元時也曾被提出。

昭和是第一次被提出，不過其出處與明和改元（1764年）相同，都是《尚書·堯典》中的“百姓昭明，協和萬邦”，只是引用的文字不同。之前寶歷改元（1751年）之際“明和”也曾被提出。

日本年號研究第一人、京都產業大學名譽教授所功表示，“年號是用文字來表現新時代的希望和理想，不過是選擇與時代相符的文字而已。過去成為候選的年號既有出處也有意義。新年號的出處不應僅限於中國古代典籍，還可以從日本古典中選擇，無需過於拘泥於先例和俗用”。

新年號無需過於在意過去是否成為過候選或被俗用。重點在於作為反映時代的文字是否合適。

說起明治就想到維新，說起大正就聯想到民主和浪漫，說起昭和則想到戰爭和經濟增長。年號讓人回顧起當時的時代。而平成似乎總帶著抹不掉的負面印象。

政治學者、東京大學名譽教授禦廚貴則有不同看法。

他在2月24日的BS東視“NIKKEI周日沙龍”節目中表示，“現在出現一種概括，即從單個指標來看並不算好，但是從平成30年整體來看卻出乎意料地不錯。（明仁）天皇也表示平成這個時代與戰爭無關”。

“先有了昭和這個時代，到了平成也一直處於戰後。如果隻以平成來概括，戰後已經消失。此次天皇退位使天皇製能動化，年號也能動化。年號成為有意義的記號，能夠區分不同階段”。

的確，此次改元應該會帶來積極意義。

雖然情況不同，不過曾有政治家提倡通過改元來改變對時代的認識。

例如被稱為日本憲政之神的尾崎行雄曾在戰敗後這樣提倡過。

尾崎主張“為了讓不論男女老少還是貴賤賢愚的全體國民都認清戰敗的事實，我認為應該改年號。年號可以帶有‘新生日本第一年’的含義。或者是帶有‘民主主義元年’、‘興國元年’或‘投降2年’等含義”（《尾崎咢堂全集第10卷》195頁）。

毫無疑問，新年號中傾注著對未來日本的期待。

日本經濟新聞（中文版：日經中文網） 芹川洋一